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
201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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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以沈阳为例
富晓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摘要：本文从空间—文化这个研究主题出发，以沈阳为调研点，综合运用参与观察、个案深入访谈、历史文献分析等人类学研究方法，着力探讨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实践如何在城市空间中得以组织、表达和理解。通过城市空间的外因和同性恋群体自身特点的互相作用，本文发现城市空间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能动平台。
关键词：男同性恋、空间、文化、行为、身份、制度、适应
Gay Men’ Distribution of Urban Spac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 Case Study of Shenyang in Northeast of China
Fu Xiaoxing
Abstract: The thesis utiliz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depth individual interview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iew, to explore how gay people’s body, behavior and social relations are organized, represented and understood in Shenyang city, from the pespective of space-cultur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rban space and the gay groups’ inner characteristics, it finds that the urban space constructs a driving field for the mobilization of same-sex behavior, emotion and identity.
Key words: Gay, Space, Culture, Behavior, Identity, Institution, Adaptation
1. 引言
男同性恋群体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位置。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原因，主流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长期采取漠视的态度，并在1949年之后加以病理化和道德化的污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舆论的宽容，这种情况虽有改善，但同性恋群体的行为、情感和生活仍旧隐身在公众的视野中。
中国大陆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也处于滞后和弱势的状态，系统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陈秀元在《中国同性恋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1986 年到2006 年的同性恋研究论文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这21年中，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有关同性恋研究的论文178篇。这些论文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历史学、哲学、人口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27.15% ），心理学（23.16% ）和医学[1]（21.13% ），这三个学科的研究占整体研究的72.14% [1]。这些数据颇有意思，实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大陆同性恋研究所秉持的态度、取向和变化的趋势。
根据笔者的梳理，目前同性恋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法律问题、成因、大众对其态度、同性恋者及其相关群体（如同人女、男男商业性服务者）的关系等。尤值一提的是，李银河、刘达临、潘绥铭等社会学家，张北川等性学家在中国大陆同性恋研究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他们多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男同性恋群体进行整体性考察，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同性恋研究中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总体来说，中国大陆的同性恋研究处于方兴未艾的研究状态，成果较少。对于其中很多问题的探讨只是蜻蜓点水，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所研究的男同性恋群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及文化生产问题即属此种情况。当前的研究状况是，研究者多看到男同性恋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如公厕、广场和公园进行交往和活动，并在这一层面上对同性恋群体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和讨论。但鲜有研究表明：男同性恋群体为何选择城市空间进行交往？城市空间本身的特性具有什么作用？这种选择背后的来自人群本身和社会文化的原因又是什么？选择地点发生变迁的依据又是什么？城市空间与同性恋群体的认同、身份等又有何关联？这实则对现有的同性恋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同性恋群体依存于城市空间存在而其存在的深层原因及意义又远远超越了城市空间本身，从更抽象的意义上对之加以研究，就是空间-文化的思考。这将城市和性看似并不相关的范畴，在空间当中统一了起来。而空间的加入，将改变我们固有的认识，即将空间看作是事件发生的背景这一静态的理解；而是将空间作为变量，探讨它与同性恋群体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这一切入点将为同性恋研究增加城市空间的注脚；同时以同性恋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为空间再生产领域提供有价值的研究产出。
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出发，以空间-文化为研究主题，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笔者于2007年-2010年针对沈阳男同性恋群体开展历史、地理、情感、行为、交往、娱乐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方法采用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历史文献分析。在文中，笔者将采取匿名原则，对报道人和部分活动场所予以保护。同时，笔者将使用同性恋圈中词汇并辅以相关说明。
2.“点儿”的形成
男同性恋群体喜欢将社群认同的、供圈内人交友和娱乐的公共区域叫做“点儿”。 “点儿”多分布在城市空间中，占据公厕、浴池、广场、主题公园等特定的地点，同性恋群体的身体、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实践在其中得以组织、表述和理解。
