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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亮中 向郢:金沙江农民的理性诉求

2005-12-15

萧亮中 向郢:金沙江农民的理性诉求

时间:2005-4-25 12:33:03 来源:中国乡村网 作者:萧亮中 向郢

从德钦县奔子栏镇到虎跳峡前265公里的河段,是一片“江水萦回,风峦秀润,瓦屋村庄连续不断,颇是江南风景”的宽谷地带。
如果虎跳峡大坝高坝方案得以通过,这个金沙江惟一的成熟安静的农业文明社区将被水库淹没。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近十万村民自然不愿搬迁。他们发乎自然地认为:除了政府、专家和开发商的意见以外,我们是受大坝建设影响最深的原住民,为什么不能知晓并参与到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论证和谈判中来?
这群金沙江边的农民,这半年多来一直想方设法主动与外界联系,还努力参加了国内国际大大小小的一些学术会议。所有声音,都指向构建一个涵盖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在内的科学的水库建设决策机制。
也就是说,移民,不是大坝建设的制约条件而是重要参与者。因为只有与河流生生不息相伴的他们,最能深刻理解并坚定捍卫大河流域的自然权利。

金沙江农民的理性诉求

         萧亮中 向郢

  大坝的消息

身材敦实的葛全孝刚走回家,媳妇彭爱春就迎上来,眼睛红红的,眼泪扑的往下掉,“他们来量屋子,说要喊我们搬迁。”
去年三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吾竹村,突然来了一些拿着皮尺和测量工具的技术员,“虎跳峡要建大坝了,你们都要搬迁,我们是来测量的,嫂子,你家怎么这么多机器啊?”来人一边拉着皮尺量,一边问道。做了七八年副食品加工生意,葛家的屋子里到处都是机器,6个马达的擀面机、粉碎机、烘干机、米线加工机、真空包装机……。
听说要搬迁,彭爱春就觉得鼻子一阵发酸。
电站建设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金沙江边大大小小的村落。赶集天,串门的时候,围坐在火塘边,村民们都在提这事。村子要被淹没难道是定局,凭什么要建大坝就要把我们赶走?!移民怎么移?移到哪里?没有人知道。
老葛家的堂屋又热闹起来。56岁的老葛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迪庆州卫生学校教了5年书以后,为了照顾乡下的母亲,就辞职回到吾竹村务农了。兴许是因为读的书多,性子又急,爱出头,老葛自然成了吾竹村的意见领袖。1997年,吾竹村发生水污染事件时,老葛就热血沸腾的跑到街上大喊:“吾竹人,快站起来!”
这事被当地人称为“五·一三事件”。一家铅锌矿选矿公司在吾竹村后面的山上建厂,选矿的废水直接排进山上的溶洞里,而这个溶洞恰好与全村人饮水的水源相通,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村民们头晕眼花、上吐下泻。家里的牲畜甚至开始脱毛,喂养的塘鱼也成批死亡。村民们跑到水源“龙潭”一看,里面的鱼虾、石花菜等水生物都死了。等到村里人想往上反映的时候,却发现由于公司涉及的关系较多,电话打不出去、邮件也寄不出去。老葛他们急中生智,连夜派了几个村民走路到相邻的四川省,才将一封按了4000人手印的“状纸”寄到北京。5月13日这天,3000余名群众与镇政府交涉。几位领头人物还曾被“请”到县城拘留所。最后,斗争结果是政府移址建厂,并给有病群众安排治疗,出资为全镇人重新引水。
吾竹村水源林“龙潭”附近的谢良平家,正房背后被红油漆画上一道线,写着“2010M”,来人笑着给老谢说,“你家发财了!大坝刚好能把你家淹了。”从学校退休回家的老谢很生气:“我们江边人又不是白痴,移民搬迁,还会发财?”
“搬迁跟铅锌矿污染比,严重一百倍!”当年反污染事件的主角和国清现在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店。“整个江边几乎都是农民,搬迁了怎么活,农民穷了,你就算做生意也没法做!”
车轴村的萧嘉麟就是这样的纯农业户。他从兜里拿出2月18日的《迪庆日报》日报,上面,有一篇题为《虎跳峡电站》的文章,老萧戴了眼镜,逐字逐句的念给大家听,“看见没有?上面都说,淹没区是迪庆州的粮仓,农户生活富裕,文化程度高,移民难度很大!”
“我们江边人均都是二三亩水田,一年亩产就是双千斤,种一年可以吃三年,富饶得很,哪里还能找到更好的田土?”老萧问道,“这个多少地养多少人,都是有定数的,是世世代代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搬到别处去,不是去挤人家吗?”

