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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足球的人类学研究— 一个中德足球哲学实践的对比观察

2018-02-02

何谓足球的人类学研究*
———— 一个中德足球哲学实践的对比观察

庄孔韶
【内容提要】 人类学何以做足球研究?本文介绍德国哲学的历史性影响及其足球“机器美学”实践的案例,指出发展中国足球运动的研讨需从单纯技术层面扩展到制度、哲学与组织特征的文化观察上面。文章建议中国学者有针对性地实现相关哲学条理化,并重视区域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寻求足球训练后备力量的设计与实践,引申到强化中国青少年体育课和体育运动的监管和效果检测。文章强调在比较研究中加强体育和人类学等专业之间的学术互动,从而找到中国人自己的足球哲学与体育文化实践特色。
【关键词】 足球哲学,人类学,举国体制,机器美学,组织与惯习

  体育人类学和其他分支人类学相似,其研究的落点是人类学。那么体育人类学就是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观察各种体育活动,其中涉及体育项目的起源,人类生物-文化的整体性的视角,运动哲学的制度与组织实践,体育的文化精神与生活方式惯习,以及民族体育活动的文化多样性观察。

  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人类学考察体育找到了一个特定的观察点,因此意义重大。本文从对德国足球运动的哲学实践,转而讨论中国足球发展的内外借鉴之可能性,以期更多的人类学家参加中国足球运动研讨,并且和足球体育专家交流心得。

一、足球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几乎所有的民族、民间的健身活动都和文化相联系,几乎所有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都和区域或国别文化相关,因为我们不仅仅观察竞技项目本身,还包括和该活动相关的整个过程。因此,古今体育竞技的意图、行政、组织、哲学、战术、文化等均在观察与研究之列。然而,就现代体育竞技项目而言,对比个体项目(如跳高)和少人项目(如接力),那些多人球类比赛,如足球、橄榄球等,以其较为复杂的组织方式、哲学与战术、个人与群体关系、区域体质特征,以及该地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总是引起各界关注与研究的兴趣。

  为了探讨如何赢球,在一般性的足球战术与经验的研究方面,体育界一直在进行着;与此同时,商业市场认为“砸钱”、高薪聘请教练和球员便可取胜的快捷功利思想普遍流行,而实际上则并非如此简单。例如在足球运动中,“砸钱”赢球的机会是有的,但如果仅仅是因空降而改变实力,而没有举国的或区域性的民风与训练积累,那么,短暂的狂喜与长久的沮丧会轮番出现。

  应该说,像足球这样的集体性大型项目风靡世界,除了体现人类体育精神以外,其背后总是与国别政治、商业运作、族群认同、文化多样性展示等相关。竞技体育早已处于全球的关注之中,它体现的国别与族群文化特性、竞赛哲学与组织特征展示等,刚好是人类学有兴趣的领域,促使我们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这一活动,为足球运动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这方面学院派教授、体育技术专家、教练与球员,甚至球迷群体等都需要提升素质,需要拧成一股绳从长计议,做跨学科与贯通性的研究与规划,其中人类学家也责无旁贷,要积极卷入其间,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与文化观察体验。

  体育运动的参与方式,应该说,越是个人项目,个人的精神、体魄、心理、技艺的影响就越凸显(当然亦融文化于其间);而越是集体性的项目,则不仅有上述影响因素,还增加了集体团队如何组织起来的技术因素与文化因素,后者的研究总是被国人忽略,然而文化的因素(哲学与组织)恰恰是一支足球队的灵魂与基础。

  我们以德国足球运动为例,观察这项运动的哲学与组织文化特征,因为相当多的国别与区域足球队早已展示了文化的惯习熏染。德国学者伍勒(von Karl Weule, 1864-1926)①致力于早期德国博物馆学、东非研究和体育人类学等,他在《体育民族学》(Ethnologie des Sports)的论题中陈述他的研究的两个要点:第一点是要追踪体育文化的起源,第二点是要把体育看作文化的成分。他是早期体育民族学(人类学)的先驱,积极倡导对体育事项的文化历史和进化的关注。他不仅仅关注文化传递,也包括有意识的文化转换。德国的足球是精英足球,大学教授研究足球和足球哲学,并和各层级球队的培育紧密相关联;它的足球训练也非常接近于“举国体制”,青少年的足球训练哲学和教法形成上下的一致性,这种“举国体制”不是凸显行政体制的一以贯之,而是展示哲学与文化的上下融通。

  谈到哲学、人性与文化的研究必须提到赫德(J. G. von Herder)。他认为人的哲理要身体、精神、心灵三合一,而且认同地理空间、环境与历史发生联系,并一直同现代文化精神发生联系。赫德的《对人类历史哲学的一些看法》②是“人性的历史的哲理”,尝试发现所有民族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他强调“人类与历史的思想方式之间的区别为后来的研究开创了先例”,为此,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现代的文化相对主义之父”③(在很大程度上同他的导师康德[I. Kant]更广泛意义的先验论不同,是一种特有的历史哲学观)。

