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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医

2007-07-23

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中医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1年06期

冯珠娣(J udith Farquhar)  艾理克(Eric Karchmer)  赖立里
(Dept . of Anthropology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Chapel Hill , NC 27599 - 3115 , USA)

摘要:介绍了文化人类学与中医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具体运用方法和代表性研究。该学科在西方人文科学中有较大影响力,但在中国仍属于新鲜学科。作者认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对中医学具有很大潜力,并试探性指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科学社会学;中医;文化概念;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R2 - 03

  在西方学术界,对中医研究最感兴趣的学科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家长期以来注重研究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医疗实践,以及患病经历。一般科学研究不承认传统医学的科学性,要么全盘否定,要么部分截取。文化人类学认为这是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研究对象,而没有注重该对象自身的概念与理论。在此思想指导下,文化人类学使很多传统医学的概念和理论得到了世界人文科学家甚至西方医学界的重视。本文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思想和研究方法,一方面能给中医界提供一些该学科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也希望为中医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1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简单地说,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与各种人类活动的关系。追溯其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田野调查”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从此文化人类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田野调查强调在研究地居住多年,学习当地语言,参与和观察当地的日常生活,尽力从当地人的角度全面了解当地社会与文化。文化人类学也重视文献研究,但“参与观察”是田野调查的核心。

文化人类学属于阐释性研究,目的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分析文化现象。一般认为医学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关系不大。现代医学尤其重视实验室研究,中医研究也有此倾向。这样的研究属于实证主义范围,目的是发现实际存在的真理。

虽然二者表面看来不相关,但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对自然界的认识必然通过语言的表达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折射。因此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也有赖于阐释性工作。对中医来讲,二者的关系更为明确,因为中医历来就是既重视临床观察,又强调对经典著作的阐释发挥。下面我们先从文化人类学对认识论的探索进行说明。

2  文化人类学对认识论的探索

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围广泛,其______中对探索认识论较有意义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对知识体系的研究。下面先简介早期的研究结果较大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和医学人类学研究。

2. 1  早期研究

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对知识体系研究的重点放在“理性”的问题。过去西方人由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西方文明优于其他“原始文明”,而且唯有西方科学是理性的。列维- 布吕尔(Lucien Levy - Bruhl) 在二战前对非洲宗教的研究动摇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非洲宗教中有很多神、巫和鬼,这些大多数欧洲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是迷信,然而列维- 布吕尔逐渐认识到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明智、合理的,与欧洲的哲学理性有同等的价值。不过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非欧知识体系虽然也有理性,但那是“原始”的理性。

埃文思- 普里查德( E. E. Evans - Pritchard) 对非洲亚桑地人的研究对理性的争论有重要贡献。他的著作《亚桑地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Witchcraft ,Oracles ,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探讨巫术在亚桑地人知识体系中的作用。与西方知识体系比较,他发现两种体系同样合理,只不过重视的问题不同。其中著名的例子是,由于白蚁蚕食粮仓支撑物,粮仓倒塌并压伤了坐在下面乘凉的人,亚桑地人很清楚这是白蚁造成的自然结果,但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恰好在那个时候倒塌,是那个人受伤?西方人不重视这个问题,认为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无法解释,但在亚桑地人看来则是必然结果。埃文思- 普里查德指出在亚桑地社会这样的解释不但合理而且有很强的实用性,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并不低于西方的知识体系。

列维- 施特劳斯(Claude Levi - St rauss) 在二战后的研究进一步对“理性”概念提出了批判。他主要研究了神话,并利用当时重视的结构语言学作为工具来研究神话的语言及文学结构。他发现大多数社会的神话在结构上类似,因此认为人类的大脑有一个普遍的基本结构,并且这一结构并不“理性”。这就是列维- 施特劳斯著名的《野性的思维》( The Savage Mind) 的观点。他解释为,西方人与其他民族都一样,都是“野蛮”的。以上三个观点也许对中医界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当时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确实意义重大,并肯定了研究其他知识体系的价值。

