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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博士的技术调查报告

2007-06-07

人类学博士的技术调查报告
2004-12-09 来源:互联网周刊 作者:编译/魏杰

  人们从技术中真正想得到什么?英特尔公司“人类与习惯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人类学家Genevieve Bell博士主持的一系列调查就是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

  在走访过欧洲和美洲后,Bell博士的目光投向了技术高速发展中的亚洲。两年,七个国家、十九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带来了一些新启示。这家奉行摩尔定律的巨人开始对非技术性的问题产生疑虑。那些更小、更快、更便宜的技术产品是否真的能够融入人们的生活?本打算通过这项调查找到一条通向亚洲财富之路的英特尔意外的发现,以往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实际情况有着惊人的偏离。当Bell博士被问及:“这项调查是否改变了英特尔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或“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否需要改变”等问题时,答案是“是”。  

  亚洲的文化习惯

  以人文视角切入亚太地区,会发现技术使用中的许多有趣现象。以前仅在技术层面来分析这些文化和地域上的差异,几乎无从下手。同样的产品,比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等,在人们眼中的含义各不相同。这些共性或者个性,至少在实验中研究不出来。“调查报告中许多细节是很吸引人的,就像那些在大型鸡尾酒会上的闲谈。我敢肯定,聊上它一个小时,你也不会烦”,Bell博士说。

  一部手机,人们就能玩出各种花样。在中国广州的报摊上摆放着许多有关手机短信的书籍和杂志,人们纷纷购买,只是为了学习如何发出奇怪的短信或是怎样给别人讲笑话。这种书籍也出现在亚洲的其它国家,如新加坡、印度等,只是疯狂程度不同罢了。中国南方的一些年轻女性会把手机拿到寺庙去“开光”,也就是接受僧人的祝福。她们认为这样做了,带在身上的手机就会给自己带来好运。中国一些受封建习俗影响的地区,在出殡时人们会为去世的亲人烧纸制的手机,方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打电话。人们还会烧纸制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视、影碟机等等许多东西。Bell博士对“烧手机”很感兴趣,认为这至少说明了手机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一次,有个马来西亚人拿出手机左右晃动时,Bell博士问他在干什么。那个人回答:“找麦加。”当地的风俗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要朝麦加方向祈祷五次。但如果是在远离清真寺的公路上,怎么知道麦加在什么方向呢?手机可以帮上忙。在印尼,手机不是一对一的通讯产品,这种几个人共同使用一部手机的情况与英国一些地区的情况很相似。这些人多是邻居或天天见面的熟识朋友,找到彼此相当容易,他们会合买一部手机,用它与小圈子外的人联络。在这里手机成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沟通的工具。手机拥有率在澳大利亚和韩国都达到了80%左右,但使用上的差别却很明显。人际关系在韩国异常重要,手机是韩国人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韩国人通常会将手机内的号码薄详细分组,并给不同的组设定不同的铃声。他们在手机铃响的一瞬间就会想好如何接好这个电话,在他们看来这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开始,是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澳大利亚恰恰相反,虽然手机同样是生活中的必备工具,但手机要用得随意一些、放松一些,因为这是私事。如果某个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或太功利主义,将不受欢迎,也许最后会被大家踢出圈子。

  在电脑和互联网的使用上,差异同样不小。新加坡的无线网络相当普及,一些公寓里平均约每50平方米就有一个无线接入点。新加坡人可以使用七八个IP地址登陆无线网络,但却没有一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在印尼,有自称网民,但却从未使用过甚至从未见过电脑的人。这些人通常把内容告诉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去网吧发送电子邮件。孩子们会把对方的回复邮件打印出来,带回去给他们看。这就是一位中年妇女对Bell博士所说的“她经常上网”的故事。听上去很离奇,但她确实是一个经常使用网络的“网民”。在印度一些家庭,母亲像管理员一样掌管家里的电脑。她们会说“打开电脑”或“关掉电脑”,在一旁监视孩子用电脑去做“有用”的事情,但自己几乎从不去碰它。她们无疑也是一种电脑的使用者。在澳大利亚,Bell博士和她的助手曾在一家咖啡厅拿出笔记本电脑准备上网,一位陌生人径直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以为你是谁?大明星吗?”这里的人们从不在咖啡厅用电脑或打手机,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接受新技术,只是一种文化习惯。他们认为某些场所不是工作或做秀的地方,这与韩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