2.1三块“杂巴地儿”
据访谈同性恋圈中年纪较大，“出道”较早，比较了解圈内历史情况的“老人”们介绍，解放之前，同性恋群体有三个活动的“点儿”：
2.1.1 奉天第一繁华区——中街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点儿”是在中街。解放前就有，具体地方在公余茶社。我是听3个老人儿说的，他们如果活着，最小的也得有七十六七了。这都是他们那个年代活动的“点儿”。公余茶社是老奉天城唯一一块“杂巴地儿”，三教九流，很多闲人在那儿活动。公余茶社是一个小型的曲艺演出剧场，有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它离会兰亭（浴池）有50米，中间有个公厕。我听老人儿们说，那时候“挂”人[2]都不在茶社里面，都是在外头蹭戏听。在外边遛达遛达，遇到合适的联系完了在外头没人的地方搞。（G姐[3]，2008）
这里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商业中心，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沈阳近代城市化过程的先行者。20世纪初，随着“南满”等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沈阳变成了东北地区最大的铁路运输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各类商业发展迅速。四平街和钟楼、鼓楼一带已成为“盛京盛况的荟萃之地”，“奉天第一繁华区”。从G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同性恋的社会交往在这块“杂巴地”形成之时，就已悄然编织进这一空间的社会网络中。同性恋群体占据了其中一隅，并围绕着特殊地点编织自己的叙事之网，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将包含同性性取向、性交往等一切事务展现在公共空间中。因此我们看到同性恋者在公余茶社外面以“蹭戏听”的游走方式寻找同好，这是掩护自己、趁乱寻机的最佳策略。同性恋者联系好人以后，有两处地点可以进行深一步的“身体”交往，一个选择是位于茶社和50米外的会兰亭浴池中间的公厕，另一个选择就是会兰亭浴池。会兰亭浴池是沈阳市历史最久的浴池之一，1925年由财东董世德、董世忱和经理董世青创建，可同时接待近300余人洗浴，并附有理发、搓背、修脚等服务项目，其规模之大、设备之全，在1920-1930年代的沈阳首屈一指 [2]。
2.1.2 新兴商埠地——北市场
另外还有两处活动的“点儿”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一处是继上文提到的中街老商业区后出现的新商业街区——北市场。1906年清政府根据《中美通商行船续约》，在奉天省城（沈阳）划定面积为21.3平方公里的土地，辟为商埠地，外国人相继到沈阳设立贸易机构、开办工厂、商店、洋行[2]:549。1921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开辟此地并正式启用新地名：北市场。富豪、商贾纷纷在此购地建房，先是迁来妓院，开设戏园子、赌场，接着办起商行、丝房、饭铺、茶庄、客栈、药房、理发馆、照相馆、浴池、烟馆等[3]。北市场、南市场等一批新商业街区也在1920年代末相继形成[4]。
所有到沈阳唱戏，到大戏院唱戏一个好。再加上登瀛泉一个澡，新味斋一个饱，窑子街一个倒。这是解放前流行的一个顺口溜。（P姐，2008）
同性恋者见缝插针地又一次占据了最好的地理位置，北市场的戏园子和茶楼成为他们的新“点儿”。大观茶园以演评剧为主，P姐一个“忘年交”的旧友，年轻时就在大观茶园伺候一个评剧的 “角儿”的饮食起居，这个“角儿”是圈中人。在同性恋群体内部组建戏曲秧歌队的N姐提到，解放前东北民间艺人定期在北市场露天演出秧歌。如有商家开业庆典，更是喜欢邀请秧歌艺人去表演助兴。在这些老艺人中，N姐提到有很多有名的旦角都是圈中人，这也从地方角度印证了潘光旦对于中国特有的“伶旦”和同性恋关联的论述[5]。顺口溜中提到的登瀛泉浴池，1922年由李甫卿开办[2]:6。这是老人儿们公认的“老点儿”。据访谈所得，其他老字号浴池：中街的会兰亭（1925年开业）和连奉堂浴池（1915年开业），皇姑区的天香浴池（1933年开业），也都是解放前同性恋人群活动的“点儿”。老人们津津乐道于浴池独特的交往和娱乐方式，甚至下结论说只要是老浴池，就有同性恋存在。
2.1.3 三洞桥
第三处活动的“老点儿”是三洞桥[6]。1907年，京奉铁路设皇姑屯车站以后，这一地区开始兴起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居民增加，形成城街[4]。当三洞桥（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的立交桥）修好以后，不但京奉铁路方便通行，南侧的一个桥洞还专辟为公路涵洞，方便了城内与皇姑屯的往来。在今华山路、天山路、珠江街、克山路一带出现了市民聚居区，这里被称为兴隆街，连同利群电影院、亚明商店和天香浴池，这条街区商业繁荣[5]。三洞桥西有一个公厕，这里也是公认的同性恋们活动的“老点儿”。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老点儿”几经翻修，今天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有成规模的同性恋群体定期光顾。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代代传承、执着于往昔记忆的空间认同问题，空间自然条件的具备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绝不只是一个消极的背景，已然作为同性恋群体的文化建构要素镶嵌在其社会生活中。
2.2 “点儿”的形成与沈阳近代城市化
表 1：沈阳城市空间演变
时期
城市定位
主导产业
新增功能组团
空间扩展方向
空间形态特点
近代
1840-1898
政治中心
老城（原有）
老城内
城方廓圆
1898-1905
政治中心/交通枢纽
流通
满铁附属地
向西
老城外出现第一个板块
1905-1911
政治中心/交通枢纽
商贸/流通
商埠地（北市）
向西南
不等重的哑铃
1911-1931
政治/经济中心/交通枢纽
商贸/流通/军事工业
惠工工业区/奉海市场/大东新市区/东北大学及其附属工厂/皇姑屯/兴隆街/冯墉大学/南市
向西/向东
整体呈东西线性，向北有小规模板块出现
1931-1941
经济中心/工业中心
交通运输/重工业
铁西工业区
向西
整体呈东西带状
1941-1948
交通枢纽/工业中心
交通运输/重工业
由此可见，解放前沈阳的三个商业中心构成了老人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商业中心附带的娱乐和服务设施，如戏园子、茶社、电影院、公厕、公共浴池等地点的联结，勾画出他们社交生活的图景。笔者通过对圈中“老人”的深度访谈及查阅相关地方文献发现，本文所提到的“点儿”——同性恋自发聚集形成的活动场所，是伴随着沈阳近代城市化的过程而形成的。
一般而论，城市化不外是受几类因素所推动：政治因素、军事要冲、交通要津、工商业的发展[6]。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与外界隔绝，历史上多为汉人流放、逃难之所和多个少数民族游牧狩猎的生存之地[7,8]。沈阳始终处于农耕文化与渔猎游牧文化的激烈撞击点上，城池浮沉多有起落，其经济形态的变化也变幻无定。只有清太宗时期（1626-1643年），沈阳商业作为首都[7]城市经济的一部分，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9]。人类学家施坚雅在研究19世纪中国城市化问题时也没有涉及满洲。因为，在他看来，汉族大规模到满洲地区定居也只是清朝最后十年的事情，因此在1890年代前满洲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发展，而且它的城市体系还在萌芽阶段，至多是刚刚出现。真正使满洲发生迅速变化，并使它成为中国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全是20世纪各方面的发展造成的；而且也只是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中国才开始把正规的民政系统在满洲推行[10]。根据前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初铁路干线的建成和疏通，中街和商埠地等商业中心的发展，本土和外地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外国列强企业的开设（包括日本、朝鲜、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沈阳工商业、手工业和贸易发展迅速，加快了沈阳城市化的进程。1923年8月，奉天省划沈阳县城区及商埠地一带为市区，正式设立奉天市政公所，沈阳首次出现市的建制[8][11]。市政公所着意在“公”，即关乎全市的市政建设、管理、市容，关乎全市卫生、教育、文化等事业上统一规划管理等公共事务[5]:189-190。1929年奉天改称沈阳后，市政公所的职能更加明确，推动近代沈阳城的继续发展。沈阳在建市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向近代城市的转化[5]:208。
