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网站 | 频道首页 | 本站地图 | 论坛留言 | 合作联系 | 本站消息 | |

《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

2005-05-28

《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1920年至1990年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周泓

  庄孔韶先生的专著《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1920年至1990年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以下称《银翅》,台湾桂冠书局,1996年),被港台出版界誉为"近三十年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大型著作之一"。其重要价值即在于:一、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洞悉力,广博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予以了透彻的解析,剖析了中国文化过程高层与基层、外来与本土、传统与新生之间传递、协调、分化、关联的整合过程,从而揭示了其间整体与部分、群体与个别之文化行为规则与变异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历史源流。二、作者的笔锋触及近百年中国历史,其间文化溯源追踪至千年传承篇章。在此,作者多时段、多惟度、多层面、多手法的社会体系与文化制度渐变的透析,成功地将社会历史范畴纳入到文化人类学有待填充、完善的这一领域,并在具体研究中打通了学科壁垒,从而扩大并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三、在当今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由"原始"向现代、由村落向城镇、由异族向自身转型的时期,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也面临着新的构建与补充。作者意识到原有人类学理论对中国本土研究的局限性,认为其附带的发源地认知范式与人类学重视文化相对意义的研究不完全符合,在其研究中避免了这些理论的机械导入,发掘并提炼出适应中国文化认知体系的理论与方法,使人类学理论研究有所创新。无疑,庄先生的这一中国本土文化变迁研究,使人类学步入了一个更广阔的时空,值得人类学家和学子们为之称贺。
  《银翅》是庄孔韶先生对林耀华先生关于中国家族制度与乡村社区研究的大作《金翅》的续篇,然而《银翅》不论在体系、内容、理论、方法抑或写作手法上都突破了《金翅》研究的范围。它在构架上不是仅循着金翅之家后辈的线索,而是将其扩大至县镇社会变迁和诸人事、阶层关系,作社区过程研究;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作者的重要补白是将人类学一直忽视的军人角色置入其研究视野,并勾勒出中国地方社会的"汉堡包"式层位结构、各级权力组织与人事运作的"类蛛网"式社会结构解释模式,同时作者着力于中国文化上下层关联、沟通、整合的透视,发掘中国文化的过程特点及其伦理、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式准-组合家族理论、文化的直觉主义论和反观法--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在写作体例上,作者不仅采用文化人类学论文的形式,而且兼有随笔、民族志和借助他种文学形式,将中国式文化写作与思维表达同其他写作原则浑然一体,使不同认知方式交替互补,作逻辑、实证和直觉思维方法结合于同一文化研究中的实践性尝试。

一、社会结构更替研究

  《银翅》是衔续《金翅》的基本脉胳而展开,作者曾跟踪访谈金翅之家后裔及相关者三百余人,绘拟黄氏十三代全部系谱,包括世代层次和房派支系(宗谱长达5公尺,页245),考察了当代与古代大家族的关联点与衍分要素,并作了族性关系与强族意识仍持续存在的原因新释。然而《银翅》跃出了家族与乡村的经纬,涉及到省县镇社会诸层面。

(一)旧中国乡镇社会"汉堡包"层位结构。

  作者首先注意到具有双重地位特征的、乡族政治的代表乡绅阶层,认为它是政府连接、渗入及协调乡族社会的缓冲力量,也是乡族社会面临上层力量的"积极的适应性回应"(页41),政府组织下达乡村宗族社会必须依靠地方势力的配合方得运转。这与中国政治中心、省府、城市不容许宗姓分权势力存在截然不同,形成"中国高层政治权力和基层族姓力量各自分层存在的特点"(页44)。

对介乎地方军政集团与乡镇之间的保长,作者分析到,他们由族长、乡绅推举,屈从地方宗族的节制,又依附、代表政府,这种协调上下的推选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是一致的,认为处于交接点的保长置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矛盾运作前台",是出面整合乡族内外关系的周旋者,其多变性的面目与行为方式是政界、军人与乡绅力量整合之需的反映,"保长之社会性表演则是沟通上下意图与利益关系,实施社会平衡术的文化行为"(页49)。这是与杜赞奇entrepreneural brokerage,protective brokerage两类经纪模型之角色中介(Duara,1988.p43)的不同见解。指出保长与新绅分别是县镇与宗族社会铺垫的连续的缓冲层。

