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201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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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pp13-27）
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
——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庄孔韶 采访者：孙庆忠
庄孔韶：1988年获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博士学位，同年获首届香港霍英东教育研究基金后赴美访问研究。1990—199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切斯特•弗里茨博士后研究基金，在该校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和人类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94年后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实验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2003年以来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10年受聘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汉人社会、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摄制、教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文化撰写的多元实践、应用人类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等。代表性著作包括《教育人类学》（1989年）、《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1996年）、《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2004年）、《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2009）等；主编《人类学通论》（2002）、《人类学概论》（2006）、《人类学经典导读》（2008）等系列教材；《自我与临摹》（2001）、《远山与近土》（2001）等人类学诗集、随笔、摄影集和田野志五本；以及《端午节》（1996年）、《虎日——小凉山民间戒毒实践》（2002年）等多部影视人类学片。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博士。
题记：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建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庄孔韶教授1978年师从林耀华、黄淑娉两位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开始，亲历了学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原始社会史的学习入手，到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专业训练，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转向汉人社会研究，到九十年代以来积极投身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在他关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贡献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了呈现这位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行进脉络、探索的理路、思考的灵感和人生体悟，2010年12月3日，2011年1月2日和15日，采访者三次听庄孔韶教授畅谈，分享了其行旅与悟道的过程。现辑录成篇以飨读者。
一、生物-文化整体性：见证彩云之南的民间智慧
孙庆忠（以下简称“孙”）：1979年到1983年您在西南山地民族的调查，为了寻找干栏长屋几乎走遍了云南游耕山地，涉及基诺族、拉祜族、布朗族等十余个族群及其支系。这种特殊田野经历，使您对生态人类学，尤其是适于当地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刀耕火种有了充分的认识，也是您20多年后从事人类学应用研究的前缘。在这个时间跨度中间，您的学术机缘和研究脉络是怎样的呢？
庄孔韶（以下简称“庄”）：1978我考上林先生和黄老师的研究生后，先学习“原始社会史”，后来慢慢接触民族学和人类学。那时候，我堂姑在加州，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就有信件的联系了。后来她来大陆时从台湾辗转买到了基辛（R. Keesing）的《当代文化人类学》和论文集等。在那些书中我看到了澳洲学者对西南山地民族顺山脊南下直抵中南半岛南端的记录，以及拉帕波特（R.Rappaport）关于新几内亚游耕能量投入与产出的生态适应性新见解。这使我兴趣大增，阅读了戴裔煊的《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和世界民族志里关于东南亚部分。当时的民族志有两点印象深刻，一个是游耕的人因为游动，房子易拆建，没大房子，也就不会有大家族，好像是一个断语；第二是英语的、俄语的民族志里，关于云南境内的游耕文化的情况不明。后来跟黄老师在西双版纳调查的时候，我的重点就是要看游耕和干栏建筑、家庭结构的关系，以及大房子的分布。
1980年在跟黄老师和同学调查之后，我又一个人分几次把云南的游耕分布区走了。当时血气方刚，深受摩尔根（L.H.Morgan）考察易洛魁部落的影响，并且喜欢只身旅行，年轻嘛。就这样，沿着中缅边境，怒江大峡谷，竹鼠、蚂蚁卵、蝌蚪都吃过了，把有大房子的地区走了一遍。在多次的调查之后，我从人口密度和生态压力上发现和总结了云南的两种游耕方式：一类是前进游耕，他们多在山脊上游走，一往无前，例如苗、瑶、苦聪等等，简陋草排，支架就几根棍，很简陋；第二类是螺旋游耕，如跟黄老师去的基诺族，它的周边有傣族，有哈尼族了，最后他们就窝在攸乐山里了。大概是生态与人口压力造成了定期循环的游耕年度周期，以使在一个周期内保证林木复生和维持良性生态循环。我们考察的基诺族曼雅寨游耕周期为13年，龙帕寨为7年，其习惯法和族群规范是依据。调查发现，这些游耕民族不用费太大劲就够吃够喝了，还有几十人的大家族形态，生活感觉也很好。于是，我的调研找到了中国云南干栏大房子的基本分布及其特征，以及两种游耕类型，否定了游耕者难于有大家族和坚固建筑的论断。当年我还把上世纪50年代的云南民族的调查报告过了一遍，凡是有投入产出的游耕都计算了，也印证了拉帕波特的研究。然而，说这游耕是人类的一项创造发明是多少年后的事儿了。直到现在，人们也总是把有序游耕和毁林烧荒混为一谈，刀耕火种依然被看作是原始的落后的。可见，人类学思想普及不够，游耕业的文化诠释也不深入，更难以传到公共事务中去。
孙：您喜欢只身旅行调研，《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一书记录了您对“干栏”长屋（含平面配置绘图）与家族制度关系的探索。应该说，您对山地刀耕火种民族的调查与分类成果，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您转向教育人类学，转向汉人社会研究了。2000年之后，因项目评估您再度重返故地，并用人类学的思想重新认识这一地区的生产方式，也让您在文化保护和生态修复上贡献了人类家家的思想和行动策略。那么，山地民族的生活状态如今怎样？刀耕火种对这些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
庄：1983年田野调查之后，我主要进行文献研究，把欧亚大陆的所有有大家族的，包括游耕的和非游耕的族群，进行比较研究，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前进游耕跟螺旋游耕的分类是当年研究的主要贡献。1999年我开始做公共卫生，中英项目是2000年开始的。大概是2004，2005的时候，有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让我去评估。因为评估到了云南跟广西，旧地重游两三次全是这些地方。后来我还找到1980年调查时我的报道人。当学生时黄老师要求我们的笔记很仔细，所以我记得他的名字。25年后找到他，当年的那个小伙子，热泪盈眶，感慨万分。过去我也爱看一些名人传记，一个学者何时做什么有的时候不可预料，都是机缘，如果不是旧地重游，也就想不到了，但到那里就自然会问，刀耕火种那些人还烧吗？
山地民族的生活情况，与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民族生计方式转变后的处境有相似之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不与少数民族协商的前提下，硬性划分了国有林范围，虽保护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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