  “江边人”的社会圈

知道“水库移民及流域社区可持续发展培训班”要在丽江开班的消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晚辈就把老萧和老葛他们几个老乡推介过去。自从知道大坝建设的消息,在外面工作的江边人的后代都开始想办法“做点事情”。
在水库建设的问题上,这个时候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简称“绿色流域”)已经为公众所知。2001年,在香港乐施会的帮助下,于晓刚和云南大学的专家们一起对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进行了调查研究。于负责社会影响评估内容的《漫湾报告》在2002年底问世后,向公众传达了“企业富裕了,国家有税收了,而原住民更加贫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样一个真实的状况。2002年8月,这位亚洲理工大学流域管理规划博士主持下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正式注册,并于2002、2003年在肯尼亚和日内瓦参加了两届“世界大坝会议”,其工作得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的认可和支持。
7月21日培训班第一天,就是让从三个流域来的30多位农民代表自己总结“村民生活和河流的关系”。金沙江小组――车轴村的老萧、和万举和吾竹村的彭映全、老葛就让“绿色流域”的专家大吃一惊。
老葛代表金沙江小组的发言说,除了土地、林木、牛羊的栖息地、道路、水池、庙宇、学校、家族的坟茔、风景名胜之外,他们还会失去 “村镇影响圈”和“亲情、友情、社会关系圈”。
村镇影响圈是这样一个意思,“在迪庆、丽江滇西北这一带,江边人是最有面子的,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说是江边人就很能吃得开,丽江大研镇的都不敢小瞧。”这除了因为江边的粮食、生猪等物资供应丰富以外,还因为,数百年来,这个汇集了纳西族、傈僳族、藏族、白族、彝族、苗族、汉族等七八个少数民族的沿江地区很早以来就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线,在历史上连接了内地与西藏的经贸和文化交流,战略地位异常重要。老萧的父亲曾是“金江特区”这一带第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后曾负责过和平解放西藏的队伍粮草的筹集调运工作,因此很清楚当年进藏部队的粮秣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江边一带迅速筹集调运的。
而世世代代传承沿袭的牢不可破的亲友圈和社会关系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是乡村劳动力交换的基础。村里哪家要宰猪杀牛了,都是各家青壮劳力一起来按的按,杀的杀;农忙时也是大家集体劳作互相换工;江边的消息渠道很灵通,哪家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即便住在再远的地方,亲戚朋友们都会提着白糖腊肉这些贺礼,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赶来庆贺。
有些隐秘的关系甚至以某种偶然的方式显露出来。
老葛有一次到丽江吃婚宴的时候在席上和一个老人聊天,对方听说他是江边来的,就问“可知道江边的葛家”,等老葛表明身份以后,那个老人就拉着老葛不放手,非要老葛到他家里吃住一个晚上才放他走。这实际上是50多年前的渊源,当时老葛的祖父从四川迁移到江边的时候带了些年轻的伙计出来,那个老人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60年前,吾竹村于文清的祖父在外地被遇害,有个江对面的丽江人把尸体背了回来。前年,当得知这家人的儿子一直没有讨到媳妇的时候,于文清就说合自家的一个妹子嫁给了对方“报恩”。
老葛在会上说,“现在我们家里有事情,随便喊一声就行了,如果要搬迁,大家打散搬到山上,或者外地,到处是生面孔,就不能上游下游互相帮扶了,怎么过?”
这些话让“绿色流域”的专家们大为吃惊,在他们所接触到的所有大坝经济和河流文化的理论中,是没有这样的“亲情、友情和社会关系圈”的。于晓刚后来说,“他们的思想,应该要影响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些决策。”

