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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纪行:追寻意义之网

2006-01-06

  阿克萨烈士 2005-12-19 发表于 http://www.renleixue.com/www/bbs/ShowPost.asp?id=13

  摘要:意义的阐释是当代人类学十分重要的内容,当代人类学的工作者受人类学范式的影响总是想去寻找意义,但是对于“意义”这个概念的理解却是灰色的,很难捉摸的。并且很多人都妄想去追寻一套“原生”的意义系统,对意义的再生产、传统的再发明、意义阐释者的主体性、意义的流动却视而不见。笔者就意义的追寻为主题进行这些问题的浅显探讨。
  关键词:范式 意义 当地人的观点 阐释 西双版纳

  就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述的那样,“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使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①]”人类学亦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后,人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很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基本上就是范式的转移——从以文化为一种静态的结构到更为清楚的视之为一种过程和运动。马林诺夫斯基把人类学带向了科学,而格尔茨的出现使人类学走向了人文。

  在功能论统治的时代,人类学者包括他们所教授的学生,受功能论范式的影响,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大多都在寻找“功能”的存在。而在今天“意义”的时代,很多人都愿意去寻找“意义”。在格尔茨1973年的经典性文章——《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②]中,格尔茨宣布,文化分析——格尔茨所谓的人类学,这并非是寻求规律性的实验性科学,而是意义的阐释性科学。在他看来,深描(thick description),对地方社会话语的阐释性记录则应该能辨析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meaning)。时至今日,还有很多的人类学家深受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影响,甚至不少人开始沉醉在更大范围内的“局部现象”的分析中,但民族志的特点从格尔茨后就变得十分的模糊。以前功能论的民族志论述虽然是将文化整体切割,再用功能的关系串联起来,加上结构式的论述,没有了当地人的存在,当地人的观点仅仅是结构的阐释。退一步讲,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关注当地人观点的人类学家,但对于这条途径,他事实上并不放心,所以,除了“访谈”、“参与”之外,他还强调“观察”[③]。也正是通过对观察和访谈结果加以对照,他才得以指出“当地人所说的并不等于他们实际所做的”,进而论述他们的观点不是科学的,而且当地人也是有理性的。

  格尔茨的田野非常吸引人,正是这种文学式的记录吸引着那些爱故事的人,但更重要的是,格尔茨强调当地人的观点(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当地人的观点即是当地人的文化。受格尔茨的影响,有太多的人都去苦苦追寻当地人的观点,由此希望能得到格尔茨所谓的文化——意义之网。不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意义是什么?为了避免本质化的误区,我们只能这样回答:意义是一个过程,一个多主体阐释文化的过程。我们只是要去记录意义。

  可追寻意义的过程是如此的痛苦,我们不禁要问,意义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习惯,或是像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在格尔茨看来,文化是公共性的,但为什么意义的阐释者只是一少部分人?这些意义是否真的是当地人自己的,我们是否还是把当地人的社会同外界割裂了呢?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今天大兴土木做现代化文化产业的中国,现代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对经济资本的追求,消耗了主流文化的社会资本,使生活在钢铁森林中的人们越来越觉得这意义之网的淡化,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妄想从异文化中寻找意义,但是,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异文化也同样处于现代化中,他们也在面临意义的缺失。

  意义是这么难以捉摸的东西,那就以笔者的田野实习经历来体会这追寻意义的痛苦吧。

  一

  2005年7月,笔者所在民族学系02级双学位班的三十几位同学有幸跟随老师在云南进行了近两周的田野实习活动。7月12日到达昆明。在这座城市里,笔者并未感受到城市间的疏离感。中国的城市建设都大同小异,同样是玻璃的大楼,到处都有的连锁店,柏油的马路,打扮的十分流行的人们等等,这一切在中国的其它城市都是一样的。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昆明的民族博物馆的建立就十分有意义。博物馆的展示是按照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功能进行排列。大致有服饰厅、生产生活展厅、宗教信仰展厅等等。在民族服饰展厅,按照解说员的讲解,服饰的排列是一种时间式的排列。而从解说员的意思看来,这种时间应该是一种类型学的时间。傣族的树皮衣被放在靠前的位置,而衣服的后面是傣族人制作树皮衣的彩色照片。解说员解释道,这种树皮衣傣族人不穿了,但还有一些老人保存有制衣的手艺。看来树皮衣的消失不过几十年,它同样被拉到“原始社会”的范畴里去了。

