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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亮中

2005-06-06

  新浪文化 作者:黛琪

  我与亮中并不认识,也无交往。五日晚听说亮中于凌晨猝逝,时年32岁,非常惋叹,询问能否在新浪网作一专栏。翌日,向郢请薛野将亮中生前学术和随笔类文稿转给我。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浏览他的文字并了解他的观点,随着阅读量的增多,我不禁越来越难过:这个人的英年早逝,实在太可惜了,他不仅仅是个学者,还是个诗人,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被屏蔽广告]
,也保持着年轻人特有的乐观和天真率性,他还有相当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他的文字里,显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

  后来我看到亮中的照片,觉得吃惊,似乎是认识的;把几张照片一起仔细对比看了,觉得确实是在哪里见过的,但是具体在哪里,何时,何事,却全无印象。这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眼神温和,纯净,闪烁着智慧和热情的灵光,形象健康而明朗,在脸上和身上都看不出任何命运的阴影和忧郁。但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年轻人,毫无征兆地,猝然去世了。

  七日晚我去了牛街亮中的家里,看望亮中的夫人马茜和家人。向郢出来接我,说,我去了他家,不要觉得意外。我想,会有什么意外呢,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年轻的知识分子,他的家里,不至于给我多少意外。

  踏着零星的积雪薄冰,我们走进了牛街近旁一片低矮的住宅区,头顶是密集的电线,小灵童和手机的信号都变得微弱。这里是一片三层或两层的简易筒子楼,楼旁堆满了废弃的纸箱、居民搭建的临时窝棚,以及零乱停放的自行车,我们在其中小心地穿行。去路上向郢先指点给我看了亮中的自行车,借着微弱的星光,我看见黑暗中一辆黑色的赛车,向郢说:“亮东一来就看到这是他哥哥的车子。”向郢说着就哭了。

  走过曲折逼仄的行道,向郢带我上楼,楼道里没有灯。上楼后,我注意到这里是几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楼道口进出的大门相当破旧,不能关严。穿过了一道又一道门,终于,向郢说:“这里。”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推门进去。

  林谷在屋里坐着打电话,后来我们就聊到亮中的一些事情,林谷三日晚曾经来访过亮中,林谷说当时他觉得挺冷的,可是亮中一直喊热,他虽然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多想;其实这个房子非常冷,坐了一会儿我注意到这屋里虽有暖气管却没有暖气。

  屋里摆满了书,人类学、地理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到处都是,类目分明而整齐,他的学术新作《霞那人家》打印稿就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这部书稿子内容非常有趣,显示了亮中深厚的学术素养非凡研究天分。我坐在那里看着这部手稿,百感交集。

  稍后史大姐和亮东他们过来了,亮东个头较亮中瘦小些,朴实、忠厚,就招呼我们落座喝水,处处把我们当客人照顾。房子太小,三四个人连转身都困难,我们就挤着,或者见缝插针地坐着。还来了一个纳西族舞蹈家七林,亮中的少时伙伴、大学朋友,他跟马大姐聊了他们以前的事情,以及最近的联络情况。七林最后说,“亮中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很贫穷;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智慧、学识和见解,留给大家的财富,又可以说是很富裕的。”他说根本没想到亮中在北京是这样的生活——是啊,谁会想到一个公认的家族的、民族的骄傲,写出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作品,发表了那么多新颖的创建,竟然会住在一个贫民窟里,过着穷困寒碜的生活?

  亮中的家——大家都说这里就是贫民窟。他坐的椅子是光板靠背椅,连个垫子也没有。一间屋子大概十三四平米,前面大半间是他的书房,兼会客用,一整面墙上是书,后部放着书桌和电脑,书墙对面放着一段沙发,来客了大家只能规规矩矩坐着,没有挥洒比划的空间。后半间是夫妻俩的卧室,素朴到了简陋的地步,一张窄小木床,上面是简单到甚至可以说没有的卧具,一个带镜子的大柜子跟床挤在一起,人进去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