  而作为上述思想的延续的现代哲学人类学“试图为一切同人发生关系的具体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提供统一的人类学基础”,④特别是力图把那些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分化的诸学科统合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设法给人与民族的研究以条理感。“因为没有条理感,研究人员的科学就会忽视人的本质,忽视人性。”⑤于是这门学问在教育(含体育)上的运用便强调教育对“人的和民族的精神的引导”,以及对多元学科贡献的统合把握。

  把个人引导到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意义上去,也一直是德国文化的认同、象征与隐喻。上述赫德的相对主义观察,热忱于文化的“精髓”和“情致”,强调来自乡民的“国民精神”和人类种群的“民族魂”特征,⑥因此他认为需要辨析和保存这种精神,于是刺激后人不断检索其客观化呈现,并影响到如何依靠系统的学术研究。⑦我们考察长时段的德国教育,就可以看出他们如何在中小学就教育培植乡土情怀(通过观察、旅行、绘图等)⑧,并扩大到族群与国家的认同意识;其他如强调尊严、坚韧(坚韧是意志的最好助手)⑨、纪律(他律是自律的基础)⑩、认真,以及思辨、理性和集体和谐等。这些精神与改变人性的信条从儿童、学校,一直延伸到职业道德、体育构成、制作工艺和军事理论之中。

  历史性的哲理及其文化传递是显而易见的。“德国战车”的球员在足球中找寻民族荣誉,“轻伤不下火线”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球员马特乌斯在一次比赛前手骨骨折,仍缠绷带坚持比赛,以及克林斯曼身带重伤上场等),也是“为尊严而战、勇敢和服从”思想的遗续。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在中国当足球教练的马加特(Felix Magath,前山东鲁能足球队主教练)的“铁血”实干作风。11他在教练生涯用过的“实心球训练法”,就崇尚力量和坚韧的作风。他一定熟悉从上至下统一德国的俾斯麦将军,这种训练法实际上也非常接近二战的实心球负重训练,目的是强化意志,有利于行军疾走或增强体能。

  德国队的中场控制设计消解了传统的攻守二元论。德国球员的精准短传是一大特点,特别是集体性的中场精准短传(德国队场均达约700次,他国球队最多仅有一半)和中路复杂渗透。要知道快速精准传递(一脚准确率)可以节约时间,而且他们能在传递中频繁地突然换位,大大消耗了对方的体力。控制中场是德国队的重要看点,中场控制的本质是消解了足球“进攻型”与“防守型”踢法的二元论。他们在中场精准传递,提升了“人球合一”的水准,达到了“人、球、思维三者合一”的至高境界。12于是他们可以快速转换攻守,配合取胜。

  尤阿希姆·勒夫(Joachim Loew)2006年从克林斯曼手中接过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教席。他也认为,关于一场比赛的实际掌控,就是要采用夺取对手的时间与空间以发展自己的踢球策略。联想近年来德国队的比赛内容,包括具攻击性的压迫式防守、迅速的攻防转换、进攻后迅速回防、对方丢球来不及回防时的快速反击,从中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足球传统意义上的“进攻”与“防守”的概念性对立,而是在统一的哲学里相互融合,主动进攻与防守反击同样都是掌控比赛的一部分。所以勒夫说:“进攻和防守,我有时候会把这两个概念从我的词汇库中删除。我要的是一种平衡”,“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压制对手,让比赛按照自己的思路走”。13这就是关于一场比赛的实际掌控,就是德国球队集体“机器美学”展示的集体性积极律动。

  如康德所言,即使是美,也是人性与感情的一部分,对美的判断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就艺术来说,创造和欣赏没有整体的心灵活动和想象力是不行的。14机器美学达成了简洁与快速成功(受竞技运动时间的限定),而个体的技艺之美如果缺少整体性心灵,则容易失去稳健与时机。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学院葛思曼教授就认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中提出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使我们自己富足。结合在一起能比独自一人得到的更多”。15这里涉及对参与足球运动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组织关系与心灵关系的整体性把握,这也许就是机器美学近年来战胜南美个体球艺文化的本质性不同。

