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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类学关于社会过程和文化变迁的理路研究

2016-09-16

西方人类学关于社会过程和文化变迁的理路研究*

张猷猷 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 博士后
奉莹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博士后

摘要:社会过程与文化变迁一直是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一个重中之重。本文着重梳理了从20世纪初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到当代美国人类学的解释流派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和两者关系含混到分野的理论流变过程。这些理论的脉络经历了一个从法国到美国、从欧洲到美洲的思想流变而其经验研究则更加涉猎宽泛,其特征是重视对社会、文化、结构、观念、行为的研究,影响力既广且深,成为当下中国人类学理论、方法与经验研究都不得不借鉴和思考的学术资源。

关键词: 社会过程 文化变迁 文化理论 并接结构

一、引言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交替之际,西方出现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克思开始以西欧产业工人的立场来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并对其进行批判。后来,马克思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发现了原始共产主义,此后他对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做了深入的思考,因此在人类学对于史前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研究范畴上有着某种重合和互相的影响,他的“阶级”的概念形成得益于人类学研究的资料。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在东欧与西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理论传统并且影响了一大批“东方”和曾遭受殖民之苦的“现代国家”之意识形态,而在西欧与美国则形成了以冲突、批判主义研究为主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流派。

二、法国社会学学派
与马克思的“经济”(使用与调动资源)决定论的基调不同,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本身是认知社会的关键所在,社会事实既是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也是他认知社会的基本方式,“它指一切行为的方式,不管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只要能从外部给人施加约束,它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社会事实的一个范例是集体表象。” 社会是一个各部分之间紧密相连的整体,受自身规律的支配,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进化,在后一个阶段中各组成部分越是发挥其个性则社会越稳定。在涂尔干早期的著作《社会分工论》(1893) 中,他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趋势,即从一个单一的道德、宗教体系的部落社会转变成一个拥有多个这样体系的等级化社会,然后再进一步朝向现代的,更加分化和意识形态更加自我化的社会转变。在这个社会中,宗教不再拥有公共地位而完全变成一种私人的事情。笔者认为:它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分裂界限的强调起到了一定的消减作用。这种学说具有一个含义,即社会在逐步演化(如果我们不用进化的话)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越来越难以界说,但却没有任何的经验证据。

虽然马克思与涂尔干论述的重点不同,但他们具有一个同样的关怀,即对社会演化的分析与预测,这种社会演化的结构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国际”运动可以把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凝聚起来推翻阶级社会,而法国社会学对于道德与宗教的强调显然也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限定,宗教肯定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前者对物、技术的重视、历史辩证法、批判、阶级、压迫、权力等理论和概念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影响了新进化论、格拉克曼、特纳、布洛克、戈德利埃、政治经济学派(埃里克•沃尔夫)等,成为西方人类学对于社会过程研究旨趣的一脉;后者对于分类、宗教、道德、心理分析的偏爱也形成对于社会变迁研究的另一个学统脉络,影响了莫斯、杜蒙、玛丽•道格拉斯、格尔茨(价值、道德观念)等人的学术关怀。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社会分工论》译成了英文并介绍到了美国(帕森斯把韦伯学说介绍到了美国),他特别强调了涂尔干研究社会分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涂尔干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道德生活中的社会事实,人们的行动是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形成的。那么,道德观念是如何对这个体系具有约束力的呢?帕森斯比照了斯宾塞的“契约关系”和“有机团结”两个概念,前者认为契约的达成是出于利益的交易,而涂尔干批判的正是这种功利主义的或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契约达成是按照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则而达成的,因为社会规则先于“契约关系”而存在,“有机团结”的纽带正是这种先验的社会规则。 我们在涂尔干的思想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与新康德主义的联系。帕森斯认为,涂尔干所提出的问题要回到经验层面上来讨论,而韦伯等人的理论还停留在思维结构上,他是欧洲思想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可贵的是,帕森斯对于经验研究的注重和关于社会行动的结构(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格尔茨对于文化与社会的看法,成为格尔茨对社会过程、变迁及其动力阐释的主要理论来源。