  稍晚一些时候,七林陪我去见了马茜和亮中的亲属。亮中的姑妈、姑父此次赴京处理后事,带着悲戚的表情。我看过亮中老家以及他父母的照片,算是殷实人家,亮中身上汇集了他家的骄傲和精华。但是现在,他的才华见识,他的年轻和一片光明的前途,他曾经带给家里的骄傲和快乐,都变成了尖锐的刀锋,扎在亲人的心上。

  马茜秀丽、苍白、纤弱,还没有从这个过于突然的打击中回过神来,美丽的眼睛眼神空洞,楚楚可怜。我们拥抱在一起,她反而抓着我的手,安慰我不要难过。她说,她和亮中的感情一直都非常深厚,就在亮中逝前,他们仍然是最幸福最恩爱的;回想起来,他们的困难仅仅在于物质,精神上仍然是最快乐充实的。

  她给我讲了亮中第一篇文章发表时的故事。当时两个人都特别振奋,一大早手拖手出去买报纸,当时《南方周末》是星期五出街,他们去得太早了,走了好几家报纸还没有来,就一家一家去问……从那时的鼓励和希望开始,亮中一步一步走进更深邃的学术研究,到各处做调研、搜集资料,回家就半夜半夜读书、写调研报告,他太年轻也太热情,勤奋和艰苦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他仗着自己身体好,根本没有注意到随着精力的投入,成果的出炉,死神也在步步逼近。

  亮中的学术立足于他的家乡,我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的偶合。冥冥中似有定数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他开掘了民族、族群、田野文化的源头,却不能由自己把这条路走下去。坐在屋里,我问,谁能把他没做完的事情做下去,大家都沉默无声。

  告别了亮中的亲友,借着手机的微光,出来走到大街上。外面星光明亮,灯火次第,是典型的北京夜景,安稳而美丽。然而我感到一阵说不出来的,沉重坚硬的东西,在心里打着结。

  我知道亮中这样贫困的青年并不鲜见。很多年轻人放弃了优渥从容的生活环境,放弃了金钱和别的方面的满足,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过得都非常艰苦。可是苦到亮中这个地步,勤奋到亮中这个地步,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也难以承受的,只能说,薪尽而火传,幸亏他的事业的线索,我们能够给他保留下去……

  但是我仍然悲伤难抑。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有德好学如此,贫困寒蹇如此,初试啼声而夭折如此——斯人而有斯疾矣,时也,命也,运也?也许真正是“宜其然哉”。

  我在大街上飞

  我想欢笑,然而我看见太多的眼泪

  我的。

  从那些不经意的面孔上我看见伤悲

  无处言表的伤悲

  无法抑制的心碎。



  夜色笼罩了整个城市,

  灯火又要他不能沉睡。

  睡吧,睡吧,

  每个张开眼睛的人

  请回到无法集中的梦境,

  休憩。

  ——那么,别了,亮中!

  2005-1-9



萧亮中个人学术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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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01/08 11:45 新浪文化

  作者:萧亮中

  一、学习及研究经历简介

  1991年,我高中毕业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就读民族学系。四年的本科学习,我打下了扎实的民族志基础,系统地熟悉了民族学、西南边疆史地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被屏蔽广告]
1995年大学毕业,我到昆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民俗学教研室工作。在云南工作期间,我做过一些实地调查,有意识地训练调查方法,有了一定的田野调查功底。我还于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参加云南省政府组织的扶贫工作,在云南边疆临沧地区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镇工作了一年。借此机会,我对边疆政治、经济,乡村组织与动员,民众和基层政权的互动有了细致的观察,并进行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经过一年的下乡,我对农村情况更加熟稔,并初步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1997至1998年间,我参加了由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组织的“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课题,承担藏族家庭调查,最终提交《夏那藏家》书稿。此书叙述了云南滇西北历史、中甸藏族村落、家庭的一些民族志材料,并于2001年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人类学专业,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我接受了系统的科班训练,顺利完成学位论文,取得了硕士学位。

  二、毕业论文简述

  读研究生期间,我逐步培养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点。我希望通过对滇西北一带多族群杂居地区的文化描述与历史考察,揭示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一带的文化接触与变迁,并探讨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最后,我选取云南省中甸县金沙江边一个叫“车轴”的典型的多民族杂居村落,于2000年8月到12月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12万字的毕业论文《车轴村权力过程和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论文获得了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赞誉,并被评为“2001年度中央民族大学优秀毕业生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金计划2001年度获奖硕士论文”。