  理性、新式科学与足球人事实现快速统合。德国足球积极利用最新数码分析与统计技术,在每一次比赛后的会议上,立即展示每一个球员的实况,焦点是对个人融入集体比赛的每一次接触的分析。这样,德国大学教授的足球研究成果,就和教练、球员的训练、比赛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在想办法落实足球哲学之时,他们的数字媒体记录团队的作用非常强,已经不是简单的数字视频展示。可以说,图像与数码统计直接配合刚刚经历的直观的实战解读,每一个人的表现状态都不会遗漏并难以回避。数字技术和共同的绿茵体验方便了理解与改善,而学院派的深度研究,紧密结合现代媒体技术,教练、球员和足球技术专家共同分享科技与人文成果。人事与新媒体科技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整体球队机器美学的简洁、秩序、力量、精准与和谐,从而获得对人的研究的有意义分析和条理,使每个球员都如同一枚动态的齿轮或游丝融于精准的德国腕表16之中。

  德国足球运动系统崇尚举国体制,那是和德国单一民族与统一国度相联系的。他们在199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失利后,稳固落实十年青年训练计划,为近年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根据《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1999年至今,德国足协投入数亿欧元,在全德范围内建立了366个训练基地。在那里,专业教练对小球员进行悉心指导。根据足协要求,足球联赛和青少年训练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其贯彻的力度表现在,自2002年开始,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德甲)和乙级联赛(德乙)的36支球队必须设立自己的青训中心,否则将被取消参加联赛资格。同时,青训中心必须配备全职教练、寄宿制学校和充足的场地等基础设施。17这样,德国各级联赛和青训必须挂钩,显然,它们也必然和德国青少年所在的学校教育相结合,具有清晰而实在的“举国体制”特征。

  不仅如此,德国足球青训计划得到认真落实还包括理念层面,要求各级球队的训练哲学与方法必须一致,不能各行其是。足协的任务之一就是监督各级别国家队(从C级少年队到A级国家队)贯彻统一的足球哲学。例如2008年11月,德国U21国家青年队主教练迪特尔·艾尔茨突然被宣布下课,德国足协体育主管萨默尔给出的解释是“艾尔茨没有贯彻德国足协的打法理念,没有采取足协要求的最现代化的训练方法”。18这样的教练员不能培养出今后可以融入统一哲学指引下的“德国战车”。可见德国足球体制与训练哲学及其实践是举国一元设计而非多元选择的。“要让这一哲学从高层到基层由上至下一路贯穿下去”。19德国足球体制包含的哲学、训练、方法、奖惩都是为了使每一个“自由人”成长为具有举国大局观的人才,他们层层选拔的标准不一定是针对最好的球艺,而是要选出那些在未来能够娴熟融入足球战车集体的,并且一定是对既定足球哲学与战术体系具有悟性、自律和执行力的球员。

二、中国体育与足球文化的换位思考

  根据以上对德国足球文化的观察,制度、哲学、组织是最重要的几个要素,这对中国的换位思考具有了对比意义。

  (一)文武之道与体育

  国学中最贴近现代哲学的人类学关注点是“文武之道”。“文武之道”究竟和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有何种关联?文武之道的含义可见于“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礼记·祭法》)。这是用于治国的道理与谋略。文武原本是一个整体,儒家后世引申其为能文能武、文武并用的文武之道。文武之道的基础在于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周礼》提及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看出这六项既有文,又有武,或文武兼修,总体接近于现代教育意义上推崇的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多项才能。如其中“射”之弓道、剑道等武道至今仍为国际体育运动会的重要项目。

  那么,射只是武功和身体锻炼吗?“射者,仁之道也。”(《礼记·射义》)所以“古代的‘射’不仅仅是一个人以及团队狩猎杀敌护卫自身的武道技术‘射技’,修身养性的文化艺术‘射艺’,而且是一种统治者协调支配整个社会的宗教仪礼‘射礼’”。20现代体育竞技运动增加了新型球类、田径等多种竞技项目,扩充了体育精神的内涵与意义,但道德和体育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奥运精神就包括公平竞争、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在这一基础上的快速竞技,而现代足球运动的运作规则与裁判条例本身就包含上述道德精神。

  古代六艺思想中的弓射与礼乐一样受到重视,正如宋代陈亮《酌古论》中说“文武之道一也”。然而陈亮看到“宋朝立国之初就有尚文轻武的倾向,家法既立,代代因循,故兵备不饬,其渊源有自”(《酌古论》),今人梁漱溟也指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和平文弱”和“重文轻武”。21历史上的民间谚语也奚落当兵的没文化,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以及形成对兵勇的社会歧视,如“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等。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重文轻武的历史积习造成民间武功与身体技艺被轻视,延续到现代中小学里,百年来“体(育)音(乐)美(术)”被民间贬为“小三门”,大大低于语文和数理化的地位,体育课当然也不受重视,所谓“重文轻体”。为保证“考试战车”通行顺利,时有体育课被文理科挤占和“放羊式”上体育课的现象,加上体育教学监管松弛,以及锻炼身体意识淡漠,或许都和古今一脉相承的“重文轻武”的传统与民风相关。