莫斯(Marcel Mauss)对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从北美爱斯基摩人的研究入手,他认为要想了解爱斯基摩人社会随着四季变化之嬗变的社会形态,首先要知道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恒定的特征,如:定居地、语言、道德和宗教的统一,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和不变的社会统一体 。随着季节的变化,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改变,首先是他们住所的变化,在夏季他们居住在帐篷里而冬季则居住在长屋或雪屋中,帐篷与长屋的建造所需要的材料是木头和鲸鱼骨,但是随着白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对北极诸岛的捕鲸活动,使这些一般的建筑材料变成了稀缺的资源,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小皮艇和雪橇,这些技术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总的来说,从居住方式来看,他们是冬季集中夏季分散的,冬季他们处于宗教的狂热之中但夏季他们的所有宗教与巫术都被简约化了或是消失了,冬季生活是神圣的和集体的而夏季是世俗的与个体的。好的生活与可靠的前景都不能唤起他们改变生活的愿望。为什么爱斯基摩人不会顽强地依附于他们的“传统”组织呢?莫斯首先否定了生物与技术的因素,他转向了对宗教的分析,在爱斯基摩人的冬季社会形态中,人们处于集体的、节日的和礼仪的气氛中。在“死者的节日中”,人们通过起名字仪式与交换礼物来达到整体的、群体的恢复与团结。在强调集体的同时莫斯并没有忘记对个体的分析,个体之间的达至品质融合的方式是性放纵,这些礼仪与节日深刻的影响了观念、集体表象以及群体的精神状态。除了以上分析的维度之外,使得爱斯基摩人社会形态与组织得以维持和延续的还有神话与禁忌,这些思想与观念方面的东西都附着在集体表现之上。莫斯在对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分析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冬夏交替构成了一套完美的双重文化, 并且复杂分类体系涉及到中国社会时涂尔干和莫斯都意识到了一个社会会采用两种或更多的分类模式 ,这一更加复杂之观念直接影响了杜蒙对于印度社会变迁的研究。

杜蒙(Dumont,1911-1998)从30岁开始师从莫斯接受人类学训练,1952年他的博士论文《南印度的一个次级种姓》发表,成功的把人类学和印度学结合在一起。《等级人》的大部分篇幅论述了一个等级制社会的种姓制度,不仅包含了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怀而且也对政治哲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莫斯一样,要研究社会变化的原因与动力首先要找出社会恒定不变的结构,杜蒙认为种姓制的基本结构就是洁净与不洁的等级性对立,社会的分工、等级和隔离都体现了同一个原则。这一对立关系还可以无限的细分使社会无限裂变,比如说,卡斯特与次卡斯特的关系,杜蒙认为它们之间是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之间的关系, 这一结论再次强调了两种文化的并置关系。不洁是永久的,一旦不洁,永远不洁,因此职业分工是回避不洁的良方。

杜蒙认为,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是在知性上或实际上从一个体系转变到另一个体系。所谓的现代化是一个处于未完全的阶段,它只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但是这一领域是毫无自主性的,它含括在宗教性的脉络之中。 印度社会本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就是两种文化并置的逻辑,比如,最大地域范围层次上的竞争与村落层次上的互相依赖并存,空间的流动性与婚姻基本特质的维持并存,西化与“梵化”并行,所以印度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并不具有排斥与反感,相反他们可以利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为传统的主从关系服务,现代法庭也成为为获取传统特权的手段。在杜蒙看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paramount value),也是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价值观念创造了文化的秩序,价值生成于个体但是又不是个体的观念或意识,它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诚然,价值观念也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过程中,如何将其作实,无疑将十分考验行内人的“功力”。我们发现,杜蒙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仍旧延续了涂尔干以降对于宗教与道德的关注,在《阶序人》一书中,文化变迁过程是可以并置的、并存的。最后,本文需要强调的是杜蒙否定了利奇与贝利关于印度文化体系中互相竞争状态的论断并且否定了它们互相依存的关系。

三、洁净与结构
让我们再把视野转向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在英国,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社会变迁的动力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洁净与危险》对身体的排泄物进行了分析,她提出为什么原始人的法术会被认为存在于人体的边缘地带?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人体的边缘地带会充满着不安的能量和危险呢?她开始排除了心理学对于原始人巫术与婴儿幻想之间的联系,心理学受其本质所限不能对各种文化的特殊性给予解释;同时她强调了所有边缘地带都是危险的,因为任何观念结构的边缘地带都是薄弱的。 随后,她区分了四种社会污染:第一,外部边界上施加的危险;第二,超出系统内部界限的危险;第三,界限边缘的危险;第四,体系自身的纷争,即内部冲突的危险。她引用杜蒙对于印度种姓的分析,低等的种姓常常与不洁的工作有关,如:剪头发、处理死尸,头脑用于思考和祷告而低等的器官用于清除排泄物。原始社会关于这些污染物的仪式来自于他们个人的经历,仪式演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形式,它一定与社会秩序和存在其中的文化相关联。 玛丽•道格拉斯在对不洁与危险的研究中给予我们最大的方法论启发在于,宇宙观的图式或者说精神世界是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并且,她发扬了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认为巫术与宗教并非是直线性的发展阶段,而是同时存在的。涂尔干认为,宗教庆典不仅确定了已有的价值观并且创造了新的观念与思维范畴 ,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文化视污物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