知识体系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放在知识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弗里德里克·巴思( Fredrik Barth)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克他曼人的成长仪式的研究清晰地表明了知识如何受社会结构的支配。该成长仪式每在男子7 、12 、18 、27 、45 岁等等时进行。每次仪式由男性长辈传授一些机密的知识,但新知识与上一年龄段所传授的互相矛盾。新知识的获取和旧知识的抛弃不断重复着,知识的转换总是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更高的知识总掌握在男子长辈之中。在这个部落知识与社会地位紧密联结在一起,完全取决于性别、年龄等。在这样的体系下,多种真理同时并存,最年长的男子最有知识,其领导地位也最难推翻。虽然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在中医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老中医的权威一方面与个人经验积累和诊疗技术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如职称、职务) ,甚至地理位置的影响。

2. 2  医学人类学研究

70 年代末文化人类学界兴起了研究医学的热潮,发展出医学人类学这一分支。这种研究重视医疗体系的实践、患病经历、医学与社会的关系等。医学人类学对传统医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中医研究方面做的还不够深入。主要由于中医的医学人类学研究需要同时掌握两门学科,具有相当的难度,有待将来更好研究的出现。

医学人类学研究对中医来说较有意义的是对西医的批判,主要有三点:医患关系、患病经历、西医过高的权威性。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迈克尔·陶斯格(Michael Taussig) 的研究,因为他同时还从认识论上对西医进行批判。他著名的《病人的物化与意识》(“Reifi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atient”)将论点建构在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治·卢卡奇( Georg Lukacs) 的思想基础上。陶斯格认为,在西医诊疗实践中,患者被简化和“物化”为一个“病”。他的研究围绕着一位多发性肌炎病人的患病经历,这位病人因接受激素治疗而长期住院。她把疾病与她的个人史(非病史) 、社会背景与宗教信仰都联系在一起,但是大夫认为这与疾病的“本质”无关。当她有一次因为身体不适而异常愤怒,大夫请来精神科医生会诊,诊为“器质性脑综合征”,并对此进行相应的精神治疗。这个诊断显然是错误的,大夫没有全面考虑病人的实际情况。陶斯格认为这个病例能够说明西医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即对病名的“物化”:诊断一经做出,病人即退到疾病之后,人为的病名概念变为真实存在,而病人的生活、情感、历史和经历则被略去了。陶斯格认为,正是由于“物化”这一过程,西医不可能全面认识“病患”。在这一点上,中医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中医也不是顾及病人所有的方面,但中医强调的是“治人”,不是“治病”。中医诊断灵活性强,相对性高,重视“天人相应”,从而可以避免“物化”的局限性。

2. 3  科学社会学研究

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并且在中医研究上有较大的潜力,这里介绍一下这门新兴的学科。

科学社会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来自早期文化人类学得出的结论,即知识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不例外,所有知识都是在社会团体工作中产生的。自然科学不是掌握唯一的真理,不应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应与其他知识体系置于平等的地位,这叫做“对等研究”。正如埃文思- 普里查德对亚桑地人的研究,自然科学也可以作为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科学实验室,在医学临床,在做“科学”的地方进行参与观察,研究知识的社会背景。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诺·拉妥尔(Bruno Latour) 。他的研究包含了文化人类学和科学史研究。下面分别介绍他在这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

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有关的名为《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拉妥尔于1975~1977 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曾获诺贝尔奖的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工作了21 个月。在此期间,这个实验室成功地分离并合成了“促甲状腺激素释放因子”。拉妥尔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的工作。他发现实验室日常工作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实验的记录、仪器的使用、实验室的行政管理、实验结果的争论、实验操作的策划、实验经

费的争取、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名誉的争夺等等,都与实验结果密切相关。然而实验的最终结果一旦发表,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因子”这一人为的概念就变成真实存在,实验的过程则被略去了,这也是一种“物化”。拉妥尔的研究不是批评这个著名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而是从认识论角度指出,任何实验室的科研都存在着“物化”的问题。他也不是要推翻实验室研究的成果,而是提醒我们现代科学也是在社会团体工作中进行的。拉妥尔的研究使我们看到现代科学与其他知识体系的相似之处,它代表的所谓真理也离不开其特殊的社会条件。