  (二)举国体制重基层

  足球举国体制的技术性和群众性都很重要。此外我们还要有制度性和学术性设计,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韦晓康教授的体育人类学项目也有同样的诉求。上面提及德国足球运动的运转是举国体制的做法,反映在足协、青少年训练和学校制度的全面配合,以及文化与训练哲学的一致性。他们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找到了严格的、具有约束性(他律+自律+监管)的落实办法。

  中国体育运动的举国体制似乎首先在于中国的教育与体育的顶层专业设计,其重点在如何设计和监管基层体育课程与青少年体育锻炼。无疑,各种体育竞技项目的大面积人才储备,在于中国一代代人经历的体育课如何安排,以及如何做到参与锻炼的时间保证、场地保证和锻炼实质保证等,这更是中国人体育与体质保证的基础。

  中国学校教育史上,体育尤为“小三门”“体音美”之首,足见国人轻视体育教育的制度性与历史性缺陷(几乎形成学校内的“民谚”)。最简单的观察便是,中国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偏少,而且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连续性考试制度下,被牺牲的学校时间主要是体育课和课外锻炼时间。不少学生甚至教师都认为参加体育活动会浪费学习时间,22中国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体育课课时从每周4课时、3课时减少到2课时,23已经极为可怜,何况有时还是在每周的某一天之内合并上课或任意被文化课占用;24而一些邻国中小学每天都有一节体育课,每天课外还要有一小时锻炼时间(球类、田径等听便)。为此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还发表了调研文章,《北京晚报》特别作了报道。25仅从这一点对比而言,中国学生的体育课程和锻炼存在很大问题,症结在于积习性的他律不严和自律不足。前者归结到体育教育理念不明与制度松弛;后者自律的问题原因很多,但首先应归结于前者。如果中小学生普遍体能不足,只能文不能武,那如何从这样的学生中选拔高体能的足球运动员(或许还包括兵员)呢?

  学校运动场地狭小,这和国土面积极不相称,而许多欧洲发达小国,中小学都要保证有足球场或社区公共运动场(包括足球场)。即使社区、学校有足球场,还要看其开放与使用程度。例如在偌大的北京,历史悠久的景山少年宫足球场被关闭,如今荒草遍地;几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足球场,不是不许进入,就是收费管理,甚至还多见花费巨大、修整很好的足球场经常被苫布覆盖,或仅仅是为应付上级体育设施检查(轻易不许使用),难怪有的青少年足球队和大学足球队的国际比赛一场能输球二三十个,滑稽于天下,正是对当前轻视青少年体育课和学生在各种体育运动中大面积流失的严重讽刺与责问!

  体育场地的问题反映了制度性设计和形式主义的缺陷。其实还不仅如此,有人从照片上回顾了不同年代的中国学生上体育课的场景(包括新老照片),看到了极为松弛和随意性的体育课。20世纪中叶的冬季体育课,学生是穿黑蓝色棉袄棉裤上课;到了21世纪初,是穿着鲜艳的羽绒服上体育课,形式主义、凑合和不认真(干什么不像什么和有名无实)的体育课状态延续至今,却监管不力。中国青少年的学校体育乃至足球运动开展状况当然不好并且极为令人担心。

  精英主义的教育制度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进入“高考战车”,原本中小学早已普及的体育课和课余锻炼的时间被挤占,在场地和锻炼实质均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青少年的体质与体能就会下降;而且因参与群体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人员散漫而稀少,于是如同德国那样的层级球员选拔也难于进行,一切为了文理科高考,当然足球运动青黄不接的颓势便难以阻止。看起来中小学体育课和体育运动,均需要如德国那样采纳“他律是自律的基础”的规定并严格实施,使无端占用体育课、“放羊式”的和“穿羽绒服”的体育课受到谴责和追责,真正提升学生主动和群体性地参与体育活动的热忱。

  学习德国体育与足球的举国体制三个重要环节紧密结合的具体经验和做法,需要做到环环相扣,他律和自律相结合,责任和追责并行。在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基础在于中小学的体育课与课外锻炼的时间保证、场地保证和锻炼实质保证,让更多的“宅男”“宅女”们走出来,到操场上去运动。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各类体育运动项目(含足球)的层层选拔和实现充足的梯队式人员储备。

  (三)足球哲学条理化与实践

  哲学(形而上学)构成一个民族的思想和信念的核心部分,它面对的是世界观、整体观、意义和价值。伽达默尔引证黑格尔的名言“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26正确点出了哲学、人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关联性。

