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网站 | 频道首页 | 本站地图 | 论坛留言 | 合作联系 | 本站消息 | |

纪念金沙江之子-人类学者萧亮中

2010-04-13

金沙江之子,萧亮中,金沙江,车轴,虎跳峡

纪念金沙江之子-人类学者萧亮中

“作为对自己的家乡自然生态多样性和族群文化多样性有强烈认同感的人类学者,萧亮中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的消息后,为捍卫金沙江流域的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竭力奔走呼号。”
“没有萧亮中,我们早就不知搬迁到什么地方了,他是当之无愧的金沙江之子,我们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感谢他。”“他刚正不阿,带着他的理想和憧憬为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奔走,是我的学生中的智勇双全者。”

和萧亮中很早就有联系,那时候他传我一个文章《金银联翅》,作者写的是肖亮中、马茜。他用的是sina的信箱,后来我还特意在网站上写上“谢谢肖亮中提供资料”,那时间应该是2001年初。我不知道亮中的名字的写法,后来看新闻说萧亮中的事情,我疑惑,通过搜索对比确认亮中就是肖亮中。我后来和他老师几次谈到他的可惜,本来应该是一个多好的人类学人。

今天选取几个亮中朋友写的文章纪念他,也收集我们以前在站上发过的纪念文章。一起怀念这位优秀的人类学人,一位可以写入中国人类学历史的年轻人。我们也欢迎亮中的朋友家人看见这个纪念集子和我们联系,联系方法见页面上端。
萧亮中自由的大江自由的鹿
别了,亮中
最后的告别追忆萧亮中
萧亮中 向郢:金沙江农民的理性诉求

2009年“江河十年行”之十一__金沙江的守望者
汪永晨 周晨 2010-01-07
2009年12月26日,“江河十年行”一行人要走近的是长江第一湾和金沙江之子萧亮中的家。长江第一湾曾因虎跳峡一库八级电站的修建牵动了那么多关爱自然、关爱长江的人。这其中包括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江边的父老乡亲。为了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安康,一位生在江边,长在江边的年轻人,累倒在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征途上,再也没有起来。金沙江边的百姓们凑钱在江边为他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写了五个大字:“金沙江之子”。

今天,我们也带着亮中生前许多朋友们的心愿,要去看看培养出金沙江之子的母亲萧妈妈。这位老人家在失去儿子后的这五年里生活得可好?身体是否健康?这都是朋友们的牵挂。
.............

金沙江之子


风景旖旎的金沙江畔,“金沙江之子——萧亮中”字样的纪念碑默然守望着面前的大江,这是金沙江两岸百姓自发为萧亮中而立。萧亮中,人类学家,生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他出生于石鼓镇对面的香格里拉县车轴村,跟石鼓镇一样,这也是个多民族聚居的连接汉藏两地的美丽村落。

“金沙江河谷是一个生态多样化的长廊,上段是稀疏的丛林,中段是天然次生林,下段是自然村落,河岸有落叶阔叶的防护林带,江中还有江心滩和三角洲。层次分明,十分典型。”生态专家徐凤翔一口气说道。

金沙江边的小村边

生态学家在江边的感慨

“还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长廊,这里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普米族和汉族多民族杂居,互相融合,互相帮助。”翁立达接着说。

作为对自己的家乡自然生态多样性和族群文化多样性有强烈认同感的人类学者,萧亮中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的消息后,为捍卫金沙江流域的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竭力奔走呼号。

“没有萧亮中,我们早就不知搬迁到什么地方了,他是当之无愧的金沙江之子,我们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感谢他。”杨学勤说。

正是萧亮中以一个北京学者的身份到处奔走呼号,才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在他的首倡下,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环保人士及开明官员携手并肩,将倡议传递到了更广和更高的层面。

然而,2005年1月5日凌晨4点许,大雪纷飞的时候,年轻的萧亮中睡梦中突然告别人世,走完了他32年执著而奉献的生命历程,把他短暂的生命最终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和乡土。
萧亮中坟前
亮中坟前

“江河十年行”每年都会来到萧亮中的墓前,拜访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亮中走后,三弟亮远担负起了照顾老人和打理家业的义务。“江河十年行”也对亮远的收入做了记录。因为要照顾老人,亮远没有外出打工,田里的稻谷一季能产1000斤左右,加上玉米和其他农作物,仅粮食的收入就有两万元左右,今年他又养了七头猪,杀掉两只年猪,剩下的五头肥猪也能卖上一万元左右的好价钱。此外,三十只土鸡能卖上两千元,核桃树收入八百元。

尽管亮远只是从事最基本的农业收入,可以看出,他家的生活一点也不窘迫,新旧两个大院加起来上千平米井井有条,人畜分开,布局合理,阳光充足。

“金沙江的农家小院都是如此,自然和谐,生活舒适。”纪录片导演史立红说。2008年“江河十年行”参加者中科院植物所的首席科学家蒋高明来到亮中家后说,这就是他梦中的桃花园,在金沙江边看到了现实中的存在。

专家和江边的农民在一起

大块吃肉,大碗吃饭

不过,从我们和亮中家人及他们村的人聊天中可以感觉到,虎跳峡电站的暂时搁置并不能让乡亲们放弃疑虑。

“背靠青山,面对绿水,又是滇西北的粮仓,云南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家园了。”萧亮中家的邻居丁大妈这样评价自家美丽的香格里拉家园。

“家园舍不得丢,但要是非要搬迁,我们也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丁大妈说。

自从得知要搬迁以来,识字不多的她一直非常关注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和国家各项有关民生的政策,比如“科学发展观“、“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物权法245条规定:切实维护人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有的甚至具体到某个领导人在某个地方的发言。

“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不学这些,得不到更好的赔偿,又找不到更好的家园,我们以后无法立足。”丁大妈无奈地说。

亮中的父亲和专家

边上站着的是丁大妈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移民不慎很容易造成环境难民,再翻身就难了。移民好移,关键是移过去后给什么样的地?”翁立达说。

“如果不得不移民,我们只好退一步,希望能得到长期的补偿,不要只给一次性补偿就完了。”同村的一位县人大代表说。他还说“最好能构建一个移民与水电开发的利益平台,毕竟我们放弃了这么好的家园。”

已经4岁了的素秋

亮中奶奶抱着的是刚刚出生5天的小姑娘

2006年“江河十年行”来时,素秋还没过满月,现在已经是四岁的小姑娘了,她是亮远的大女儿。今天我们一进院,素秋妈妈就拉着我们的手说,我和你们真有缘,你们第一次来时是大女儿出生,这次来,二女儿出生才第五天。为了能见到你们,昨天特意从医院出来了。“江河十年行”到了第十年的时候,素秋十岁,这个新生的小姑娘也要六岁了。

真希望那时的金沙江还像今天一样美丽。

明天我们要闯闯龙开口。为什么要用闯,因为据说国家环保部叫停了那个电站后,他们封锁了工地的进口。来之前,也有人说,其实那里已经开工了,我们要亲眼去看一看。

汪晖 金沙江之子——追忆萧亮中

 
金沙江之子——追忆萧亮中 

 四月三日,清明前两天,我转道昆明、丽江,在朋友的安排下,乘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直抵金沙江边的车轴村——萧亮中的家乡,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研究对象。村子在金沙江靠中甸的一侧,在夜色之中,亮中的表哥李润堂将小货车开上了渡船,艄公静静地掉转船头,我们在月色、山影之中,渡过了金沙江。在一旁的小彭说:乡亲们为亮中立的碑就在江边的山坡上。我举目望去,夜气缭绕之中,只有巨大的山影从上面压下来。绕过这一截路,前面终于有了一些灯火,是车轴了。次日清晨,我沿着小路爬上亮中家屋后的小山坡去探望亮中——他的坟头没有任何标记,不远处的金沙江边立着的那块刻着“金沙江之子”的碑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但在江边,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处不在。亮中在那里继续守望他的金沙江,他的确并没有离开,几个月来压在我心头的石头渐渐地挪开,我可以回忆了。

