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网站 | 频道首页 | 本站地图 | 论坛留言 | 合作联系 | 本站消息 | |

汉代画像石图像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2007-04-16

汉代画像石图像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李倍雷
(大连大学美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到了艺术领域,汉代画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形式,因而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画像石的艺术形象上,透过艺术形象,借助文化人类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画像石所隐含的更多的文化价值和不可思议的人类的精神内核。

关键词:画像石;文化人类学;图像;民间艺术;原型

中图分类号:J209.2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9104(2004)05-0122-03

任何历史“遗留”(Survival)都是一部历史文献或者见证,汉代画像石的图像无疑就是一部“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把我们带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习俗、信仰等文化中去,从而窥视到了它隐含的文化人类学的价值意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文化活动,关于“文化”的概念,早在《易经》中已有相关的揭示。“文”,在《易·系辞》曰:“物相杂故曰文”。《注书》曰:“万事万物的相错杂,若玄黄相间,故曰之文”。《说文》:“文,错(错:交错)画也”。“文”的意思显而易见。“文化”在《周易》的“贲”卦中出现,该卦辞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礼教文化,以使天下教化成功,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化概念和解释。陈寅恪高屋建瓴地总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这是融汇贯通中西的学者对人与人的伦理关系的文化诠释,画像石的图像就体现了这其中的关系。

那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释义“文化”,或者人类学家的“文化”诠释,堪称最为经典定义的算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的文化概念,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最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罗斯曼(AbrahamRosman)也指出:“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研究又要以整体、整合的总的生活方式为研究重点,它包括对人类行为、人类制造的物件以及人类观念的研究。”看来人类学的“文化”是包含了人的总体行为或实践结果整合的特征和意义。

作为“人类制造的物件”的汉代画像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社会成员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复合整体”,如果我们仅仅从“艺术”的角度去探究画像石图像的艺术构成等视觉因素,是难以全面理解画像石的整体价值的,难以体会到画像石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理和精神的纽带,难以理解到画像石为什么有汉民族的精神或者汉民族的魂的基因。要研究画像石背后深藏着的更深刻的文化因素,必然猎及文化人类学。同时,我在这里使用了“图像”一词,人们立刻会想到西方的阿比·瓦尔堡的图像学(Iconoloy),的确如此,图像学更多强调的是艺术作品形式中所隐含的信仰、习俗、道德等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正是文化类人学要探究的内容。因此,要研究汉画像石更深层的文化人类学价值,至少要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墓主”和“作者”与作为画像石的“场所”和“功能”。以往的美术史研究一般把重点放在画像石本身的形象、艺术风格和特征上,对作者身份的定位和由谁出资捐修往往不太注意,对画像石的场所和功能也不太注重。

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画像石的内容和功能以及艺术特征等判断,汉代画像石不是文人画那种“自娱”的功能和艺术形式,更不属于后来的院体画的官方意志的行为,它是墓室或祠堂中的构成部分的功能显现,其最初的意义显然也不是艺术的行为,画像石很少留下作者的姓名。即使刻有姓名,但在古代的美术文献中从不提及和记载,说明“作者”的地位低下。由此可以判定画像石属于民间工匠的物质行为和技术行为,与墓主的信仰以及家族精神行为的“复合体”。当然,画像石的图像在被制作的过程中包含了民间工匠和墓主的审美倾向或意识以及民间工匠的艺术技巧,这样我们认定汉代画像石是由民间工匠为“他者”所营造的“民间艺术”。画像石表现出了“作者”和“他者”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我们去探究画像石图像的文化深层价值和意义,从而全面准确地把握画像石的全部文化和精神内涵。