近代沈阳城市化进程引发城市空间规划的变化，如出现商业街、商埠地、火车站等，同时伴随交通运输的日益通畅，吸引着流动人口不断涌入这座东北最大的都市。城市化导致的公共空间的变化容易和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体发生关联，男同性恋群体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占据了沈阳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中心以及交通枢纽（见表1）。这不啻是赋予城市空间一套新的空间标记，以检视特殊的性和特殊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城市空间的拓展和相关交通、绿化等配套设施的完善使同性恋活动的“点儿”也在不断扩展，比如表1 中的“满铁附属地”[9]。它从古城西郊农村发展成为和古城区并列的沈阳城市结构的双中心，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成为沈阳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男同性恋群体当然不会放过，1960-1990年代最为“辉煌”和稠密的同性恋活动几乎都是在这块地理区域发生的（见表2）。那么在沈阳的地方语境下，我们看到以中街、北市场、满铁附属地和三洞桥这些繁华的商业中心为面，以公厕、公共浴池、电影院、茶社、舞厅为具体的“点儿”的选择首先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其次是空间本身的特性和同性性生活的互动和整合。
这自然地为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空间的视角。它反映性的生活和动力在城市空间中如何被组织、表述、观察和理解，并且接受空间锻造进而成为空间的构成要素。男同性恋群体惯常性地选择最好的地理位置展示自己私密独特的性偏好，就是这一视角的很好的切入点。这首先缘于都市的社会特性。正如Bech所述，性在城市中更可能发生，因为它依靠“大量的，密集的和不息的人群，以及流动中的异质人群”，这就是现代城市[12]。现代城市助长了特殊的性——不可言说的性取向；不可透露的个人信息；无语的性行为——发展的可能性。从面的范围来看，城市空间尤其是城市中心地带既是寻找同好人群概率最大的地点，也是隐匿自己的最佳所在。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看，城市空间的公共性昭示着多样性的空间组织[10]的交叉和共存，同质群体的网络紧密而且排他，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泛化的社会网络的松散。这种城市空间造就的疏离性，使同性恋群体具有展演自我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另一个原因是城市空间的自然属性。从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地点的空间绝不只是一个我们通常感受到的静态设置，它甚至可以成为推动或改变事件发展的催化剂。然而这往往是最容易忽略的思考角度，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要讨论城市空间的自然属性对于同性恋群体行为和交往的重要性。
3. 城市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空间动力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率先明确地使用空间理论来研究“差异”与“他性”的思想家和开拓者之一。他重申空间性，是为了对抗西方哲学、科学、历史编纂学及社会理论只关注存在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互动的明显倾向，力图激活和恢复空间更为中心化的地位，强调以历史-社会-空间的整合视角来挖掘事物发展的复杂内涵。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在解构又重构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11]的概念。在索亚看来，第一空间[12]主要关注空间具象的物质性，在这里城市空间被物理与经验地感知为形式（如修建环境）和过程（社会关系和人类行动），意识为都市生活可衡量、可标志的形态和实践，是可由经验描述的事物[13,14]）。笔者认为第一空间生产的知识是以物质性为载体并最终落点在空间的物质形式和实践，实践与物质性空间必然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这实则批判了以往的将空间作为终端的被动研究状态，而强调空间的物质形式对于人类行为和关系的能动作用。笔者在这里借用索亚“第一空间”的概念，旨在说明在同性恋群体的行为和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可感知到的“点儿”（如浴池和公厕）的物质化空间实践。
3.1 浴池
在浴池里面，一般相中谁，不管对方是不是，都坐在池边聊聊，对方到哪里他就跟着到哪里。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搓腿，用肘触碰对方身体器官，好像不小心似的，他要是起兴儿，就是同志。如果不是，就不能再试探人家（？）。人家不让你碰，会骂你；如果再不行，就打你。（S姐）
我在天香浴池里面，下池子泡澡，水中有人碰我，啊，看一眼，联系上了，根本不用说话。在水下摸摸索索的，感觉很舒服。（H姐）
浴池作为一个空间组织，其功能是满足清洁身体的需要，但这远远不是浴池的全部功能。实际上，它还是“聚会、歇息的空间，和社区、仪式、身体的刺激” [15]。这些衍生出来的功能和意义都是附着在浴池本身的内部设施和环境条件中的。
浴池空间的自然属性拥有赤身裸体的合法性，这一点最为重要，它为其后的一切“合法性”的情欲行为提供了条件。并且，浴池是一处物理上隔绝于外界的封闭空间，活动于其中的人匿名、陌生、无语，以赤条条的身体相见，因此在特定时空场景中，浴池化约成由没有身份的平等个体组成的单性空间。在这里，身体的生物性得以回归，从某种角度上可以理解为性和欲望的回归。由于是单性聚集，和性有关的事务通过同性恋的表演凸现和模糊，表演包括一系列符号性的身体语言，如眼神勾引、“无意识”的器官触碰、有意识的搓澡、言语试探和邀请等。这看似一个悖论，实则公共空间本身就是同性恋展演情欲和保护性向的一个最佳舞台。一般受众无意识或辨别不清“性”的展演则全然不知，安全退出；如若心有灵犀，暗通款曲则可更进一步，池子底下、浴池卫生间等便利设施为情欲之高涨提供了动力，利用池水、烟雾等本身模糊的自然条件创造出“视而不见”的私密空间，从而帮助同好们完成安全隐秘的生理满足行动，当然这种行动仅限于低程度的性活动。因此，浴池作为同性恋情欲展演的一个“暧昧不明”的空间，这个空间和主流意义上的异性恋的公共空间是叠压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此我们看到，从物质身体→情感冲动→身体接近→生理/情感满足，同性恋的整个社会交往过程是在浴池空间中发生、发展并完成的。显然，浴池空间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地理所在，它为同性恋情欲和情感的流动提供了重要平台。
3.2 公厕