  认识亮中,是因为《读书》,现在回忆,时间应该是在二○○一年底或二○○二年初。从《读书》的来稿中,我读到一篇题为《隐喻的漫水湾》的文章,是对四川冕宁县南部的漫水湾的彝族村庄生活的朴实而生动的记述。一望而知,作者是一个人类学者,平静的叙述与作者的追问相互交织;渗透字里行间的,是对漫水湾的人、风俗、土地的真正的亲切感,尤其是对彝族文化转换及其与汉族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真思考。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分明地说,这个地区的彝族认同并不是植根于某种“共同的文化”,因为这里的群体生活特征与其他群体(汉族或其他族群)没有多大的区别。构成这种认同的毋宁是某种隐喻性的文化特征,然而也恰恰是这种隐喻性的文化特征在具体的环境中会被放大或缩小,成为这一族群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相区别的关键所在。我很喜欢也认同这种将少数民族认同置于多族群共存的语境中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随即被编入二○○二年第三期的“田野札记”栏目之中,按《读书》的发稿速度,这算是最快的了。

  那之后没有几天,杂志发稿工作完成之后,我从编辑部来到二楼书店的咖啡馆,在入口处,见《读书》的同事李学军正在和一个年轻人说话,她介绍说,这就是萧亮中,《隐喻的漫水湾》的作者。我随即向亮中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文章已经发稿。亮中中等身材,方形的脸庞,显得很忠厚,说话也谦和。听说文章已经发稿,他显然略感惊讶,也很高兴。我们要了咖啡,坐在那里随意地聊了起来,讨论的问题多半与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及其历史命运有关。他说起了云南少数民族,也说起藏族的历史。我那时也在读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交谈之中,我们好像有不少共同的想法。在那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不算多,每次都是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多半是他给《读书》写了新的文章或参加《读书》的活动。有一次,在交给我新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的同时,他还附了一篇题为《突古》的小说。文章发表于去年《读书》的第三期,而小说却留在电脑里了,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觉得文笔很细腻,但因为手头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未及细读就放下了。亮中为人憨厚,但极为敏感,因为没有得到我关于他的小说的意见,再见到我时,他带着失落的神情问:您还没有读我的小说吧?我搪塞了一下,他没有追问,但重新打印一份,专门给我送来——从此我知道,亮中的心里永远记着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不会遗忘,也不会放过,虽然他的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笑意。我也因此知道:为什么亮中的笑意中总是带着审视!

  二○○二年秋天,我在国外做访问研究,忽然接到亮中的一封信。这次并不是投稿,而是朋友式的关心。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和亮中的交往中超出编辑和作者关系的开始。他在一个场合听到有人用极深的恶意攻击我,攻击者并不认识我,而且所说也毫无根据。亮中先是不解,而后是愤怒。他在提醒我多留心之后,又问:为什么不反击?亮中太年轻了,他对知识界的争论不是很清楚,对有些所谓“知识分子”之作为还缺乏真切的体验。我感谢亮中的慰问,但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见到他,他又重提此事,我仍然没有多说。在这个世界里,人心的黑暗是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为什么要让一个如此坦然、天真的人平添对于这个世界的悲观呢?对我而言,有像亮中这样的朋友的诚挚的关心已经足够了。亮中从此不再提及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他曾经为此与他熟悉的人辩论。

  从认识亮中起,我就知道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放不下,不大安于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几经周折,据说可以进社科院社会学所了,却在最后一刻出局。亮中为此来找过我,心里有许多不平和不解;我为此四处打电话了解情况,最终也无能为力。去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两个可能:一是进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一是进藏学研究中心;前一个手续比较复杂,后一个相对比较确定。鉴于前一次教训,我建议他先进藏学中心。他是犹豫的。去年夏天之后,亮中在工作调动过程中卷入反对虎跳峡水坝的运动,他自己有些担心这些事情会影响他的工作,见面或打电话都说起此事;我知道他为调动做了多少努力,心里又有多少渴望,也担心他卷入的运动影响调动的事情。但亮中有一次态度坚定地告诉我说,他不会因为调动的事情而放下金沙江的命运而不管,那一次,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心里是很兴奋的。

  亮中卷入反对虎跳峡水坝的事情始于去年春天。受藏族学者马建忠之请,亮中参与筹备在中甸召开的 “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学术讨论会;他记起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讨论,于是问我能否参加那个会议。我对藏族文化和生态多样性问题感兴趣,却没有任何研究,不敢贸然答应,但亮中说:会议的议题涉及发展主义等问题,还是希望我参加。他是在为自己的家乡争取更多的关心,我拗不过他。五月间,亮中说要来送会议邀请信,我说不用跑了,寄来就可以,但他不从。当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吃午饭,但大约两点钟他才满头大汗地赶到我的住处,那时我已经饥肠辘辘。他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商务印书馆开编辑会议,无法提前离开。北京的交通情况我当然知道,何况亮中是乘公共汽车来的呢!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喝了点酒,随意地聊起了中甸,那时我对云南的神往中还从未有过虎跳峡问题的影子。

  六月九日,我收拾行装,奔赴中甸。在昆明机场的候机大厅,瞥见到了亮中的身影,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年轻的体恒(印照)法师。体恒(印照)法师一袭袈裟,而亮中却是短袖轻装,他们刚刚拜访了昆明的一座寺院,随身还携带着寺院住持赠送的礼品。在候机厅里聊天时,我买了云南地图,不断地向亮中打问云南的情形,计划着未来的行程。飞抵中甸后,我们都穿上了夹克,而亮中却依旧短衣装,回到家乡的兴奋一直挂在脸上。临行之前,一个朋友特别来电话关照我注意高原反应,下飞机后一切正常,我有点庆幸,亮中却在一旁笑我:怎么会有高原反应呢!在旅馆住下后,亮中带我到一个很小的饭店,我们要了一点饭菜,坐在小板凳上喝起了青稞酒。亮中是在中甸念的中学,这个地方藏族人最多,但也聚居着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普米族和汉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他自己是白族人,而会议的组织者、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忠却是藏族人,他们在不同的中学读书,毕业后同年考到北京来读大学。亮中考取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而建忠先入北京林业大学而后去泰国留学,各奔前途,现在却为他们共同的家乡重新走到一起了。谈话之间,亮中提出邀请,要我在会议结束后去他的家中小住。酒酣耳热之际,我答应了——我原以为这是亮中一时兴起的建议,后来才明白他早就在为此做计划了,但在来中甸之前,他从没有对我提起过。

  我参加过许多学术讨论会,但那次会议却很特别。头一天的会议在旅馆召开,发言者除了从北京和昆明等地来的专家之外,大多是当地的学者,其中许多是藏族的学人。降边嘉措先生是我在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他在少数民族文学所,我在文学所,仅仅一层之隔,却从未谋面。这次在云南见到了。 泽仁顿珠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百万字的《西藏通史》,在藏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从青海来的活佛一脸慈祥,很少说话,但我们后来一路去德钦,他的博学让我深为佩服。云南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对当地风俗、宗教、自然状况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他们的论文对于中甸、德钦、丽江等地的生态状况做了详细研究。不止一位学者谈到了藏传佛教对自然圣境的崇拜,认为这一崇拜对于生态的保护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天上午,我们驱车参加当地藏学中心的成立典礼,而后前往其茨顶村进行小组讨论,亮中从一个小组换到另一个小组,终于到我所在的小组来了。他坐在我身边。讨论过程中,亮中忽然发难:现在NGO(非政府组织)纷纷来到这里,但投资和活动都集中在藏区,难道其他民族文化就不包含保护自然的传统吗?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不同族群相处融洽,不但是同学、同事,而且也是亲人,因为不同族群之间通婚和日常的交流是很普遍的。但随着外来的投资都流向藏区,所有的宣传也都集中在藏族文化,多少个世纪和谐相处的不同族群之间产生了相互间的芥蒂和“分”的趋势。这不是个问题吗?

