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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路径

2005-06-07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

  “不管社会是不是在转型,纯象牙塔的研究是需要的。当然,也需要新知的传播”

  去年我到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为写一本书。我现在关心的焦点跟孙立平教授不同。他一直关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有点混乱的社会怎样走向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社会。我在探讨一个问题:香港这么一个高度繁华,而且法律基础比较完备、社会结构非常稳定的社会,为什么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变得不稳定,社会经济问题一大堆?

  香港有一位政治学教授,是香港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从来不热衷于在公共媒体上露面,我们经常读到他非常好的论文,但是很少在媒体上听到他的声音。我曾经请他在凤凰卫视就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发表讲话,他很客气地谢绝了,并说,他一直不太感兴趣在媒体上露面。前一阶段,教授频频在香港报纸、电视露面,他谈到新实施的高官问责制对公务员队伍的冲击问题,也谈到了香港社会怎么重新建立基本的社会凝聚力问题。显然,他是阅听人,不再是专业圈内的人士,而是最广大的公众。香港这五年多的社会经济、人气变化,出现很大的麻烦。很多香港人士认为,香港出现了很严重的社会分化或者叫社会分裂。香港特区政府有一个中央政治组,建议成立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怎样保持或者维护必要的社会凝聚力,这个课题组组长就是这位教授。他们走了很多国家,进行了很多专业圈内的探讨,有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以后,这位教授现在亲自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很有意思,跟我们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新媒体问题有很大关联。这么一位专业的政治学家,他可能习惯用的思维方式或者表达方式是纯学术的,发表见解的主要阅听人是专业人士。而现在,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责任之所在,他一定深切地感受到了。他要为一个正在痛苦转型的社会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在香港媒体上用一种新的语言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他的新语言使他可以以政治学家之尊与香港各界人士进行交流,他的话,公众能够听得懂,公众的想法,他也能够充分理解。他的学术研究心得,正是通过媒体与公众发生了联系。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也是处于非常急速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克服一些诱惑,关起门来两三年,就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学问家。不管社会是不是在转型,这种纯象牙塔的研究是需要的。当然,也需要新知的传播。

  我总在劝媒体的朋友,做记者/编辑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成为最权威的记者或者评论家。我想记者的职业可以使他很容易跟某一个领域中的相关人士进行有价值的思想交流。这样做下去的话,不出几年这个记者/编辑就可以成为某一个领域,比如说反垄断领域或某一个产业领域或某一个文化领域里面的权威人士。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另外一条路,从象牙塔里面走出一部分学者,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传播真正有价值的新知。香港这位教授为什么现在才站出来,在电视台、报纸上,用非常平和、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为了在另一层次上实现知识分子的价值,这就是公共价值。香港现在思想比较动荡,但没有什么明确的路轨,最后只剩下两点共识:第一点就是所有人都认为香港社会现在处于积极转型期,这是没有疑问的;第二点共识,所有人认为香港社会面临很大的经济社会困难。就到此为止了,香港现在是一个没有进一步共识的社会,也就比较难走出现在的困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专业知识分子要善于利用公共媒体,来表达自己对前面两个共识的超越或者展示一种更深的思考。这是一种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也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在今后的日子肩负什么样的责任,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经济观察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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