与浴池相似的是，身体器官在公厕裸露也是合理的。如果直盯着对方的生殖器，这也是同性恋发出性邀请的暗示，并且在这个场景中似乎无可厚非，这无疑是空间的自然属性提供的便利条件。旧式旱厕中各个坑位之间是没有隔断的，这种“通铺”式的设计不会阻挡视线，便于从最大范围内获取视觉的直观感受，以满足自我的生理欲望。此外，这种公共设施光线较暗，也便于同性之间进行隐蔽的性交往。
从外在的环境来看，公厕多设在车站、广场、公园、街道等开放的公共空间，同性恋人群多将公厕和周围环境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他们活动的最佳屏障，从而构成特定空间区域的“多点儿”交往。如在各大公园中的公厕，周围多有树丛围绕，同性恋选择性交的地点可在公厕内和树丛中，树丛中多选择夜晚，趁着夜色和树丛的掩蔽完成性交。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由于公厕是市政公共服务设施，多免费开放，这令公厕的“经济门槛”放低，雅俗共赏。
由此可见，男同性恋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和交往是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物质实践，而城市空间的自然属性（空间结构、区位、建筑、景致等）影响同性恋群体的识别、认同和交往模式的生成，扮演了积极的促成者的角色。这实质是一种文化的生产，空间成为文化生产的介质，同时也被文化重绘为“性”化的空间物质形式。而隐含在行为和交往模式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男同性恋群体主体性、意识、社会性等的生产，我们依旧可紧紧倚仗空间，将包括公厕、浴池等“点儿”在内的更大城市空间，如车站、广场、公园、街道的变迁纳入到讨论范围中，以其获得文化理解和归纳。
4. 城市空间分布的文化原因
沈阳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是伴随着沈阳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形成的。政权更迭和殖民化引发沈阳城公共空间的演变，如出现商埠地、火车站、城市广场、主题公园等，城市空间的变化又引发人际关系的相应变化，如新的人际关系的聚合。同时，城市规划的状况，如交通、绿化、公共设施、商业化程度、人口密度等因素导致“点儿”的形成、迁移及消失，并直接影响了在公共空间活动的男同性恋群体的交往模式。让我们对同性恋活动的“点儿”的选择和变迁做一个简短的总结。（1）交通便利是首要因素。1990年代之前，沈阳南站是沈阳市最大的火车站，也是最为人熟知和最方便的约会地点所在；因其交通便利和无限商机带动了南站附近的和平浴池、中山公园、体育场的红火（见表2）[13]。（2）高密度人口的繁华地段也是重要的选择因素。这点和交通便利有所重合。配套设施完善，满足商业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要求。人潮涌动可促进同好碰见的概率，同时满足男同性恋群体对于时尚生活的偏好。（3）厕所等公共设施免费。免费公厕及其周边的绿化环境构成公共空间中的隐蔽地点，促进高频度的掩人耳目的安全性交往。按照报道人比较一致的观点，收费和拆迁成为“点儿”转移的主要决定因素。
“点儿”的衰落和变迁引发笔者的思考。如果将之归结为拆迁、收费等因素，笔者认为这只是表层原因，而这背后折射出同性恋群体的社会“无根性”。 从空间外部，即“点儿”的形成和变化来看，同性恋群体的交往和行为总是依附于城市空间，并随着空间布局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他们从观念上组织空间，而完全没有自己创设的空间。同时，他们本身也并不具备建构自我的力量，只能在现有的特定空间中识别性伴并偷欢，并且忌讳询问对方的个人信息。这种露水情缘实则反应出他们长久以来的“非法存在”及在现行制度中的“投机性”，也决定了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满足生理欲望的需要，而鲜有感情注入。在这里我们需要添加历史和制度的变量，以理解这一群体的整体性存在。
表2 原满铁附属地内“点儿”的分布图
沈阳站（南站）售票处公厕（1976年拆）
和平二校公厕
(1976-1980)
中山公园公厕
（1976-1980）
体友舞厅
（1970末-1984）
体乐游泳馆
（1970末-1984）
沈铁文化宫
（1970末-1984）
中华剧场
（1970末-1984）
中国跳舞厅（1992-1998）
4.1 历史与制度的包容
从历史上来看，较之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残酷惩罚，中国人对待同性偏好一直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根据潘光旦的研究，早在商周两代，同性恋的现象不但存在，并且相当流行。此后，春秋时代卫灵公与弥子瑕的“余桃”之癖，战国时代的安陵之好与龙阳之好，西汉皇帝的佞幸癖好（最有名的是汉武帝的“断袖”之癖），两晋和六朝的同性恋的发达[16]，足见同性恋不仅没有受到社会的歧视与道德的贬薄），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段还成为社会风尚。明清时期是同性恋文化发展的另一高峰。明清小说、笔记中皆有状摹（男性情欲的“契兄契弟”、“契父契子”之俗。所谓契，即因托养或拜认关系而成为亲属。由此可知假托干爹、契子、契兄、契弟等拟亲属之名行之的嫖、妓关系，至少是明代男风已有的普遍现象[14][17]。提请注意的是，“断袖”、“余桃”等这些关于同性之爱的典故，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于同性性欲那种“欲说还休”的含蓄表达，的确充满诗意，意犹未尽。正如周华山所诉，在中国历史上，性并不是区分人们的基础，更好的语言才是分类的标准[18]。这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性身份”这个概念。
近代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引进的还有西方的性观念。作为某种形式的社会批评，精神分析也被“五四”知识分子用来作为声讨封建性道德的理论基础，他们借此来赞成一种色情性欲。朱光潜、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均认为性欲问题被精神分析学说提升到了“科学”的位置[19]。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不正常的性欲”成为当时作家书写的主题之一，如叶鼎洛、庐隐、凌叔华和丁玲等有关同性恋的小说[15]，郁达夫有关同性恋、双性恋、受虐待狂、对小脚的恋物癖、手淫等主题的小说[19]:73-75;135-136。在他们的小说中，同性恋情成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封建制度的一种寄予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总之，有关性的讨论变成了“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追求现代性的工具之一，与此同时也使其在公共视野中获得了合法性。
从制度上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残酷迫害同性恋的记录，从未有人因同性恋活动被判死刑[16][20]。中国传统社会只是在满清王朝统治的时候有过惩罚“和同鸡奸”（非强制性的男性之间的肛交行为）的法律，在清末修律当中，这样的法律被废除了。在1949年以后的刑法典当中，没有清晰的专门针对同性性行为提出的所谓“鸡奸法”（鸡奸罪），最高法院的几次批复也显示国家并没有要惩罚此类行为的清晰意图[17][21]。同性性行为的司法解释通常被纳入到“流氓罪”中，并依据情节是否恶劣来区分违法和犯罪。总体来说，中国法长时间对于此种行为是放任的态度，即使是刑事化之后，惩罚的力度也远远小于西方的惩罚力度[22]。
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语境下同性恋群体的命运虽几经沉浮，但总体来说，主流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平和与相对宽容的。在中国文化中，性并不能作为标识和划分人群的标准，而关于同性恋这个问题的讨论，均是针对同性性行为这一现象，而非同性恋这个身份。
4.2 身份的形成