《银翅》对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是将军人集团与军农关系纳入其研究领域。作者研究了民国时军人阶层诸团体组成(包括保卫县镇、豪绅及商会的民团;以生计或抢劫为目的的自治军;大小军阀和正规军),其行为方式与宗姓乡族认同且冲突的双重关系,研究了军人集团与地方当局结合的前提、过程与特点,认为军人集团与中国乡镇县基层社会的运作直接相关,其基本特点是超经济掠夺和控制地方当局,从而"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与军人结合和被军人推拉的社会制度"(页62),县镇当局与乡族社会共同面对着处于常态的军事势力集团,促成了具有阶段变动性的军人和行政体制的县政官员与豪族利益的乡绅之合作政权或军人-绅乡政权。从而在中国草根社会之上运行着县镇和超县镇军政力量的"双轨"机制(页64),分别与草根社会构成了中国地方社会"文武"两种运作模式。由是《银翅》为读者展示出旧中国地方社会多层级关系的轮廓。作者进一步剖析到:地方军人集团虽是可穿透政府与乡族社会、改变地方社会机构与阶层之均势、推拉地方社会体系运作的强大干涉力量,然其共同特点是没有文化宗旨和社会改造意识,因而不可能战胜地方社会的文化制度与阶层关系,并易融于地方农人社会(页66)。并深刻阐述了军农关系及其作用。分析到,国民党统治区军人、地绅集团与农人激烈的矛盾,使旧的社会系统不断出现失衡与混乱状态,因而改变和推翻该系统的行动,如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赢得农人的支持,并由此获得充足的兵源;地方游击队与农民结盟,削弱了政府在农村的阶级基础(页62),阶级教育,将军队士兵与农人连接起来纳入政治革命的轨道。因此拥有政治文化因素的军队,战胜了旧的缺少意识形态动因并给农人生计带来困苦的军队,最终促成了濒临崩溃的乡村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中止。解放军、民兵代替了军阀民团、保长乡绅,结束了以往乡族农村带有缓冲层的内外相隔的状况。基层党组织、民兵与农会共同构成了新的乡村社区组织结构(页63)。

(二)"后-张鲁社会"之"蚌状结构"

"张鲁社会"为政教合一、按需享有的道教共产主义体制,作者以"后-张鲁社会"喻人民公社形式。辩析了人民公社时代,与传统的家长制、忠君思想相沿袭的集权主义和领袖崇拜;论述了这一形式下,社会组织模式的显著特征:高层与基层传媒的迥殊地位,信息发源地的一元化权力中心,信息指令逐级下控、限定和层减,失去选择性导致盲从;同时基层官员向上迎合,使信息上传失真;多向人际关系网络代替横向制衡机构,且各层组织都须防犯和反对与最高权力抗衡的群体和个人,致使这一模式上下信息的删改和截留具有了条件和可能(页133)。

作者论析在自上而下单向支配模式中,横向组织间只有非主导的、竞争的、补充性的信息交流,加之传统文化对钦定意识形态的受容性,便形成了传递的"蚌状结构",即平行机构有意识地竟相对上级指示、意图作向心性重复解释、修饰、宣扬、推崇、吹捧,出现各单位的"争俏"状态(同上)。这一"蚌状结构"成为人民公社乌托邦蓝图得以实践与盲从的重要基础和信心来源,并造成不可遏制的危害。作者言及在近年,上述传递模式与信息指令截留仍存在,指明若出现决策性失误,便致成大范围损失(页135)。

(三)类蛛网式社会制衡结构

作者通过对地方各级权力组织与个人关系运作过程的逐层探析,提出了阐释了中国社会过程综合、渐变的理念性解说模式"类蛛网式"社会结构与新均衡论。1、中心点原则,表述为:大社会网中心至周边呈放射状联系;社会各层级都有类蛛网式结构;越靠近中心点越可支配下级机构和平衡其横向关系。2、中心与周缘有直达、支配和顺应、依存的关联或反向质询与批评的运作形式,其类别体现社会过程的变化。3、类珠网各层面有防止破损和可修复功能,表明其一元化组织系统的不可变更性(页468)。4、组织系统在结构运作中有实践的规定性,使得新成分机体整合于网络模式中,说明周层网格关联的可重组性。5、地方利益渐成为向趋近中心点各层级利益制衡的条件与筹码(页469)。6、团体在网络中依目标与利益有变通性、变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往往不受意识形态和既定组织原则的牵制,易结成交错制约的网状片断。7、类蛛网模式容纳了中国文化人伦相对、中庸之道等平衡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总处在不断使片断与整体达到整合与均衡的过程(页470)。