汉代画像石的产生,应“墓主”或其家眷这个赞助方而制作,因此作为赞助方必然要提出自己相关的构想和要求,而民间工匠则根据赞助方的要求进行制作,制作的最后结果必须要符合赞助方的要求或者得到赞助方的认肯,这是画像石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不否认民间工匠在制造过程中有自己的发挥和受民间工匠圈内人的相互影响。这里面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赞助方的要求所包含最初的“文化”信息,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画像石的文化含量和群体意识。一般而言,构建画像石的墓主多数是有钱和有一定的权力的中层阶级,而绝非皇室和高层统治阶层,也不是最低层的无产阶层。这些中层阶级与“上”与“下”都有某种联系,而往往与民间有更多的生活联系和文化精神交往或本身就身处民间。因此,其中必然显示了当时某一地域的民间文化信仰特性。而民间工匠的制作技术也包含了当时的地方地域的民间审美的趋向和观念。所以,我们透过汉画像石图像具有的美术价值的层面,通过民风习俗,去把握其蕴含的内在的地域文化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和民族文化意识,正如露斯·本尼迪克特所说:“人类学家应当对在各种文化中发现的全部习俗感兴趣,其目的在以理解这些文化变化和分化来龙去脉,理解这些文化用以表达自身的不同形式,以及任一部族的习俗在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对汉画像石图像的研究,需要借助和纳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整体地进行研究。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或“群体意识”。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荣格(Jung)称作的“原型”(Archetype),荣格说:“原型的意思是指一种特征,一种确定的原始特征群,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具有神话色彩”,它“描述了从意识向内进入无意识心灵的深层的心理机制。从这些内在层次中引出一种非人格的东西,即神话特征,换句话说就是原型,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非人格的或集体无意识”。人类特定的民间风俗习惯,必然包含着“原型”中的神话特征,画像石中的民间习俗充满了大量的中国神话因素,比如受黄老思想影响的神话因素等。汉代画像石作为汉代丧葬习俗的产物,它隐含了汉代人的群体习俗理念以及信仰等精神意识。在汉代,墓地或祠堂是中国汉人氏族显现集体精神活动的重要场所。文化人类学就是通过各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的研究与整合,把实物(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综合起来放进特定的地域环境加以整体考察和研究,将物质、制度和精神三者文化层面之间的互相规定融汇贯通全面整合。因此只对拓片或单个实物研究,而不对整个墓葬构造和丧葬仪式过程的研究是难以探究到更深层的精神内涵的。这一研究方法近几年来已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画像石的研究之中。例如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就对西汉墓室的壁画和帛画以及棺画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整体研究汉代图像中“原型”的神话意义,从而整体上探究了图像背后隐藏的文化人类学的价值,他虽然不是直接研究的画像石,但已经触及到了汉代画像石的整体研究范围了。另外一位日本学者土居淑子提出坟墓是“为死者而组成死者的形象天地,来源于先前早已滋生并发展的冥世观念”,这就是把画像石纳入了文化人类学的整体研究之中,与前者异曲同工。我的博士生导师张道一先生还提出了建立“汉画学”的构想,无疑也是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的整体的研究汉代画像石的思路。我的同事李松先生撰写有《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专著,研究了在中国民间崇拜的本土的神像,其中列举的大多是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阐述了图像背后的文化人类学中的偶像崇拜的神话意义。”画像石本身就是墓葬的一部分,如果将它脱离这个整体的墓葬机制单独的研究,显然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因此将画像石放置于整个墓葬构造及其丧葬习俗文化中加以实地考察和研究,对画像石图像所蕴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进行梳理与探究,无疑是最佳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汉代最高统治者虽然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但其它思想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代画像石作为民间艺术,其图像的文化背景是多元的。一般说来是儒家孝道、民间盛行的厚葬和崇尚黄老道家升仙思想等等,尤其与汉代盛行厚葬与提倡孝道有关。汉代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突出的农耕文化传统以家庭为单位和氏族组成的群体结构,极为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敬仰与崇拜并以氏族凝聚为轴心。例如早期汉画像石图像中大多是孝道的故事,少有忠君的图像,体现了早期原儒文化背景,这与郭店楚简中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即“孝”高于“忠”的儒家思想相印证。后来忠孝合一,如《祭义》中云:“事君不忠,非孝也。”因此后来也有反映帝王的图像,如山东嘉祥武氏祠西壁的画像石,其中就有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等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图像。也有反映历史题材的图像,比如“荆轲刺秦王”等,实际上也是汉代特定的儒家思想的反映(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有大量黄老思想在民间深深扎根的图像,如化羽升仙或祈求长生不死等,宗教崇拜的偶像西王母的形象随处可见。这些图像的思想和行为反映出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虽然有与大背景文化相联系的群体的文化一面,总体上依附于民间文化层。同时画像石是民间工匠所为,这些民间工匠既不属于宫廷画家,也不属于文人画家,其画像石的图像手法和风格,既不是“院体”也不是“士大夫”,而是民间手法与风格。这种在思想上属于中下层文化思想,制作上属于民间的技术,是一种朴素的民风情怀和民俗文化和心理。图像中展现的受各种思想影响的各种民间民俗的文化,在儒家的忠孝、道教的化羽升仙以及农事生产与生活景象的图像等,凸现出了汉代“人生幸福”的理想和信念的民间文化模式。所以,画像石反映的是民间世俗阶层的文化状态。

