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先生简介

　　周大鸣（1958.1-）男，湖南湘潭人，人类学博士、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期刊主编，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重点基地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族群与区域文化、都市与乡村发展研究，主持过国际、国家、省部级课题20余项，出版著作5部，论文100余篇。代表作有：《渴望生存——中国农民工流动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等。

演讲概要：资源博弈中的乡村秩序——以广西龙脊古壮寨为例

　　在国家权力的控制逐步淡出，而传统乡村主要的社会组织又缺乏有效影响的前提之下，乡村社会如何整合？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乡村社会中，随着资源竞争的日趋激烈，谁来规范、又用什么来规范乡村秩序？这里通过对广西龙脊山区古壮寨三个不同姓氏之间在村寨资源上的博弈关系进行考察，探讨了乡村秩序的维持与乡村社会的整合问题。

　　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必然会导致资源博弈的长久性存在。而如何在获取所需资源的同时又能确保不会招致侵害，则往往使当事人陷入一种实实在在的“囚徒困境”之中。有人说，文明就是对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而文明的发展就是对集体行动的悲剧不断克服的历史 [1]<。从静态上看，古壮寨乡村秩序的维持依赖于诸多结构性的因素，但若从动态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我们或可以发现，这种秩序的形成与各方面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种种趋利避害、谋求共同发展的博弈是密不可分的。

袁冰凌教授简介

　　袁冰凌，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海外华人社会与福建历史。代表作为>Chinese Democracies – A Study of the Kongsis in West Borneo, CNWS Leiden，2000.

演讲概要：荷兰人类学家高延及其对汉人社会的开拓性研究――以婆罗洲公司为例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教授高延(J.J.M. de Groot，1854—1921)，不仅以他对中国宗教的开拓性研究著称于世，而且也以他对汉人社会所做的最早的人类学研究而闻名于西方学术界。由于他在这一领域的著作都以荷兰文或法文出版，所以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此所知甚少。

　　在1877－1890年间，高延曾经在福建、印尼婆罗洲西部（加里曼丹）等汉人地区生活过十多年，对闽南人和客家人社会有深入的研究。他不仅学会了闽南话和客家话，还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文献研究。他认为那个时代欧洲汉学界虽然出版了一些中文字典和中国经典翻译作品，但对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英、荷政府对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贡献最大的中国移民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他指出，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汉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他本人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他赢得了莱顿（Leiden）大学中国人类学讲座教授的交椅。

　　本文拟以婆罗洲华人公司为例，谈谈高延对中国南方传统社会及其海外组织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与局限。

钱杭先生简介

　　钱杭，男，1953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中国宗族制度新探》、《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在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中国古代世系学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与实名敬避问题》；译著有：《中国的宗族与戏剧》、《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戒指的文化史》、《中国电影百年》等。

演讲概要：从中国汉人关于血缘关系的理念与实践——对几个关键问题的再认识

　　一、中国汉人对血缘关系最主要的研究成果。

　　中国汉人从周代开始，就对血缘关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从理论和社会规范的角度出发，将人类全部血缘关系区分为宗亲、姻亲两大类别。比如在《尔雅》中，就根据与“我”的关系，把一个人会出现的全部血缘关系细分为“九族”。中国亲属称谓也极具特色。

　　二、中国汉人对血缘关系的功能范围进行明确限制。

　　中国汉人在实践上对血缘关系的功能范围进行明确的限制，严格区分门内（恩揜义）、门外（义揜恩）所应遵循的不同规范。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时，主张“大义灭亲”。从不以血缘关系划分国民的归属。

　　三、中国汉人看重血缘关系，但绝非血缘主义。

　　中国汉人看重血缘关系，但绝非血缘主义，而是把血缘关系看作全部人伦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地、君、亲、师、友，分别遵守不同的规范，互相参照，互相依托，互相衔接，并且贯穿一根主线，那就是五伦：仁、义、礼、智、信，缺一不可。

　　四、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汉人血缘关系的理解具有片面性。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汉人血缘关系的理解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需要加以必要的说明。

常建华先生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5年留系任教，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宗族史、风俗史、18世纪的国家与社会。担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著有《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等书，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演讲概要：中国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比较研究