  被忽视的移民权益

《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指南》,一本薄薄的册子,已经被老葛翻得卷边了,里面很多段落划着红色和蓝色的圆珠笔线条。
仔细读过了培训会上印发的国内水库建设和相关移民的政策文件,老葛感觉自己“象被重棰捶了一下,”“项目要不要上,主要看水库的成本和效益,还有个环境影响评价,就算问题再多也能通过,说的是对鱼啊河啊山地啊这些自然要素的影响,但当地农民却从来都没考虑进去,反倒是被看成是开发过程中的成本和制约因素,搬掉就行了!”
1991年《大中型水利水电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是专门针对水库移民的全国性行政法规,老葛指着第15条“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应当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安排”,不解的说,“要求我们‘舍家为国’,但是,这些项目明明都是水电公司开发的啊,咋就处处都变成了国家利益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的老百姓,咋就一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更显强制性的措施是,“移民不得借故拖延搬迁和拒迁,”如果“违反本条例规定,扰乱公共秩序,致使工作、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搬不搬,首先就没有任何商量,”老葛觉得心里面象堵着什么似的,“我们祖辈很早就来了,几十年几百年都好好的,为什么一个公司要搞一个项目,就要喊我们搬,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先来后到的居住权的问题?”
而相关的赔偿条款也是大为可疑。移民安置原则很模糊的说“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的办法”,老葛把硬邦邦的条文“啃”懂了以后,发现,“因为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赔偿损失,实际上除了建房、搬迁和一些公共设施费用外,移民的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很难满足。”
对于此前水库移民的政策缺陷,国家有关部门有个调查数据是这样说的:全国已经兴建86000多座,淹没耕地2000多万亩,已动迁移民1000多万人,但是,其中约500万人未解决温饱。“按照国际标准的移民政策,象我们这种是‘非自愿移民’, 应该是原质、原量、原位的‘赔偿’,而不能仅仅是‘补偿’”。
老葛他们还知道了,五、六年前就有个世界水坝委员会,由水坝工业代表,各国政府以及民众代表组成,提出了一个可持续的决策框架,认为除了开发商和政府,受水坝影响最大的恰恰是移民群体,同样应该是水坝建设的受益群体和利益相关者。他们有权在水坝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决策过程中都参与和了解详情,特别是在水坝建设开工前,要就有关补偿和利益分配问题,与政府和开发商反复探讨,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协议文本。
等到澜沧江漫湾水电站的移民代表站起来发言的时候,会场上的一堆男人都流泪了。“水电站1983年开工之前,政府‘打包票’说电站建成之时就是他们的幸福之日,结果,成了贫困之日。土地又少又不好,打工又没有技术,以前小水电的电费是一毛多一度,电站建成了涨成一块一,当地老百姓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听着都辛酸。”
因为压低移民补偿,2001落成的漫湾水电站成了国内‘投资最省’、‘ 效益最高’的样板工程,但是,移民安置补偿不当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补偿金一用完,移民一半人家靠拣拾电站的垃圾为生。新华社的内参《漫湾电站建成十年,库区百姓贫困化严重》送到中央以后引起高度重视。目前,云南移民局正在进行整改,拟拨7千多万来进行二次搬迁。
“河流都是一样的,那些河流的移民工作已经有了经验和教训,我们要汲取,金沙江只有一条,不能等几年几十年以后发现错了再重新来整改,”等培训会结束的时候,老葛他们金沙江小组的几个人就拿定了主意,“要让可能移民参与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是怎么拍板的,利益是怎么分配的,有没有我们本地农民参与进来,这点非常重要,往大点说,是一个决策民不民主、科不科学的问题。”