在社会结构上,汉承秦制,版图和政治制度高度统一,文化也在统一,尽管难以实现。但各个地区民间有力进行了充分的交流的机会,原有的地方文化之间的文化离层的格局被统一的制度打破了,民间习俗和文化大融合,相互影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汉画像石的图像与内容自然体现出了南方荆楚、北方燕齐等地方民间文化“不约而同”的内容,从而使不同地区的画像石有一种“同构”的现象,无论是画像石图像的形式、内容等方面,还是形成的艺术风格都是相同的因素多,这样使民间文化集中和突出地走向深层与深刻。长江中下游楚文化的神性与黄河中下游儒家文化的人性,完美地整合在画像石中。如西王母图像就是这种完美地整合的形象,她是“具有民间宗教崇拜性质的、具有常人形态的偶像”,在汉代大面积的广泛流行,诸如河南、山东、四川、山西、陕西、浙江、江苏、湖南等地区的画像石中都能见到。《山海经》和《楚辞·招魂》等代表楚国原始神话以及黄老等养生得道哲学与官方提倡的儒家文化,成为了汉民族的文化精神。

画像石图像彰显的汉代民间群体的思想信仰与习俗礼仪非常丰富,比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的远古神话及其故事等等是画像石图像的神怪主题,西汉刘向撰写的《列仙传》中所讲的七十人成仙得道的故事也流行于东汉。画像石常见的题材有:西王母、伏羲女娲、祥禽瑞兽、仙人御兽以及乐舞百戏、车马狩猎、历史故事和人物等。个体化羽升仙的民间信仰也是画像石常出现的母题,图像中处处洋溢着升仙成道的喜悦和欢乐气氛,民众把死亡当作了升仙至乐的境界。因此,汉代的丧葬形式和祭祀仪式构成了民间工匠自由发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场所。画像石图像的主题意义显现了汉代文化的南北方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其显现的文化主要表现了汉代人们思想信仰和习俗礼仪。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重新统一,由于汉王朝是由平民阶层创构的,因而大量的民间信仰与习俗逐渐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思想,在接承秦制的基础上,学术思想再次交融与整合,对外来的文化兼收并蓄。统治阶层为维系自己的统治,推行儒家学说,但“独尊儒术”的体制并没能真正实现,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融合了道、法、神仙方术等多家思想。礼仪制度和礼仪行为转变为“神人接近”和“礼下庶人”,祭礼场所也由庙堂移迁到墓葬,正如王充所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汉代墓室是“墓祀”仪式的特殊场所,帮助死者实现化羽成仙的理想,这个特殊的场所是一种得道升仙精神空间。故此,死者的家族亲属甚至邻里都可以在这个特殊的空间得到心灵上的慰籍和精神上的寄托。正因为如此,墓主生前就开始制作墓室中的画像石,并希望亲戚邻里来参观建造完工的“享堂”。因此,对画像石的研究,应当放进家族墓地这个“场所”的整体布局中,它与整个墓室一起共同具有一种呈展教化的功能。由于家族墓地这个“场所”是对家族成员进行家族训教最有力度的场所,也是家族增进凝集家族意识的一个场所。