  总体看来,毕业论文《车轴村权力过程和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在以下几方面有一些新思维和突破性结论。

  其一、论文第一次总结了纳西族的家号认知体系和畛别系统,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家号认同。论文详细罗列了车轴村的家号类型并予以阐释。具体说,家号对住户畛别有明显的标识作用,这类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很多层面与姓氏截然不同。家号是原生态、直接描摹的没有经过修饰的标识符号;而姓氏则是经过简约、抽象化的畛域系统,——即便畛域性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像民谚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相反的提法。另外,姓氏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因迁徙或其他原因改变;家号恰恰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址,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车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原住户迁走后,新到户往往承袭其家号,跟着唤作“某某家”;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这种限定并不严格,而这就与“新边疆”时期汉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导致汉(姓)文化进入对传统家号体系的影响息息相关,在汉姓进入纳西社会之前,社区完全靠这一套系统区分自己与他者。汉(姓)文化和汉人家族观念进来后,家号体系曾有过积极的文化调适。像对早期的客籍,家号自然地附上去冠以一个名称,但后期就直接用“李家”、“陈家”这样的称呼。

  其二、提出了家族研究中的“家族袭夺”概念。这里的“袭夺”本义是地理学上的河流袭夺(Stream Capture):指分水岭两侧的河流,在破坏和蚀低分水岭的过程中,侵蚀作用较强的一侧,河流先切穿分水岭,抢夺了另一侧相邻河流。这种河流在发育过程中夺取邻河上游作为自己支流的现象就是河流袭夺。河流袭夺发生后,袭夺他河的河流称袭夺河,它导致所属水系扩大,水量增加,侵蚀能力增强。河水被夺去的河流称被夺河,特点是水量减少,与原河谷不相适应(水小谷宽)。被袭夺河在袭夺河以下河段,因其上游被夺改道,形成源头截断现象,故又称断头河,其流向不变,但水量减少,流速缓慢。家族袭夺概念虽然与河流袭夺分属社会和自然范畴,但在各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将双方的概念一一对应起来,所以我第一次将地理学的“袭夺”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中。如果下一个定义,就是指甲家族有意或无意利用各种手段袭夺乙家族的承祧、财产,甚至是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资源。这一带的村落都有着大量的家族袭夺行为,这也和改土归流后国家化进程的统一与同质化,以及西南边疆的“主流化”同步,像解放前的民家(白族)、纳西冒籍汉人现象就是该过程中一个小小的脚注。车轴的经验会是一种典型范式,可以推延证明家族袭夺在类同社区大量发生,并在“新边疆”以来“汉-夷”、“主流-边缘”互动导致的同质化进程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也从侧面为西南边疆汉人人口大量增殖的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解释。

  其三、总结了西南边疆地方社区的国家化模式,并归纳出这一类型社区的变迁过程及变迁级序。首先,车轴村“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时期”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处边疆的边远的、传统的自在村落逐渐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甚至是全球化的渐进过程。这个历史维度的变迁过程同时伴有一个跃升级序:从“纯粹-传统社区”到“国家控制时期”再到“全球化时代”,村落自身不断脱离低级序向高级序发展。变迁过程与变迁级序互有重合与影响。其次,车轴村权力、阶层及认同不断地变化和流动。从“自在社区”时期权力附着在本土上到“新边疆时期”的力量竞争,再到“后革命时期”阶级的固化及重新分化。这一过程中,权力和认同无时不在变迁流动。第三,不同的族群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构建、嫁接自己的历史。作为小村落的车轴,在正史上并没有地位,但它自始至终努力地与正史嫁接,这也是顺应国家化、全球化而同时保存、绵延传承地方性知识的一个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构建了自己的社区史。

  另外,论文还分析了不同族群通婚行为的政治及经济因素,统计了少数民族母语的弱化、消失及保存的现象,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我通过这篇论文说明:车轴的范式具有典型意义,适用于中国西南边疆类同的传统社区,并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方向和可能预见的变动过程。这样的典型村落虽然存在边缘化的危险,但它也在不断地构建着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合成文化”,这个过程并不能用简单的“汉化”、“西化”甚至全球化就能概括。通过这个典型社区的个案,论文最后强调,所谓“历史的终结”是不可能的。