同性恋在中国被视作身份，完全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虽然在1950-1960年代，同性恋在中国大陆仍被划归为西方早期性学水平“诊断”的“精神病”范畴，但它仅仅作为鲜为人知的“疾病”被公众视之。1980年代，随着知识、技术、文化等的全球流动，“Gay”的概念也被引进，成为日渐活跃的同性恋群体对于自己新的指代。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巧合，即在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同性恋有群体性地认识自我的需要，而“Gay”恰逢其时地传播到了中国社会，二者不谋而合。因此我们看到的进路是，“Gay”意味着身份的形成。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一种文化性存在，即不被制度承认的一种非正式身份，笔者将其归结为文化身份。人类学意义上的身份看重个体在所属群体中共享的同质性的资源与价值，它是趋向于群体的一个同质性符号。那么在中国语境下，就呈现出身份与认同之间的矛盾，即“Gay”意味着身份的形成——它只是一个舶来的符号的能指，然而西方理论体系中“Gay”自我定位的主体性宗旨和身份政治的内涵，并未被地方群体深入了解和接受。
和“Gay”一样被地方群体迅速接受的是从港台地区传来的“同志”。这个词汇的使用是连接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性身份的折衷之策，它借用了“同志”的传统语境，兼顾了过去和当今，革命和时尚，从而在尽可能包容外来文化的同时消解二者的对立。其次，让我们从城市空间的行动来看，“温水煮蛙”的历史特殊性使香港地区的同志群体遭遇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即一面是社会允许的、西方舶来的游行和示威运动，另一面是来自公众的严重歧视[23]。台湾地区的策略是“集体出柜”，如台湾举行的“十大同志梦中情人评选”[18]和“戴上面具集体现身”[19]。即通过展示同性欲望的集体行动，质疑每个人的性身份，将同性恋的潜能和暴露的危险化约至公众自身，从而重新界定同性恋的可见性，并将这些运动与国家（公权力）、社会（大众）接合以获取合法性和认同[18,24]。这种策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将舶来的身份政治实践与地方政治、文化状态进行折衷，从而获得既安全又有效的成果。从港台同性恋的空间实践来看，城市空间已然被同性恋群体举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平权的声音政治化了，这也与中国大陆地区身份政治的语境尚未形成，只在公共场所交往的情欲化空间截然不同，由此凸显出港台地区的特定历史和文化情境下同性恋存在的立体性。
然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Gay”与“同志”扩展到地方语境，基层群众可就没有深掘意义的渴望了。从笔者对沈阳男同性恋群体的观察来看，他们经常交替使用“Gay”与同志，认为这两个称谓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隐含的政治选择和激进态度转换到地方文化的情境中，早已被轻轻地拆解。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同性恋作为一种性身份已被群体内部认同。他们自称为“Gay”或“同志”， 然而身份的认同却依旧沿用地方历史和文化的脉络。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就是以传统的“点儿”作为识别和交往的重要场所并世代承继，这种方式并未随着时代变迁和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它具有一种文化的韧性。而“点儿”在城市空间的广泛分布恰恰是与其“无根性”的生存状态相符合的，这是从历史-社会-空间综合观察的结果。制度执行的松紧并未对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有质的改善，不具合法性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们仍然依赖城市空间组织（地点、方位、景观、建筑、环境等）的非语言交流的行为、交往和组织模式，表达他们私密的情感与欲望，这也是适应城市特性的特殊组织模式和生存模式。由此，“点儿”为男同性恋群体身份的形成提供能动平台。在“点儿”上发展出来的以眼神交流为主的一套符号化的语言，这是群体内部最为重要的共享的文化资源。它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是下面我们要着重讨论的内容。
5. 城市空间中的文化生产
前文我们讨论了列斐伏尔和索亚的空间理论。与“第一空间”可感知的物质化实践相比，“第二空间”是一种思想性和观念性的领域，这是一种概念化的构想性空间，缘起精神或认知形式中的空间思考的再表征。这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政要、技术专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的空间，他们将感知到的空间等同于构想的空间[13,14,25]。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可把第二空间当作抽象的文本来建构，通过人类学者的思考和阐释，追踪社会话语的取向，赋予空间和行动以意义。这样的过程实则是文化分析的过程。
从更广阔背景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包括政治、道德、伦理等）的视野来看，男同性恋群体的非制度性存在，使他们只能寄居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并随着“点儿”的衰落而不断转移，寻找新的宿主。这样一种“无根性”的生存现状，促使男同性恋群体通过嵌入在物理空间的“情境”生产出一套符号化的语言（如眼神、肢体动作等），这套语言作为“空间表征或空间再现”的载体为内部人所熟知和使用，成为他们构想的城市空间的模样。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同性恋群体互动过程中扮演关键作用的是身体语言，而眼神交流在穿针引线和引情达意的过程中又是重中之重，它构成了笔者第二空间的分析——符号空间。
5.1不失传的“眼神”
Gay的眼神立刻能识别出来。进去之后（点儿上），不用废话，对一个眼神就O（OK）了。一个眼神玩完，完事你提裤子走，我提裤子走。（J姐）
识别完全凭眼神。我走哪你跟我走哪，你要是有感觉你就停下来，或者我主动搭讪。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回事。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样，彼此具有共同的信号。（D姐）
眼神，不是学的，与生俱来的东西。从古至今，就是眼神认同。（B姐）
眼神一照，我走到前面背手给相中的人手势，或者摇钥匙，不敢当面，相中就一起溜达。（D姐）
你坐在那里，我看你一眼，一会儿又回头看你，然后我先走出去，你也跟出来，搭个讪借个火我们就对上了。（MT）
识别对方，最主要的是对视。擦身而过，如果感兴趣的话，会互相回头看一下。（YY）
比如到超市吧，我一眼能看出谁是同性恋，眼神能告诉我很多。如果碰见好看的男人，我会多看几眼。如果他转过来，我会转移开目光。（Lang）
同志的眼神，看到漂亮女人只是看，碰见喜欢的男人是会闪光的。（Ke）
在诸位报道人关于“眼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眼神的巨大力量。同性恋人群甚至仿效“Radar”（雷达）自己造词“Gaydar”来诠释其辐射力。眼神是我们理解同性恋交往模式的关键词[20]，只有对其进行意义解析和诠释，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
5.1.1 为何选择眼神作为认同和交流方式
虽然主流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存在没有过激的反应，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同性恋毕竟是不正常的，甚至不能成为一种身份而存在。身份的缺失必然带来话语的隐晦，这表现在行动上，尤其是公共空间中同性恋的行动是“失语”的。我们可简单总结一下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
