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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移民回流

2005-12-15

文、图/记者 邓飞 特约撰稿员 姚海鹰 2005年05月27日

2000 至2003年间,中国长江流域产生一个牵动全世界眼光的特殊群体—数以百万计的三峡外迁移民。

大陆政府最先试图对他们实施“上移后靠、就地安置”,后来发现移民聚集库区,将难免引发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危及三峡工程。1999年,朱 基主政的国务院调整“就地安置”政策,外迁安置由此启动。

2004年8月28日,最后一批共715名三峡移民乘专列抵达江西省浮梁县,标志着历时五年的大规模三峡外迁移民安置工作告一段落。

2005年4月27日,重庆市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说,截至2004年底,重庆库区已移民82万人,加上湖北库区,三峡工程移民共计103万人,其中外迁农村移民16.6万人。重庆库区9.6万农村移民,由政府组织外迁11个省市的249个县、1062个乡镇、2000多个安置点。

5年来,大陆媒体普遍报道移民群体大部分在安置地安居乐业,“稳得住,能致富”,已融入当地社会。但《凤凰周刊》调查发现,2002年以来,部分外迁的三峡农村移民相继出现回流。

重庆市移民局官员对此称,迁徙自由是公民权利,政府不便介入。但移民回流、滞留库区,显然背离中央政府初衷—人口过度密集破坏库区自然生态。1999年的资料表明,库区森林覆盖率已从1950年代的22%下降到1990年代的8%;植被基本上从森林向灌丛、草坡和裸岩方向退化;库区土壤总侵蚀量每年达15750万吨,其中60%的土壤流失量来自农耕地;库区水土流失面积达80%以上,其中强度和极强度侵蚀面积占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一个无业、贫困、绝望或愤怒的棚居人群,又加剧着社会不稳定态势。

三峡水利工程现进入第三期,将带来更多外迁移民,三峡移民工作面临更大挑战。有关人士认为,破解三峡移民回流难题,理应从正视移民回流问题开始。

库区:数千移民“空挂”

四月,澎溪岸边,重庆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

一个10平方米的矮小窝棚。彭万元和妻子就在棚里烧饭、睡觉。光着膀子的彭万元在阳光下一脸沮丧,“我们是移民,但我们一天也没有离开库区。”

彭是原青树村16组村民,公路维护工。1999年彭响应移民政策在万州市买了一套房子,但当地政府坚持统一安排,将他迁到了重庆江津市白沙镇高峰村。

1995年,时任副总理的吴邦国指出“外迁要建立在农村移民自愿的基础之上”。2001年,云阳县却组织实施统一迁移,一部分迁移外省,一部分迁移附近县市。

2002年4月,镇干部带领彭的妻子王文菊和其他村民到重庆江津市高峰村考察。彭万元所在的青树村村民被指定内迁该地。高峰村一组声称将安置28户、118名高阳移民。但移民们发现该组已有200多人,人均土地不足半亩,当地干部承认说你们政府和我们商量的是“空挂”,“你们不要来真的,我们一个都不能要。”

“空挂”是指只在对方处落一个户口,移民并不过去生活。

王文菊和其他村民拒绝签字,村干部便代签。镇干部承诺说,如果他们同意“空挂”,就可领取移民安置费和搬家费,一到两年即可将户口返迁到原籍及居住地。

为逃避“空挂”,一些村民躲到了山上,干部们便动用推土机碾压他们的房子;推土机不能去的地方,则组织专业拆房队拆除。

2002年7月,彭万元家房子被夷为平地。2002年8月,彭家四口人搬进小江水电站一个废弃厕所里。住了一年后被镇干部发现,勒令搬出。2004年,彭家在老房子原址上搭起一个木棚。夫妇俩在河滩上种些包谷、豌豆糊口。