那么沾染的观念与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显然在本文作者看来,玛丽•道格拉斯开始向涂尔干靠近并且求助于后者对于社会分化与行为的思考。她认为私人的良知与集体的道德之间是持续不断影响的,她引用了大卫•波尔对于两者关系的看法,但这还不够,因为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社会的道德也有松懈的时候,对道德违反所释放出危险的力量会破坏边界的稳定。从众多的民族之案例中,她总结出:污染观念是支撑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即污染的规则先于道德规则,前者维护后者,危险发生的不同方式使道德判断指向不同的个体,仪式在此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排除污染以稳定自身与社会的边界并使之清晰,反言之,社会要发生变迁的最好的突破口就是这些具有危险的边缘地带。除了社会边界具有危险与不稳定的因素之外,社会系统内部也存在着自身的交战,即社会建立在矛盾之上,结构自毁。玛丽•道格拉斯瞄准了社会行为规范之间自相矛盾的问题,她举出勒勒人社会就是既想把女人当成男人的典当品又支持女人抵抗其他的男人,因此社会自毁与变迁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作为社会的个体,在不同的场景下道德的指向会有不同,并且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评价体系也会不同,他们的宇宙观也不尽相同,因此,个体与集体之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它们中间存在一个差异的范围。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社会及其他变或自变规律与动力的向度,永远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特别是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的思想发展到玛丽•道格拉斯的时代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她把社会结构的边缘、沾染观和创造力从理论的“垃圾箱”里重新拾起,并且注重与心理学的对话,强调个人良知的重要性。另一位在大洋彼岸受结构主义影响的美国学者也注意到了文化观念与集体心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关键性地位,并把文化变迁分成为三种方式,他就是马歇尔•萨林斯(Marcel Sahlins)。

四、文化理论与并接结构
萨林斯对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关系的研究得益于贝特森、克虏伯关于“分裂演化”(“互补性竞争性分化/对反”,刘永华译)与“对抗性涵化”的概念,它体现了一种比传统文化与权威继承关系更加强大的力量,从而克服了文化静止这一历史宿命。“陌生人-王”的观念也超越了玛丽•道格拉斯对于社会群体与身体边界地带的研究,表现为一种超宇宙层面的文化表达而获得合法性地位的方式。那么先让我们从贝特森入手。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对雅特穆尔人的研究中发现,男人与女人的精神气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固然有生理学与遗传学方面的解释,但是身体的差异却通过文化被修正或夸大。男人气与女人味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模仿获得的,而并非是在无意识中生发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精神气质会出现对立呢?为什么在有些民族中这些对立又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是那么突出呢?贝特森认为有两种分裂演化会导致文化规范的变化:第一,强化精神气质对立的分化过程;第二,对这种分化趋势抵消的过程。在这两种趋势中,他强调了个体之间的累进变化(progressive change)导致个人行为的分化过程,以及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反应的反应,不管两个个体是独立的还是互补的都会发生这种变化,即一种互补型的分裂演化(专横与服从的例子)。还有一种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包含了累进变化的形态就是对称性分裂演化(如自夸行为),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态势。这两种模式引入到“文化接触”的研究在理论上会形成以下三种结局:第一,两个群体完全融合;第二,一个或两个群体的消亡;第三,两个群体作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分化群体而在动态的平衡中维系下去。 在欧洲人与“原始人”的文化接触时,几百种文化被卷入了这一过程中,土著人在与欧洲人打交道时采取了特定的文化策略,他们互相模仿、相互影响,所以在加勒比地区我们看到了一种克里奥尔语言和宗教模式 ,这种语言与宗教在加勒比地区作为一种文化的整合力量正发挥着“有机团结”的效用。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也描绘了一个文化互溶的“理想类型”,他说到:“各地习俗开始渐渐融合,方言与土语也融为一炉,最后成为单一的国语,与此同时地方政权也丧失了自治性。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互相模仿的结果,这一融合就像是同一平面的两种液体互相交融一样。” 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接触过程中,这些特殊的“精神特质”也在发挥着相同的功效,但是在程度上、整合力量的强弱以及作用力方面会存在不同的差异。这需要人类学家对其进行“量体裁衣”式的 甄别、研究与关怀。