  戴着毡帽参加会议

参加培训会回来的人开始密切关注国内的水电政策。一位县党校退休的教授还学会了上网搜索信息。8月底,看见北京10月份要召开“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研讨会”的消息,老葛激动得赶紧跟于晓刚打电话,“我们农民能不能去参加?”
于晓刚惊讶于这份积极性,给出建议说,“如果要写论文,就从大坝建设和地方住民参与权的角度来表达下面老乡的想法。”
整整半个月,老葛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书房里写论文。彭爱春一个人忙着做米线,操持家务,忙得团团转,也不打扰老葛。老萧他们打电话,老葛女儿说:“我爸爸正在写论文!”
最后,老葛的论文《大坝建设与原住民的参与权》按时递交到了北京组委会。
获得了参会权的老葛本来打算穿平时的衣服去北京开会,但彭爱春不同意,“你穿这么随便,人家一看,那里生活这么差,肯定喊,‘搬掉!搬掉!’”她特地拉着老葛专门跑了一趟丽江。褐色的夹克120元,裤子100元,新皮带20元,牛皮皮鞋80元,两件可以替换的白衬衣100元,哗啦啦的钱出去,彭爱春一点都不心疼。为了更引人注目,老葛还特地新买了一顶藏区人爱戴的卷边毡帽。
等老葛他们这一身行头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了。
会议第一天是与会专家发言,在15分钟紧巴巴的时间里面,于晓刚阐述了水库建设要引进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的建议:“就算最后没有更好的能源替代方案,一定要上水库工程,也一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水库移民安置规划,并建立合理的工程效益分享机制。”
“如果移民利益没有得到保护,诉求形式就会从温和到极端:投诉信、个人和集体的上访,和平和暴力的抗议,同时,另一方面,没有社会影响评价的制度安排,水利水电开发方也会因为过高的补偿要求而在喊冤,地方政府应付上访安抚民众的工作压力很大。”
老葛没有得到发言安排,只好准备在下午提问的时候抢话筒。坐在第二排的另一个老乡代表把手举得高高的,得到了话筒,赶紧递给老葛。老葛的表达能力在几个人中间最强。他站起来,用普通话稳稳的说,“我是一个农民,叫葛全孝,从香格里拉县来的,请求大会给我一个发言机会,因为建坝就要我们搬迁,作为一个利益受损主体,我要诉求我们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尽管老葛发言的要求被婉拒了,但是,等到晚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戴着毡帽的老葛被主持人引领到中心的一号嘉宾桌上。这里坐着的有非洲总统、国际水电专家和国内高级官员。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就坐在老葛旁边,他转过头来:"老弟,我们听听,你想要诉求什么?"
"我们库区百姓,就该对大坝工程有知情权……"
徐伸出一个指头,"好,知情权应该有。"
"参与权、监督权、……"
徐又伸出两个指头,“也应该有。”
"还有决策权。"
徐摇了摇手指头,“老弟,你别弄错了,决策权在国务院,你没有!”
老葛张开手掌,也摇了摇,“不对,今年六月份,中央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上面明确说基层群众有四权,像这样整村整寨的搬迁,是我们村务自治中最大的事情,我们有决策权,项目上不上是国务院定,搬不搬是由我们定。"
徐莞而一笑,掏出名片递给老葛,"好,老弟,在你们的项目开始动工之前,我一定亲自下去考察,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等到第二天,参加"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分会场的时候,老葛还是提出了困惑已久的问题:“现在的水电开发,都把移民当成一个制约因素。现在给水电商是市场经济体制,资金可以国有,也可以私有,也有外资,但独独对移民,是地方与开发商协商,出一笔钱,以计划经济手段移走,但实际上我们移走以后,又面对的是市场经济。请问水电开发商和专家学者,一座水坝采取两种经济制度,这是不是最大的不公正?”
会场出现了冷场。主持人提议由云南方面来人回答。一位云南省移民局副局长站起来,委婉地介绍说:"这与我们国情不同相关。土地法只两种情况,就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所以是用征用土地的方式来移民,情况就这样。"
老葛还是没有得到答案,正郁闷的坐着,有人跟他说话,老葛又兴奋起来。坐在旁边的老人,是一位曾经主管国家移民工作的退休干部。老干部告诉老葛,“国家正在拟定一个新的移民文件,明年就会出台,就不会再出现随便把老百姓迁走的情况了。”
  乡村的行动

