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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与民族历史学

2005-05-28

  近年来,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人类学(Histori- cal Anthropology)日益受到重视。它以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与历史民族学(Historical Ethnology)研究对象相同,亦可称为历史民族学。下面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

  第一,历史人类学主要以记述历史上各族状况的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资料为依据。它着眼于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这与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对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民族或族群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和习俗信仰等方面进行横向的剖析和比较研究,而且资料的来源往往是亲身经历或当时人对当时事情的记述。后者则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研究和阐述某一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规律,因而是纵向的探索和研究。二者的着重点是不相同的。但在各自的研究中却又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互相补充。关于此问题,我们在后面谈到方法论时,将作具体阐述。

  第二,历史人类学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有时受到历史民族志等资料的局限,因而往往和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的资料和依据更为充实。1992年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和Kireh Patrick为首写了一部两卷本的书,名为《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ANAHULU:The Anthropolgv of His- tory in the kingdom of Hawaii),①这是几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经二十余年合作研究的成果。作者应用历史民族志和考古研究如原有物质文化、住房遗址建筑(格局)等,把夏威夷的历史从外来征服开始,分为3个时期。对每一个时期通过一些具体事件的分析描述,说明夏威夷社会和外部社会及其代理人殖民者、商人、传教士等之间的不同文化的接触,导致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旧制度的衰落,贵族与平民之间矛盾的加剧以及西方文化同化的后果等。②

  另一位历史人类学家,现在瑞典龙德(Lund)大学执教的 Jonathan Friedman,高度评价此书为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作,且是人类学与考古学协作的典范。③

  还有一位人类学家Stephen O.Marray,他在英国《今日人类学》杂志1994年10月号撰文:《一部13世纪帝国的民族志》(AThirteenth Century lmperial Ethnography),以元初出使柬埔寨的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为主要的历史民族志资料,描述当时柬埔寨的社会政治、风土人情、习俗信仰等。尽管他说周达观带有偏见,但仍高度赞扬周达观这位中国民族学家的成就。他指出,由于自然地理气候的影响以及战乱,吴哥时期用贝叶书写的柬埔寨文书已经毁灭,考古资料能够说明的当时情况有限,而周达观作为元帝国使团的一位成员,在吴哥生活了将近一年(公元1296—1297年),其经过亲身调查和细致观察所搜集的资料,为研究吴哥时期做出了很大贡献。④

  关于历史民族志资料和考古研究成果的互相结合,在中国也有很多事例。下面只举一例简要说明。西方普遍地把希罗多德(Herodotus)视作“历史民族学之父”。中国的司马迁同样可称为历史民族学之父。例如他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奉命到所谓“西南夷”地区,“西征巴蜀以南,南掠邛((榨))、昆明”,他从西南丝绸之路的灵关道到邛都(西昌)西南,过金沙江到滇西北昆明人地区,据调查和观察及传闻搜集的材料,写成《西南夷列传》,这可以说是很好的一卷历史民族志著作。但其中关于以今天晋宁为中心的滇族、滇国的一段记述却太简略,仅有200余字,不足以说明滇人的生活和文化。当然能第一次把滇人和滇国介绍出来,已经是前无古人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云南考古学者广泛而深入地发掘研究,终于突破了史料的局限。考古工作者对江川李家山,特别是对晋宁石寨山的古墓群从1955—1960年先后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墓葬50座,出土器物4000多件,其中绝大多数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均系青铜器。第六号墓出土篆刻金印一方,文曰“滇王之印”,和《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相符。这说明石寨山墓群乃是滇国王室和贵族的墓地,其时代是春秋晚期至西汉末东汉初。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器如铜鼓、铜贮贝器、扣饰和各种器物上铸造的人物、鸟兽、屋宇等,栩栩如生地反映出当时滇人的生产、生活、社会结构、战争,以及人殉、人祭、图腾崇拜等习俗信仰。这些长埋地下两千多年的文物,经著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冯汉骥教授以及汪宁生教授等的诠释,⑥生动地反映出滇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大弥补了司马迁对滇人描述的不足之处。司马迁的记述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是历史民族志的作品;石寨山滇人青铜器所表现出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经今天考古学、人类学家的科学描述,实际也起了历史民族志的作用。历史人类学有赖于历史民族志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对于认识、理解现代有关各民族的族源、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因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应当是着眼于过去而又面向现在和未来。例如人类学者所熟悉的“产翁” (Couvade)之俗,过去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西海岸、美洲印第安人中,在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以及科西嘉岛,都曾有这种遗风存在过。中国宋代的《太平广记》说:“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说:“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胥。胥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元初马可波罗曾旅行于云南西部金齿地区,在其《行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孕妇一经分娩,就马上起床,把婴孩洗干净包好后,交给她的丈夫。丈夫立即坐在床上,接替她的位置,担负起护理婴孩的责任,共须看护四十天。”⑦元人李京《云南志略》对滇西金齿百夷的风俗习惯,也作了相似描述:“妇女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为故。”

  这些记载表明,这个风俗在于强调父子之间的密切关系,应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父系、父权制努力获取社会确认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史籍中提到具有此风俗的僚和金齿这两族,其族源都和古代百越有关,而且《太平广记》的记载,直接指出“越俗,……称为产翁”。而古代越族人又和今天壮侗语民族具有族源关系,这是学术界的普遍认识。由此可见,这一风俗在源于古代越人的民族中较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和古代氐羌具有族源关系的今天藏缅语族各民族中,都缺乏有关这一风俗的记述。这就说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利于民族的族源、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古今互证研究。

节选自 宋蜀华先生的《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第一部分《一、历史人类学与民族历史学》原载于《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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