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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的秘境

2005-06-01

文/ 黄梅子



民族学家总是走得很远的。

不知道刚刚过去的上一个世纪里,民族学家行走的故事有多么精彩、感人——李安宅深入藏区,费孝通深入瑶区,马学良、林耀华深入彝区……结果都是一样的:除了路上的艰险与曲折坎坷成为传世的经典外,他们都带回了厚重的学术著作,此外,当然还有学问人生的新境界。

然而不论刚刚过去的上一个世纪里有多少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走得多么遥远,行走的故事多么感人或催人泪下,徐平肯定都是走得最远、走得最艰辛的学者之一。

楚鲁松杰是西藏阿里地区靠近西部最边远的乡之一。打开中国地图,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用徐平的话说,“如果把中国地图看作一只引颈高歌的雄鸡的话,楚鲁松杰正好在它翘起的鸡屁股部位。”

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如此独特,却与它在漫长时光里所受到的外界罕有的关注度形成对比。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楚鲁松杰是中国最不易深入的地区的话,那么,这就是证据了——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这里是中国最后的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地方。1999年元月13日下午——对于徐平来说,这一天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具备实质性的意义——西藏阿里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被请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介绍阿里情况时,他们提到的这个细节引起徐平的一阵惊叹:“在阿里的边境地区,还有一区三乡约二千多人未进行民主改革,其中以扎达县的楚鲁松杰乡最为典型,虽然已经陆续建立了行政机构,但当地老百姓基本还是在传统制度中生活。”

“这还了得!”徐平在心里惊呼,果真如此,仅只是作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活化石’来研究,就是万分难得的机会。”其时,西部大开发刚刚形成热潮,而楚鲁松杰即使说不上位于中国的最西端,也算得上处于中国的最西南端了——徐平为自己找到了思考西部开发的一个支点。当然,这是一个独特到极致的支点。



理解楚鲁松杰的遥远并不难:它也被隔绝在无数的冰河与海拔6000米的普布拉雪山之外,既使与区政府曲松之间相隔的85公里路程,也要骑马走两天。普布拉山漫长的大雪从第一年秋天一直下到第二年夏天,这使楚鲁松杰对外敞开的时间一年里只有三、四个月。为了改变楚鲁松杰乡的交通,阿里地区投资240万元,经过三年搏斗,路终于在1997年9月开通;但这是一条只被当时的行署专员率领五辆高级丰田越野车行驶过一次的道路,它很快就被普布拉山口的大雪破坏。1999年,行署再下拨24万元维修公路。然而,人们心里都清楚:普布拉山是一个难以被根本征服的屏障。

徐平乘坐一辆大货车,用八天时间从拉萨一步步接近阿里。这是走向楚鲁松杰的第一步。之后,从狮泉河——扎达县——曲松区,东风货车在二、三亿年前被称为“古地中海”的西喜马拉雅古老大陆上颠簸,颠簸两天,那时徐平觉得自己行走得像远古海底的游鱼;当遭遇险峻的深沟时,司机——“慢慢将车开到沟壑边,先将前面的车轮放入沟底,汽车就像栽在深坑里的一棵怪树。坐在驾驶室里的人,几乎就要扑倒在前面的车窗上了,然而车厢里的货物和乘客居然没有掉下来,让人感到奇怪。司机再猛烈地轰动油门,汽车一步一颤地挪动,居然又从深沟里爬了出来。”这样的驾技,令人叫绝。很显然,这一段路走得虽也很苦,但对比后来的行程还是显得那样轻而易举,简直可以说是奢侈了。真正的险恶在后面哪。从曲松区政府所在地到楚鲁松杰,翻越六千米雪山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匹。沿着山谷前进,在雪山之间的缝隙里绕来绕去,越走越高,当走到一处险峻路段,一边是陡坡,一边是深谷,道路又窄又陡,而路上又遍布大大小小的石头时,徐平突然听见同行的曲央一声叫喊,在一回头之间,徐平摔下马去。

这是徐平前往楚鲁松杰“九死一生”的第一劫。

徐平庆幸自己是向陡坡方向落马的,否则他或许早已成为“烈士”。而万分令他感动的是:生活在西喜马拉雅的驮马如此具备对于人类的救助之情,它竟然能在受惊之后迅速调整好身体的平衡;当它的后腿急需寻找平衡时,已经触到主人大腿的马蹄又迅速缩回去,重新在主人腿旁的缝隙里小心地、迅捷地落下蹄子。

——这样的“幸运”发生在很多时候。另一次,在翻越一座光秃秃山坡上一条笔陡的羊肠小道时,徐平骑在马上,心里有种不祥之感。就在这时,山上偶然地出现了解放军的巡逻队;徐平下马打招呼。就在这时,赶马的民工惊叫起来——他看到北京来的学者所骑的马鞍绳索几近断裂;如果不是遇到部队,及时下马,只需要一会儿功夫,他就会顺山翻滚、粉身碎骨了。