(四)社会变革的阐释

作者追述了前革命时期(1920-1950年)福建农村的族田类型、租佃制度和田赋过程;考察了废除旧土地制度与族权、确立了农民的地权后,阶级划分和土地享有的状况。重点考察了在新的政治原则下,旧的文化关联与协调方式是否消失,基层社区生产结构有否改变当代乡村社会社区与文化要素有何变化。具体分析到,土地改革打破了千年的宗族制度、雇佣方式、田赋与债务格局,为超血缘的社区互助合作提供了前提(页102),同时在农民内部仍然承认宗族原则,保留"族田";而合作化时农人在互助组时的积极性未得持续,原因在于集体化构想未能与农人思维、乡族制度相协调;继之人民公社集体化及其供给制原则,第一次历史性地动摇了传统家庭生活方式及其内外关系,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一,取消了乡村的独立性。作者注意到文化革命时期,乡村社会改造和新村规划的重新实施,而土地细碎限制了机械化和科学耕营的进程,于是福建农人个体与家庭避开左的政策,走向外界银耳商品市场的生涯。这一新生计的发现和其效益的推广吸引大批玉田农人离开耕地,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农人银耳经销网链,从而改变了其传统生活与生产结构,构成新商阶层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作者考察了70年代福建农人即开始暗自试行的与银耳市场并行的生产定额责任制,在黄村表现为小计划、小包工、小组作业的定额包干制,80年代初,形成与新农业政策相互影响的态势,还出现了购销包干政策。作者分析了诸种责任制施行的过程及其与农人结合的程度,并认为传统家族主义对农人选择责任制形式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紧密与传统家族主义原则相整合的包干到户责任制,使人民公社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这是一个政策与文化间相试探性的整合过程(页196)。强族意识与宗姓认同再度得到推崇,族群利益与社区公益并非总能重合(页270)。作者进一步讨论到责任制后的中国乡村家庭不会返回传统农业社区家庭,因为家庭承包经营已纳入省、地区、县镇商品经济网络。在此《银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多种经营的福建社区农业结构,并牵引出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将谱写的乡村城市化景观及其对户籍制改革的要求。

 作者还研及产品价格双轨制嵌入农业社会的过程。在论及农业现代化问题时作者呼吁,与家庭农业生产责任制相关联的土地政策,只是改善文革后贫困生计的权宜之策,农业社区向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的新的集约(页215)。作者通过80年代玉田县供销系统流通诸环节(如税收、粮食经营等问题)及政策性因素的研究,提出乡镇发展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和市场将代替"双轨"的运行趋势,认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是平衡多元经济的重要手段(页240)。 这里我们透过作者的笔翼,触觉到了中国现代社会更演的脉膊,从"汉堡包"式层状缓冲结构,到"后-张鲁社会"单向支配结构,再到类蛛网式多向制衡结构,我们看到了中国诸层级社会之关联、制约、影响如何愈渐密切、强化和扩展。

二、人类学课题新探

(一)关于精英-大众文化关联、互补的探讨

关注基层社会是本书的宗旨所在,高层文化理念与基层文化的关联互动、融会贯通,始终是作者热衷的论题。作者论述到,宋明朱熹在将儒学由高层传至民间时,将政治、伦理、哲学思想紧密纳入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中,使儒家文化制度化(页44);循吏不仅在地方建立行政秩序,也建立文化秩序,在连接、沟通儒学精英与大众文化整合中,发挥重要中介职能,有力推动了思想对制度的影响(页404);乡村先生是儒家精英文化传至乡间的文化中人,同时携带民间与道家信仰,是上下层文化及儒道交接的身兼者。儒、道在不同文化层次的共生,与中介文人在文化层级间及某文化层内的整合之功,是紧密相联的(页411)。作者注意到历代儒家、统治者均不忽视把宗法思想这一高层文化作为教育主题,不断疏导到基层社会,并紧密与乡土文化结合起来(页245)。宗法理学嵌至民间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理学与家礼、家规相连结。祖训、家规、乡约包含通俗儒学要义,修谱、建祠均表达儒家宗祧、人伦理法,强化了族群认同意义。观察到宗族制度、家礼之规在福建民间有广深影响,祭田、墓田皆体现儒家思想成功的文化实践。作者考察到在中国曾划分有地绅、农民诸阶级,但却难划出各阶级、阶层对传统儒家理念受容和付诸实施的文化差异(页303)。认为中国基层农业社区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是类似的,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的传承,主要为普及性儒学教育和以儒学要旨为主题的民俗生活,绅士与农人的文化环境是相同的。农人生育观与大家族意识等,皆是宗家主义文化在乡村中国贯穿一致的证明(页304)。

