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学对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
20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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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学对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
王伟臣
[摘 要] 为了将简单社会的乱伦禁忌在婚姻进化序列中置于一夫一妻制的前阶段，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开始了它对乱伦禁忌研究的首次尝试，其标志就是发明了“外婚制度”这个概念。文化解释进路对禁止近亲交配不感兴趣。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但都不能成立。20世纪中期，人类学放弃了文化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解释进路犯了逻辑错误。人类学转而依赖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关键词] 乱伦禁忌 文化解释 外婚制度 近亲交配
Reviews o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Incest Taboo in Anthropology
WANG Wei-che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ut the incest taboo of simple society in front of monogamous in evolution series of marriage, anthropology began its first attempt of researching on incest taboo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invention of the concept of “exogamy”as symbol of the commence. The route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s not interested in inbreeding avoidance. There are four main kinds of theories o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incest taboo, but none of them can be established. Anthropology abandone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t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the route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made logic errors. Therefore, Anthropology turn dependent on biology and psychology.
Key Words: Incest Taboo；Cultural Interpretation；Exogamy；Inbreeding
一、为何要进行解释
“乱伦”（incest）并不是一个人类学的专有词汇。当13世纪初期“乱伦”作为一个犯罪概念从拉丁文“incestus”被引进到中古英语之时，[1] (P232)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还没有诞生。而且作为一个犯罪概念，“乱伦”一词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文化预设，即乱伦是“不好”的，“乱”是对“伦”的违背和破坏，是要被禁止的。1777年，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在他对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描述中将汤加语“塔布”（Tapu）翻译为“禁忌”（Taboo），[2] (P348) 从而使“禁忌”成为了一个英语词汇。不过，“禁忌”并没有立即与“乱伦”组合到一起，因为简单社会的“乱伦罪”还没有“被发现”。而现代意义上人类学的前身——“体质人类学”，此时正专注于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对乱伦这种犯罪并无兴趣。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发展成为主要发掘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一门学科，其早期学者们认为这种原生形态就存在于“原始落后”的简单社会之中。现代西方社会以一夫一妻制为法定的婚姻制度，那么连“法律”都没有的简单社会，其婚姻制度会是什么样子？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将其想象为原始乱婚制。可是刚刚从简单社会返回到欧洲的那些探险家、传教士们却表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社会存在着一种与复杂社会的乱伦罪相类似的禁忌。他们对于乱伦的处罚甚至比西方社会还要严格，往往都是死刑。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简单社会禁止乱伦的亲属范围非常宽泛，甚至扩展到没有任何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的同一个氏族或部落成员之间。自此，乱伦禁忌“被发现”了：“乱伦”和“禁忌”正式组合到一起，成为简单社会的专属概念。
为什么“原始”和“落后”的简单社会有着比复杂社会还要“复杂”的通婚系统？神秘的乱伦禁忌对单线进化论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为了将乱伦禁忌在婚姻进化序列中置于一夫一妻制的前阶段，解释乱伦禁忌的起源问题成为早期人类学家们一个义不容辞的研究义务。