◇ 他们与异性恋共同生存于一个社会，共同使用一个开放的城市空间；
◇ 他们期望低调行事，息事宁人，惟恐激烈的冲突出现；
◇ 他们通过“表演”来进行交往，但没有制度化的、专业化的“表演”前台；
◇ 他们处于边缘位置，没有可资利用的网络和资源，只有依靠自身：有限的符号装备的个人。
◇ 他们在有限的符号装备中，优先选择了眼神，并辅以形体动作或身体味道，通过眼神的象征意义促成社会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城市空间是适合各种各样人物活动的广阔空间，是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这为“失语”的同性恋群体提供了一个既可隐匿又能展演自身的表演空间，而眼神的使用无疑是最传情达意和最安全的。这也就意味着，这种交流充满着同性间的兴奋感，产生了一种在公共空间拥有共同秘密知识的效果。同时，选择眼神作为认同和交流方式，也是同性恋群体在综合考虑政治、物理的空间因素后，生产出的策略性交流结果。
5.1.2 眼神的多义性
表 3：同性恋眼神交流模型
接受
解释为目标导向的（同性恋）
（接收方） 不接受
眼神 目标导向的
（发出方）
解释为非目标导向的（异性恋） 无反应
（接收方）
笔者将对眼神这一符号的象征意义进行逐层分析。第一步是识别同道，如果对方回应，则第一次目光的交换证实彼此共有的取向特征。第二步是中意与否，如果对方仍旧回应，以此作为彼此交往甚至是性接触的前奏曲。每个人用眼神捕捉的目标不一样，心仪的标准也不同：有恋老的、恋童的、恋熊的（胖）、恋猴的（瘦）等。无论以年龄还是体型分类，最受欢迎的均是所属类型中充满阳刚气质的圈中人。第三步是最终确认，因此就有MT所述的“我回头看你一眼，再看你一眼”，如果对方仍旧回应，那么可视为开始正式交往的标志。于是，接续下来的行为如一个先起身，另一个随后跟上开始接触（如问时间、借火行为），再如一个走到另一个前面摇钥匙示意等。当然，这是笔者将眼神拆分进行分析的结果，而往往我们看到的是一次目光交换就包含了上述所有甚至更多的信息内容，通过对方的目光注视可以知晓包括对方对你此次“表演”的所有反馈信息。这是眼神的发出方和接收方均是同性恋文化持有者的情况。
而对于异性恋群体，也许对这种深情款款的注视无动于衷，也许觉得有点异样而置之不理，总之不会对接收方造成任何影响。这主要的原因，正如D姐所述“眼神和正常人不一样”，个中滋味只有同质群体方可体会。同样地，这种眼神对于同性恋群体也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发出方可随时调整眼神的方向（如“如果碰见好看的男人，我会多看几眼。如果他转过来，我会转移开目光”）和意涵从而改变情境，并以其模棱两可的特征将任何引起怀疑的特殊状况掩饰过去。
诚然，在笔者对于眼神符号的能指进行分析的时候，并未将其所指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如果我们将眼神的表演视为一场无声仪式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仪式中的符号将许多所指意义压缩在一起。认同、喜爱、厌恶、冷漠、亲密、友情、性渴望……所有的指向和理解均融化在细腻的眼神当中，并根据不同情境生产出来，同时促成接续的相应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戏剧化表演的过程是人类动态的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的显现，同时也不啻是一个同性恋文化的生产过程。
5.2 活动区域的空间表征和框定
在大都市的性地图中，同性恋群体喜好的特定板块：公厕、浴池、广场等一一呈现出来。而这一性空间的动态生产，包括地理范围的框定等，则是与同性恋群体的意识、情感、行为和交往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眼神已然成为构建环境的重要因素——文化镶嵌的可见表达，促成性空间边界和知识的再生产。
5.2.1公共空间中的特定区域
在沈阳一个很有名的“点儿”——BY公园，“以花坛中间为界”成为了严格的异性恋和同性恋世界的划分。这无形之中标记了一个特殊的空间，明确了谁可以进入的原则。BY公园知情的光顾者从不越界，在花坛以西的区域中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休闲和娱乐生活，跳舞、聊天、交友等。在花坛以东的区域中，我们也可散见一些异性恋情侣坐在花坛边自顾自地喁喁私语，他们属于笔者在上节提到的“非目标导向”的眼神的接收方（见表3）。但稍加观察之后他们会发现“Gaydar”的强大辐射力而不再光顾这个特殊区域。如果再加入时间的变量，这一区域的人群特征就愈加明显。晚上10点BY公园路灯熄灭之后，这里异常热闹。咋音的（有意识地，为吸引别人注意的嚷叫）、造型的（摆出女性姿态或以女性装扮现身的）一一粉墨登场，BY公园俨然变成了这一群体的游乐园。
就是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区域承担了“单一”的角色，并未与邻近区域产生不和谐与冲突。与此类似的区域有公共浴池、广场，它们的空间结构同时被赋予了文化生产的和谐的性编码。眼神作为城市的小动作，在其游移的过程中框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组织。而空间组织、时间、符号的意义和传播还有其他相关的要素构成了这一人群的特有文化。然而，这种带有强烈地理特征的文化却是在社会结构的边缘和缝隙中含蓄地表达。
5.2.2 专属空间
随着时代的变迁，公共设施的发展和同性恋身份的不断显化，男同性恋群体的交往方式也有所变化。一些群体通过控制资源，重新制定建筑的使用规则，以及通过改变它们半固定的特定元素，创造属于他们新的设置系统[26]。如我们在前述的BY公园看到的约定俗成的“井水不犯河水”的和谐景象，在公共浴池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却有所改变。公共浴池（如和平浴池，2003年关闭）不仅是一个同性恋社群结集之处，也是充满火爆的同性恋次文化的空间，从原来在水底下偷偷摸摸“打飞机”到在桑拿房里“翻云覆雨”，地位发生了逆转，公共浴池成为男同性恋群体“明争”的舞台，甚至还吓倒主流的异性恋群体。这种从隐秘到半公开，再至张扬的行为使公共空间发生质变，并促成了一种新的专业化空间的生产，这就是同性恋浴池的华丽出场。
沈阳的同性恋浴池都是圈中人开设和经营，光顾的客人皆是圈中人士。同性恋浴池能容纳好几百个人同时洗浴，设置了很多功能性空间。如DD浴池由浴区、休息大厅、技师房、客房、包房等构成，为同性恋客人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和支持。同志浴池的打闹风格延续了和平浴池的火爆，并且因为都是圈中人无需遮掩而变本加厉。同性恋浴池的开设，不啻是同性恋群体建构自我的空间体现，即不再寄居在其他空间组织而创造属于自身的独有空间。在群体内部，他们从原来仅发生无身份的性行为，转换到可以接受并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和性欲望，并在“点儿”上大方交往的状态。这实则是同性恋群体身份和认同强化的体现，也是在共享的象征系统——眼神的基础上，同性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6．总结性讨论
沈阳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是伴随着沈阳近代城市化进程形成和发展的。同性恋群体恰逢其时地占据最好的地理位置，将自身悄然融入至公厕、茶社、浴池、广场等空间组织的社会网络中。城市空间的内在本性是促成同性恋行为和交往发生的重要外因，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现代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它具有匿名、流动、偷窥、展演等特征，城市空间造就的人际疏离助长了特殊的性的发展可能。
（2） 公厕、浴池、广场等修建环境具备的物理条件并非行为发生的静态设置，而是在同性恋群体交往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和能动的角色。
（3） 城市规划如交通、绿化、公共设施等改造以及伴之而来的商业化程度、人口密度等因素的改变，有效地影响了“点儿”的变迁。