窝棚里没有窗户,床上堆放着衣物和箱子。彭氏夫妇一天到晚忧心大风和干部“光顾”,前者每每刮走了窝棚的房顶,后者则有可能将窝棚视为违章建筑连根拔掉。

因不得自主移民,彭万元只得将万州的房子变卖掉,充当儿子的学费。夫妻盼望读大学的大儿子早日成家立业,“下半生只能依靠他了”。

距离彭家窝棚十米外是姚长丰的窝棚。

姚长丰的两个儿子早年移民到湖北宜昌,姚和妻子要求投靠儿子,也被拒绝。政府限定投靠条件是五十周岁以上且独居的老人。姚和家人遂被“空挂”到江津,他和老伴住进了棚子,儿女到深圳打工。

邵永富的窝棚在姚家三百米外。32岁的邵原是镇上一名厨师,要求自谋职业,被政府拒绝,并“空挂”到江津市白沙镇。2002年6月,推土机推倒他家房子。邵和他的家族一共二十多人便在河边搭起了窝棚。

邵永富介绍说,青树村“空挂”到江津市共计33户、128人,绝大部分滞留库区搭建窝棚。

4月30日,《凤凰周刊》记者在高阳镇包租一条船沿河而下,发现沿岸搭着很多棚子,船主指点说那都是“空挂移民”的窝棚。
高阳镇数名移民代表提供的一份《高阳镇空挂户汇总表》显示,该镇受淹12个村、1个居委会,其中9个村就有1756名“空挂移民”。代表们告诉《凤凰周刊》,这只是一个初步统计,相关搜集工作仍在进行中。

渝移办【2002】251号文件称:2001年,云阳县移民15000人,其中迁重庆江津、铜梁两市各2000人,出市外迁11000人。但截至2002年,高阳镇外迁江津、铜梁两地移民8721人。据此,移民代表称高阳镇至少有4000名“空挂移民”。大陆移民专家魏沂在新近出版的《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中则提出,高阳镇“空挂移民”有好几百人。魏曾在三峡某县政府任要职。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他不讳言库区“空挂移民”现象严重。

移民代表指称云阳县一些官员直接组织移民“空挂”—政府派出人员驻守江津、铜梁乡镇联系挂钩,再强行组织移民到当地签订“空挂”协议书,办理过户手续。

移民代表说,政府是移民“空挂”的最大受益者—移民甘一贤提供的一张《重庆市云阳县农村移民出县(市)外迁安置分户补偿补助明白卡》显示:由迁入地政府掌握使用、不发给移民个人的资金有生产安置费一人10449元、基础设施费一人4245元、基础设施补助费一人775元、管理补助费一人698元。该四笔费用由云阳县政府划拨安置地政府掌握使用,本是便于当地政府有效为移民提供调地、改土和农田水利房屋基础设施配套。但如果一个移民不真正到江津或铜梁落户,当地政府将返回他生产安置费5000元。即便如此,安置地政府和负责拨划移民款的云阳县政府仍至少控制10000余元—两地政府如何协调分配不得而知。

高阳镇移民说,镇干部组织“空挂”时承诺,让村民一两年再迁回,一些移民也就在外迁合同书上签了字,并领取移民安置费。移民官员就把这批移民作为自愿外迁移民上报,同时安置地也按合同作为已安置移民上报。至于移民在何处安生,迁出地政府不管,迁入地政府也不管。

与彭万元夫妇不同的是,一些年轻的“空挂移民”不担心镇干部来清理窝棚,他们扬言要搬到更高的地方,“我们总得要活下去”。

奉节移民:从血吸虫疫区回流

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已经搬迁并得到补偿和安置的,不得返迁或者要求再次补偿。但《凤凰周刊》调查发现:仍有相当数量的外迁移民不断回流库区。