二、为何是文化解释
1865年，英国人类学家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婚姻仪式中掠夺形式源流考》一书中首次使用“外婚制度”（Exogamy）这个概念用于描述氏族成员之间的乱伦禁忌，并认为外婚制度起源于普遍流行的杀戮女婴的习俗，结果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女人反而成为“稀缺资源”，为了壮大种族、繁衍后代，只能使用暴力手段掠夺其他部落的女人，由此产生了外婚制度。[3] (P136-139) 不过，麦克伦南并非外婚制度最早的发现者。他本人曾坦诚的指出，早在7年前，剑桥大学的学者莱瑟姆（R.G. Latham）曾在《描述人种学》中提到过“丈夫与妻子来自不同的‘萨姆’（Thum）”。[4] (P80) 对此，英国人类学泰斗弗雷泽认为莱瑟姆的偶然提及丝毫无损麦克伦南对于乱伦禁忌研究的伟大贡献。[5] (P73) 在笔者看来，这种伟大的贡献在于，“外婚制度”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开始了它对乱伦禁忌研究的首次尝试。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解释进路”。
因为“禁忌”具有“异文化背景”，所以“乱伦禁忌”是一个人类学概念，而且专属于简单社会。但在当时的英语中，已经有了一个与“乱伦”近似的生物学概念——“近亲交配”（Inbreeding）。[6] 与“禁止近亲交配”相比，“乱伦禁忌”这个概念缺乏明显的可辨识性。英语中的“乱伦”和“近亲交配”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同义词，所以“乱伦禁忌”无法将简单社会特有的以氏族为单位的团体乱伦禁忌标识出来，因而麦克伦南创造了“外婚制度”。与之相关，他还另外创造了一个与外婚制度相对的概念——“内婚制度”，即某个团体必须进行内部通婚。也就是说，麦克伦南发明了两个专门用于描述和讨论团体乱伦禁忌的概念，这种发明本身就表明了麦克伦南对于“禁止近亲交配”缺乏兴趣。因为在麦克伦南看来，禁止近亲交配和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不值得也不需要人类学进行研究。 “外婚制度”这个概念发明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却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它模糊了概念“乱伦禁忌”的专属性。“外婚制度”的发明是为了彰显简单社会乱伦禁忌的特点，并非在于替代“乱伦禁忌”。但由于前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广泛使用，后者存在被完全替代的危险。当被替代之后，“乱伦禁忌”就可以不再专指简单社会；其次，当“乱伦禁忌”成为普适性概念之后，与复杂社会的“避免近亲交配”是什么关系？再次，简单社会同样存在“禁止近亲交配”，那么“禁止近亲交配”与“外婚制度”又属于何种关系？这些都是麦克伦南在发明“外婚制度”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问题。而这也为文化解释进路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三、进行了哪些解释
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家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根据时间先后主要有以下四种理论：
（一）杀戮、掠夺理论
继麦克伦南之后，英国人类学家卢伯克在《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中对外婚制度做出了类似的解释：同一个部落过着群婚制度，所有男人共同占有本部落的女人。但其他部落的女人却可以成为私人占有的对象，而且数量上没有限制。因而这种以掠夺为基础的个体婚逐渐取代了集体婚。[7] (P124)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在1876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第一卷）中支持了卢伯克的观点，认为简单社会的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无论何时何地，胜利者必然会对失败者进行劫掠，对象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妇女。[8] (P619) 很明显，杀戮和掠夺理论完全是一种戏剧化的想象，在简单社会中杀戮女婴属于极端的个案。
（二）经血恐惧理论
虽然我们不能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归于人类学家，但是他的代表作——1898年出版的《乱伦禁忌及其起源》采用的却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认为外婚制度与妇女的月经血有直接的关联：月经血对于本氏族的男性而言，是一种可怕的宗教印记，因而不敢与其发生性行为，从而导致了本氏族内不得通婚。“由于乱伦就是亲属关系密切到了要禁止其结合的程度的个体之间的性结合，那么，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外婚制就是乱伦禁忌。”[9] (P12) 且不论概念上的混淆，涂尔干认为禁止近亲交配起源于经血恐惧的理论几乎没有任何依据，无法得到证实。
（三）家庭扰乱理论
这一理论主要由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在1927年出版的《野蛮社会中的性与抑制》一书中提出：家庭是社会存续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父子、母女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性竞争，这种竞争会妨碍家庭的正常运作，所以作为整体的社会会限制家庭内部的性竞争。[10] (P197) 实际上，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是乱伦禁忌的功能，这种因为“有用”所以“存在”的功能主义的解释逻辑实际上是没有解释。
（四）合作理论