作者指出近代执政者继以儒学教育贯于民间以达稳定社稷之效,民国时儒家理念与礼法一再通俗化,宗家观念在民众社会不断延伸。认为宗家制度与小农经济相合拍,解放后中国乡村社区经济图式未有根本变化(页269)。在此,作者强调中国人的宗谱和祭祖是强化血缘的宗家理念的潜移默化行为,与财产继承无关,当代中国族群认同及其理念仍超乎功利的目的(页Ⅵ)。总结道,父子宗祧继承的中国宗族家族文化体系,是亲缘关系与人伦哲学、社会秩序整合的结晶(页276)。

(二)宗教信仰的理念与田野观察

作者首先着笔于民间信仰。考察了以福州至玉田县一线为中心的陈靖姑女神信仰的产生、传播、分布及信仰圈活动与道教的适应性、仪式的灵活兼通性,注重寻求其能把握广大地域民众精神世界的内在成因,分析了其法力几度重振,影响地方民俗与人生过程的原因 ,在于精神的、信仰的与家族的、功利的需求,探求该信仰存在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作者特别研究了陈靖姑信仰活动的非组织性,介绍了跨省的陈靖姑传说信仰圈、诸宫庙为中心的信仰圈和自然村界祭祀圈等不同圈层的活动及其非重合性。指出村民信仰活动以家族和个体行为为普遍特征,而非以村或祭祀会众的形式出现,未反映认同的社区和宗族原则(页376),即其传播和信仰强调家族与个人价值,信仰圈层的概念基本在于宗教过程的意义,而主要不在于组织上,行政村界不具有局限意义(368)。社区祭祀圈只有宫庙之形,而无信仰组织之实体。这与前革命时期,多由宗族家族组织祭祀等信仰活动是相关一致的,中国民众信仰历来偏重家族与个人的生命意义,陈靖姑信仰圈提供予农人信仰系统,而无社会组织系统(页VⅢ)。

作者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予以了应有的重视。论释了尊重科学与信仰宗教的二元思维如何同时集于农人一身并得以"和平共处",使二者各得其所地得到功能的整合。分析农人直觉地将宗教与科学看作两个"不会碰撞"的认知体系,前者解决涉略内心愿望的精神生活问题,后者解决涉及生产实践的现实物质问题。作者肯定了农人这一避免二者冲突的认识,认为有助于消除科学与宗教在某种关系上的僵滞状态,使二者各自的整合功能获得充分发挥。

作者研析了道教置根中国民间文化的原因在于:1、"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天道与人性相交融、与民众和乡土相连结,溶于中国民间普遍的阴阳解释系统;2、顺乎自然(自然与精神统一)观,与儒家道德化的天人相合论易密切结合和内在关联(页378);3、精英与通俗层的一体化。作者概括儒学在民间形成两套人生原则:一为表现于正式场合的政治、伦理标准,一是实际生活中的处世准则,这也是儒家传统理念不断深入民众社会的原因,即经世致用(页417)。论说了佛学中国化与中国民间对佛学理念的实用性采借,及其儒化与家族主义化。作者没有忽略儒家思想的外来对抵力量基督教,讨论了基督教的文化输出问题(文明输出的二元论--评者),通过对玉田县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商业、种植业等发展进程的分析,对福建基督教会的社会公益效果作了认可性描述。

作者并勾绘出上述主信仰活动圈层与并存宗教之间的关系,将之置于社区人事圈层,从社区系统层位透析农人思维与行为方式、个体与群体互动方式,说明各宗教在社区历史与结构中的地位。