  亮中在此之前已经与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发表意见;但在与马建忠的聊天中,我特别就此问了他的意见。建忠是藏族人,又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他坦承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感到一时很难改变。他称赞亮中的文章写得好,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没有想到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建忠和亮中像兄弟一样,偶尔争吵,但情感深厚,八月间建忠从美国给我写信催问答应他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亮中和大伙儿对虎跳峡水坝问题的斗争“有声有色”。亮中提及的问题是尖锐的,我认为他有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视野,而不是单纯地从环保出发;他并不是不支持NGO的工作,而是关注NGO能否真正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视野贯彻到各种项目之中。很显然,在亮中的心目中,生物的多样性是和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的,任何将一个社区简单地按照族群、宗教来进行区分的做法,都可能瓦解社区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有机的联系,产生新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又与平等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亮中对他的家乡的关注不是从一个族群或一种文化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群网络及其多样性出发的。在云南期间和从那里回来之后,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过云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意义。后来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这也成为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在中甸的那几天,亮中忙前忙后,除了招待我们品尝当地菜肴之外,还特别带几个当地的朋友到我的房间来聊天。亮中是一个较真的人,他想到的事情,往往不顾及场合就要说出来。那天在其茨顶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在交锋之后,亮中仍不罢休。他对当地将其茨顶村设计成为一个藏族文化样板村也很有意见,在这些问题上,我完全赞成他的看法,虽然囿于客人的身份,没有多说,但在最后的发言中还是呼应了亮中,对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和市场扩张表示担忧。在与亮中及他的朋友的聊天之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究竟是靠了怎样的历史传统、文化条件和社会政策,云南能够保持如此灿烂多姿的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各民族为什么能够和谐共存而又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当代世界的变化——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是否可能促成这样的局面的转化?亮中对于自己的家乡和族群有强烈的认同感,但同时拥有同样强烈的“中国”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也表达为对任何等级关系和习焉不察的偏见的批判态度。在他的身上,多重的认同本身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和性格的特征,有时你似乎感到他正处于某种矛盾的情感和态度之中,但最终这些所谓的矛盾在他的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有一天,在我的房间里说到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及其危机的问题,他带来的一位藏族朋友说:我们说藏语或纳西语,但也说普通话,它们都是我们的语言。为什么现在不叫普通话而叫汉语呢?我有时想:真该让那些学了一大堆正确理论的人来听听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是怎样看待普通话的。亮中对于NGO兴起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追问也值得所有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关注,它们的意义也许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影响深远的问题。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与会者兵分两组,一组远征梅里雪山,一组近访碧融峡谷。我抵御不了梅里雪山的诱惑,决定北上德钦。亮中委婉地告诉我,他的弟弟亮东已经准备了车来接我们去金沙江边他的车轴老家,他的父亲也期待着我们的到访。我很犹豫。也许同样受到某种文化气氛的影响,我一直对藏族文化有很深的好奇,很想深入藏区做点调查。亮中没有勉强我,但掩饰不住他的失望。他说:德钦沿线景色并不好看,生态状况比金沙江河谷差多了,我们那儿正是杜鹃盛开的时候。见我仍然固执己见,他又说:我们少数民族说话是算数的,言下之意是责怪我的失言和反悔。我答应亮中说:我一定会去金沙江河谷,访问他的家乡的。亮中没有再坚持,只是说:等我从德钦回来时,他会从家乡赶回来送我。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分乘两辆车往德钦方向驶去,临行前亮中来送我,特别带了一包红糖,让我在过白马雪山山口时吃一点,可以抵御高原反应。在行进途中,他又多次打电话嘱咐建忠照顾我,还让马骅从另一辆车上坐到我的旁边为我介绍沿途的情况。路过奔子栏时,马骅告诉我:德钦县城本来计划迁往这里,但如果虎跳峡建坝,奔子栏也在被淹之列。这个计划大概不能实施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虎跳峡水坝建设可能影响的范围。马骅一年半以前来到德钦,自愿在一个小学校里教书。我们原先见过一面,也是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但当时人很多,我已经忘却了见面时的情景了。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投身的事业,也因为他的样子与如今的城市青年很不一样了,他的内心世界像他的面孔一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去年第九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我记述了我们之间的短暂的交往。那天晚上,我们在德钦县城中央的一个街心广场上相聚,许多当地人在那里弹琴跳舞,马骅神情怡然,舞步翩迁,让我不胜羡慕。夜色中,马骅告诉我,他不再陪我们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的明永冰川了,他要连夜赶回村里的小学。那天路过白马雪山山口时,他曾向我描述藏民转山时的壮观景象,那语调中透出的神往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了——从我们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见面到在云南藏区重逢,他已经走过了一条长长的隧道。

  在德钦期间,亮中几乎每天与建忠通电话,询问情况。他一直担心那里的行车安全。抵达德钦的次日,我们前往明永冰川,从上午开始登山,一路行进,大约到一半路程时,准备的干粮就已经吃光了,我开始知道高原登山是如何地消耗体力了。前后大约四个小时,我们登至栈道的尽头,举目遥望深锁云雾之中的卡瓦格博,久久地等待她从云雾之中探出头来,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肩膀和自山顶而下的巨大的冰川。卡瓦格博峰高六千七百多米,并不是最高的雪山,却从未被征服,早些年中日登山队向山顶攀登时遭遇雪崩,造成了登山史上最为惨重的山难——所有的登山队员全军覆灭。在那之前,藏民们对于登山队不顾他们的劝告一定要登他们的神山深为不满,但在山难发生后,他们举行隆重的仪式,为牺牲者祷告。这个登山者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卡瓦格博神山的又一个传说和神话了,它以悲剧的形式诉说着当地人对自然圣境的敬畏。几年之后,登山队员的尸体随着融化的雪水被冲到冰川的下游,藏民们再次举行仪式,为他们做最后的送行。我们沿途所见,植物繁茂,山色俊美,但同行的藏族姑娘告诉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短短一年间,这个冰川已经缩短了很长的距离。那天一路与活佛同行,在栈道的最高处,他告诉我怎样匍匐行礼,怎样念那几句最为基本的经文:哪嘛喇咭颂谛,嗓哜喇咭颂谛,伽喇咭颂谛,哽噔喇咭颂谛······

  我从德钦回到中甸的当天,亮中也从金沙江河谷的车轴赶到中甸来。那天晚上,马建忠、亮中带我到一个小酒吧里与当地几位藏族的年轻人聊天。他们正在几个藏族村子里进行保护生态和藏族文化的实验。他们没有经费,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但还是动员了两三个村子的藏民,参加他们的实验。在这个以保护生态和文化为目的的实验中,他们特别提到了保护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因为市场化过程正在瓦解原有的社区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富于生机的社区纽带,任何保护生态和文化的宣称最终都没有基础。那天讨论完了之后,我又和亮中单独交换意见,他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谨慎说:我们还得再观察才能知道实验的结果。