萨林斯把文化的变迁分为同化与转化(结构间关系的变化),《历史之岛》以文化与神话结构主义的方式向我们阐释了库克船长是如何被夏威夷土著刺死然后作为一个神灵被供奉起来的历史事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结构文化学之解读可以被看做是对第一种文化变迁理论的阐释,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物的理论和社会契约的理论,他们都把政治权威理解为一种内部的增长。 同时他也强调了结构关系之间变化的方式,萨林斯说到:“用索绪尔模式表达人类学的‘结构’观念并非最有效,它只能表示一整套静态的象征的对立和一致。在最通用且最有影响的表达中,结构是过程性的:文化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相当于一个生成和再生成的世界体系。 体系内部也具有历时性的特征,它的本质是暂时的和变迁的。但是这种结构的历时性是重复的,以陌生人-王为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王起初是一个陌生人和可怕的东西,然后通过与土著联姻或战斗最终被土著所接纳和归化,通过仪式过程,国王被象征性的处死然后再复生,原有的文化范畴将新的要素吸纳进自己的体系,这也是库克船长所遭遇的夏威夷人之文化结果。萨林斯总结说:“历史就是重复展演这种宇宙论的戏剧”。 历时性的重复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历史学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在萨林斯看来,这种内与外的宇宙观的替代不是完全的(从抽象的层面上来说),即永恒的矛盾存在于社会的自身当中,外来人的超越性(superiority)与土著之间会存在着持久的紧张关系,却是社会自我生产的总体,总体依赖于他者性(alterity)。 我们看到,关于社会变迁动力的“矛盾说”,玛丽•道格拉斯和萨林斯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即社会依赖于矛盾在变化,但是前者的矛盾是内在的社会规则,矛盾带给社会的结果是结构自毁。换句话说,玛丽•道格拉斯对于社会变迁的思考的指向更多的是单个文明的或一个文化单位的;萨林斯强调的是在普遍接触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两个或是更多的文化结构之碰撞,内-外的宇宙观念、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动力学。

为什么土著人在见到外来人的时候会把他吸收进自己的文化中呢?为什么在世界许多地区都会存在“陌生人-王”的文化与历史事件呢?从萨林斯的角度来说,重要的是解释“他性”对于本土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萨林斯认为:马克思(投射观)与涂尔干(神秘观)都不能满足于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和生死观的认识,因此陌生人对于土著社会来说具有了超越性的吸引力(表现为差异)但同时他又是矛盾的和模糊的(超越性与危险)。 它关系到文化分类的问题,在萨林斯看来,分类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更是实践层面上的,陌生人在传统分类的结构之外,但当新的类型出现之后土著人为了获得新的功能就把新元素包含进了传统的分类体系当中。“陌生人-王”的概念不仅延续了涂尔干主义的理论线索同时在两个传统之间有一个折中主义,这就是他强调经济关系、财富在内外整合方面的作用。

萨林斯对于文化变迁理论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文化结构的转变。如果说对于库克船长的分析代表了一种把旧有的分类与新文化元素相结合而再生产出一种新的文化的话,那么对于文化变迁来说他也是一种较小的文化改变(minor modification),而结构转变是一种关乎于文化分类之关系的变化。这个研究是从夏威夷人的禁忌系统入手的。夏威夷人废除了他们的禁忌系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萨林斯认为,禁忌系统不仅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或者说它不仅是禁忌分类的问题,相反,它是一种关系变迁的结果。这些与禁忌系统相关的文化分类包括:男人与女人、主人与平民之间的互相关系。虽然,这些结构变化还可以维持一个与之相似的分类系统的运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文化价值发生了改变,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组织起来。

萨林斯认为,现代化就是一种激进的社会变迁,在面对外来文化之压力下而当地人完全改变了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传统文化看到西方先进文化时本地人就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羞辱感”(humiliation),当地人完全占用了新的文化元素把它变成自己的文化,而传统的文化分类被完全的淘汰了。在第三种变迁过程中,当地人不仅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器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萨林斯没有提到,当地人接受了外来的器物与生活方式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这是留给后继研究者可以发挥与思考的理论空间。