城市空间的能动性这个外因和同性恋群体自身偏好不可言说的特点互相作用，体现了这一群体“无根性”的生存现状。笔者将主体性的内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同性恋并非制度承认的一种性身份，他们以一种不与制度做正面冲突的迂回方式顽强而巧妙地生存下来。
（2） 同性恋群体随着“点儿”的变迁而寄居在不同的公共空间中，依赖着“点儿”编织属于自己的叙事之网，从而将城市与性在空间当中统一了起来。
（3） 同性恋群体始终以一种隐秘状态活动，发展出“眼神”这个共享的、安全的符号系统，藉以识别同伴、传递信息和促成行为。“眼神”作为群体共享的“文化资本”世代承继。
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压抑已久的同性恋群体渐渐浮出水面并不断有新的诉求，即从行为向身份的逐渐显化。这种趋势体现在“点儿”的空间设置上，即从对公共空间的依附地位逐渐变成“殖民者”，从通过公共空间中的标记框定他们特定的活动范围，到后来建立专属群体使用的“点儿”，并在“点儿”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群体性的活跃姿态。在群体内部，他们从原来仅发生无身份的性行为，转换到可以接受并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和性欲望，并在“点儿”上大方交往的状态。同性恋群体自我意识的萌醒促使这一群体完成了从行为到身份的转变并不断强化。至于身份的名称，同性恋群体借用外来的“Gay”和“同志”来指称自己，然而身份的内涵却是去西方化的，沿用地方的历史和文化脉络来认同。这凸现了“Gay”身份全球化过程中，以意义作为空间分类依据的背景下，“点儿”的特殊对接和文化实践。
在目前的状态下，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只能以一种文化身份存在，这是他们针对主流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异性恋文化的一种适应性生存结果，而“点儿”及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自始至终都是适应性生存的根本性载体。城市空间为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构建了能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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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午夜蓝”同性恋小组的访谈记录. 内部材料.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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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26] Rapoport, Amos.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Routledge. 2002.
注释：
[1] 根据陈秀元的梳理，医学对于同性恋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同性恋治疗和艾滋病上。同性恋治疗体现的是笔者首段提到的将同性恋病理化的研究取向。1949年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接受的是生物决定论的科学话语，从而边缘化和病理化所有非生殖目标的性事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50-1960年代，当西方世界同性恋研究开始从病理学范式向文化的范式转换之时，中国社会却采用西方的过时模式，仍旧将同性恋视为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滞留在西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早期性学水平上。详见Chou Wah-Shan 2001年的研究。
[2] “挂”即指联系，挂人就是联系性伙伴。
[3] “╳╳姐”是圈中采纳的拟亲形式的亲昵称呼，并无真正的亲属关系和社会性别色彩。笔者在本文中将采纳报道人的这种称呼形式。同时，报道人所述为笔者田野观察时的采访记录，采访时间则在括号中给出采访年份。
[4] 到20世纪20年代末，北市场已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仅成为与天津劝业场、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齐名的全国十大“杂巴地”之一，也成为当时沈阳兴通地面、繁荣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参见辽宁档案信息网：《北市场的前世今生》，http://www.lndangan.gov.cn/News_Show4.asp?NewsID=664。
[5] 1940年代，潘光旦使用中国戏曲界特有的“伶旦”现象来辅以说明性学家霭理士总结的“性美戾换现象”(transvestism，现在翻译成“易装”或“变装”)，即清末北京唱旦角的部分伶人在日常生活里喜欢模拟女子，并且模拟地极自然。在以前男女伶不许合演的时候，男的必须当旦角，女的必须当生角，伶人的职业倒是戾换者最好的一个出路。此外，清代士人“品伶”“捧伶”的风尚除了艺术的欣赏之外，还有弦外之音——就是同性恋的倾向。详见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24页，第355-358页。此外，吴存存对清代相公的发源、发展和衰落进行史料的考证，详见吴存存：《清代相公考略》，载《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第182-193页。
[6] 三洞桥最有名的典故是1928年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解放前，这一地区居民多为社会最底层人民，如拉洋车、扛脚行、捡破烂、卖苦力的以及小商小贩等，人称“杂巴地”。具体参见《沈阳市志·第十六卷》，沈阳出版社，1994年，第22页。笔者最为关注的是“杂巴地”概念，其他解放前同性恋活动的点儿都是“杂巴地”。
[7] 1625年，努尔哈赤将后金政权的都城由辽阳迁都沈阳。
[8] 市称奉天，是有历史渊源的。1644年（清顺治元年）迁都北京后，清以沈阳为陪都，并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沈阳古城区设立奉天府，府隶属于盛京将军衙门。1911年辛亥革命后，沈阳成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统治东北的中心。1929年4月2日，张学良将奉天市改名为沈阳市。详见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基本市情》，沈阳出版社，2001年，第4页。张志强、杨学义编著：《近代辽宁城市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88-190页。
[9] 1898年，沙俄在沈阳古城西郊辟建“铁路用地”，修筑火车站。1905年，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南满铁路，翌年改为“南满铁道附属地”，站名为“奉天驿”（今天的沈阳火车站）。周围一带出现饭铺、旅店、运输等行业。交通便利，人口增多，初具都市功能。1915年，“附属地”拓建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半圆辐射及大广场的不均匀辐射的街路，日本等外国资本进入，商厦、公司、学校、医院、公园等一批近代设施相继建起。
[10] 空间组织是和修建环境——如房屋、建筑、布局、景观等和环境中的人的活动（如谁属于这里，谁拥有进入的权利，谁控制或使用资源等）联系起来的，行为和行动系统相对于空间和环境被组织起来，并被空间要素所表达。详见Amos Rapoport.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Routledge. 2002.