  离开中甸的那天晚上,亮中在我的房间里聊了很久。我想到了马骅在奔子栏附近告诉我的有关虎跳峡水坝的事情,也特意问了亮中。他显然已经了解许多情况。第二天一早,亮中送我登上去机场的车,自己回江边老家了。过了没几天,他从中甸给我打电话,主要是谈虎跳峡水坝和发展主义的问题,问我有什么建议。就是在这次电话中,亮中告诉我马骅在前一天从德钦县城搭车返回明永村时随车落入汹涌的澜沧江,不见踪影。我刚刚从那里归来,很清楚从陡峭的山间落入即使在夏季也寒冷彻骨的江水中的结果是什么。在电话中,我们谈了关于马骅和他在德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了我们共同关心的虎跳峡问题上来。我问亮中在中甸能呆多久,他说也许还可以住几个星期;我建议他先安静下来,做些仔细的调查研究,包括多了解一些工程的情况。他特别说到金沙江河谷地带的居民对此的反应。我们都认为:生态和环保问题不能只是由住在城市的环保运动来倡导和推动,当地居民的声音是极为重要的。生态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而且也是文化生态和社会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它们共同地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出质询。在中甸期间,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告知他所调查的情况。对于工程等等,当地有关部门当然不愿意亮中过多介入,他在电话中讲到了调查中面临的一些困难,但从未有过畏难的情绪。让他受鼓舞的是金沙江河谷的居民对于此事越来越关心,并积极地参与到反对运动之中。亮中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星期后,亮中从中甸回来了。他专程从城里跑到我的家中,详细地讲述了在金沙江一带了解到的有关虎跳峡水坝工程的情况。亮中知道我曾发表针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意见,希望我能直接参与到他正在推动的反虎跳峡水坝的运动之中。结合在中甸、德钦所做的调查,我对亮中介绍的情况抱有同感,但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对于水坝建设更是外行,若没有调查研究,我除了表示原则上的支持之外,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许多年前,刘健芝、许宝强等朋友将《大坝经济学》一书译为中文,但一直找不到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那时我正和他们合作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一套“另类视野”丛书,其中就有《发展的幻象》、《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书。我将此书介绍给负责此套丛书的编辑,请他安排出版。没有想到,这些书在这次的运动中派上了用场:我将《大坝经济学》和《发展的幻象》等书介绍给亮中,建议他结合《大坝经济学》和虎跳峡水坝问题,为《读书》写一篇文章。《读书》杂志不是一般的大众媒体,不能直接地讨论虎跳峡问题,作为编辑,我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此后亮中一直在金沙江、怒江和北京之间奔走,许多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占据了他的时间,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写出,但他买了数十本《大坝经济学》分送给关心此事的朋友和金沙江的乡亲们。

  从六月开始调查虎跳峡水坝问题起,亮中不断地征询我的意见,并没有要求我做什么。但我看得出他的期待和坚持。他一再地说:说是容易的,做就很难。这是他的真切体验。从江边回到北京后,他问我能否参加有关的讨论会,我答应了,却不知道自己能够说些什么。他的执着使我放不下。八月间,我决定重返云南,从丽江出发探访虎跳峡;由于正是雨季,虎跳峡沿线塌方严重,我和两位同伴不得不徒步穿越哈巴雪山进入中虎跳,再从中虎跳前往水坝选址之处的上虎跳,在最后的这段路程中,时时会有滚石落下,虎跳峡两侧不稳定的地质构造可见一斑。一路行进,一路调查,我们了解到许多情况。

  在云南期间,亮中一直通过电话与我们保持联系,并特别热心地将他的弟弟和其他朋友介绍给初次入滇、他从未谋面的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就是首先对虎跳峡问题做出长篇报道的《东方早报》记者阳敏。我从云南归来后,发现亮中已经与绿家园、自然之友、绿色流域等环保组织取得联系,并在金沙江原住民、当地的环保运动和北京的绿色运动之间来往穿梭,建立了稳定的关系网络。比较他在中甸会议期间对于NGO的看法,在经过了一段实际的参与之后,似乎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社会运动包含了不同的取向,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运作方式和目标,关键在于参与者对于自身所从事的运动的自觉程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因为亮中的缘故,我对于国内NGO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献身、忘我和脚踏实地的作风,让我很感佩,而这个运动的不同的构成、不同的取向、面临的困境和逐渐形成的新的力量,也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在那段时间,每次见到亮中,他总是风尘仆仆,但情绪高昂,对于自己的乡亲和家乡充满了自豪感和深深的关怀。

  八、九月间,亮中和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一道发起反对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倡议,我也因此卷入其中。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他花了极大的力气。因为是一个运动,参与者很多,势必会有不同的意见,亮中不断在其中协调。在一次会议上,我们最后做了分工,由亮中和我一起修改这份宣言。这份宣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亮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那段时间,亮中常常打电话,写邮件,也许是全身心投入,他也常常为不同意见而烦恼。几经周折,宣言终于定稿,许多环保组织和知识界的朋友都签了名,虎跳峡问题终于在媒体中与公众见面。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亮中知道消息后就开始准备会议的论文;同时又动员金沙江畔的乡亲们到北京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运动中,亮中的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当地百姓的声音、需要和参与放在首位,总是在问各种社会运动与民间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确立。二十九号的下午,我从《读书》编辑部赶往会议所在的地方与亮中和阳敏见面,准备去看望从金沙江赶来的葛全孝大叔和参与此事的老乡们,但他们去天安门了。亮中、阳敏和我因此先在一个小饭店里匆匆吃点东西,交流一下情况,说到会议上葛大叔等众乡亲的据理力争,亮中满脸的兴奋和自豪——这是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最为熟悉的亮中和他的状态。天黑以后,葛全孝大叔一行从城里回到五洲大酒店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的地下室里,亮中和他们通了电话后,陪着我去那个地下室旅馆去看望乡亲们。我们在那里谈了很久,也让我了解了更多的有关当地的各方面的情况、态度和可能的发展。那天晚上分别时,我们相约再联系—— 一旦卷入这个过程,你似乎就不可能离开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亮中却以如此短暂的速度走完了它,而将余下的路程留给了朋友们。

  亮中过世后,曾有媒体要我评价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亮中,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亮中是一个严谨的人类学者,这是在我们的交往之中他给我的印象。作为外行,我不能对他的学术做过多的评价,在这方面,他的老师庄孔韶教授最有发言权。我对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不大了解,亮中自己大概也不大关心。亮中是一个人类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他、养他的金沙江和在那里世居生活的各族人民。他卷入反对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是批判的,对于所谓全球化过程、特殊利益集团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发展策略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瓦解;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金沙江流域的人与物有极为亲切的理解。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亮中不是盲目的,不是仅仅出于道义的热情;作为一个学者,他勤奋思考,认真地研究情况,仔细地阅读有关大坝、生态和发展方面的著作、论文。正因为如此,亮中在卷入这个运动之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金沙江问题,他后来对发展主义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危机也投以极高的关心。说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确切的,但他的关心和守望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乡。亮中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质朴和源自这种质朴的行动能力,是一种把对家乡的热爱推广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情怀;这种对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心不但植根于他对金沙江的爱恋,而且也使他的这种爱恋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

  去年十一月间,在我离开北京到欧洲做访问研究两天前,亮中来电话,告诉我他的调动已经成功了。他非常高兴。亮中是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人。他热诚地关心我们社会的公共事务,但不赞成将书斋研究与参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我们碰到的问题并不是书读得太多,而参与实践太少,也不是参与实践太多,而书读得太少。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两个方面都太少。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学者的参与和有质量的公共讨论是极为必要的,但越是卷入实际的社会运动,就越需要认真研究问题,阅读各种理论的和经验的资料,否则就很容易变成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亮中去世前,有人在网上排列所谓知识界的“维权人物”,将我也列入其中。我在事前事后曾几次写信给主事者,说明我实在没有做什么,真正为金沙江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的是亮中和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不要将我列入其中,但主事者对我的意见未予理睬。主事者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他的做法却让我感到很深的隔膜。我所以反对这种做法,不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我感到不安和负疚,也因为我根本不赞成主事者那种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的看法。我所知道的亮中是努力这么做的,在他的社会实践中贯穿着他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始终坚持的立场:从下面(乡村社群及其文化习俗)而不是上面的观点来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从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平等的诉求(而不是市场化、全球化等所谓时代潮流)出发理解当代发展(主义)的危机,从民众的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角度(而不有关发展的宏大叙事的角度)看待生态多样性和环境问题,从基层—国家—全球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从任何单一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出发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西南乡村社会面临的困境,从这一复杂关系所造成的权力网络来看待各种社会力量(各级政府、NGO和社会运动、媒体、民众)之间的错综关系······这个视野不正是一切真正关心中国及其前途的人们迫切需要的视野吗?这个视野不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逐渐地形成的吗?在整个二十世纪,实践并不只是一个行动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实践构成了理论的基本问题?对于社会运动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和实践必须与理论思考和探索相结合?