  我们上面提到过德国这个哲学的国度,如何使极简的哲学原理贯穿在足球运动的实践中。例如体育教育中的“人的引导”的精神力量,联系着体育运动中的尊严与国家民族认同;足球中场控制里攻守二元对立的消解;个人技艺与集体韵律的“正反合”;现代数字视频与统计技术、理性与科学如何融化在人的机器美学之中;所谓足球“自由人”的集体悟性选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哲学与文化的长久积淀,显示出其对古老的与新生的生活方式(包括传统的与新式的体育运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适应性浸润。

  2016年12月中国足协在欧洲足球专家(中国足协技术顾问斯蒂芬)的协助下,在教练员大会上展示了属于中国足球自己的足球理念和足球哲学,涉及比赛、训练、选拔等多个方面。这被认为是中国足球史上首次以书面的形式确定中国足球哲学,成为指导中国足球发展提高的纲领性理念。27看上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足协已经注意到区域性哲学与文化对足球运动影响的重要意义。然而,中国足球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哲学文化是在长久积累与实践后形成的。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这位欧洲足球技术专家影响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影响了这位技术专家。我们在其理念中几乎找不到中国哲学及其转换的影子,而只是看到了基于中国足球训练与比赛中的弱点提出的某些改进措施而已。

  既然都肯定足球哲学对于足球运动的意义,它显然不是只具有弥补缺失的作用,而其原生的意义何在呢?哲学将引发每个人对知与志的思考,“是要把这两者再导向一个感悟的统一思考活动。因此,哲学成为我生命的展开,也足以影响了我的生命(人生)”。28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主题是道德哲学,随后才会探讨和足球技艺、球队组合相关的哲学与策略原理。传统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说知识、德行和志向需要修养和体验,人人明志而以身载道,遵守哲学信念,履行天人合一与仁爱的道德修养过程。其治国的文武之道也是国体与人体各求全面发展的谋略与实践。每一个地理区域的哲学与精英文化也无例外地探讨生活方式中的高尚情操。足球运动的道德、哲学的影响首先在于人的精神世界,试问你的何种精神呈现在足球运动中了?是尊严和德性的运动体验,还仅仅是物质的追求与职业的选择?不同职业与身份的人们,包括运动员、教练、专家、行政官员和球迷都应在足球精神与伦理上认真思考。

  现代社会存在的拜金主义,曲解了足球运动的真谛,为此,竞技道德缺失,足球暴力不绝于耳,运动员职业操守不佳,裁判员难以执法,此其一。按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想,不惜一切代价从国外引进知名教练和球星,实则为商业下注或为补齐球员短板救急,此其二。其好处也许是可以有机会学习有经验的外籍教练的足球哲学并获得其技术指导。一些教练教导有方,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但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在短短十一年间国足的外籍主教练频繁更换达八人之多,其他球队也有类同现象。笔者认为以往的中国足球发展颇有点急于求成和有病乱投医之状,其结局不言自明,可以归纳为:不时的短暂胜利的狂喜和不间断的沮丧。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地理区域的哲学自有其文化土壤,一些德国教练的严格训练政策对应“温良恭俭让”,总会遇到巨大的文化挑战;“德国战车”的集体领导(多球员引领的“集体领导”和如拉姆、施魏因斯泰格、克洛泽和默特萨克等集体领军的“扁平结构”29取代唯一领袖,令球队更加平衡稳定),似乎和中国家族主义的文化惯习格格不入。应该说,一位有责任的德式教练,在数年间的哲学与技艺指导下,有可能获得或长或短时间段的胜利。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不会长久。原因在于外来足球哲学实践仅仅是仿效性的,不断接替而来的新球员群体因缺少外来文化的体验而发生重复的“文化中断”现象,所以即使是有经验有责任的德国教练,他们在中国的执教经历也会非常艰难。再加上有的外籍教练“不服水土”和球员“食洋不化”,于是文化隔膜最终酿成团队矛盾与不适应而导致球队节节失利,这正是频繁更换外籍教练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每次在商界“砸钱”之前,一些主事的行政官员、教练和球员或许都缺少人类学的跨文化知识,既不能深入了解自己(己文化),也不了解(教练)他人(他文化)。在遴选教练之初,已经注定酿下“文化震荡”和“文化中断”30而不知其解或难以为继的苦果。

  比较哲学是有意思的。德国队的中场控球实践包含精准移动式传递,又能及时把握攻守的律动,虽然这一切都是要消解进攻型与防守型打法的二元对立,其间却包含着迅速转为攻或守的转换。仅就中场的这一现象,和中国哲学的易理何其相似!德式足球的中场快速转换还和《易经》的“察机”31相联系,但德式“察机”的实现是有德式层层青训与上下一致的足球哲学作为基础的。即德国哲学的技术性转换应用,一定要有德国青训班要求的各层级青少年个体达成的均衡的“自由人”训练水准,以及他们已经习惯的哲学文化,即必须适应将快速移动融入集体脉动之中。所以中国足球比赛过程中的“察机”基础和“德国战车”的技术与战术准备是不同的。中国的足球运动发展欲速则不达,不如静下心来研究中国足球运动何以为继,这是一个源头的问题,除了学校和青少年培训的问题,足球研究也不仅仅是技术研究,应该重新观察和反思中外足球哲学、文化惯习和技术特征何以组合的问题,这或许是最重要的足球研究基础。