拉妥尔的著名科学史研究是关于发明巴氏消毒法的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名为《法国的巴斯德化》(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巴斯德在19 世纪后期闻名于世是因为他通过实验找到了具有传染性的微生物,拉妥尔研究的重点不是巴斯德如何“发现”这一新的“真理”,而是巴斯德的科研成果如何得到承认并普及。巴斯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实验室外所作的宣传有关。在巴斯德之前,法国卫生运动宣传的“疾病自发产生论”很流行:只要出现人口过于拥挤、垃圾、灰尘、臭味等不卫生的因素,疾病就容易产生。当时这也是得到大多数科学家承认的观点,而且也有实验室依据。因此当巴斯德宣布他的实验证明微生物“真实存在”时,大多数人并不接受。巴斯德最终取得真理的胜利是因为他使啤酒制造商和牛奶销售商明白了“微生物”

这一新观点的实用性:巴斯德控制微生物的技术会使他们的产品更安全,利润更有保障。卫生运动也很快接受了这个新概念,因为巴斯德的发现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但内科大夫没有马上接受,因为担心巴斯德推出的疫苗作为防病手段会大大减少病人,直到15 年后白喉血清制剂的出现,有利于内科大夫提高疗效,他们才开始接受微生物的“存在”。所以,只是在巴斯德将“微生物”的概念置于实用的环境中以后, “微生物”才成为了事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理与实用性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医大夫不难理解这一道理,在临床工作中,有用的就是真知识。但是欧美经典哲学和科学史界一直把这二者区别对待。科学社会学研究打破了现代科学(包括西医) 的绝对权威,证明其理论并不代表绝对的真理,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同时它肯定了中医重视临床实践与理论形成之间密切关系的正确性。

3  文化的含义

如果引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到中医研究,首先应该搞清楚文化的含义。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在英语日常的话语中,文化有两种普遍的用法。

第一个是精神上或思维上的活动,如宗教、文学、民间传说、艺术、宇宙观等。第二个用法指“精粹文化”,比如西方的经典艺术、古典音乐、芭蕾等高雅艺术,或中国的京剧、书法、唐诗等。文化在汉语中除了以上两种用法,还指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这在英语中是没有的。

文化人类学家的定义与上述两种用法有所不同。第一个定义是“大众生活”,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个定义强调生活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定义称为“文化的制造”。过去经典人类学家在研究当地文化时,往往将其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而现在这个定义强调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过程,产生于社会实践。

文化的概念十分复杂,上述几种用法与定义仍不足以概括文化的全部。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文化概念的以下优点来指导研究:首先,文化是一个集体过程,从群体生活工作中产生。文化是公共的,开放的,我们可以从日常会话、各种活动、书报杂志中看文化。

其次,文化作为一种过程,是可以观察的。因此文化人类学参与并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常用的研究方法使人类学文化研究具有唯物主义的基础。

第三,文化人类学家已表明,在许多不同活动中存在着某些普遍的文化模式。虽然文化是个复杂的整体,但是在各种场所,如诊所、教室、市场、家庭等都可以找到逻辑相似的模式,这有助于文化研究。

第四,作为集体过程,文化强调交流。交流包括语言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表述和物质交换。人类学家把这些交流作为研究对象,以助于理解文化模式。

最后,文化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被我们改变。

文化不同于基础建设,容易进行变革。因为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干预并改进日常生活。正因为文化是公共的、物质的、整体的和交流的,所以是可以改变的。

同时文化概念也有缺点,需要加以提防。对缺点的充分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发挥文化概念的优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唯心主义”。很多学者把文化的理解限定在思维和精神的领域,认为文化仅仅是生活中的意义、象征和各种价值。这是一种对“文化”与“自然”的截然划分,自然是唯物的,文化是唯心的。相应地,唯独现代科学代表“知识”,探索自然真理;其他知识体系代“信仰”,仅仅反映文化背景。这再次涉及到“对等研究”的问题。文化人类学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因为这样的观点把中医看作含有大量“文化”色彩,缺少“科学理论”。这会严重降低中医的重要性,中医的疗效不过是“心理效应”,来自于患者对中医的“信仰”。其实这样的关于“知识”与“信仰”的误区在中医界自身也很普遍,现在仍有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以及诸如“你信中医吗?”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缺点是“本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任何分析都力求找出某种本质。但是,许多文化分析企图将文化生活归结到一个过于简单的本质。

现代的中医教科书所重视的辨证论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中医内科教材的各种分型是中医诊治过程的一种简化,这样的“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基本特色之一,也许并不足以代表中医的精华。