  清明前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去车轴附近的吾竹,又去巨甸,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而公路却因为翻修被封闭了。我们不得不两渡金沙江辗转返回亮中的村子,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初春的江水在夜色中流淌,在一望无际的夜气中,我好像看到了亮中的笑意——我终于来到了他一再邀请我来的车轴。去年六月和八月,我两度来到金沙江边,却没有往访他的家乡;我回到北京时,他不能掩饰内心的失望。亮中生前从不曾要求我什么,但为了金沙江的事情,他却有过期待。在他过世的那些日子里,好多天我无法安眠,也许就是为此罢。但现在,在金沙江边,我的心终于舒展开来了,像春天的金沙江,宁静地流淌。在亮中住过的屋子里,我一觉睡到了天明——我知道,他还在屋后的小山坡上守望着金沙江,一如既往。

  2005年6月14日星期二改毕 汪晖 来自 学术中国

亮中,我的兄弟——怀念萧亮中


(2006-02-22 16:11:55)转载

前几天,收到广西人民出版社的书,《霞那人家》,是作者萧亮中去世后,林谷等几位朋友帮他再版的。在这本书中,亮中描述了云南中甸(现称香格里拉)一个藏族人家的百年史,用一个家庭,写出那个地区藏族的百年变迁。 一年前的1月5日,32岁的亮中猝然离世。几天后,我从斯里兰卡报道海啸回到北京,赶到他家门前。印象很深的是,林谷与几位亮中的云南朋友也在那里,其中有位朋友,就是本书中描写的舞蹈家农布七林。一年后,从这本书中再看到亮中描写他的笔触,不由伤感。

这样的伤感一直缠绕着亮中的家人和朋友们。今年1月5日,亮中的忌日,我正坐长途车从怒江到昆明,一路上回想着亮中。几天后,在成都见到同事向郢,两人在西南交大,怀念着我们共同的朋友,好象亮中就在我们身边。亮中的去世,对向郢打击极大。记得在八宝山告别会上,向郢已支撑不住,需要朋友扶着。在此后的南方周末年会上,向郢讲起亮中,仍然止不住泪水,令那些不认识亮中的同事们也不禁动容。

在这本再版的书中,附了许多纪念文章,这些纪念来自亮中的妻子马茜,还有亮中的师友们如庄孔韶、陈明洋、汪晖、黄平、汪永晨、薛野、史立红、熊蕾、向郢,以及其他众多友人。从这些纪念中,读者可以知道,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我的文章也附在书中,现将其发表于此。

亮中,我的兄弟!


刘鉴强

2005年1月6日,我在香港机场刚下飞机,收到阳敏的短信:鉴强,亮中去世了。
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去世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词吗?亮中与“去世”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气恼地回短信:“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我盼望着,盼望她回个短信向我道歉,说开玩笑过份了。尽管亮中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平时老相互调侃,但这样的玩笑,太出格了。
但她的回复令我绝望,“这是真的。”她说。

现在想来,我应该立即给亮中的手机打个电话,看看是谁在接电话,接电话的人会告诉我什么。可当时我害怕打那个电话,害怕那边传出的,不是我熟悉的亮中的声音。
我给亮中的手机发了个短信:“亮中,我的兄弟!”

亮中,我的兄弟啊! 我像得了迷症一样,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推着行李车,在机场大厅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
这个世界,居然容不下一个亮中,一个最好的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容不下亮中的世界,令我眩晕,令我迷失了方向。

在此4个月前,我终于得到机会,来做虎跳峡准备搞水电开发的报道。我向林谷求教,林谷说,你找萧亮中吧,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老家就在虎跳峡附近。
编辑?我有些失望。他既非环保组织成员,又非政府官员,亦非环境研究专家,他能了解多少情况呢?
2004年9月8日,在王府井三联书店,我并不抱太多期望地与他见了面。他不到32岁,充满朝气。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大坝经济学》送给我,说这是有关大坝的权威著作,他刚刚买回来十来本,要送给朋友们。我拿出钱给他,他坚辞,说这是为了共同的“事业”。我明白,事业是“共同”的,但钱却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让我看到他身上的侠气,我很快将称呼“萧老师”,改为“亮中”。

做记者多年,类似这样与陌生人见面,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而这次见面,在我的人生中意义非凡:它让我认识了亮中,认识了亮中的朋友们;让我进入了金沙江河谷,并融入亮中、金沙江河谷乡亲们以及亮中的朋友们所从事的神圣事业。

当天,在我的介绍下,我的同事成功与他联系上。成功与我合作虎跳峡报道,已去了现场。但如果没有熟人做向导和接应,要采访极为困难。亮中告诉成功,可以去他家,由家里人带他采访。后来,成功在萧家的帮助下,很快将那里的采访完成。后来我又去了金沙江河谷,才知道,如果没有萧家的帮助,要做出这些采访,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先报道虎跳峡电站问题的,是《东方早报》的阳敏。阳敏的报道,也是在萧家的帮助之下完成。在亮中的介绍下,我找到了阳敏,阳敏同样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一个小时的电话,让我对虎跳峡有了全面的认识。
亮中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他全面介绍三江流域的资料,以及非常详细的消息来源说明。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旁观者。甘愿让家人付出时间、辛劳与风险,帮助记者采访——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采访对象。不过,这一点,我还可以用“热心”、“侠义”来解释。但是,他收集资料的完整,关于保护三江并流地区的人脉网络的建立,他对《南方周末》报道虎跳峡的热望,他对我提出的中肯意见,那可不能用“热心”能解释了。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社会活动家,一个代表低层民众抗衡“利益集团”的青年领袖。尽管,他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一直认为自己“人微言轻”。
几天以后,我到了他家,那个让他的朋友们极为惊讶的小屋子。只有里外两间,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要做饭,只能在门外极为窄小的楼道里。屋里堆满了书,这令本来狭小的房间,显得更无立足之地。但他的表情自如、健康,眼光明亮,英俊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充满自信。就在这间贫民窟一样的小房子里,他日夜工作,想着金沙江河谷的乡亲们,想着那将要被大水淹没的美好家园。他燃烧着热情的火焰,并将身边的朋友照亮,鼓舞他们共同战斗。

不到4个月以后,就在这间小房子里,亮中走了。我私下相信,他去世前的一刻,一定又梦到了那一幕:金沙江的水汹涌地漫上来,没过了他的胸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对我的帮助,极有成效。9月29日,《南方周末》的封面文章《虎跳峡紧急》发表后,举国震惊,使保护虎跳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国务院领导责令有关部门调查水电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动工一事。亮中和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使利益集团想偷偷摸摸实施工程的打算落空。

其后,国内外媒体空前集中地关注虎跳峡问题,使虎跳峡成为继怒江事件后最大的环保议题。国庆放假期间,我到虎跳峡,想做一番实地考察。这时,我与亮中已成为好朋友。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由陌生人成为好友,这对亮中来说并不稀奇,他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交下的,他的热情与无私,使他极容易被别人接纳。


亮中高兴地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在云南玉龙县的格子村口,萧嘉麟叔叔大步地走过来,我觉得有些恍惚。世间居然有长得如此相像的父子,不等他开口,我就知道是他。
萧叔叔提过我的大箱子,我们渡过了金沙江,来到对岸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亮中的家。从这一时刻时,我进入了这个家庭。

在几天的时间里,萧叔叔陪着我,转了金沙江两岸,采访了很多农民,他的沉稳、好客、热情,以及渊博的学识,使我时时看到亮中的影子。谈到虎跳峡水电站的建设,最令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农民,萧叔叔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强势群体在蚕实弱势群体。农民是最低层的,在他们(强势群体)看来,我们简直不是人,就是一些废料。他们就是这样的法西斯思想,什么人权啊,民生啊,全没有。《国际歌》说得好:‘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现在只有自己靠自己。”