  (四)文化与组织

  在同德国足球的举国体制对比之下,我们还会发现国别的差异,这对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益处多多。德国大体上是单一民族的国民基础,而中国是有56个不同民族、区域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在德国青少年足球训练系统中,层级选拔那些善于融入足球队集体的青年才俊为首要和一致的组织哲学原理;而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形成大体获得认同的足球哲学与训练方法,因此遴选球员时个人球技或许是优先的。其实,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主要在于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不少人文学者早有观察,例如西南部云贵川山地人民有非常好的体能,崇尚信仰精神,善游移而坚韧;西北人和东北人人高马大,运动场上敢于打拼;中原人稳重而策略均衡;而南方人则善灵活变换。因此各省(市、自治区)足球体育的区域与族群文化分析十分重要,需要有各不相同而又因地制宜的足球调研研究成果备用。人类学的足球文化研究似乎总是先于战术和球艺观察,其实首先应是生态与文化差异研究,找到地方性足球运动发展的特征。应该说,中国各地理区域的文化多样性(精神的、组织的、习俗的、生态的和族群的)决定了中国地方足球发展策略的多样化基础(多样化不能只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城市里寻找)。

  古今中国是突出显现家族主义的国度,宗族、家族的组织方式是普遍的。我们最近二十年的区域调研表明,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家族主义具有长久的历史性影响,以至于在参与家族、家庭以外各类民间组织的时候,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总是选择类家族主义的组织方式。例如从历史上捻军起义人员的组合方式,到现代进城后农民装修工组织;从陌生人联合组成的公司,到汉人社会的行会商会等,均常见类家族主义的组成方式。32在汉族民间团体中,血缘家族的孝悌原理有时是以“形同父子”和拜把兄弟的文化模拟呈现的。对现代成功的家族企业和类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一般并不把具有历史传承元素的家族主义看成负面的守旧因素,而是看成中性的(德国机器美学的运用也会有正面和负面的表现)。因此如若加以运用就需要实现人类学的良性转换,使民间文化组合惯习变成积极的精神与行动组合。解释汉人社会的这种现象使用的是“文化惯习”的因势利导的见解。我们无意组建一支家族主义的球队,但我们可以作为一种未来球队组合研究的文化选项之一。如果真如此,那么从各层级训练球队遴选优秀球员时,就必然需要挑选那些令人心悦诚服、道德与球技俱佳、可以在球队纵横组织与穿梭的领军人,其在球队具有模拟家长的地位。这显然和德国文化机器美学的多头集体扁平构架完全不同。然而不同文化中的足球运动构架选择的共同点一定是从传统文化特质中找到积极的适应性文化组织成分,并和新媒体新技术积极整合。

  当然,人类学对南方另一些民族的研究,也可以见到那些年龄组和同侪团体盛行的民族风习。同汉族不同,他们反而是纵向家族代际关系松弛,而横向兄弟姐妹(村寨广义的)关系紧密。为此我们在组建公共卫生教育团队的时候,总是在不同地区采纳不同的组织培训方式,大概就是关注了不同文化的哲学与组织差异,从而工作容易得心应手,事半功倍。如果我们在海南岛和大小凉山地区组织足球队,他们的组织惯习和他们的信仰与尊严表达大不相同,那么如何调动这些积极的文化要素转为球场上的有尊严、不同凡响的巧妙组合与布阵呢?例如西南山区人民的果敢、有信念、不食言、视死如归的族群精神(请比较一下德国历史哲学实践中的精神因素)不是也可以借鉴到他们足球生涯中的足球尊严与坚韧作风上面吗?似乎这一点他们已经比一些沉溺于城市生活,把足球当成生存职业而患得患失的球霸(如耍大牌、作风粗野)要好得多。兵败如山倒和胜骄败馁的足球场现象主要是说给这些人听的,因为他们没有精神与尊严。而意志与坚韧性格总是容易在前者的足球文化中呈现。因此民间组合的人选方案,也应是因地制宜的文化选择,可见区域文化的特点研究不仅是其他类型民间组织研究的基础,也同样是足球生态、精神、体能、技术观察与选拔的重要基础。