第三,文化的含义容易导致一种“浪漫化”。当我们看待某种异国文化,有时会不自觉地带有一种正性偏见。比如,经常有人认为西医太无情,因此对中医怀有一种美好的憧憬。这种罗曼蒂克式的观点不一定对中医有好处,因为它不能看到困扰着中医的一些问题和局限,甚至阻碍对中医科学性的感知。

最后,如果用唯心主义、本质化、浪漫化的文化概念去做研究,容易忽视历史。比如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大多习惯以线性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医,不是不断进步,就是不断退步,也是受到了上述文化缺点的影响。

首先“线性”发展是把一个主观唯心的模型套在中医的实践上;其次将不断进步或退步的解释全部归结于中医某一优点或缺点是本质化的表现;最后,把中医内经时代或现代中医看成中医的最高阶段是对中医的浪漫化。实际上,中医历史上有多次的变革、不断遗弃也不断创新的知识、多次的高峰和低谷,这些变化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多次争论的结果。如果注意避免文化概念的这些缺点,可以对中国医学史有一个更为丰富的认识。

4  文化翻译理论

介绍了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概念以后,现在可以讨论一下文化概念的具体运用。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他们必然要把所研究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进行比较。近几年这种比较被看成类似翻译的工作,即把异文化介绍到自文化中,于是文化翻译理论逐渐成熟。我们认为它对中医研究也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中医理论体系和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这里我们简要介绍文化翻译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几个重要贡献。

文化翻译理论的第一个贡献是:文化现象正如语言概念,一旦从自身的环境转移到新的环境,必然会发生意义的改变。这一观点建立在早期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研究基础上的,他的研究对人文科学影响深远。索绪尔将语言视为由象征符号(如字和词) 组成的系统,每一符号的含义并不来自它所代表的事物,而是取决于它与该语言系统其他符号的关系。举例说明, “桌子”这个词与桌子这个事物没有必然关系,其他词也可代替,只是当“桌子”这个词放在一系列相关词汇当中,如“椅子”、“柜子”、“床”、“书架”等等,它才有其指代的含义。索绪尔指出,如果符号的含义是来自事物本身,那么翻译就会很简单,因为虽然不同语言使用不同的词汇,但这些词汇所代表的含义都是相同的。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英语没有与“腰”相对的单词:如果“腰”指腰围,可以译为“waist”;但如果说“闪了腰”,这时“腰”则应译为“back”。这就说明好的翻译是很难的,在把某一词汇从“源语言”翻译到“靶语言”时,由于语言系统的不同,其含义上的变化不可避免。同理,文化翻译也会导致某一概念或实践在意义上的改变。比如中医的“神”常被译为英语的“spirit”(神灵) 。由于“spirit”是一个基督教的特有名词,容易使中医被看成类似于一种宗教,而降低中医的科学性。

文化翻译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有助于避免文化概念的缺陷,即唯心主义、本质化和忽视历史。文化人类学家泰拉尔·阿萨德( Talal Asad) 在《作为文化翻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as Cultur2al Translation”) 文章中探讨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的关系,指出多年以来文化人类学研究由于对“翻译”概念的不加批判,存在着许多问题。他对索绪尔强调的语言作为“封闭系统”这一模式提出了质疑:首先“封闭的系统”是一个人为的概念,把它强加在语言之上是唯心主义的体现;再者,以几条原则来代表这一“系统”,是对语言的本质化;最后,“封闭系统”的概念掩盖了语言演变的历史,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总而言之,这种模式忘却了语言最终是一种唯物的实践活动,与社会关系不可分离,并发生过重要的历史变化。阿萨德进一步指出,有史以来各个语言和文化之间就存在着大量的借鉴与杂交(比如现代汉语和英语都有大量外来语) ,应该被视为开放的系统。就医学研究来讲,所有医学理论体系,包括西医和中医,更不是界分清晰的封闭系统。这一点可以提示我们当前的中医系统化工作也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纯中医”的理论体系。