合作理论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89年首先提出，[11] (P267) 而后由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进行了复述，[12] (P417) 最后由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进行了结构主义阐释。后者在1949年出版的《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指出，乱伦禁忌“把姐妹和女儿从血缘群体中转移出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并且为她们指定来自其他群体的配偶，从而使这些自然群体之间结成了同盟关系，也就是最早的可以社会性相称的关系。乱伦禁忌因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13] (P484) 合作理论虽然不同于家庭扰乱理论，但二者在解释乱伦禁忌这一问题上的基本逻辑却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上述四种文化解释均不能成立，前两者缺乏依据，后两者甚至都不属于解释。文化解释进路在受挫的同时，还受到了来自生物学解释的挑战。
四、生物学解释的挑战
（一）摩尔根质疑“外婚制度”
1871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出版，从而开创了文化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研究。在该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家庭进化的理论，概述了人类家庭的发展历史。1876年，麦克伦南对《原始婚姻》一书进行了补充，以《古代历史研究》为题重新出版。在该书中，麦克伦南针对摩尔根提出的类别式亲属制度给予了批评。作为反击，摩尔根在其代表作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的附录《回驳约·弗·麦克伦南先生的<原始婚姻>》一文中完全否定了杀戮理论，并认为“外婚制度”和“内婚制度”这两个概念在民族学上没有价值，“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将它们束之高阁”。[14] (P522) 至于为什么摩尔根发现了“外婚制度”的缺陷，原因很简单：外婚制度只是一种团体乱伦禁忌，那么这种团体乱伦禁忌从何而来？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很有可能是从禁止近亲交配发展而来。所以要解释外婚制度首先要解释禁止近亲交配。因而摩尔根对禁止近亲交配进行了解释：乱伦禁忌的设立是为了防止血亲之间，特别是兄弟姐妹之间通婚或同居，因为这种结合将产生不良的生物学后果。[14] (P404)
（二）“韦斯特马克效应”
1891年，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提出了著名的后来被称为“韦斯特马克效应”的理论：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之间有着一种本能的性淡漠。这种本能的性淡漠“具有很深的生物学基础”，[15] (P660) 即不良的生物学后果。不过，与摩尔根不同的是，韦斯特马克使用了“外婚制度”的概念，并指出“性淡漠是与一想到性行为就会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厌恶感相伴随的。而这正是我所认为的产生外婚制度的根本原因。”[15] (P638) 由于一直以来外婚制度都被认为是文化解释进路的专属研究范围，所以韦斯特马克的解释一经推出即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比如，涂尔干认为这种本能反感的理论“用天性来解释信仰或仪轨而对这种天性又不加以说明，这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回答问题”；[9] (P40) 马林诺夫斯基也强调，“生物学家已经表示，近亲交配并不会产生任何有害后果”。[10] (P243) 1934年韦斯特马克对这些批评进行了一一辩解，反而遭到了由怀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发起的第二轮批评。
20世纪50年代末，生物学关于近亲交配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其研究发现，近亲交配的后代携带有害的致命隐形基因的比例实际上是相当高的，而且亲属关系越近，近亲交配的后代的纯合子携带这种有害隐形基因的比例就越高。与此同时，美国人类学家斯皮罗（Melford Spiro）等人在以色列集体农庄“吉布兹”(Kibbutzim)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关于“韦斯特马克效应”的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由曾经在吉布兹长大的男女组成的200对夫妇中，只有5对夫妇在6岁之前曾经生活在一起，从而证实了韦斯特马克的假设。[16] (P167-171)
五、为何放弃了文化解释
1956年，阿伯利（David F. Aberle）等六位美国人类学家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站，致力于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推动有关乱伦禁忌起源的研究。[17] (P253) 1971年，英国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对乱伦禁忌进行了反思，认为“乱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社会学概念，没有普适性。[18] (P25) 1978年，美国人类学家耶胡迪·科恩（Yehudi Cohen）在合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乱伦禁忌在简单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再次强调。不过，最后他结论却是“乱伦禁忌总的来说正在变得陈腐过时。”[19] (P20)如今的文化人类学家在编写教科书论及这个问题时，往往就是将上述各派观点、各种理论罗列性的介绍一番而已，关于文化解释的总结性理论均为合作理论，并无新的进展。[20] (P165-168) 2000年2月斯坦福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乱伦禁忌的学术会议，[21]但这场以“韦斯特马克效应”为主题的研讨会与文化解释进路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1956年实际上就成为20世纪人类学关于乱伦禁忌研究的一个分界线。[21] (P1)斯坦福大学乱伦禁忌研究站的成立，标志着人类学已经放弃了文化解释进路。原因如下：