  学问的类比是有趣的。比如一个汉人社会的团队,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位具有杰出能力和责任心、令人折服的家长式人物出现(至于他是用严厉的还是怀柔的方法并不重要),治理得很好的民间自组织球队也总是显示了这一类家族主义的组织构架。不仅如此,中国家族主义的孝悌主旨不仅包括纵向子弟服从,还包括横向兄弟情义。这种传统的民间惯习导致人们很不适应七嘴八舌的集体领导。中国一些地区的球队组织,常常展现的是外行的和专业的联合集体领导构架,并不是恰当的文化选择。德国文化中容易接受的“扁平的”集体均衡担责领军,也是中国球员不习惯或难学成的。这并不是说跨文化的学习不会成功,而是说注意到文化的特点之后,容易做本土球队组织与行动构架的适应性策略选择,其实就是在文化对比研究中,避免生搬硬套,而是需要积极寻找自己的体制实践、哲学实践和组织实践,在内外文化互动中兼收并蓄。

  因篇幅的关系,我们还希望关注西北、东北一些少数民族球队的文化与组织特点。也就是说,中国不同地理区域的多元文化极为适于多样性、多类型的地方足球队组建实验,中国各区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将是地方足球队的组成、排阵的战术与策略选择的基础与出发点,因此多样性的地方文化与足球球技需要并行研究。

  仅仅偏重足球技术层面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最近在多种研究课题中接触了一些医生、设计人员、画家、体育专业的教授,他们说当他们带着学生听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讲座的时候,学生们大多在打瞌睡,认为没用。他们表示非常担心。的确,不了解哲学与多元文化的人群,他们未来实践与行动的文化底蕴从何而来呢?他们将如何面对来自不同民族与民俗的患者,他们的室内装潢设计是否顾及了客户的宗教空间与禁忌,他们的简单画作为什么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文化的内涵与隐喻呢?专业匠人的经验或许只是职业的出发点,而哲学与文化敏感性才是各行各业创新实践的底蕴。

  试问足球教练勒夫的哲学和机器美学从何而来呢?如果你见到马加特教练,你会向他提问“你和俾斯麦将军的思想是否有关”吗?如果说“自由人”的哲学思想能够落实到“德国战车”上,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思考如何转换到中国足球队的战略战术中去呢?或者反之,古代国学中丰富的哲理(“文武之道”、《易经》、兵法等)以及人类学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何以条理化(如同德国足球研究专家做的那样)地转换到中国足球界上下的实践中,是所有人都期待的。

  上述的若干分析大体总结如下:

  第一是足球后辈力量的区域与层级培育(技术与文化思考)。中国的足球运动的径直观察在于实现青少年的训练储备,这无疑需要一个从国家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各层级青少年训练储备。为了严格落实此事,凡是不设立青(少)年足球训练学校等人才储备机制的国家、省、市级足球队不得参加正式比赛;为了保证青少年足球队训练的落实,上级足球队必须和各省、市教育部门协调好青训学生活动和学校生活的关系;需要设计从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地区、县、镇(不只是大中城市)选拔具有地方体质、文化特色的学生参加青(少)年足球训练,为中国培养各地理文化区域不同风格的足球队作全面考虑。

  第二是在大学建立足球研究机构(研究团队要求)。其特点是足球研究教授团队应包括足球战术、足球哲学、区域与民族研究、数字新媒体等方面的专家;直接从有足球经验的运动员(适龄研究生或年龄稍大者)中选拔研究生(熟悉地方哲学、体育理论、人类学、球艺和赛场整体掌控能力佳者优先)送国内外深造。建立大学足球研究和足球运动队伍本身(球队教练组、裁判、球员以及球迷)的实践研究的联动与协调机制,其中足球哲学、组织文化、战术研究与现代数字媒体技术之整合是其重点。

  第三是足球运动现状与改善的一个扩展讨论。足球运动发展的症结在体育运动的其他项目中也存在。一般认为,努力建立青(少)训制度已经不容易(这比“砸钱”打比赛见效缓慢),实际上基层中小学体育课程和课余体育锻炼活动的设计、安排和监管更为重要,因为这是问题的根基,因此必须克服历史、教育与文化的积习。本文既是专论足球,又是说东道西,看起来问题已经超出了足球运动本身。