(三)文化与社会过程的解析

作者考察了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人事)的互动关系。剖析了宗姓集团对地方政治势力的制约,以及二者对经济选择倾向与配置的影响,认为商业和市场行为实质上经常表现为一种文化的经济(页Ⅹ)!分析了人民公社制转向家庭生产责任制,可视为政治对文化的适应和妥协。生产责任与家族生计单位相吻合,促进了个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成就了农人大家族的愿望(页Ⅶ)。作者观察到,在阶级原则的教育中,非组织地存在着的传统宗族认同力、宗族势力以及与之相关连的实际经济关系,对阶级利益划分的阻碍、抵触和化解。对于社会诸上下层级沟通、整合的方式,作者论析,下级对上级婉转、顺应、依存的沟通方式,上级对下级单向支配的整合形式,均是中国权威主义人伦关系原则的沿承与实际生活反映,表现出对钦定旨意接收传播的崇尚、发扬心态;而下级对上级反向质询与批评的整合运作方式,主要出现于社会改革时期。最后,作者释析了综合、渐变的地方权力组织与个人关系运作的中国社会过程类珠网式结构模式(前已有述)。

(四)"人民公社"思想来源和文化革命

作者论释了张鲁"道教共产主义"、陶渊明"理想社会"、康有为"大同世界"成为中国农民(亦兵民)的理想,其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构成毛泽东决策、实践其"共产主义"--乡村社会改造理念,即乡土社会大国的重要思想来源和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均平共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原则,实质上不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它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向"理想国"过渡的再次超前性运动,然其进程未能超出农村社区主义水准(页129)。认为毛泽东不是用政治去推动经济发展,而是强使经济条件适应其理想国社会改造构想(页130)。作者剖析了人民公社实践的主要现实基础,认为传统的宗族和绅权代之以新的权威象征,融化于伦理原则中,成为集体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页131),它与政治原则相配合,造成了权力集中、官僚主义、非民主、科学的暗流;而社会组织系统单向控制的模式和传递的蚌状结构,则提供了这一运动推行的非真实的信心基础。

关于文化革命研究,作者重点考察了这一运动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思想关联,即毛泽东社会改造构想的实践与发展。认为文化革命中"文化"的含义为"濡化"(文化化,页166),其内涵主要为社会斗争哲学-乱与治哲学-不断革命论;反作用哲学(政治思想绝对化,轻视科学与经济的作用);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的扩大化,加深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濡化)的色彩和过程,并使领导层孕育了路线与权力的对峙(页146),构成了文化革命的前行步骤。认为文化革命公开的党内派别之争超越了党性原则,但这一运动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页167),其思想来源仍在于毛泽东社会改造理念。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其提出并实践了阶级斗争、大乱大治等濡化革命的理论,并将之系统化和原则化。同时,延续至文化革命的人民公社体制,缺乏各级监督机构与社会反馈机制,得以将上述左倾理论付诸实施。因而从人民公社、大跃进到文化革命的产生与进程,本质上是毛泽东左倾理想主义观点及其社会组织体制综合的结果(页167)。在此,文化革命与人民公社具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作者还研讨了军队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即政治教育的功能。其军宣队形式突显着这一文化功能。

此外,在研究内容的探索上,作者通过比较分析前革命时期中国富农相对于苏联富农所占生产资料的实际状况,指出了国际共运史上对待中国农民问题的左的偏向和政策失误。另外研及了宗家主义传统与现代法律相撞遇、交错时的矛盾关系与过程,勾画出宗家主义原则将为法律进程所代替的外界趋势,而家族角色无疑是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人类学方法新论

(一)中国式准-组合家族理论

作者提出中国大家族理念的实践与人类学大家族概念不完全吻合,中国大家族的模式不是单一的,其不同社区有家族形态的多元变异,并分析了其宗法的、文化的、地域的、经济的诸成因。具体考察了福建地区较流行的两类形式,即老龄父母轮次到儿辈家生活的"轮值(轮吃、住)家族"和儿辈定量均等供养父母的"反哺家族"(页321),认为其依然保持着宗家文化之孝道、养育、宗祧等主要原则(页319)。作者考察到,据1986年调查玉田地区3/4核心家族和1/2主干家族处于上述关系(页328),而黄村各类家族约58%属此二种类型。因此作者指出,仅依靠人类学核心、主干、扩大家族等家族术语,分析若干变通形态的中国家族,只能表明一时间断面的家族形态,而不能透视家族成员关系之动态过程(页321)。提出人类学通行术语在特定文化的使用中应作必要的修订(页328)。