（一）文化解释的失效只是表面原因
上文指出，文化解释的四种理论都很难成立，而生物学解释在50年代之后却取得了进展，貌似后者更有解释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类学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并不是乱伦，而是乱伦禁忌尤其是其起源问题。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生物遗传学证实了近亲交配有害，但早期人类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危险。[17] (P257) “韦斯特马克效应”只能解释兄妹以及表兄妹之间的乱伦禁忌，而一旦扩展到外围的亲属时，就无法解释了。[20] (P166)所以对于乱伦禁忌的起源，生物学解释依然是无效的。所以说文化解释的失效只是表面原因。
（二）逻辑错误才是根本原因
美国人类学家阿瑟·沃尔夫（Arthur P. Wolf）在2000年斯坦福会议的论文集——《近亲交配、乱伦和乱伦禁忌》一书的导论中认为，要解释乱伦禁忌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他分别称之为：“斡旋”（Mediation）、“表示”(Represent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斡旋”问题是指“韦斯特马克效应”的作用原理——生物学上的有害后果如何导致了心理上对近亲交配的本能厌恶？就算解决了“斡旋”问题，也只是了解了人们为什么避免乱伦，却仍然没有解决“表示”这个核心问题，即避免近期交配和乱伦禁忌是什么关系？“地方化”问题是指为什么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乱伦禁忌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表现？[21] (P10-13)
根据阿瑟·沃尔夫的分析，直到1983年之前，只有韦斯特马克的研究涉及到了“表示”问题，而在1989年之前，包括韦斯特马克在内的所有学者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调停”问题。[21] (P13)而以简单社会的外婚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解释进路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在研究“地方化”问题，但该问题的研究必须以前两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所以文化解释进路遭遇了逻辑错误，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上文提到的概念混乱。与文化解释进路相比，虽然“韦斯特马克效应”也不能解释乱伦禁忌的起源，但其尝试使用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解释在逻辑方向上却是正确的。这才是文化解释进路被放弃的根本原因。而怀特和列维——斯特劳斯阐述的合作理论，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乱伦禁忌起源解释的一种主动放弃，所以转而强调乱伦禁忌的作用。
六、总结
从1865年的麦克伦南到1949年的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对乱伦禁忌进行的文化解释持续了84年。虽然“外婚制度”的发明给研究本身带来了概念歧义等诸多问题，但正是简单社会的外婚制度吸引了人类学对乱伦禁忌的注意。以至于当初主要为了排列进化顺序而开创了乱伦禁忌研究的进化学派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人类学仍然没有减弱对于乱伦禁忌的兴趣。由于逻辑方向上的错误，人类学在20世纪中期放弃了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转而依赖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但目前为止，阿瑟·沃尔夫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乱伦禁忌起源于人类社会早期，很可能伴随着人类一同出现，所以要解决人类对乱伦的本能厌恶以及厌恶本身与乱伦禁忌究竟是何关系，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可能就是一个神话问题。而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也就意味人类学无法再次涉及乱伦禁忌的“地方化”问题，因而文化解释进路很难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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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王伟臣（1982年12月~），男，汉族，山东枣庄人，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人类学。本文已发表在《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04期
《面向21世纪人类学》总第一期（试刊号）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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