[11] 索亚认为，第二空间是一种思想性和观念性的领域，这是一种概念化的构想性空间，缘起精神或认知形式中的空间思考的再表征。第三空间是理解和行为的一种他者方法，目的在于改变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它是一种独特的批判性空间意识。既与其他两类空间相区别同时又包含着它们，是在整合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基础上的空间产品。第三空间强调的是要赋予空间以多重含义，它的他者化视角给予空间极大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并通过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实现。笔者认为第三空间的提出具有空间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12] 索亚和列斐伏尔理解的第一空间稍有出入。后者更强调“物质化”的意识空间。
[13] 赖正哲在对台北同志活动地景的研究中也发现，1950-1960年代的同志多选择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商业活动中心——西门町和连结前两者的新公园绿地进行交往。详见赖正哲：《在公司上班——新公园作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载何春蕤：《性/别政治与主体形构》，2000年。
[14] 记载中最早且最为详细的，首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风俗> 的“契兄弟”条。详见曾秀萍：《孤臣·孽子·台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说论》，尔雅丛书（台北），2003年，205-206页。
[15] 叶鼎洛著《男友》，庐隐著《丽石的日记》，凌叔华著《说有这么一回事》，丁玲著《暑假中》。
[16] 李银河的补充说明是，“文革”时期有个别例外，应按非常时期的特例看待，不具典型性。童戈在《同志社群：形成的背景和活动形式的发展》中列举了他所访谈的，文革期间北京和天津同性恋受到残酷批斗的个案。他同时提到在那个特殊年代，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无论是欲求还是人情，都被社会政治和文化强制势力共同压制和迫害。此外，他认为随着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民众的政治狂热开始降温，而这弱化了对于人的“性”强加的政治标签意义，男男性行为更体现为个人之间愿意接受与否的性游戏性质。笔者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性性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逐渐改善是可以看到的。
[17] 郭晓飞的研究表明，1979年刑法中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构成流氓罪，具体在执法过程中会出现把成人间私下里互相同意的性行为认定为“其他流氓活动”，从而定罪量刑的情况。1984年“两高”的这个司法解释对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活动”做了列举性解释：…… 6、鸡奸幼童的；强行鸡奸少年的；或者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多次鸡奸，情节严重的。第6条规定针对的不是成人同性间私下里非聚众的性行为，而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性行为和强制的性行为。1997年的新刑法中流氓罪取消了，分解为6个罪名，分别为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猥亵儿童罪。同时，明确了“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也就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不能定为犯罪”。这就意味着对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无论是强制还是非强制，都彻底处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外了。具体可参见郭晓飞：《中国“同志”人群的法律环境——以案例为中心》，载《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一）》，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8年。
[18] 台湾同志组织Tongzhi Front for Space Rights在1996年举办了一个“十大同志梦中情人选举”活动，候选人有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的社会名人和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同志群体可在不同的同志场所投票选举。通过将主流社会的名人整合至同志活动中来，同志组织不再从外部视角把同志人群视为边缘化群体。相反，它深入到主流社会并且通过酷儿化主流名人挑战异性恋世界。主流媒体将其视为社会事件进行报道，并采访入选名人，报道他们的回应。这项活动成功地散播同性恋情和欲望并且促使每个人反思。具体可参见Chou Wah-Shan. Homosexu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ongzhi in Chinese societies. Gay and lesbian asia: culture, identity, community. 2001. 40:43-46
[19] 同志运动的参与者戴上（有形的、物质的）面具于公共空间中行动，可保证个人的身份不为异己得知。由于必须让异性恋霸权明白并进而尊重同志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又要避免霸权只注意现身同志个人隐私的一贯态度，必须用“集体现身而非个人牺牲或曝光”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具体如1996年7位同志运动代表在与当时台北副市长白秀雄晤面时，均戴上面具声明集体对个人=现身对牺牲的二元对立逻辑，并将同性恋平权运动者的情境等同于白色恐怖时期社会个人被政治权力异化的状况。赵彦宁从结构主义角度对行动过程和意义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具体可参见赵彦宁著：《戴着草帽到处旅行》，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34-37页。
[20] 除却眼神之外，形体动作和味道（如香水味道）也是同性恋者彼此识别、认同和交往的方式。本文将重点讨论眼神的“表演”特征。
富晓星 吴振等 本文已发表《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第2卷第1期2010年3月
《面向21世纪人类学》总第一期（试刊号）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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