应该说,Gallin,Bernard曾指"轮火头家族"(1966.P114)和Unger所称"网状家族"(1993,P40)分别与轮值家族和反哺家族是同一的。此二类家族形式的特点大都为"近距离"赡养。作者并介绍了台湾家族变迁的一种新的地方类型,呈现以父母为中心的"远距离"、有独立又有合作的"联邦式家族"(庄英章,1981,页25)。认为上述家族形式分别代表了当代大陆与台湾地方社会家族的典型类型(页325)。为便于与学术界常用家族术语核心、主干、扩大和组合家族系列相协调,作者将上述三类家族合称为中国式准-组合家族;指明准-组合家族形态可作为中国家族结合方式变迁研究的重要着眼点(页Ⅶ)。无疑,这一理论对研究中国家族有着广泛的意义,它可使中国人实践大家族理念的过程得到逼真的反应。

(二)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论

作者主张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认为直觉思维不仅为中国先哲经典所采纳、书写,不仅是中国哲人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而且为中国民众所体悟、实践,构成中国大众思维与行为的重要成份。作者详细阐述了中国哲学中的直觉主义传统、道德的直觉、人伦相对的直觉、作为文化转换的直觉的群体特征与场合性特征、有关人类学写作与阅读的直觉、社会性记录和教育过程的直觉,以及直觉的隐喻基础及其与逻辑的互补,逐一阐释了其历史源流,社会成因和文化功能。尤其对隐喻有助于人们在复杂人事环境中,从速、准确作出对事物总体和本质的把握予以了强调;并阐明直觉思维不排除逻辑的直觉,它与多向非逻辑思维可在整体上结合,赞同直觉思维与逻辑的互补关系(孙伟平,1911.),以得到传统文化与制度背景上的一般意识与直觉思维定势,即"文化的逻辑"思路(页508)。它是一种共同的文化体验与体证,为该文化多数人所理解,呈现出类同场合性觉解(同上)。认为文化的直觉是与经验的、逻辑的、文字的解析相并存的文化研究的一种体认方式与能力;中国文化的直觉是从中国文化整体思维传统中建立的,是文人哲学与大众思维中颇为稳定的内容,是达到对中国文化整体性认识的思想来源之一(页471);直觉能力构成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学家在中国田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认知能力之一(页Ⅺ)。

作者具体阐析到,对受传统文化薰陶的农人,必须通晓其集体拥有的民俗哲学与行为方式,其内心世界才能呈现于参与观察者的思想中,一些信息必须跨越暗喻或使用直觉才能洞悉(页18),指出,人类学理论携带的人类智慧不应失却学者的感悟投入(庄孔韶,1995)。 作者倡导将文化的直觉观察与直觉理解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直觉主义方法论,认为它尤有助于明析基层百姓对现行政策之不同态度、行为及其缘由。提出中国文化人类学应从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去寻找田野行为的综合相关要素(页510 ) ,宜有对此新方法论的训练。强调其意义在于,缺少文化的直觉发现不能实现对中国人族群的一个完整认识,文化的直觉发现是人类学探索必不可少的组成(页510 )。

(三)反观法--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

作者认为中国人类学一向缺少高层与基层、精英与大众文化关联的分析。介绍了雷氏大小传统范畴和欧洲大众文化理论对其的修订,以及文化研究的层次对比与复合体分解方法。同时,指出这一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寻求、借助和发展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方法论(页474)。