而对于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探讨本文在上面已经分别提到莫斯和杜蒙在研究印第安人社会和印度社会时做了精辟的分析,在涂尔干一脉的核心理论研究与继承上这两个人表现的十分出色,并且有了很大的发挥。如果把他们与萨林斯的理论作为一个对于社会变迁的整体理论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体系的阐释力量已经非常强大的。但是,我们若从美国帕森斯的理论遗产中来看,格尔茨对于社会变迁的解释不仅强调了涂尔干社会学的重要性而且从文化概念本身出发向我们阐释了社会变迁的另一层含义。

五、文化与社会
对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来说,现代是一个过程化的实践而不是一种结构。现代化就是我们其中部分人所设想的我们究竟的是什么,因此现代化对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来说,决不仅仅只是西方历史所经历过的一个简单的复制,而应该把这个过程放入到场景中进行思考与反思。

《事实之后》(After the Fact)是格尔茨讨论他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的长期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它和从70年代出版的其他作品一起勾勒出了一个被称为“阐释人类学“的立场。在此文中,明显感到了他把社会变迁当成了文本来阐释的特点。

现代化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或许是铤而走险、绝望、后悔、反对、恐惧或是超越某种限制。现代性或许根本就不在场,而是我们与他者之间互相借鉴或借用经济、政体、人们和道德的一个混合体。 因为,文化行为是意义与符号间互动的产物。 这个混合体在格尔茨看来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持续不断地适应过程,具有着内在的动力,并且它的方向、形式与终点并不是确定的和设定好了的。社会进步是一个混合的、具有方向性的和普遍的事情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艺术、宗教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社会过程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形态和特征。诚然,对于格尔茨来说,社会变迁是充满矛盾的,他说“我不能找到一个永恒的真理去解释每天生活实践的不确定性,大众生活的导向在传统和现代文化的遭遇中变得矛盾和诡吊。我们对于传统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或许说根本就没有过去。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 地方知识分子想要试图去协调过去的信仰和现代生活的矛盾,重新建构一个古代的政治模式的努力也是一个模糊的、猜测的未来。

穆尔(Jerry D. Moore )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果文化知识先天就是阐释性的,我们又怎么能够否认某种阐释的真理性呢?显然,阐释人类学的回答完全跳出了结构文化学的范式。格尔茨认为,人类行为原因与他们的意图、预见、希望、情感、激情和判断力密切相关,我们不能根据外部的力量、机制和驱动力这些封闭的因果关系中的变量来理解社会与文化生活。

总之,格尔茨认为只有把社会和文化视为两个独立的同等重要的因素,才有可能说明社会变化,摆脱了功能主义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因为格尔茨认为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文化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于指引人们行动的意义构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格尔茨这种观点尽管表面上把文化与社会并列,似乎不追求终极原因,实际上把人的意念(即意义结构、价值观念等)看成打破稳态的因素,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六、结语

西方人类学关于社会过程与文化变迁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理论研究与经验实践关注的重点问题。从涂尔干的社会理论出发,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引发了一个“类哲学”的新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旨趣,其特点在于对于观念、社会、行为等面向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同时也是围绕着西方哲学脉络所展开的,所以社会与文化的概念边界比较模糊。虽然在理论梳理上我们发现,这一理论旨趣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难免会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但它从法国哲学注重思辨的这一传统中也获益良多,形成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生产关系、经济、阶级、政治、权力等话题有异的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一脉理论。

本文的理论梳理始于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终结于阐释学大师格儿茨,看上去这两者的理论旨趣与研究兴趣差异极大,但若从学科内部的视角去理解这一理论走向,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学的理论从一个偏向于自然科学的实证论逐渐地过渡到重视心灵、情感的阐释之历史脉络,从更大的学术地理范围来讲,它也表明人类学的重心也从欧陆转向了北美。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涂尔干时代的具有哲学气质的“摇椅上的遥研”式的研究方法被参与观察(深描)为主的人类学方法所取代,也是导致了社会与文化逐渐分野的有力推手。理论思辨的阐释方法与参与观察式的经验研究之间在历史过程中寻找着某种平衡点,并且这一平衡仍然在继续寻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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