萧叔叔并没有一官半职,却热情无私地帮助村民。他自己考察研究,认为村民养蚕会致富,就积极推动政府倡导此事;当村民因养蚕增加收入以后,他仍旧守着自己的院落和田地,并不居功。他在院子外面的路边,建了一个黄色的小房子,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他和亮中父子两个收集私人藏书,免费对村民开放。一个普通农民为村民建图书馆,我是第一次遇到。
我找到了答案: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才有这样的儿子。

金沙江河谷的人家,因上天的赐予和自己辛勤的劳作,生活虽不大富大贵,却优裕自如。多民族的杂居,多文化的交汇,以及对教育的崇尚,使他们在纯朴的民风之外,还宽容、豁达、自信而又自敛。其雍容气度,令人心折。亮中能到北京念大学,并成为出色的学者,想来一定令地处偏远的父母骄傲,但这种自豪,却在他们的表情、谈话中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谈起亮中,就像别人家谈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一样淡然。在外人面前,他们热情,却又谦恭。

我只看到这样一幕:我们深夜采访回来,围在火塘边聊天。陪我采访的附近吾竹村民葛全孝靠在墙上,与我侃侃而谈对反坝运动的看法。萧叔叔累了,先去休息。亮中母亲拿着儿子的书过来,那是《车轴》,亮中的硕士论文,今年刚刚出版。亮中母亲将书拿给葛全孝,说儿子的书出版了,然后不说话,看葛全孝翻开书,一页页地读下去。火苗毕毕剥剥地响着,跳跃着,将母亲的脸映得红红的。这一刻,我看到了母亲的骄傲。


在计划中因水坝而会淹没的金江镇采访完毕,我要去虎跳峡现场。离开萧家时,亮中的奶奶给我带上了一小口袋核桃,那是江边特有的核桃:皮薄,肉香。亮中妈妈送给我一些干菜,也是这里的特产,告诉我,回北京后可以泡开,炒来吃。我珍惜地将他们的礼物装好,萧妈妈又拿着一瓶包得严严实实的蜂蜜过来,执意要送给我,说这里的蜂蜜是真的百花蜜。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他们的情谊,就像这蜂蜜一样真。

亮中的三弟亮远和葛全孝老师陪我去虎跳峡。当时虎跳峡封山了,我们费尽周折进入虎跳峡口,却被一处塌方拦住。就在前一天,公路上方的山崖落下,将数十米段的公路尽数砸烂,大量山石倾入数百米下的金沙江。路没有了,而悬崖上的悬石摇摇欲坠,非常危险。
我心里一沉,觉得虎跳峡之行要泡汤了,我不能让陪伴我的人冒这样的风险。可亮远已走上前去,观察地形。悬石就在他头顶上,很快,工人就要在上面爆破,将悬石炸下。我急得大叫:“亮远,快回来!”工人们也连连发出警告。

这个小伙子对我摆摆手,很快就跑到塌方最严重的地方,那里一点路也没有了,只有山石砸出的悬崖,下面,就是望而生畏的金沙江。他手脚并用,攀爬在那里,招呼我们快过去。
天哪,他的头上就是悬石,脚下就是峡谷。一阵恐惧袭击了我:如果他出点意外,我如何向萧叔叔和亮中交代!
喊他回来没有效果,我和葛全孝老师只好飞快跑过去,在最狭窄的地方,弓身钻过山石,亮远挺立在我们脚下,伸着头,让我们按着他的头,借力爬过去。他身后,金沙江峡谷令人眩晕。
我们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连滚带爬冲过塌方地点,亮远也赶过来,大家这才长舒一口气。
我从亮远身上,又一次看到他哥哥亮中的影子。

虎跳峡之行虽然只有我们三个人,但我感到亮中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亮远时时接到哥哥的短信,告诫他“注意刘哥的安全”,有时亮中甚至打电话过来,再三叮咛三弟。亮中并不给我发短信,告诉我“注意安全”什么的,只是不停提醒弟弟亮远,要全力保护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只做实事,不做表面文章。亮远与他哥哥一样,侠义热肠,在所有危险的地方,总是他先爬上去,然后回身帮助我们。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哥哥虽然上了大学,进了城市,但是爬山的工夫,比他还厉害。
虎跳峡采访完,我要去几百公里外的中甸县城看计划中的移民点。按计划,亮远就要和葛老师一起回金江镇,但他改变了主意,执意送我去中甸,因为亮中又来短信了:“一定要陪刘哥去,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亮中啊,你为何总是这样无私地帮助别人。


我从金沙江回来后,十月底,与亮中和朋友们一起在北京参加联合国水电会议,这是中国NGO首次进入这样规格的会议,因为于晓刚和亮中及朋友们的努力,葛老师等农民进入会场,这是中国水坝移民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
会议期间的一个早上,亮中很兴奋地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难道是他的工作调动办好了?他当时正在往社科院办调动,但手续办得很慢,我一直为他着急。但他兴奋的不是这个。开会时,一个朋友告诫他,现在做反虎跳峡大坝的事不要太高调,怕社科院注意到,影响他的调动。从来没想到这一层的亮中回到家里,把这件可忧虑的事告诉妻子马茜。马茜说:“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以前的勇敢哪儿去了?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调动,没了工作,或是被抓进去了,我养你!”

第二天早上,亮中就把这个“好消息”急急地告诉我,脸上兴奋得发红。马茜的支持,可以使他无所惧怕地全身投入保护乡民的事业。
我一边为他高兴,一边心中叹息:这个亮中啊,你心里怎么全是金沙江。
联合国水电会议后,11月份,亮中和我一前一后又回到云南。在丽江,我们又高兴地见面了。他从虎跳峡回来,带着《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又一次在高山峡谷中攀爬,帮助记者采访,呼吁鼓动他们保护这条江,这片河谷,这里的十万百姓,以及珍贵的多民族文化。跟着这个采访团队回来的,是一个在虎跳峡旅游的四川大学生。受到亮中的感染,这个女孩儿心向神往,希望自己也能为保护金沙江尽点力。

为了与我一起谈心,亮中没有回家,在丽江呆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太阳刚出的时候,在房子的前廊上,我拍下了最后一张亮中的照片,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抬头发现我在拍他,呵呵一笑。
几天以后,我们一起飞回昆明。在飞机上,他对我谈他的父母,他的奶奶,讲奶奶冒死保护爷爷做地下党工作的故事。在我心中,他的这家人,充满了传奇,充满了人间情谊。
在昆明,是我们两人最后的见面。我与他各躺在自己床上,轻松地谈自己的人生经历,亮中讲得很多,讲他与马茜还是同事时,马茜被人欺负,他挺身而出,终而赢得马茜芳心。这样的侠义,的确是我心目中的亮中。我不再为他这样的行为惊讶,只是呵呵地笑着,表示赞赏。
居然最后谈到生死。亮中说,他很豁达,对生死看得很透,“我要是死了,我希望她不要思念我,尽快嫁人。”
我极为惊讶地从床上坐起来,问:“你怎么会想到死?怎么会真的像安排后事一样?”
“这有什么呀鉴强?”他的声音也高起来,眼睛睁圆,“这不是很正常吗?谁不死啊?”
“是,谁也会死,但这么早就想到这个问题,很奇怪。”我说。
这是我与亮中最后的谈话。

两个月后,我听到了死的消息。送走亮中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亮中的照片放到桌面上,看着他的微笑,恍惚中感到这世界的荒谬。如此优秀的一个人,却不能多陪伴我们一会儿。“这不是很正常吗?谁不死啊?” 他的声音时时想在我的耳边。是啊,谁都会死,但他去的太年轻了,有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做。《南方周末》副主编陈明洋这样评价亮中:“(亮中)这样的人往往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或内心深处的某种召唤,将自己的命运同人类、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使命感,他们往往有可能对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但是,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贡献有了端倪,但远未充分展开。”
他的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的是,他的离去,却与别人不同,他的精神已改变了我们大家。我相信,他的灵魂又回到了金沙江畔,守护着那里的奶奶、父母和兄弟,守护着山山水水与乡民。金沙江养育了他,他以自己的生命回报金沙江。我们这些平庸的人,也在他的感召下,一次次地踏足金沙江,将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我希望自己也能被金沙江宽大的胸怀接纳,被那里的父母兄弟拥抱,我可以毫不愧疚地高喊:“亮中,我的兄弟!”