在险绝的路上,很多时候,徐平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心中无声默祷:“山神,我把自己交给你了。”

当然也有“浪漫”的时候。翻越雪山时,找块大石头枕着在野地里睡觉,醒来时惊见睡袋表面的露水结成一层薄冰,阳光下晶莹剔透,身体一动,薄冰破裂,一片片鳞片闪闪发光。天哪,自己是睡在冰壳里的,就像一只“蚕蛹”。

骑马走两天,终于来到楚鲁松杰。但准确地说,对于徐平而言,这不是旅程的终点,而正是开始。楚鲁松杰乡有96户人家,分布在11个行政村;而这11个村庄之间,几乎每相邻的两个,都相距着一至两天的险峻路程。

徐平为自己设计了苛刻的调查计划:对楚鲁松杰的96户人家进行挨家挨户的入户调查——不能漏下一家!调查问卷经过精心编制,每一份都包括了200多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徐平要完整地实现他在中国最后的“未改乡”的调查计划,那么,他将对散布在苍茫荒原里的96户藏族人家不厌其烦地询问近20,000多个问题。

何况,他需要通过翻译来完成对这二万多个问题的询问和记录!——然而,更何况既便什么也不问,就是一步步走完散布在荒原里的96户人家,他就已经为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喜马拉雅之西留下一个奇迹了!

第一个村庄——只有一户人家的顿堆村。当徐平与同行者只能把废旧降落伞撑在水沟旁的庄稼地当作宿营地,吃带着夹生味的饭和熬得烂糊的白菜,而入户调查时语言的隔阂让那份调查问卷行进得如同蜗牛爬行时,徐平终于开始怀疑自己的勇气和信心了——是否将原来的挨家挨户的调查改变为有选择性的典型家庭调查?

是同行的作家龙冬棒喝了徐平:“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次,但也是最难得的一次,你不想留下终身的遗憾吧?”

每天与藏族人一样,吃着用当地的藏小麦烘成的烤饼,和只有一点植物油和盐味的熬得烂糊的白菜,浑身上下沾满了跳蚤和虱子——如此日复一日地,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平在藏族人曲央、桑珠的陪同下,一步步走遍了楚鲁松杰的96户人家。

从昂鲜村——那里的野玫瑰鲜艳欲滴,沿着喜马拉雅谷地簇成一团团红云;到贡址村——坐落在那里的楚鲁松杰小学在徐平们的帮助下第一次建立起了少先队,为戴上红领巾而专门洗了澡和换上了干净衣服的孩子们,兴奋得一晚上都没有舍得解下红领帽睡觉,徐平记下了他们在睡梦里露着的笑容;在楚鲁村——那是一个处在印度军队碉堡和枪口下的村庄,徐平在那里的乡长家终于睡上了床,但刚有一点幸福感,就被埋伏在黑暗中的跳蚤千军万马地袭击了……

再到1975年时曾发生过空前规模大地震的巴久村——从这里,徐平和曲央、桑珠一步步走向了更偏远的村庄,路途的艰险让人刻骨铭心。涉过一条又一条翻腾黑浪的高原河流,爬过一座比一座更加险峻的由远古海底的鹅卵石与沙土矗成的高山,遭遇一个比一个更加惊心动魄的恐怖塌方处;一步一滑、一步一喘、一步一蹭地走;当最后一条汹涌狂暴、泥浪翻滚的黑色大河“卡日藏布”横亘在眼前时,被大河阻挡的卡日村是楚鲁松杰最后的村庄,徐平相信——自己来到了“中国最偏远的村庄”面前。这是一个几乎从无外人进入的村庄,漫长的冬季大雪以及气势汹汹的大河隔拦,让卡日村的孩子们从未见过村庄以外的人;这里的村民们用庄严与古老得罕见的传统礼节——双手合十举过头,下到胸部,再弯腰垂直到放到脚尖前——来迎接珍贵的客人;又用倾巢出动的最为隆重与漫长的送别方式,送走了来自北京的客人。

——徐平总算走到了楚鲁松杰乡最后的村庄;记下了楚鲁松杰人对他的问卷的最后一个答案。

当地里的青稞开始泛黄,当秋风乍起,“我们也该出发了。”离开卡日村向回走,寂寞的高天旷野里,徐平在大雨如注的塌方与飞石里突然看到天空放晴,蠕动着泥石流的险峻沙石山上,沟口飞架起两道彩虹,异常壮丽。徐平终于有了流泪的感觉。