5月1日,《凤凰周刊》记者来到重庆奉节县白帝镇坪上村一组。2001年8月,该组98名村民外迁湖北省江陵县滩桥镇。次年,就有57人回流。

移民反映,他们分的土地少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当地血吸虫疫情严重。

移民称,他们是在来此地半年后,政府到村里普查血吸虫病患情况时,才得知所在地竟然是血吸虫疫区。而鄂政发【1999】114号文规定:原则上血吸虫疫区不得安置移民。

移民欧品强家两个孩子最先被发现患上血吸虫。回流移民余兴安告诉《凤凰周刊》,现居观中村移民点的移民余杰、余国泰的妻子,现居竹桥村的何家双的孩子等也先后被查出感染血吸虫。

“我们不是骗国家的钱。”40岁的回流移民黄云香双眼潮红。

2002年,黄云香一家从血吸虫疫区回流,在老家旧房基础上加盖一层,开了一个小店,一天收入仅10多元,丈夫不得不去煤矿挖煤补贴家用。

黄云香曾找到镇政府反映血吸虫让移民没法活,但干部说为什么别人能活,你就不能活呢?

干部说归说,却没有找过黄家的麻烦。黄回来后的日子看上去平静如昔,但明年这个时候,水会涨起来,2008年,水位将逼近黄家一楼坪地,而黄家处于滑坡地段。那时,黄和她的家人何去何从?

黄抱着她的外孙女,一脸茫然。

回流移民生活看上去与从前无异,但事实上他们不再是坪上村村民,在村里也不享有任何权利。他们除了干农活,大部分时间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骂娘和研究弄到手的有关移民政策的新文件。

5月5日,细雨。《凤凰周刊》记者来到奉节县坪上村移民点—湖北省宜昌市江陵滩桥镇黄桥村,移民孔宪贵和他的妻子蹲在庭院里料理农用膜棚里的棉苗。他们对面是弟弟孔宪云从前的房子,2003年孔宪云回流老家后,这房子便变成了村民们的棋牌室,每天都有六七桌。

和孔宪贵留守在这个村庄里的还有陈昌玉、孔宪喜两家,共19人。孔宪贵的妻子向记者抱怨卧室天花板漏水,水泥地板不能扫,一扫一屋子灰尘。移民们坚持带记者去看他们的地“到底能不能养活人”。

孔宪贵有三亩地是当地所称的粗沙劣土,沙多土少。出太阳,地里没水;一下雨,地里积水排不出,和本地人的油菜相比,孔的油菜明显瘦小、稀落。陈昌玉有四亩也是粗沙土。

但本地原住民“发现”了移民粗沙地的其它好处—这种沙土可充当棉苗培养土和建筑用沙,他们就在这里直接取土。2004年,陈昌玉地里几乎被挖空,陈只得依势把它改造成一丘水田。今年3月,原住民又瞄上了孔宪贵的沙地,孔眼见一个粗壮男子开着手扶拖拉机来铲土,不敢吱声。

“他比我壮,我怕打。”瘦小的孔蹲在被挖出的坑边说。

生活的阴影更多来自防不胜防的血吸虫。江陵县政府一名官员告诉《凤凰周刊》,当地是血吸虫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江陵县血防办资料表明该县人口40万,血吸虫患者达17000人,晚血病人878人。在湖北省4881名晚血患者中,江陵县患者占五分之一。

孔宪喜等移民告诉《凤凰周刊》,江陵县观中、丛桥、陈湾、吴场等地均出现移民回流。孔说等到筹足了路费,他一样会选择离开。


巫山移民:生活在广东太难

国务院计划安排广东省接收三峡移民7000人,2001年广东三水市(现为佛山市三水区)接收1200人。2001年8月,向启云一家和原巫山县巫峡镇红光村三组52户移民到达三水市大塘镇新岗村。

当地分给移民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移民来之前当地拖了几车泥土覆盖。那片地在河坝之下,每次下雨,水流还直接威胁土地。移民许国荣、王会掌等人曾经尝试种植蔬菜,一年下来,收成不好,亏了本。如今,该片土地被村委会收回,出租给他人。