追忆友人萧亮中:一片意外飘落的叶子[南风窗]


power2004 发表于 博雅西园论坛 2005-05-26 14:30:52
追忆友人萧亮中:一片意外飘落的叶子

  吉普车颠簸在夜里,只看得见车灯所及的山路。金沙江就在眼前,可是异常安静。我知道,就快要到萧亮中在车轴村的家了。还记得一个月前我刚从拉萨回北京时亮中发给我的短信:到金沙江边,到老乡家里去了解他们的心情,别老呆在拉萨这种小资的地方!他一直希望我亲自来江边看看,因为计划修建的虎跳峡大坝将会让这里成为一片汪洋。今夜,我终于来了,却再也听不到亮中的嗔怪和笑声了。

  这是1月12日, 亮中北京告别仪式和追思会后的第三天。他的家人已护送亮中骨灰先我而走。清晨我从北京出发,直到夜里还在赶路。身边开车的是金沙江边吾竹村的村民彭应全。老彭这辆破旧的北京吉普,不少外地来考察的客人都坐过。他说起一连串亮中朋友的名字如数家珍。 “今天好多村的老乡们从上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2点过,才等来了亮中回家的灵车。车轴村有200多乡亲都站在村口等他” ——我只能从老彭的叙述中想象当时的场景。后来从拍摄的现场录像中,我看到了亮中的妻子马茜正捧着遗像往村里走,乡亲们站在大树下,一个大嫂追上来,用手轻轻抚摸亮中的遗像,痛哭失声。

  车子还在暗夜的土路上颠簸,老彭还在叹息:“可惜呀,亮中是为金沙江的老百姓献出了生命!保得一寸土,留与子孙耕!这‘耕’字也是‘根’字,世世代代耕种的良田不能在我们手上给卖了呀!”后座的一个老乡接着说:“一想到祖祖辈辈留下的田地可能会被大坝淹没,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老彭说:“多亏亮中的努力和媒体的报道,我们才知道了修坝的一点内情。这就像是对我们快要淹没的人伸出一只援手!”

  我只有默然。亮中猝然因病离开人世是在1月5日凌晨,而1月2日我们还在他那间堆满书的小屋里吃着牦牛干巴,就着酥油茶,一起谈论金沙江边的老乡。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天凌晨,我们还在为一份关于流域项目的建议书通过短信商量。

  与亮中结识,是去年5月在北京万圣书园的一次聚会上,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之后就在云南中甸(后改称香格里拉)县一个研讨会上不期而遇。会议的筹办人之一是与亮中同年从中甸考上北京读大学的马建忠。为了协助老友,亮中邀请了不少云南省外的专家、学者赴会,希望能将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对生态的影响列入会议议程。

  马建忠眼里的亮中还是当年那个文学青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熄灯后还赖在走廊里,借着蜡烛或者厕所的灯光写小说。所以,亮中用了一星期挑灯夜战而成的大会论文让马建忠很是惊讶。这篇题为《环境思想的变迁和中甸民间生态观刍议》的论文深刻而有见地,让马这样的专业环保人士也佩服不已。

  会议结束,亮中又马不停蹄回到金沙江边的家中,和父老乡亲广泛接触。令他欣慰的是,乡亲们对建坝都坚决抵制,有的甚至表示要进行抗争。他随后又回到中甸,和一些老家在江边的干部、职工交流对水电开发的看法。亮中的工作日记提到,一名当地的官员规劝他:如果他还坚持这样做,恐怕以后连回云南都会很困难。亮中写道:“(我)强调了这是我的义务,强调了民本思想。”在江边继续民众调查的同时,亮中开始联络媒体。

  再遇亮中,是他从江边返回北京,和学者马军共同在环境记者沙龙做关于虎跳峡的主题发言。那是在去年的7月21日,中国青年报社6层的会议室。他们的讲述和图片里最令我难忘的是当地百姓对未来何去何从的忧虑。就在那天下午,虎跳峡正式进入了北京环保圈的关注视野,大家后来决定仿效怒江的例子,向高层上书,呼吁停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住虎跳峡和长江第一湾。亮中主动负责撰写建坝对流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部分。由于要向高层上书,并最终见诸媒体,大家都很慎重,意见纷纭,一直未有定论。

  亮中为此非常着急。尽管和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初交,但他仍无所顾忌地急切地提醒每一个人:我们要快!这种急切感动了很多比他年长而阅历丰富的人。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梁晓燕说,她就是因为亮中的呼吁才开始关注虎跳峡。她“被这个人打动”,因为“在每次的电子邮件、开会和讨论中他对乡土、乡亲的爱都溢于言表”。

  亮中工作日记里写道:“但我想不到的是,呼吁书的写作如此的疲累,因为要照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必须不停地改。这其中备尝艰辛。”我还记得他那封发给大家的言辞殷殷的信:“多少个夜晚的梦中,我都会看到水流往上漫起来,而最后的结束总是冲突的场景……现在,金沙江的民众已经行动起来,他们怀着拯救家乡的心愿在自发地艰苦工作。现在,他们最希望获得的是人力、资金的支持。我想,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与他们紧密配合,在北京给他们人力、物力上的鼎力支持。”就这样,亮中“像一缕阳光、一阵清风”加入到为保护家乡、百姓利益和世界自然遗产而热心奔走的人们中间。

  对我而言,亮中是言笑不拘的性情中人。初到我家,他就自自然然地往床上一倒,以手枕头,悠悠然和我闲聊。那一刻,焦虑已暂时放在一边。他手舞足蹈地给我讲述家乡的趣闻掌故,我们大笑不已。当年,还是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老师的亮中,不也就是这样和一帮无权无势的朋友在他那间陋室里,借酒助兴、谈古论今吗?

  枯坐在昆明机场等候转机,我又打开了亮中送给我的他的人类学专著《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读到有的段落,我忍不住合上书页,默默地怀想他向我描绘家乡掌故时那种兴味盎然、绘声绘色的模样。村里的苗家为了强化民族传统的认同,将在别省苗族聚居区流行的“花山会”移植到本地。有一段描绘花山会上的歌唱比赛,亮中的父亲充当了主持人,乡亲们组成了评委团,而他们很多并非苗族。这种6个民族的乡亲们其乐融融、桃花源般的景象真是让人神往。在书的结尾,亮中也不禁喟叹,全球化的浪潮无一例外地影响到这个江边的村落,外出打工的人日见增多,车轴未来的命运将会如何?