  穿越那两道彩虹时,徐平觉得自己宛若在穿越一座巨大的双层“凯旋门”——“这是因为我们经受住了大自然的严峻考验,造物主专门为我们颁发的最高奖赏”。但其实,与那两道彩虹相比,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他被赋予了一些更荣幸的机会。

就在准备离开楚鲁松杰的最后日子里,徐平突然得知这里将进行近年来最大的机构改革:曲松区将“撤区并乡”,按照县政府的部署,楚鲁松杰迎来了它完成与全国农村行政设置并轨的时刻:楚鲁松杰乡将改革为一个大行政村——这不只是形式称谓的变动,因为徐平还可以亲眼观察到一次民主选举的过程。

显然,这是楚鲁松杰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

进山的时候是楚鲁松杰乡,在快要出山的时候,变成了楚鲁松杰村;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被赋予观察中国最后的“未改乡”在二十世纪又一次历史变动的发生过程,这不是造物的最高奖赏吗?

1959年,整个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时,阿里地区扎达县的楚鲁松杰乡、底雅乡、什布奇乡,以及日喀则地区定日县的绒辖乡和定结县的陈塘乡、藏嘎乡——总共三个边境县的六个边境乡的400多户5000余人,由于交通极其不方便以及地处边境等特殊原因,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这六个乡中的其他五个乡在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先后通了公路,和外界的联系日益频繁,相应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只有楚鲁松杰,由于顽固的自然屏障而成为变化最少的一个。

直到1984年以前,政府对楚鲁松杰乡只采取了“正面宣传”的政策,配合解放军的边防部队一年一度的边境巡逻,区政府也基本上一年派一个工作组到这里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当地人仍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过着缓慢而悠长的日子。1985年——这是楚鲁松杰的社会生活发生较大改变的一年。这一年,这里正式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阶级革命”的形式,而是温和的民主协商基础上进行了“选举”,当地传统的地主领袖被选举为新政权的领导。

  自建乡以来,各级政府已经累计拔给楚鲁松杰乡75万元的扶贫专款,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交通条件。近年来,阿里地区加大了对这里的扶贫力度。出生于巴久村的扎西维色是楚鲁松杰的副乡长,拥有一定文化,显得很有思想,他这样评价楚鲁松杰的过去与现在:“新旧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了沉重的差税,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不用再靠当雇工维生。”



现在,楚鲁松杰的人与景,就呈现在徐平所完成的新书《西藏秘境——走向中国的最西部》里,照片上的村庄与人们显得那样宁静,仿佛离我们真的只有一步之遥,或者就在我们身边。当然,这是一种幻觉,事情的真相是——徐平的行走拉近了我们的感知之于这个遥远世界的距离。

原来,只要有使者,我们就会消除对于这个世界许多未知地与神秘之境的陌生与无知;消除我们之于这个世界的许多隔阂。而这一切,需要那些无畏的使者。

去楚鲁松杰需要勇气。但对于徐平来说,人生最不难获取的资源,大概就是勇气了。 出身在四川阿坝的徐平,1987年师从费孝通先生读社会学博士。迄今为止,他是先生门下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始终在从事着“边区开发”课题的弟子。

从费老身边毕业那年,先生说:“你去中国藏学中心工作吧!”费老一辈子把学问做在实践中,走遍了中国大地,但却有两个地方足迹未至,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西藏。

除了接受先生的建议从事西藏研究外,费老还给了他一个梦想:做中国真正的一流学者。事实上,除非不是在心中把学问抬到了最神圣的位置,徐平无法走得那么遥远和无畏。

从1988年,徐平开始从事对西藏的社会人类学调查与研究工作,迄今十余个年头,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到西藏进行实地调查。这些年,他在北京城里平静度过的时光并不多。他的狂热的事业心会给每一个与他相识的人留下鲜明的印象。他显然是那种为了事业不顾家庭与健康的人。

但是,从楚鲁松杰回来以后,有些东西却改变了。徐平会认真地校正一个说法:“不,我不狂热,是执著。”

狂热与执著显然是不同的。前者过多地沾露感性的、噪动的成份;后者则是清晰的理性,是冷静,是超越。

《西藏秘境——走向中国的最西部》是一本缺乏包装的书,但在没有被事先张扬的情况下,它却被预订出去了近万册;而在互联网上,徐平现在每天都会接到许许多多的信息:

“我们被你感动了!”“你的书具备一种人文关怀。”……

这时,徐平正在完成他关于楚鲁松杰的另一本学术专著——《喜马拉雅最后的山民》。

恩师费孝通知道了这一切,只是说:“看来,你是真的在做,踏踏实实地在做。”此外,先生再没有更多的褒奖了。看来,对于弟子徐平,老师的要求很严。
http://www.56-china.com.cn/china1-12/8q/zgmz-nw8m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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