像向启云那样年龄偏大的移民,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上毫无优势可言,而广东的生活水平又让他们普遍感觉吃力。2002年2月,向和妻子回到巫山。他的女儿向绍燕也带着丈夫和孩子跟着回乡。

向绍燕的孩子户口仍在广东三水,回到巫山念书属于插班,小学6年需要多支付3000元,读初中则需要更多额外支出。向绍燕费尽周折,借用他人的户口资料,才让孩子进了学堂。向的孩子也由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向启云在三水新岗村的邻居、原巫山红光村五组村民黄亿玖一家,也于2003年回到老家。

黄家移民三水新岗村时,一家五口人才分得一亩地。黄决定想其它办法致富。他在镇上租了一间小门面,开起四川火锅店。但习惯煲汤的广东人对麻辣缺乏兴趣。一年下来,黄亏了三四万元。

儿子黄勇在县城一个鞋厂找了份保安工作,三四百元,最后干不下去。黄和妻子最后试着进厂打工,年轻保安看见他们呵呵笑,“老的,不要不要。”

2003年,黄一家人回到巫山县城。清晨五六点,黄到城郊收购农民挑送过来的新鲜蔬菜,交妻子在菜市场卖,赚点差价钱。

黄家人租住一个朋友的原始毛坯房。从三水带回的大小家什用数十个塑料袋装着,随时准备着下一轮搬家。黄说他朋友的儿子一回来,他们就得搬走。

“不敢往后面想,一想就慌。”黄说唯一的家产是三水那栋房子,“但太偏远了,一直卖不出去。”

向绍燕的丈夫李开彬告诉《凤凰周刊》,截至2005年5月,三水大塘镇新岗村53户移民回流巫山11户。

黄亿玖说,还有一些移民属于“间歇性回流”。他们在三水找不到工作,就回到巫山;在巫山找不到工作,又不得不回去。
李开彬等人一直很后悔外迁。他们很容易找到了佐证,《凤凰周刊》记者包租的摩托车司机林加喜,恰恰是他们同村居民。林透露说,当初他坚决拒绝外迁,最后被内安到本地巫峡镇,每月享受一百多元的低保,并得到了比外迁户多出5000多元的物价上涨补偿。

留守三水的移民王兴银是公认的好脾气,今年当上了新岗村村主任。他一直劝导移民少吵少闹,与政府搞好关系争取支持。但王失望地发现,他们无法改变政府对移民的冷淡,他说移民的土地使用权证至今还未发放,移民们想承包鱼塘,找政府申请贷款,但“理都不理我们”。

移民事务中的丑闻也时有发生。广东惠州市惠阳区(原惠阳市)移民办主任何光胡利用负责移民住房建设之际,收受贿赂人民币30多万元。

不少巫山移民发现房屋基础下沉、墙体分裂、漏水等严重质量问题。惠阳区对13个移民点的263间房屋进行质量安全鉴定,鉴定结论为B级危房,直接造成相当数量移民回流。

云阳移民:“逃离”理想迁居地

重庆市云阳县峒村乡,是三峡移民回流现象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截至2005年5月上旬,该乡外迁到江西省峡江县金江乡的33户、159名移民,已有一大半回流云阳。

虽然选择了“逃离”,但接受采访的移民无一例外地向《凤凰周刊》表示:峡江从整体来说确是移民迁居的好地方。
峡江县人口16.4万,土地总面积1287.4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非常小。全县有30万亩耕地,128万亩宜林地及2.52万亩可养水面,峡江地域面积虽然在江西省最小,但人均占地面积却排全省之首。而且,峡江全境内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67%,是“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

峡江县被定为安置三峡移民的重要基地。中央下达给江西省的5000名移民任务,峡江县就承担了其中1093名移民的安置。然而,这个理想的移民地,自移民到达起就出现回流。