阐述到,历史贯通性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其宇宙观、思想与制度体系有罕世的持续性与稳固性,保持着清晰的传承脉络,易于作文献史料与田野信息的对照推敲。其间高层精英文化与基层大众文化,存在着变异、互补和关联、沟通,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层级性、地方性和整体性、兼容性,使得借助层化比较的文化关联的方法成为必要和可能。提出了以历史关联为基础、益于透视中国文化上层思想制度和民间行为方式内在联系的反观法,旨在提供大众文化意识及行为与高层文化理念之偏差的解释与鉴别途径,从而避免单纯田野行为判断之偏颇(页Ⅺ)。这一方法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仅靠经典文献研究亦难于真实考察精英思想对大众生活的渗透影响,而将文献与田野资料结合、参照,则可知晓,大众现实表现往往体现、折射或隐含着传统文化的理念,国家现行政策也会显现出传统精英文化的多重思想渊源(页481)。文化关联的反观法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经典文化儒化、涵化和变异的过程,利于考察礼俗制度的文化基础和社区行为的根源,它是对中国文化实质的了解、理解与反映的过程。

《银翅》中所运用的方法论,除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方法外,我们还可看到,关于社会中间层其社会功能的剖析,关于阶层力量的分化,前革命时期兵农关系的对立,宗族与阶级、法律关系的相悖及上下层文化偏离的透析等,蕴含着整合、冲突方法的运用。具体如,在政府与民间交遇的乡村社区,包含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作者深入分析了各层级(集团)的社会位置、利益对抵与勾连,其社会文化根源,其与行政体制的关系,展示了诸种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克服了单纯功能主义范式的静态分类不能解答"为什么"的弊端。应强调指出,注重社会史的考察,注意分析问题的历史角度和基础,是本书突出的特点,这使作者的结构分析成为动态的过程。如对前革命时期乡镇中介人物保长在不同关系和场景下,其文化行为相异及社会原因和协调功能的评析,展现了符合社会过程的史实。而对军农关系的补缺性研究,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大胆探讨等,亦闪现着作者敏锐的视角与深厚的学术积累的思想火花。正是基于和伴随中国社会、文化过程的深入、系统的阐析,使得分化-整合的理论在此获得成功的统一。我们还看到关于社会层位关系、军绅集团、类蛛网模式研究中所透露的层级理论、集团理论、网络理论的运用和创新。

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国式准-组合家族理论的提出及它对人类学家族概念的扩充、中国文化直觉主义论的倡导、层化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中国文化关联反观方法论的确立,均体现着作者思想方式不墨守和盲从一时代、某地域流行的特定理论,而立足本国文化特质创作研究的开拓性、创造性学术品格。这还可在作者多样写作手法的创作体例中得以赏阅,使读者在领略逻辑分析的精深时,浏览到相间与论证格矩中中国式写作的泼墨写意的风彩,感受到浓郁的中国书厢气息。使逻辑的、实证的和直觉的思维方法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得到相协和相融。

关心大众社会,关注基层社区,是作者的主旨和初衷。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作者始终关注人类学的本质对象--运载着文化的人和以之为主体的社会,注重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人性的尊重和人们生存状况的改善,因而,考察中国民众生活,分析中国基层问题,研究中国社区发展的趋向和途径,是本书的实质所在。《银翅》从它展示给我们的广、新、深的内容和其所产生的理论方法及写作手法,从本质到形式,都无可否认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典型,是本土认知与人类学规范化研究的完好结合,是中国人类学成果的代表。

正如作者曾谈及,本书的缺憾在于,对于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在上下层文化整合及社区发展中的作用,未及作专门、深入的阐述,不过这在作者撰著并已出版的《教育人类学》(1989)的篇章中有系统的探讨;关于文化革命研究中,主要是上层与基层的分析,而中间省区级因资料之故有欠分析;关于佛教及其与儒道的整合,局于它在当地影响之限,论述有感薄弱。然而瑕不掩玉。

参考书目:

1.林耀华著,庄孔韶、林宗成译《金翼》,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庄孔韶:《重访<金翼>黄村》,《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庄孔韶著:《教育人类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庄孔韶等,"人类学、民族学面向未来",载《人类学纪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等联合通讯,1995年第1期。
5.马克斯.韦伯著:《社会科学方法论》,朱江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日)猪口孝著:《国家与社会》,高增杰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7.《社会中间层》,主题书评,香港:《中国书评》,1996年2月,总第9期。
8.景跃进,"政策执行的研究取向及其争论",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2月,总第4期。
9.李锐,"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北京:《炎黄春秋》,1997年3月,总第60期。
10.褚孝泉:《理想、人性与革命-读<顾准文集>》,同6。
11.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

『本栏页首』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