汉代的画像石的图像在表现现实世界中的墓主生前的生活状况、农耕桑蚕与显耀墓主生前或家族的地位与身份,以及历史故事题材等,所使用的创作手法一般比较“写实”,然而在处理幻想的神话题材时却使用夸张的形象,图像奇异,创造了一幅幅充满着浪漫的激情的非现实世界的另类仙境,用形象化的图像语言表达汉民族对天国的幻想和信仰与对祖先等的崇拜,如伏羲与女娲等图像主要表达的就是对日月、祖先的崇拜,也表达了对人类生育繁殖等多重涵义。画像石的图像,当属墓葬建筑构成组成部分。它所打造的仙境,与人们对死亡观念和灵魂观念、与最原始的潜意识幻想的直觉活动深刻地联系着。如徐州汉墓画像石《西王母图》,图像中就有西王母和兔子与羽人组合成的不死的仙境。如前所述,死亡给人们提供了礼仪独特的场所,这种场所中的画像石的图像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在的、原始的和非理性的意识涌动,这种涌动体现在汉代时期的人们把原始社会潜意识的精神和生命活动中对祖先或对生殖的崇拜,置换为对生命的延长或化羽成仙的理想,同样,在徐州汉墓出土的《龙凤交颈图》画像石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该图像共分上下两层,上层图像刻绘的是双凤交颈,下层图像刻绘的是四龙交颈交尾,汉代人利用体现动物的交颈交尾的两性合欢,隐喻延续生命,从而演义了墓主生前欢乐的美好愿望的实现。可以看出丧葬仪式和祭祀仪式体现当时人们最重要的集体精神生活的场所。所以,墓地、享堂以及门阙等所形成视觉上的环境,如同理想中神圣肃穆的仙境,从而构架出了一个显型的特定的精神文化空间。所以,人们在这里不仅仅可以体验死后化羽升仙状态,而且以家族为轴心的宗法社会关系得以加强和凝聚以及对后代的教化。“墓祀”成为对人们生前生命活动的追记,由此希望从中使生命得以延续,实际上是祈望家族的香火的兴旺,画像石图像的这种生命文化特色表现得尤为充分,刻录了汉代人们的生命观念和生命意志及其生命信仰。揭示了图像背后深藏着的不可思议的民间文化的精神内核。

李泽厚曾强调说“中国文明两大征候:氏族体制和巫史传统”,丧葬方式中的画像石及其图像所传承下来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内容,显然是我国氏族体制传统文化。如果我们将画像石放进整个汉民族加以考察,那么画像石的特定的视觉图像,原定的以家族单位为轴心的祭祀或礼仪场所,便内升为表征和维系汉民族特性的共同民俗民风文化,成为汉民族人们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对象,同时也内升为民族文化深层集体意识里的精神内容。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图像就会有一种亲和力,这就是人类文化所形成的心理和精神认同。因此这种游离于官方政治和文化之外、发生于民间、群体创作、流传于民间的画像石,通过生动的形象,体现了民间朴素而真实的民俗民风以及中下层文化和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讲画像石是我国汉代时期民间文化、信仰与精神和心理的重要独特符号系统,正是画像石的这种民间性所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价值。画像石的图像生成无疑在维系民族共同心理方面扮演某种重要而独特的文化角色。

来源: 艺术百家/《艺术百家》编辑部·—双月刊·—ISSN-1003-9104·-2004-5,总第79期,P122-124,90
题 名: 汉代画像石图像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责任者: 李倍雷
关键词: 画像石 文化人类学 图像 民间艺术 原型
分类: 绘画
分类号: J209.234

人类学网站 『本栏页首』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