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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

2007-06-07

评《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
常利兵《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三卷第一期(2005年4月)

莊孔韶等,《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1,496頁。

《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一書是由莊孔韶等9位中國人類學界學者共同撰著的一部關於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人類學研究的接續性關注和回訪追蹤的學術論著。該書內容龐大,跨越了一個長時段,由20世紀前期延伸至21世紀初期,回訪田野點的選擇以林耀華、楊懋春、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許烺光、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楊慶堃、波特夫婦(S.H.Potter and J.M.Potter)等著名的中外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學者於20世紀曾進行過長期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的多個中國鄉村,其中也涉及到1935—1942年期間由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調查組織對華北一些村莊進行的數十次實地調查相關內容的考察和分析。莊孔韶等人對於每一個著名田野點在近一個世紀中的發展歷程與變遷事實進行了細緻入微的闡釋與建構,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與交流的研究路徑,在本土化的理性關懷和學術累積的層面上使得中國鄉村社會的學術生命得到了延伸。

整體而言,本書追隨了這樣一種理念:「我們在本書回訪的眾多的例子中清楚地看到了各個社區環境與技術變遷以及內在動力的調整性咦鳌N覀円灿纱说玫缴鐣侨绾巫兓囊约霸谑颤N方向上變化的認識。回訪研究容易使我們一方面面對歷史的向度,一方面發現跨越時空的不同的文化選擇。回訪提供的鮮明的前後對比,還將加深我們的價值體驗,那最終是考慮當代發展的意義和保護的意義:對中國地方文化的理解(包括詮釋和行動)是區域穩固發展的重要根基:保護地方農民文化的多樣性就是保護中國文化。」(<序言>,頁7)同時,作者的學術關懷和追求能夠讓讀者深切地感受到回訪作為一種研究路徑所隱匿着的中國村莊歷史文化連續性的存在,它已不能被所謂「傳統農民的終結」這樣簡單的論調所囊括。對處於一個長時段時空背景之下的村莊個案的雙重或多重剖析和透視所折射出來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複雜關係網絡(諸如權力與實踐、拒斥與接納、變遷與斷裂、制度與文化、衝突與整合),從多面、立體的視角為我們解析國家與地方社會、大傳統與小傳統、村落共同體及其認同機制的咝熊壽E,為中國鄉村社會的不斷進步提供了一份頗具價值的地方經驗。

本書分為兩大部份:一為八個田野點的延續性調查:二為對著名田野點進行接續性研究的理論預設和意義的闡述。第一部份用了九章的篇幅分別敘述了八個著名田野點的後續性研究成果。

莊孔韶就林耀華《金翼》[Lin Yueh-hwa,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一書的文章<金翼家族百年過程的學術研究要義>,全面翔實地展示了金翼家族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流變過程中是如何調整自我以適應小地方與大社會的咦鬟壿嫷摹W髡吡⒆沆短镆敖涷灒瑢ⅫS村社會裡的宗族組織、社區結構、家族變遷、村落信仰等微觀事實的繼承與變革進行了真實再現,並將其與中國本土的哲學理念、歷史文獻、政治過程、制度設置、文化直覺等固有的資源作了深入的關聯性分析。阮雲星則追蹤考察了《義序的宗族研究》[林耀華,《義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一書中所調查過的福建義序村落宗族活動在現時社會中的具體表象,主要採取曰誌的形式就「十代同堂」祭拜祖宗的祭祀活動做了全程記錄,探討宗族現象在現代化社會進程中的復蘇所發揮的整合功能。

潘守永在楊懋春半個多世紀前的代表作《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Yang Mou-ch’un,A Chinese Village:Taitou,Shantung Provi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以及1979年美國女學者Diamond重訪台頭村莊而寫的長篇論文<模範村與鄉村真實>[Norma Diamond,“Model Villages and Village Realities,”Modern China 9:2(1983):163—181]的基礎上,立足於現時的多經變遷的山東台頭,結合自己的田野經歷,深入湷龅年U述了一個華北村落如何在兩個中外學者的視野裡得以輾轉前進從而凸顯出一個區域社會歷史的延續和變化。

蘭林友關於華北村落——山東後夏寨村的追蹤研究則是在滿鐵的實地調查與慣行再調查以及對印度裔美國學者杜贊奇的一部代表性作品《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進行詮釋和反思的基礎上展開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對華北村落的人類學研究基本上是對杜贊奇的華北村落研究的一種回應性研究,只是切入點不同而已。我以人類學民族誌現在時為主,以追蹤調查再研究為模式。」(頁178)作者從村落性質、親屬結構、婚姻實踐、村落政治、民族誌方法論等主題向讀者展示了一個鄉土社會的人類學個案研究。通過探討家族、村落、上層政府問的互動關係,作者對杜贊奇著作中的部份論點提出了質疑和校正,並提出了「情景性社會關係解說模式」和「殘缺宗族分析性概念」兩個頗具說服力的建構性概念。