  大概不止是衣服被贴上了古代的标签,生活的器具同样如此。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中笔者突然眼前一亮,大概是走到了民族宗教信仰的展厅。看到一些有着有趣象征意义的符号、赋予特殊含义的事物,总算是引起了这些寻找意义的人们的兴趣。不过这些东西的摆设和意义太“人为”了,不够“原生”。这不是我们的田野之地。

  为了实习调查,笔者看过一本书,叫《从遮羞板到漆齿纹身——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巡礼》[④],该书作者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阐释,大概也抛不开文化进化的那套说法,博物馆中人们对于少数民族赋予的意义也是这样,少数民族的照片都是穿着民族服装的美女。“美女”在很多做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家那里就成了少数民族被赋予女性化意义的证据。

  二

  在昆明参观、休整了三天后,我们开始了西双版纳的旅程。从昆明出发,在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之后,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西双版纳。在参观完著名的西双版纳植物园后,我们来到勐腊县橄榄坝的傣族文化园,并在这里进行了两天的“田野调查”。美丽的沙哆利(姑娘),帅气的毛哆利(小伙子)和那迷人的景色交织在一起,令人陶醉。对于我们这些北方人来说,亚热带的自然环境同异文化一起带给我们强烈的文化震撼。

  我们的调查开始了,对于热衷追寻意义的我们来说,宗教信仰、仪式象征是最好的切入点,所以我和另一个同学把首选地点定在佛教寺院。这里的南传佛教寺院有三座,都有千年的历史。但其中一座在整修、另一个找不到僧人作访谈,我们只好把重点放在最热闹的曼春满寺。寺的门口到处是贩卖水果的小贩,禁不住这些很少见到的水果和便宜价格的诱惑,我们打算从寺里出来就美美的品尝一番。不仅如此,几位傣族美丽的少女和几只孔雀在寺门口的长椅上,招徕游客来照相,这些事物被赋予新的意义而从文化中凸现了出来,使人们一提到傣族,首先想到的是美丽的少女和孔雀。

  一进入寺里,同行的那位想做傣族宗教调查的同学就迫不及待的去找寻南传佛教寺院的标志——五树六花。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找到。问寺里的僧人,他们也说不清楚。其实最五树六花的形成,也是一种发明传统的过程。开始在寺院里种植五树六花渐渐成为一种习惯,最后被赋予了意义,才成为寺院的标志。今天这个意义的流失也同样被重新阐释、重新赋予意义。

  我们脱鞋进到寺里的大殿。在大殿的一角摆设着纪念品的柜台,还有两个年轻的“沙哆利”(姑娘)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僧人忙完了手中的工作,看来他在寺中是比较年长的人,我们打算对他进行访谈。但当我们上前表明身份、说明来意,他面无表情的指了指柜台边的女孩,并招了招手。女孩向我们走来,那个僧人便走开了。原来这个女孩是解说员,她开始为我们讲解并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看来那个僧人把我们看作是一般来猎奇的游客了。这位讲解员渐渐对我们的问题招架不住了,便让旁边的一个年轻僧人来解释问题。我们认为总算有个能阐释意义的人来做访谈了,但随后的谈话我们觉得这个僧人并不是很“原生”的意义阐释者。年轻僧人几天前从广东的佛学院学习回来,对于寺里的一些事情也不是很清楚。当我们问到一些关于南传佛教寺院的摆设、仪式的问题时,他的回答好像比较令我们失望。我们妄想从中找到一些很有趣的意义阐释出来,但他的回答都是:“寺院的布置就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的。”在笔者的原初想法中,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被赋予意义的,但能阐释意义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而且这样意义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不过从另一面想来,习惯也是被赋予意义的。

  这位年轻的僧人好像有很深的戒备心理,过了一会,我们聊的比较熟悉之后,他才说出了原因:他说,以前有杂志的记者到寺中采访,后来还有一些有名的杂志用很轻蔑的笔墨来描写佛教,他很反感,认为这是对佛教的亵渎。在他看来,不是佛教中的人或不是很有名的专家学者就不懂佛教,认为宗教不好。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话语中,总是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称呼,他也很反感。他说,现在的僧人基本上要在佛学院中进修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在佛学院里,他们也和“汉地”(汉族地区)的僧人一起交流,我们的话语似乎在抹杀现在的各教派交流。