　　如要宏观把握近世宗族制的形成及其性质，将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加以比较是重要的方法之一。本文试就中日学者这方面代表性的理论研究加以介绍并略加评论，以便促进有兴趣的学者讨论。

　　已有宋以后宗族的研究，并不缺乏同宋以前宗族与社会比较的关照，只是专门的探讨不够充分。在封建社会后期理论影响下的宗族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宋以前的宗族与社会具有身分性，是世家大族掌控社会；宋以后的社会具有非身份性，普通官僚与民众地位上升并拥有宗族。对于这种转变人们注意到科举制、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比较缺乏对于意识形态转变的考察，涉及到也只是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反映加以处理。

　　宗族制的研究应当关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的唐宋变革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内藤的研究中国中世社会的后辈提出了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内藤学派的理论，与我国宗族时代特征研究的看法颇有相通之处，也可以说给予中国宗族以比较恰当的历史位置。内藤代表的京都学派，至谷川道雄（1925～今）非常重视宗族问题。或者说谷川试图在唐宋变革论中寻找宗族的位置，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从探寻民众的历史活动入手，踏入中世贵族的研究领域，在70年代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论”。谷川先生最近还从与近世宗族比较的立场阐述了对六朝宗族的看法，将宋以后的宗族制度从历史的延续性出发而纳入豪族共同体的精神的谱系。

　　我们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同新儒家意识形态转型，国家的转型，以及士绅的作用，联系来考虑宋明以来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特质。

麻国庆先生简介

　　麻国庆，1963年生，1997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社会学），1997－200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01－2003年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社会人类学专业客任副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家与中国社会结构》（1998），《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2001，2002），执行主编Clan and Lineage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34, No.3, Spring 2002, USA等等。主要学术论文包括《分家：分中有继也有合——中国分家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社会学研究》2000）、《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民族研究》2000）、《日本的家与社会结构》（《世界民族》1999）、《汉族传统社会结构与家族》（《社会科学战线》1993）、《The Drawing Power of Ancestors: Mobile Clan-Based Groups and Social Memory Examples from the Southeastern Han》（Chinese；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3,spring 2005;USA）、《The Recre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radition,The Revival of Lineage and Folk Beliefs in a Field Survey of Zhanhu Town in Northern Fujian Province》（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34,no.3,spring 2002,pp.69-91;USA.）、《Han Clans and villages, An Anthropological Diglogue and Reflection》（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Summer2001/vol.33 ,No.4 USA.）、《“家”的再构筑：日本同族与中国宗族的比较研究》（家」の再構築、慶応大学地域研究センター編、慶応大学日吉纪要，No.32,2004）、《汉族社会大家庭的观念和实际》（「漢民族社会における大家庭の観念と実際」『中国21』第4期　愛知大学1998、《农耕蒙古族的家观念与宗教祭祀》（農耕モンゴル族の家観念と宗教祭祀，横山廣子主編『中国における諸民族文化の動態と国家をめぐる人類学的研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报告别册2001年。

演讲概要：理学传统与现代东南汉族村落的宗族：以闽北的田野调查为中心

中国历史上从宋朝开始的宗族复兴和这一时期的理学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朱熹的理学极力倡导恢复和加强封建的人伦关系，使得儒家的礼教在理学中得到大力发展，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整套封建伦理观念被推广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这种趋势下，古代的宗法制度被理学家们重新提出，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意义，中国宗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形成了以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族制度。之后<宗族组织已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同姓聚落体。直到现在，在华南、华中、华东等地的一些农村仍是聚族而居，多是一姓一村或一姓数村或几姓一村。

所以，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民间社会的祖先祭祀和宗族礼仪有着直接的影响。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能看到它的影响。而对于作为理学发源地之一的闽北民间社会结构的研究，无疑是探讨作为大传统文化的儒学文化特别是理学对于民间社会结构的影响的一个很好的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朱熹理学的发展，的确刺激了宗族制度的延续和再造。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一地区的祠堂林立、祭祖之风日盛、民间信仰复活、寺庙香火不断等的民间图像，正是这一理学传统的延续和再生的写照。本研究通过闽北一千年古镇——樟湖镇及其下属的几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宗族的复兴及其活动为主线，来展开对处于不断创造之中的文化共同体的宗族、文化仪式的祖先崇拜为主线，来说明理学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民间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