5月4日,《凤凰周刊》到达峡江县金滩乡和砚溪乡,现场探访了2个移民点。

在金滩乡启新村一栋三层楼的移民点内,记者发现只有一家在烧火做饭,很多房门上的铁锁已经锈迹斑斑,了无生气。

2002年8月24日, 11户、53名云阳移民迁入此地。如今,当初的53个移民只剩下11人,42人已陆续回流云阳。

留守的11人出自李大国、谭萍夫妇,唐良平、胡强香夫妇,李大兴、龚永珍夫妇三家。

唐良平告诉记者:“按说你应该看不到一个人,我和李大国家如果不是为孩子读书着想,早就回云阳了。李大兴和龚永珍两口子没有孩子,但我们走了,他们两人也留不住。”

距离这个移民点300米处,是另外一个移民点,每家门牌上还保留着云阳当地称谓“新硐村”。2002年8月从云阳迁入时有14户、72个人,现在仅剩下3户、13个人,其中7个是正在上学的孩子,还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孩子上学、老年人和病人的拖累,成了该3户移民家庭留守峡江的主要原因。

《凤凰周刊》调查得知,峡江县7个乡镇(场、校)的数十个安置点,共安置的三峡移民238户、1093人中,绝大部分留守的移民为家有老人、病人和小孩的家庭,稍有能力的家庭都举家回流云阳。

江西省接收的5000名移民分散在靖安、永修、奉新等县,当地移民管理部门对移民回流问题高度敏感。《凤凰周刊》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完整的移民回流数据,但5000名移民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回流,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者调查发现,安置地无法保障移民的“安居乐业”,是导致回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在峡江金滩乡的两个移民点看到,当地政府为每户移民提供的住房是一大一小两个房间,不足35平方米。

云阳移民李大国居住的楼房建于1990年代初,已很陈旧,原是当地一位姓伍的村支书记的私房。2002年8月,该房由当地移民部门作为“移民新家”整体卖给11户、53名移民,共67000多元,每户出资近7000元,不管移民是否接受,资金皆从移民款中直接扣除。53位移民每户仅分得不超过35平米的一大一小两间房子。

另外一个移民点的14户、72个移民,分得当地政府帮他们购买的一栋废弃旧房,也是每户35平米。

一部分移民感觉焦躁和被欺骗,早早地就踏上返乡之路。

移民返乡空出房子,部分留守的移民才算比较有尊严地居住下来。但居住问题实质上只是一个开端,更多让他们难受的现实接踵而来。

首先是土地分配的“不公正”。按规定,每人可分得土地1.45亩,125人就该拥有180多亩土地,但实际上很多土地至今仍然没有分派下来。

据移民反映,在已经分配下来的土地中,至少80%属于档次很差的土地。很多土地都是由荒山、旱地临时改成的水田,其中布满大小树根,田质低劣。有些水田的前身则是沼泽地。

《凤凰周刊》记者在现场看到,34岁身强力壮的付立正走进水田时,居然陷至腰部,无法自拔。移民在这种水田劳作时,至少要两人同往,以免发生意外时有人相助。

留守移民张帮淑告诉记者说,即便是这种劣质土地,当地人在测算分配时也要打折扣,“我们一亩地很多实际上都只有8分,找他们理论,他们就说,还要摊公共的部分。”

移民们一亩地往往只能产出400斤早稻或300斤晚稻来,比当地农民至少要少500-600斤。

此外,在水库放水收费、水井吃水等方面,移民们也遭遇到“不公”,很多按规定专为移民点设置的生产生活设施,移民使用起来反倒变成了有偿使用。

移民们称,遭遇此类情形,很多时候还能忍受,而安全感的缺乏,却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凤凰周刊》了解到,当地村民和移民一旦发生点矛盾,就会非常对立,动辄聚众对峙,当地政府每年调解类似纠纷不下100起。

留守移民对当地政府普遍感到失望。每到逢年过节,地方政府官员会浩浩荡荡来移民点视察,但移民都是冷眼相待。移民说,“干部们来了解情况,可我们说了一大堆,他们一句话不说。就在移民居住点应付着看看就走了。”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16期 总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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