所有资料的搜集工作都异常艰难,关于移民安置的文件甚至是偷偷地从县政府“偷”出来的。
9月份,老葛、老萧听说国家电力公司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分别起草了丽江和中甸的《虎跳峡水电站水库淹没影响及工程占地移民调查与规划中间成果汇报材料》,就想找来看看,结果城里的亲戚打听回来说,“政府说,材料不能外传”。
“涉及到江边十多万人的命运了,我们老百姓都不能看?!” 两个人一听就火,然后打电话给在县城工作的一个晚辈下达命令,“你必须把它弄出来!”
材料到手后,一看安置地,老葛他们几个人就来气,“那些山上的不毛之地,屙屎都不生蛆的地方,水源都没有,怎么安置,简直是三岁娃娃坐在办公室写的!”
但是,从乡镇传来的一些消息却不太令人放心。经过金江镇的县际公路需要大量土石方,在挖山的时候,因为附近村民提意见说危及山体,有个乡镇领导说,“反正水库都要建了,以后这一片都要淹。”
村里人几次悄悄的跑到虎跳峡电站附近去侦察,里面正在打地质洞,而下游还没有获得批文的金安桥电站正在建设热潮。
政府和开发商的动作一直在悄悄进行,村民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参加学术会议成了江边老乡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唯一渠道。
也是10月份,女村民丁常秀、和桂芝也参加了昆明一家民间组织在大理洱源举行的“生态农业培训”。说到“如果金沙江被淹没,就什么生态都没了的时候,”两个人忍不住哭了起来,在场的专家们都有些惊呆了。一位姓况的政协委员当场表示,要把江边老乡的意见带到政协上。从昆明回来以后,丁常秀就开始去娘家上江乡那边宣传,她说:“那边知道的还少一些,不行啊,这是一场斗争啊,我们还要快一些!”
老萧还走到了国外。11月16日-18日的“湄公河流域的自然资源与合作机制国际会议”和随后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年会”在泰国曼谷召开的时候,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又推介金江镇农民去参加,因为只有萧嘉麟及时办到了出国护照,他就成为整个会议上惟一来自中国的农民代表。
“这是我们富饶的金沙江,如果被淹没……”,他举着农民自己拍的三江流域农村生活的照片,逮着各种机会宣传。在一次主题发言的时候,老萧的话翻译出来打动了很多与会者,“世界上的人们有各种肤色和语言,但哭声和笑声是相同的,祝愿澜沧江-湄公河两岸的所有老百姓永远充满相同的笑声!”
等老萧回来的时候,金江镇的十几个人就组建了一个“绿色农民生态研习小组”,并且把所有关于虎跳峡的报道都复印了张贴在自家的墙上。北京“野性中国工作室”制片人史立红拍摄的怒江小沙坝村民访问漫湾电站的记录片《怒江之声》也由北京的环保志愿者刻录了寄到乡下,很多老乡自发地到处去放映。
好几个村委会开始来主动联络,有个村的村主任还把小组长们召集开会学习研习小组带来的材料。老葛、老萧他们最近的计划是,沿着金沙江徒步行走,“挨个挨个去找村里的人讲这些道理,要不然,老百姓连知情权都没有,还谈什么参与、监督、决策呢?!”
纪念萧亮中即将的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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