段偉菊和張華志二人進行後續性研究的田野點均為許偯光《祖蔭下》[Francis L.K.Hsu,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所關注的雲南大理西鎮村莊,但段張兩人的研究旨趣迴然不同。前者追蹤考察了西鎮村民家族制度、祖先祭拜、族群認同等村落文化的繼承和演變,以及對村落共同體整合的功能性分析,以考察基於祭祖活動的延續所產生的心理認同在西鎮族群認同體制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後者則另闢蹊徑,沿着西鎮村莊商幫的歷史脈絡,在社區變遷的歷程中考察了不同時期西鎮家族企業的興衰變革。在此基礎上,就家族企業内部的產權制度、咝袡C制、繼承模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民間信貸等問題作了詳細論述,真實地再現了西鎮村人家族企業的歷史軌跡。

周大鳴在本書中概述了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有關廣東沿海地區鳳凰村莊的調查研究成果:《華南的鄉村生活》一書[Daniel Harrison 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Volume I. Phenix Village,Kwantung,China(New York City,Bureau of Publications,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25)],並立足於此就鳳凰村的經濟生活、人口結構、家庭婚姻、宗族制度、風俗信仰、教育設置、政治文化等因素變遷進行了框架性的敘述,從一個整體的視角來透視村落文化的亙動與關聯,並對葛學溥「家族主義」的研究結論是否具有一般性提出了質疑:「筆者猜想,如果農村調查換一個地方,換在在宗族組織和勢力不那麼強大的地方,是否中國革命的策略會有大的改變?」(頁338)

孫慶忠對廣州南景村落的接續性研究則是基於楊慶堃《向共產主義轉化前期的中國村落》[C.K.Yang,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Technology Pre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中有關人口結構、土地利用、生產消費、親屬制度、權力結構、階級流動、新政權建立、土地改革、經濟文化、家庭革命等諸多方面的村莊民族誌記錄,通過與20世紀50年代以後南景村莊經濟結構、家族體系、權力格局、儀式信仰、人際關係等問題的比較研究,讓我們在跨越時空界限中清晰地看到了一個村落改變了什麼,保留了什麼。作者對於南景由傳統村落發展為一個具有現代化氣息的都市村莊變遷模式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的張力和融合在表達自我的實踐中如何推動村莊進步。

覃德清的<華南茶山的多重文化意象>一文在解讀波特夫婦《中國農民:革命的人類學》[Sulamith Heins Potter & Jack M.Potter,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一書的基礎上對廣東茶山區域社會進行回訪後寫成。作者通過梳理波特夫婦關於茶山鄉村社會變遷歷程的敘述,從村落集鎮、制度文化和人情關係的預設出發,考察分析了自20世紀80年代後茶山社會的巨變以及「茶山意象」的營建,從而凸顯出了自1949年以降華南地方社會史演繹進程中一個文化象徵是如何進行多重構建的,以及對村落共同體和族群認同的整合功能。

書中第二部份,莊孔韶的兩篇文章{中國鄉村人類學的研究進程)、<回訪和人類學再研究的意義>主要從一種理論關懷的視角詳細地闡述了農民社會研究中特有的小農經濟、文化傳統、家族制度、族群認同、宗教信仰等問題,並指出進行中國鄉村人類學回訪再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時意義:「總之,農民社會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過程,社區結構變遷的各個方面,從經濟、政治、心態、信仰乃至農民邉樱继幵谌祟悓W和相關科學的視野之中。」(頁414)可以說,作者這種對農民社會進行長時段的學術關注和研究遠遠地超越了當前社會學界中那些所謂透視或解決「三農」問題的時髦作品。也許,社會學人類學「分家不分灶」的現象正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綿延不斷的一種學術回應和能動實踐。

當然,回訪田野點的選擇全然是社會學人類學名作中的名村,並且在布局上也存在一些失衡:華北僅有山東台頭、後夏寨兩村莊,而華南則有黃村、義序、鳳凰村、南景、茶山五個村落,西南有雲南西鎮一村,這點讓有興趣關注其他在20世紀前半葉中國鄉村建設邉优d起以及社會學人類學調查研究蔚然成風的時期產生的諸多反映普通鄉村社會歷史境況的社會學人類學作品的讀者稍顯失望。

常利兵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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