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与人类医药文化
200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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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翁乃群
兴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是当代人类学中最活跃、最兴旺的分支学科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体质人类学对进化、适应、比较解剖学和人种等的探讨。在后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所写的许多民族志中也记录有被研究的族群中在对生、老、病、死的信仰以及基于这些信仰出现的巫术、魔术、习俗行为和医药等。譬如，著名的英国医生兼人类学家里弗斯就曾发表过题为《医药，魔术和宗教》(1924)一书。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家也曾和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病学家共同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生物因素对人的性格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二战以后，由于国际社会对推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而在实施过程中在“异”社会文化环境中工作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发现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人类学家也就因此被卷入到这—事业中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医学人类学从应用角度被逐渐兴起。
由于该学科在美国创始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带有较强的应用性色彩，对社会理论研究注意不够，即投身该学科的人类学者多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而置身于当时在包括结构主义学家、符号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民族语言学家等的人类学界正热烈展开的对文化研究的再思考的潮流之外，使该学科在人类学科中处于二等分支学科的地位。从事该学科工作的人类学家也常为会被当着医学人类学者而感到难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学科毕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19；7年有学者搜集了当时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的美国人类学者的名单共只有49人，但到90年代初美国医学人类学会的成员则超过了1700人。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今医学和精神病学人类学家们所关心和研究的社会理论问题正是人类学界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使他们的地位在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变得突出起来。对文化和表现(repre sentation)的讨论日益变成对病的表现的分析，从关于大众医学知识的讨论变为对诸如爱滋病等疾病的社会表现的分析。各种医学机构变成了研究分析权力(power)和统治(dimination)的关键场所。女权主义者也利用医学现象探索妇女躯体、分娩与繁衍的社会性别表现。以及这些关系对劳动分工的变化。如果说自然科学与历史主义的争论，即对所有知识都是产生于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观点的争论一直是本世纪的哲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中心问题，那末，医学人类学则是人类学中提出和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分支学科。
从医学人类学开始兴起到现在的近四十年的历史中，该分支学科在人类学科的位置终于从边缘走到了中心。该学科从以应用为主到以社会文化理论研究为主兼顾应用研究。从以“异”社会文化的医药现象及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到对西方医学知识及其医疗制度的反思，即对医学知识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从把非西方社会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以及非西方社会的医药知识、制度与行为视为基于非理性的文化“信 ”，而把西方医学视为基于理性的，全凭观察与实验的生物学(自然科学)的“知识”，到认为西方医学的发展也是与社会文化及其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我国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学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学科，而医学人类学更是如此。殊不知我国的医疗制度、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一直是或曾经是西方医学人类学所非常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翻一翻六、七十年代的医学人类学的著作或刊物，就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探讨 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的文章。当时的美国人类学的影视资料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这是与医学人类学初创时期主要参与推进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相联系的。当时举世公认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联合国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相比之下，当时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制度的研究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正可谓是身在庐山不识其庐山真面目。记得l990年一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在与笔者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对这一曾经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业有过巨大影响的医疗制度于80年代初在其创造国的迅速垮台大表 其困惑和惋惜。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变化正好说明一种医疗制度在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是与该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对中医的认可，即在国家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和西医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更是社会文化的选择。这一医疗制度的选择不仅体现在软件上，也体现在硬件上。从医务人员的管理制度上，到医疗机构设施上中医与西医都基本一样。即中医医务人员的级别职称、工资待遇与西医的无区别。在大多数城市里政府不仅设有西医医院，也设有41医医院。全国几个主要城市里不仅设有西医学院，也设有中医学院。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政府中西医相结合的倡导下，西医医院中也设有中医门诊和病房，西医医生也采用中医药物，而中医医院里中医医生也采用西医的诊断设备与方法。西医学院里开有中医基础知识和理论的课程，而中医学院中也设有生物、化学、生理等课程。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中西医结合的现象也随处可见。从老百姓关于健康与疾病的言谈话语，到他们的日常饮食，从普遍人家中藏有的医学常识书籍到他们药箱里备用的药品，无不表现有这一现象。中医与西医所赖于产生与发展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前者是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生物学研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后者则是在几千年来汉族文化的哲学宇宙观基础上的医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竟然能够在实践层次上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实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奇迹只能从社会文化来解释，这正是医学人类学可以而且应该探讨的问题。
西方的医学人类学界对我国的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的问题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涉及这方面问题的论文也有不少。但在我国自己的人类学界至今未见有人涉及。虽然在我国中西医已 结合在一起，但两种医学的诊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两种医务人员与病人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对这些不同的比较研究也是非常欠缺的。我国人类学对中医学包含的丰富的汉族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不足的。对中西医医学知识是如何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再创造和再生产，其中包括中西医工作人员是如何在医学院和医院里被“医学化”，以及两种 “医学化”的不同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中，除了中医以外还有藏医和蒙医等。对这些传统医学进行调查研究，对其中所包含的符号和文化意义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国农村或城市的医疗保健制度正在改革过程中，全国也在继续大力推动计划生育和儿童保健工作，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保健与疾病问题也日益突出。再有，在中医学以及中西医实践中也充分表现有社会性别问题。对上述改革和问题开展医学人类学研究，记录其过程，分析上述问题中的社会文化因素，都将有利于推动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反过来，这些研究成果也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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