  显然,举国体制需要教育和体育的国家顶层设计者思考中国文化精华中的“文武之道”与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针的具体落实,而历史上(宋以后)重文轻武的教育与文化积习——导致现代德智体全面发展中的体育弱化、体育课程懈怠与监管不力问题,实需要他律落实和有效监管,防止体育课程与体育活动被任意挤压和放任自流,并不断提升青少年的体育觉悟与自律觉悟。除了针对体育课程教学过程的监管,还要保证好课余锻炼的条件(时间和场地);需要实现体育课程与课余体育运动的真实效果评估,不是只关注各种繁杂的形式主义体育报表,而是实行学生体育锻炼效果的直接测验和检验。要建立大、中、小学青少年(分列)的统一、简单实行和可比的训练标准,全面衡量学生的肌肉强度、耐力、速度、重心控制和灵活性。规定长跑、仰卧起坐、折返跑、引体向上、俯卧撑和中式踢毽等体育项目必须要达标(例如学校考试录取有英语四、六级达标标准,如今体育也需要有分级达标标准)和实行人人可见的体育分级奖章制度。33其中,年度性的学生个体身体指标测评是为了考察学校、体育课和课余体育锻炼效果,杜绝体育课程和体育锻炼流于形式和各种懈怠取巧行为,应在体育课程达标考核和体育奖章奖励制度以外,严格实行学生与青少年体能状况的体检,奖励那些具有大面积学生体格递进的教师与学校。

  最后,笔者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足球已经不是一般的兴趣和输赢,我们的足球运动是体魄、尊严、智慧、坚韧的呈现,也是哲学、制度、组织、科技与文化的综合,推而广之,我们的全民体育运动在传统上和实质上是文武贯通和德智体兼修,因此需要中国的人类学和其他多学科学者同体育专家一起来参与中国足球运动,并扩展到整个体育运动、体育课程与课余锻炼的统合研究与行动实践!

  *本文为笔者于2017年5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稿。

【注释】
①Karl Weule, “Ethnologie des Sports” (Ethnology of Sport), in G. A. E. Bogeng (ed.), Geschichte des Sports aller Volker und Zeiten (History of Sport of All Peoples and All Times), Leipzig, 1925.
②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 General Books LLC, 2010.
③[美]威廉·亚当斯(W. Y. Adams):《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④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⑤《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9页。
⑥[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6页。
⑦同上,第25页。
⑧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9、252、276页。
⑨[德]艾密尔·鲁特维克:《俾斯麦传》封底语录,文慧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⑩同注⑧,第229—230页。
11《费利克斯·马加特》,360百科网站,https://baike.so.com/doc/5737252-5949998.html;徐凯华:《鲁能青春风暴循序渐进 马加特攻防2套战术发威》,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27975361_115369。
12郑道锦:《年轻德国传控足球君临天下,思维足球是大势所趋》,搜狐网,http://2014.sohu.com/20140714/n402194775.shtml。
13[德]克里斯托夫·鲍森魏因:《勒夫:美学家,战略家,世界冠军》,王凤波译,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421页。
14[德]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9—120页。
15《足球和哲学:英国、德国和荷兰如何影响足球运动》,林亚彤译,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d76040790101m4ei.html,2014年6月7日。
16德国手表以其手工正反精致打磨、分针秒针同步联动(归零设计)、高动力齿轮,以及表盘简介、精准耐用为其特征,可谓展示了微型的“机器美学”(以致如今市场上的朗格和格拉苏蒂牌手表品牌保值率已超瑞士表),可见德国哲学在实践中与人和物是关联相通的。
17商婧:《德国足球为什么能?》,载《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7月21日,转引自参考消息网站,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4/0721/431473.shtml。
18同注13,第353—356页。另参见印朋:《有“主义”的德国足球值得我们学习》,载《齐鲁周刊》2016年8月8日,转引自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09584416_351293。
19同注13,第351—352页。
20秦兆雄:《浅谈日本吸纳孔子文武之道的历史与启示》,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澳门)2016年第3/4期。
2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2刘洋:《浅析影响中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因素》,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3《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某省省政府办公厅2016年27号文件。
24张其勇:《中学体育教学的现状与改进建议》,载《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3年第3期;甘小、胡志伟:《我区小学体育课现状与建议》,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a85ad80102e2d0.html。
252017年6月26日的《北京晚报》根据《柳叶刀》所刊文章以《日本儿童身体健康的秘密》为标题介绍关于日本儿童体育课与体育锻炼的研究。相关的专著还有Naomi Moriyama & William Doyle, Secrets of the World’s Healthiest Children: Why Japanese Children Have the Longest, Healthiest Lives — And How Yours Can Too, Paperback,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2015。
26[联邦德国]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
27肖良志:《教练大会推出新理念 “中国足球哲学”为纲领》,腾讯网, http://sports.qq.com/a/20161207/036118.htm。
28[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365页。
29同注13,第350—351页
30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第12章第3节“文化中断与文化适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页。
31见《易经·既济第六十三》。
32庄孔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年第6期;庄孔韶、方静文:《作为文化的组织:人类学组织研究反思》,载《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第7—12页。
33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少年十分珍惜的颁发“劳卫制”三级分档体育奖章的做法,也可作为今日增强青少年乃至全体国民体能体魄的方法借鉴。


【作者简介】 庄孔韶: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Zhuang Kongshao,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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