  为了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想对他进行更多的访谈,便问他以后怎么跟他联系。他掏出一个很时尚的手机出来,告诉我们手机号。其实少数民族也愿意去追求现代化,今天这些僧人的身份和意义也同样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在景洪的网吧中,看到叼着香烟打游戏的小和尚的确很惊讶。

  下午结束了访谈来到傣族园的民俗表演广场。那里的水池边正在进行一天一度的“泼水节”。我们清楚这里全部是人为的痕迹,所以没打算去调查,却兴冲冲的加入了当地的俊男靓女带领游客在水池中嬉戏的“泼水节”中。我们俨然忘记了这是“泼水节”,但玩的十分愉快,同学们都逃不了被大家丢进水池的“噩运”。这个“泼水节”在我们看来仅仅是好玩,却没有了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今天的民俗表演,也是一个重塑意义的过程。傣族人自己的泼水节在他们的眼中一定是另一个系统,对于傣族园每天都有的“泼水节”,在他们看来仅仅是表演而已。

  三

  结束了傣族园的调查,我们来到了距离景洪市区不远的另一个寨子——曼景堡。因为这里的“傣族乐”旅游才刚刚起步,所以要么是杆栏式建筑比较旧,要么就是崭新的二层砖瓦房。我们实习的人数太多,就分在四户人家里住。我和同学住的那家是很新的砖瓦楼房。后来问房东阿姨为什么不建木头的房子。她说,其实现在政府不让他们再建砖瓦房,说是要保护民族文化。但是建木头房子要用木头,政府还要保护环境,不让砍木头,写申请就可以伐木的规定也不能实现。所以建房的木料要从缅甸和泰国进口,这样房子建下来的费用比砖瓦房的费用差的不多,所以当地人也更愿意建砖瓦房。政府和当地人同样在对利益谋算的过程赋予新的意义。民族文化保护的意义也就被操弄了。

  在曼景堡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赶上傣族的关门节了。笔者的意义范式观念又开始“发作”了,问问房东阿姨关门节有什么意义,她只能说这是一种习俗,保平安的。现在想来,这也是意义了,但当时总认为,意义就是那么高深的东西,这套意义系统要多么复杂才能把人悬挂起来。现在人类学者受人类学范式的影响,眼睛不再停留在仪式上,而对仪式背后的意义十分热衷。但对于意义的阐释者——当地人,在阐释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盘算,有对于意义的操弄。意义的阐释者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南糯山的哈尼族地区,笔者进入一户人家,女主人让我坐在火塘远离床铺的一边,我并没有什么疑问,但她还是解释道,靠床的那边火塘是不让外人坐的,那张床是家中最年长的老人睡的,是神圣的地方,一般人不能坐在那里。后来了解到,这家的女主人并不是哈尼族,而是从山外嫁进来的汉族。此时意义的阐释者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当地人。当地人在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把文化的传承教育内化为人格的过程中,使这些意义成为了惯习(habitus),变成了无意识、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当他们遭遇到异文化时,这些惯习也就可能会被赋予意义的阐释,而且有时意义的阐释者更会是那些遭遇文化震撼的人。

  结语

  意义是一个如此难捉摸的东西。我们想去寻找那些所谓的“原生”的意义系统,但我们忽略了意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断的再生产。意义的阐释者的话语权的存在体现的是多元的主体分类,意义的阐释也就是多元的,意义阐释的过程也就呈现了主体的能动性。今天年轻的学生们、实习者们甚至是某些人类学者们要做的仅是主体的意义阐释的转述。其实不仅是那些所谓的“原生”的意义才是有价值的,这个意义阐释的过程也同样有趣。

  参考书目: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人类学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6〕向翔,龚友德:《从遮羞板到漆齿纹身—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巡礼》,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7〕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
[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P.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克里福德•格尔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文化的解释》,PP.3-36,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PP.1-19,华夏出版社,2002。
[④] 向翔,龚友德:《从遮羞板到漆齿纹身——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巡礼》,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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