  书是在2004年2月面世。就在当月,《迪庆日报》一篇关于虎跳峡电站的文章引起了亮中父亲和其他一些村民的关注,亮中也开始搜集资料,展开了生命中最后一搏。他越来越感到事态严峻,决心加快步伐,4月即开始和马建忠策划中甸会议。就是在中甸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受亮中感染,开始关注虎跳峡建坝。他在8月与《东方早报》记者阳敏等人亲赴虎跳峡。其后,不少学者和记者也纷纷前往。《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说:“我和同事们一个个像接力棒跟着亮中下去,他在金沙江边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

  1月12日晚10点半,我终于来到了接待过很多学者和记者的亮中的家。在满屋守灵的人中,我握着亮中阿爸萧嘉麟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亮中在自家北面堂屋的两壁贴上了好些关于虎跳峡建坝的相关报道,他对村民和国清说:“我们要贴下去,一直到胜利为止!”而今,堂屋已成灵堂,这些报纸仍然在陪着他。

  二弟萧亮冬把我带到了厨房:“来!坐在火塘边闲一闲,我哥最爱坐这儿!”我默默坐下——亮中是否就是在这样的火塘边听阿奶讲昨天的故事?他是否就是在这树枝燃烧的噼啪声中给父母和乡亲们兴奋地讲述自己的种种设想?无人作答,只有窗外的满天星斗在静静闪烁。

  第二天阳光灿烂。从远乡近邻赶来的村民们开始站在萧家山墙面前默默看着贴在上面的一长排悼文——亮中的人类学硕士导师庄孔韶写道:“他刚正不阿,带着他的理想和憧憬为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奔走,是我的学生中的智勇双全者。”和亮中交浅言深的新华社记者熊蕾写道:“有不甘书斋寂寞而入世的学问人,傍的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和富翁,而你,却始终和自己无财无势的父老乡亲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声气相关,是为所谓弱势群体的权益奔走呼号。”

  院子里的电视机还放着北京告别仪式的录像。萧家近100平方米的大院,已经坐满了500多个村民。11点43分,悼念仪式正式开始。发言者依次走上摆满花圈和挽联的灵堂。车轴村的代表在台上泣不成声,坐在台下的老乡们不少也在抽泣。他们中有来自金沙江以西某镇的村民,在自发包车前来时受到阻拦,张贴讣告也被撕毁。带头的村民说: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来。结果当场就有不少和亮中素昧平生的人也上了车。

  和亮中逝世前几乎天天电话沟通的吾竹村村民葛全孝含泪念完了他的悼词。是亮中推荐他和其他3名村民参加了云南“绿色流域”组织的培训班,3个月之后老葛在北京联合国水电论坛上雄辩地发出了水坝非自愿移民的心声。亮中生前反复对他说过,淹没土地是永失家园,比战争还要可怕。如果老乡们梦想谈条件,就会给开发商诱之以利的可乘之机。

  “绿色流域”的于晓刚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曾对亮中说,发出不同声音是为了促使水电开发的良治与善治。还是需要和开发商坐下来谈判,需要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评价,改善开发机制,为以后的水电工程建立理性的范本。于晓刚认为,亮中的身份无法替代:他来自村庄,了解这方水土,是老乡们最天然的利益代言人。“亮中一下子把自己的光挥发出来,照得很亮,但一下子又灭了。”于感叹道。

  在追悼仪式间歇,村民们把我和北京同来的“野性中国”工作室制片人史立红团团围住。“大坝把田地都淹了,拿什么奔小康?多少代人都活过来了,现在到了生死关头!”离史立红最近的一个老乡说。

  “国家都在说扶贫,有的人还在人为制造灾难。中央的话不听,群众的疾苦不管,挖党的墙脚!让我们往后面搬,去山头上住怎么活,吃啥子?”身后一个村民很激动。

  一名退休中学老师不紧不慢地说:“既然有人号称为百姓谋福利,为什么具体的计划安排不让我们晓得?还是多亏亮中他们找来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文件和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央都在说科学决策,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等一系列内容都要保证,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上马?想把我们都蒙在鼓里?”

  这情景对史立红已不陌生。就在去年12月初,史立红在亮中的陪同下来到了江边。她想以职业的冷静与客观来记录老乡的真实想法,杜绝任何可能的渲染。在山道上,在渡口边,在集市里,史把她的镜头对准了普通的老乡们。车轴村的一个白族妇女李桂清主动走向镜头,拉着史说家乡一年的粮食收成够吃三年,大家把肉都随便当菜吃。吾竹村的和桂芝感叹说:“如果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卖了土地,对子孙后代就成了罪人!”

  史立红在片中拍下的亮中唯一的镜头,是他站在高山之巅,背对金沙江,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现在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这里的金沙江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块土地是可持续发展的,可以世世代代使用来满足非常安逸的生活……我见到了他们的呼吁书。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的家园!” 1月10日在八宝山菊厅告别室外,亮中一遍又一遍地在志愿者连夜赶制的短片里对着送别他的人们说着上面的话。

  亮中现在已经不用再那样慷慨陈辞了。他静静地躺在村背后的椅子山山脚下,静静地望着竹林掩映的车轴村和冬日里碧蓝的金沙江。“阿中有这么多的知己来送别也值了!只不过他就像刚冒山的太阳,那么精神抖擞的一个小伙子,去得太早了!”站在儿子坟前的阿爸神情凄然。就在上月亮中回家配合记者采访时,父子俩还是照常清晨到江边散步,一聊就是一上午。亮中谈到马上就要从商务印书馆正式调到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会有更多时间为家乡人出力。他兴奋地和父亲商量邀请北京的专家、记者春节来老家作客、与老乡们联欢的计划。

  亮中的亢奋来自他那种无法遏制的责任感,江边人大家的事理所当然成了他自己的事。然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也能让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走向极限。在他的工作日记里有不少这样的记录:为××准备大量材料,非常忙。工作到凌晨4点,睡3个多小时又上班;帮××改稿,通宵。从关注虎跳峡以来,妻子马茜记忆里的亮中就总是这样超负荷运转。马建忠深知亮中的文人习气,包括很看重发表文章和个人署名,但后来的亮中一直在关注大的事业,已经不在乎署名与否这样的一己之私,这让马建忠颇为动容。挚友农布七林认识亮中13年,似乎未没见过他沮丧、疲惫的样子。然而就在12月的一天,有些醉意的亮中在电话里对一个朋友说:“我太累了。今天在中虎跳时恨不能一块石头把我砸死,死了就没这么累了!” 他也给曾抵足而眠的兄弟李大君最后一次通电话:“虽然很难,我们要坚持,这是在写历史!冬天很快就要过去了,春节还要请你到金沙江与北京的专家一起过年呢。”大君说:“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坚持,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度过难关,而你却没能熬过这个严冬。”

  1月10日下午北京的追思会上,《中评网》编辑陈威威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印象深刻。她认为,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体制内被抱养大,行为能力丧失殆尽。有的学者以养家、评职称为首要目标,这无可厚非。但萧亮中好像顾不上这些,他的行为能力似乎从未被破坏。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特立独行让萧在这个日趋功利的世界就像一泓甘泉,清澈而不可多得。

  为了保住家园而抗争——不少人正是由此而开始关注更多的家园和故乡。亮中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乡土,故土的命运始终与他休戚相关。他不愿父老乡亲们在两鬓斑白时还要背井离乡,他不愿这些良田沃土,和这片土地所见证的世代和谐共存的多民族文化沦为伤感的回忆,这个江边的孩子也不愿自己将来叶落时已经无根可归。可是,这片鲜亮的叶子就这样意外地过早飘落了。

  1月14日,是我在亮中家的最后一晚,大家又坐到了亮中最喜欢的火塘边。上个月阿妈就是在这里担心地问儿子,做这些事开发商会不会盯上你?儿子说:“北京的朋友都敢于站出来质问开发商,为江边10万农民献出生命我都不怕!”亮中的表叔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他在江边摆渡为生,数不清义务为侄儿从外地来的朋友摆了多少回渡。最后一次为亮中摇船,过了江,亮中抱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表叔,我走了!”他现在终于明白,这是刚过32岁生日的萧亮中最后的告别。本刊特约撰稿人 林 谷 发自北京
  相关专题:南风窗
博雅西园业主论坛:http://house.focus.cn/msglist/807
原帖链接 http://house.focus.cn/msgview/807/28700016.html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纪念金沙江之子-人类学者萧亮中
萧亮中自由的大江自由的鹿
别了,亮中
最后的告别追忆萧亮中
萧亮中 向郢:金沙江农民的理性诉求

『本栏页首』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