文化翻译理论的第三个贡献是提醒我们注意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差别。阿萨德继续指出,不同的语言、文化(包括医学) 体系在现实世界中从来不是绝对平等的。由于政治及经济的不平等,欧美文化在世界上也显得过于强大。当我们进行翻译时,一定要认真对待这种权力差别。比如中医“藏象”概念的英文翻译,如果以西医解剖意义上的“脏腑”代替,中医就会显得“科学性”不够。这一问题产生于翻译时没有意识到中文相对英文、中医相对西医都处于弱势。文化人类学家反对这样忽视权力上的不平等,称之为“文化暴力”,一定要提防。权力差别的另一面也不应忽视,即从强势的到弱势的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可能会导致整个弱势环境的改变。举例来说,如果将西医的“脏腑”引入中医替代“藏象”,这样的翻译可能会影响整个中医理论体系。

文化翻译理论的第四个贡献是,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还包括物质上的转移。这来自科学社会学研究对细胞生物学概念的借用。在细胞生物学中遗传信息从去氧核糖核酸(DNA)“转录”到核糖核酸(RNA) ,再从RNA“翻译”到蛋白质。在这里,“翻译”指的是物质转移的过程, 即遗传信息由DNA(RNA) 的碱基转到蛋白质的氨基酸的过程。科学社会学研究注意到这一翻译过程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信息在物质上的转变,由DNA (RNA) 变为蛋白质;一是翻译后新生蛋白质导致的环境(细胞、组织甚至器官) 改变。以B 超为例说明这一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众所周知,B 超最初应用于西医诊断。当B 超被“翻译”到中医诊疗环境,有的大夫认为它是四诊的延伸,可以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此时它已不同于西医所用的B 超;进一步地,B 超的使用不是简单地引入一项新技术到中医临床,其作用不但发生了变化,还可能会影响中医的诊疗体系。

最后,文化翻译理论告诉我们,虽然翻译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日常生活中“翻译”工作处处可见,一直在进行着。要点不是回避翻译,而是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做出更好的更有社会意义的翻译。

5  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

文化人类学日益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历史学研究近来也借鉴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观点。由于医学史研究在中医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简单介绍两种较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类似于文化比较,将过去的时代看作一种与现在相差很远的文化。研究古代文化正如研究异国文化,要尽量从当时的观点去了解,而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不然这样研究历史也是一种“文化暴力”。在这里文化翻译理论有指导作用,可以把古代看作“源文化”,现代看作“靶文化”。例如,温病学理论形成的历史研究,不仅要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还应认识到明清时代与当代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时的世界观、价值观、逻辑思维、宗教信仰等等,与现在相同。

另外一个研究方法是关于“集体记忆”。它主要来自于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所做的研究,名为《想象社会》( Imagined Communities) 。他主要考察了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形成及这一概念的世界性普及,发现人们对国家的历史进行着有选择地记忆与遗忘。比如现代许多新兴国家是欧洲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产物,并非自古就有,建国以后人民的“爱国精神”却很强烈。安德森将这种爱国精神解释为一种复杂的集体记忆与遗忘的表现:人们记住所拥有的共同点而忘记了区分他们的不同点。他提倡研究在何种社会与文化条件下能产生这种记忆与遗忘,此方法有助于研究许多历史现象。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非常重视辨证论治(记忆) ,中医与民间疗法及儒道佛的关系则逐渐被淡化(遗忘) 。再如中医界曾经重视的自然辩证法,现在也很少有人提到。如果将这些现象看作是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就会提醒我们它们都是在特定社会与文化条件下产生,而不是“自然地”发生的。中医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是各代医生不断进行整理的结果,每一代的“记忆”与“遗忘”都不同。

6  结语

世界医学需要中医。但是由于中医走向世界往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也许更为有效的方式,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整理中医理论,以中医自己的语言将其精华传给全世界。另外,人文科学研究既比自然科学研究所需经费较少,又在西方国家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医不仅有助于中医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中医更加权威地走向世界。

(收稿日期:2000209204)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Re search and Traditional Chine se Medicine

J udith Farquhar (冯珠娣) , Eric Karchmer (艾理克) , Lai Lili (赖立里)

(Dept . of Anthropology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Chapel Hill , NC 27599 - 3115 , US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 roduc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it s basic concept s , methodology and classic

research that relates to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research. Although Cultural Anthropology is quite

influential in humanities research in the West , it is still considered a new discipline in China.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old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study of TCM and have t ried to suggest some

new aspect s of research.

KEY WORDS : Cultural Anthropology ; Medical Anthropology ; Scientific Sociology Research ; Culture

Concept ; Cultural Translation
分类:人类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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