  三、目前的学术研究

  毕业后,我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性质与原先的学校环境有了改变,可以说,出版社工作与我喜爱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相悖。通俗地讲,我更乐于“著述”而不是“编书”,——但我进行了积极的调适,并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和研究。

  2001年,我接受广西人民出版社约稿,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该书利用硕士论文的前期资料,再赴车轴村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补充拍摄大量民族志图片,力图从更新的角度做出一份西南边疆的人类学新民族志文本。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除延续了毕业论文的特点外,在思想性和文本撰述上还表现出一定的新意和先锋。

  一、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与人文地理学相关知识,并在整本书中把握了这种写作方式。在“寻找土著”、“最后的‘轴’”、“家族袭夺”这些章节里就充分运用了人文地理材料来构拟、考证社区族群的历史状态与文化行为。

  二、在田野调查时首次发现车轴岩画。该岩画点的发现把金沙江岩画区往上游推进了80多公里。这一发现与我在调查时始终采取认真、宽泛和敏感的态度有关,也可以说与田野调查的辛苦成正比。

  三、全书配上大量实地场景图片。早在昆明工作时,我就开始关注人类学对影像的利用和结合,并在中甸夏那调查时进行过初步尝试。本书与现在流行的图文书插图不同的是所有图片与内容密切相关:或是内容的切片,或是从影像角度来诠释文本。

  四、现在描写到民族地区采风、探险的图书(大多会自称人类学)很多,文体内容大多改变了过去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读和偏见,但又经常带有两种倾向:或简单表现作者的“文化关怀”,或带着一种矫枉过正,甚至是“土著优越论”(我在毕业论文里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描述)的思想。《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也采取作者价值介入的态度,但文本非常清醒,并没有简单贩卖“文化关怀”的眼泪,也没有表现所谓的“土著优越”。——可以说,我用实际的文本批判了这两种偏颇的态度。

  五、撰述规范、严格,重视一手材料,尊重本土及地方性知识。全书上下注意还原土著居民语言,像纳西语的家号,都一一标注国际音标。

  另外,除《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前世今生》一书外,我一直对中甸夏那进行追踪调查,目前正在从“不浪费的人类学”角度进行文字与影像更多贴合的尝试。现在,已初步完成对《夏那藏家》一书的修订,即将再版。

  四、今后的学术研究设想

  在毕业论文和积累的调查资料基础上,我希望能进一步研究,尝试从西南边疆一带的文化接触、变迁角度出发,通过该地区与中央政权的互动来观察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问题。

  总体来看,现代中国国家形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权主体,并且也遵从了国际上“民族国家”理论构架;但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却是典型的“天下观”,并没有今天的疆界意识。在整个东亚(远远超出今天的中国疆界),这一观念已形成了普世的政治观。对地方来说,除了中央政权直接的行政管理,一些边疆地区还依托朝贡、羁縻来维系,这和西方历史上的侵略、殖民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19世纪中叶以来,这样的“天下观”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迫逐渐放弃,最终接受了舶来的“民族国家”概念,并转而谋求在该理论框架上建国,摆脱被殖民的命运。由于历史上各个民族、不同地方之间的向心力和彼此的紧密联系,中国仍大致保持住传统的施政疆界范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用“民族国家”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类似“西藏问题”等就变成了理论上的盲区。这也是将现时状态用“倒放电影”方式往回推,以今人想古人,以致对历史事实做出了与当时迥然不同的错误判断。

  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从中央到地方的能动作用,材料也多从官方文牍、正史采集;我希望能从边疆社区的“反向”角度,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地方社区,再结合史料、地方志、口碑等材料从新的角度为这项研究做出一些推动。这是我的初步想法,下一步的实现就要靠实际行动。我相信自己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国内一流的学术平台上,在各位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不断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
纪念金沙江之子-人类学者萧亮中
萧亮中自由的大江自由的鹿
别了,亮中
最后的告别追忆萧亮中
萧亮中 向郢:金沙江农民的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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