  亚太地区的人喜欢将技术应用在教育上。韩国人通过孩子的手机上的GPS定位功能了解他们放学后是不是马上回家做功课;中国人会在孩子做英文功课时播放英语电视节目或广播来营造一种语言环境;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孩子的课后作业往往是就老师给出的一个题目,然后通过互联网寻找答案。  

  有用的细节

  Bell博士深入到真实的社会中,去观察人们每天的生活,看看技术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在亚洲的这两年,她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走访了大约100个家庭,拍了总共近20个G的数码照片,做了19本的笔记。登陆她的网站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调查结果如何去分析,有多大用途。

  很多家庭的电脑里没有PowerPoint软件,也没有Office系统;有的人只是用电脑打游戏、看电影、上网冲浪、收发电子邮件、聊天。实际上技术在他们的生活中并非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教育孩子,异地的父母生活得怎样,倒垃圾的地点再近些,多挣点钱或是找个时间和朋友聚聚。Bell博士认为了解到这些普通的需求,才能真正看清技术发展的方向。在英特尔公司里,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要与电脑和技术专家们一起开发每项产品,因为他们发现文化对技术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Bell博士解释到:最成功的产品是能够融入生活,并成为生活中一部分的产品。要找到它,就要走进人们的生活。她在走访中,一般首先要问被采访者:“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最后才是“你用电脑来做些什么”。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后,会发现像“你用手机找上帝吗”这种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却是事实。之前,英特尔的技术人员很难想像技术还会延伸到宗教领域。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差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大致相同,城市居住人口都在81%~85%左右,手机使用率也相近,但一个信奉儒佛、一个信奉基督教,这可能正是差别的原因所在。

  Bell博士表示,很多时候如果询问不当就会漏掉一些有用的细节。所以她从不直接询问有关技术的问题。如果你问:“你的小孩放学后做什么”,中国家长通常会回答:“做功课”。如果你改问:“屋子里好像有电视的声音”,他们会说:“我的小孩在看电视,真希望他能去做功课。”在印度,问一对相亲成功的夫妇“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们似乎无话可说;可换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是谁促成你们在一起的”,他们就会很乐意与你分享那段经历。Bell博士十分看重这些细节信息。“信息的力量很强大,会揭示出许多问题。如果我们的技术是建立在所谓的理想主义上,即使技术本身是很棒的,但实际上没有人会用它。”正如英特尔公司在宣传数字家庭产品过程中发现:欧美人担心技术会带来不良后果,会让他们失去隐私、丢掉自由。他们总是对新技术做出过多的负面评论,然后又在一片吵闹声中最先开始使用新技术。而亚洲人把技术摆在重要位置,新技术总能得到肯定,但新技术却很难融入生活。当然,这里的原因有很多。Bell博士认为: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对此也起着很大作用。比如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大房子,享受独立支配权,无线网络之类的新技术的家庭普及率就会很高。亚洲人居住环境相对较差,房子也小。所以大多不以家庭为单位推进产品。比如某个小区没有卫星接收器,有人就算想看HBO台,也只好作罢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喜欢在家上网;而亚洲一些国家即使有宽带接入,人们也要去网吧。

  Bell博士说:“这项调查让英特尔重新思考未来产品的方向。是要创新还是要方便,这是永远的话题。”最后,她强调:“在人类学家眼中,好的技术一定要适应文化的要求。也就是说,技术也是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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