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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与文化传承

2006-02-13

  一、走向现代化同时谨守传统

  看韩剧,时惊诧于该国日常生活,依旧奉行典型的儒教人伦,所谓长幼之序、男女之别,无不严而求之,不可稍忤。诸多琐碎的居家礼仪,至今一丝不苟地保存着,其守旧程度,若让中国人来看,不单单我这一代人,想必即便是父辈那一代,恐怕也亟感陌生了。
  观看中,有时忍不住钻进去,充一个角色,来设想自己若处其中,会是怎样的感受,其结果则不堪设想,好像连一天都忍不下去。比如,儿子平常也不妨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一旦在挨父亲的训斥时,就只有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的份儿。
  反观韩国人,虽也时或不免微有怨言,总体上却很顺当很自然地生活在那秩序里。那些在我们早已不可忍受的伦常礼数和繁文缛节,似并未给他们带去什么压抑。起初,这让我不可思议,因若依我们已普遍被培育起来的“现代意识”来看,他们那死板而拘束的礼教,完全应该把他们折磨得乖戾变态才对。
  但再一细想,韩国人之能在那似乎苛抑难耐的礼教下处之泰然,而身处儒家文化发源地的我们反而觉得很不习惯,这其实无非是游戏规则变或者还不曾变的问题。中韩两国文化境况上的差别,大抵即此。他们因为不曾革过儒教的命,至今呆在里面过得还挺自然,并不觉得传统礼仪多余、累赘和束手束脚。我们则不同,彻底地革了命不说,还没忘记时时掉头回去再踏上几脚,教它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所以那样憎恶儒家文化,重大缘故在于,曾以为这文化跟现代化之路是冰炭水火的关系,不能兼容。现在,看着韩国人的情形,我倒不禁大困惑起来———跟历来被灌输的历史进化逻辑不同,他们走向现代化的时候,那种谨守自身传统的态度,好像丝毫也未拖其后腿,毋如说,竟有些相得益彰似的。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不单韩国,我们看日本,看欧美,这些现代化搞得都并不逊于我们的地方,从不听说传统被打得粉碎,从不听说必须先革了传统的命以换取“现代化”。反之,都很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荣,知道那是本国本民族血脉的由来,也是超越时代的永恒的精神家园。

  二、感化心灵以文“化”之

  我想起“五四”时期那些极具感召力的话语和意象。郭沫若高歌“凤凰涅?”,期冀熊熊烈火,烧尽一切腐肉,让中国得一全新的自我。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不必说,这话明显有因为愤世而故作惊人的因素;但我以为,有鲁迅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每句话都不能等闲视之。
  文化批判,是我们走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但文化问题也恰恰是我们既往现代化历程之中处置最不成功之处。这真是一件让人无可奈何的事。与传统的敌对,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直到“文革”为止。这一状态虽然结束,而所遗留的废墟既颇难收拾,人们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创痛也急切不能全部和透彻地了解。对生产力的单独推崇,将文化所遭受的损失,在新层面上被全社会所忽视。对能够确保和有力维护经济基础的法制建设,给予最大关注,下最大气力,无疑极为必要也极为重要,但这实不能替代道德修复和道德重建。
  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必有赖于公正、清晰、完备的法律体系,这是我们历经坎坷终于认识到的。然而我们或许迟迟还没能认识到的是,法律体系只是平衡社会利益的一道强制性的正义底线,它既非人的精神自觉,亦只关涉个人的外部和有形的行为,而无法覆盖生活的每个角落。人的内心世界,相当甚或主要的部分,大量善恶问题、诚伪问题、美丑问题,是位于法律环节之前的。
  社会越来越依赖在有形的层面去影响社会成员,说明它在无形的层面上陷于困顿。有关道德的标语口号愈多,社会道德危机则愈盛;反之,道德良好的社会,可以根本看不见这类标语口号。我们进入一家商店,不会因为它墙壁上到处张贴的“文明服务准则”、“商业承诺”来判断该店的职业道德和文明程度,相反,这种东西贴得越多,我们越有理由担心得不到真诚的良好服务或所谓的“承诺”会落空。同样,在社会其他场合也是如此。绿色如茵的草坪上竖立着“爱护环境,造福人类”之类的牌子,固然很有道德气息,但倘若一块牌子都没有,无疑就更说明问题。音乐厅墙壁上挂着“禁止喧哗”“请保持安静”的灯箱,只能令人意识到喧哗的频仍与安静的困难。大街上带着袖章到处游走的卫生监督员确实对维护城市的清洁做出了贡献,但人们对这种清洁的由来却不能不觉出一些苦涩的滋味……
  我们可以制定各种规章来限制人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使之接近于文明。但是,在人的一个更深的肉眼所不见的世界———心灵———规章却无能为力。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朋友,如何对待父母兄弟姐妹,如何对待食物,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弱者……这类问题,既非规章所能限定,而且即便有所限定只要心灵并未认同也仍然会被暗中消解。纪律严明的社会虽然是个安全的社会,但绝非最好的社会;最好的社会应是不再需要纪律的社会。谈到这一点,不能不细思汉语“文化”一词的意思。照我们先贤的看法,人之初,都是从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而来,有些民族比较早地离开了这状态,有些民族却迟迟滞留在那里,究其原因,既非有聪明愚笨之分,亦不完全是强弱富穷所决定的,而是由有没有开展“教化”所致———所谓教化,即拿文明的思想和认识来改造、感化人的心灵,约言之,亦即以文“化”之。

  三、塑造心灵提供潜规则

  “文化”重在“化”字,它不用规章从外部限制人的言行,而提供无形的潜规则,从内部塑造人的心灵,使人无论何时何地、有没有外力的监督和约束,不需旁人耳提面命,就能够自然主动地顺从于规范为人做事。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也。”(断案,我和别人无不同;我的理想是,把问题化解在犯罪之前。)他看出,法可以制人,却不可以归化人心,这是他的高明处。
  失去文化的支撑,灵魂就处在无禁忌的状态,缺少内心的敬畏。一个人,或许永远不犯法,却永远去钻法律的空子,他完全可以做一个“守法的小人”———这种例子实不鲜见。而没有例外的是,有序的社会必以稳固强大的文化基础为支撑。对西方,国人多年来一直偏于推崇它的法制,这显然过分将注意力集中于它的近代政治的进展与成就,然而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明告诉我们,制度革新虽然重要,文化根基却更重要,那些古老的信条与新的历史要求相融合,保证了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使价值观得以延续,使人的存在有归属感。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发生较大“社会转型”的东方国家,确保文化的传承性同样成为关键,它们在文化冲突中不是没有煎熬和痛苦,但它们挺住了,没有弄到“抉心自食”的地步。而我们的反应和态度,则过于激烈,百宋千元,统统推倒,采取暴力而非理性批判方式处理文化传统,逮及今日,内心规范几乎荡然,百无禁忌,随之而来的各种负面效应日益彰显(单单环境和资源浪费问题,就足以带来毁灭性后果),倘再不能重建传统、找回文化根基,恐怕二十年来中国的物质文明成果终将不敌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无序的损耗。
解放日报2006-02-13李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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