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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诉求”的志愿服务模式探究

2015-03-18

“主位诉求”的志愿服务模式探究
——以流动儿童为例

富晓星 刘上 陈玉佩

提要:在我国发展了 30余年的志愿服务仍处于立法缺乏、规范不足、管理不善的多元探索阶段。针对这些问题,人类学强调对于主体的尊重和发展,与服务对象一起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应用和建构。本研究以流动儿童为例,基于3年的大学生支教田野,发展出一套原创的志愿服务模式,“主位诉求”是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适合流动儿童诉求的“递进”行动策略,并釆用志愿者参与观察、儿童后测日记与课堂小短剧、儿童所拍照片与“心里话”信箱的“三角验证法”确保“主位诉求”的信度和持续发展。藉由实践人类学研究,希望为我国志愿服务体系提供方法论参考,并启发多学科参与到志愿服务的知识生产与应用中来。

关键词:主位诉求、志愿服务、人类学、三角验证法、递进策略

一、 问题的提出

强调个人行为公共性的志愿服务在当今中国各个领域得到不断拓展。2013年,全国注册的志愿者总人数约为7345万,占中国13亿人口总数的5。 65% (杨团主编,2014)。其中,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是参与志愿服务的主力军。截至2013年11月底,有2000多所高校建立了青年志愿者协会,包括大学生在内,经过规范注册的青年志愿者达到4043万(中国新闻网,2013)。然而,在志愿服务的拓展趋势中,“质”的忽视与“量”的不断增长形成颇具讽剌的对比。既有的研究文献多从重大公共事件(国际盛事、灾后应急)切入,以志愿者为主探讨参与意识、行动机制、组织模式、服务精神与伦理等问题(景晓娟,2010),而作为志愿者主体的大学生群体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虽被关注,但却缺乏针对志愿服务模式的学理讨论。
大学生群体在志愿服务中显露出的问题和困境使得对志愿服务模式的探讨颇具现实紧迫性,其表现主要有,大学生功利倾向较严重、缺乏对志愿精神的深人理解(刘和忠、吴宇飞,2011);精力投人不够,设计活动内容单调,服务对象也很局限(张杨,2007);由于在政策环境方面缺乏健全的志愿服务法律体系,缺乏成熟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组织体系(刘和忠、吴宇飞,2011),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热情和水平受到抑制。此外,笔者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当前大部分志愿服务存在着行为旅游化、责任戏谑化、心态完美化、管理松散化、理念表面化等问题。现有的诸多研究尚未关注到志愿服务领域中的关键问题:1.大量日常化的志愿服务实践如何发展与持续? 2.服务过程最为重要的终端——服务对象的声音在哪里?这需要绕到蓬勃发展的志愿行为背后,重回制度、文化、知识网络、社会资本的根基性讨论。

本文力图解决的具体问题:在日常实践中,志愿者秉持的专业知识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服务实践?使用何种方法能够切中要害,挖掘服务对象的声音,发现服务对象的问题?在互动情境中,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建构对于服务对象问题的解决有何帮助?规范的志愿服务如何开展,具体的服务策略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服务步骤?总结出的实践模式能否重回知识网络,对理论拓展做出贡献?本文希望基于现代社会中西方志愿服务发展的跨文化比较,从实践人类学的视角予以突破。

二、 理论背景

志愿服务作为舶来品于改革开放后传人中国。与此同时,伴随着福利国家危机、发展危机、全球环境危机、社会主义危机,以及通讯革命、知识普及、经济发展,上述因素促使人们的自主性和社会参与性越来越强,欧美社会掀起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原本被福利国家取代的志愿领域再次焕发生机并达到新的高潮(Salamon,1994)。这股志愿服务浪潮以20世纪80年代再度复兴的“第三部门”理论为指导,探讨以私人的、非营利的及非政府的组织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开始将志愿者组织视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共同体(OECD,2003,转引自梁祖彬,2009),进而通过商业化、发展社会企业等模式探索地方文化和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多元化发展。

(一)志愿服务中知识与行动的断裂

与欧美国家“大社会、小政府”相比,在我国发展30余年的志愿服务中,政府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王名、孙伟林,2010;邓国胜,2010)。这种影响一方面展示了重大公共事件中政府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却又揭示了日常复杂运作中政府管理与民间力量的微妙博弈。这样的叙事基础与上述西方社会全民参与和置评的渐进式发展不同,呈现出意识形态话语下的碎片化状态。

本研究将志愿服务视为知识——行动的连续统一体。在知识生产一端,学院派执着于从宏观角度,以批判的视角揭示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学者借鉴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的第三方治理与市场失灵理论,研究非营利组织的运营机制、发展路径与制度环境,志愿者的作用和管理涵摄其中。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学者们借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等人的观点,分析志愿服务及其精神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构建的作用。在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则是完全以实践为本位的志愿组织和群体。这些分别由政府主导、非营利组织主导,以及公民自发组织的微观实践丰富多样,但实施者苦于理论和方法的缺乏,鲜有对自身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思考。而实践派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成为学院派分析和批判的经验材料,成为知识再生产的载体,从而陷入各说各话的“恶性”循环。

据此,国内志愿服务这个连续统一体呈现“哑铃式”的不均衡结构,知识生产和行动发展出现严重断裂,引言中提到的志愿服务短期效应、规范不足、管理不善等问题也可在此框架下得到一定解释。
(二)实践人类学的意义

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皆出现了在实践中融贯学术知识和具体实践的倾向。有人类学第五个分支之称的“实践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倾向于使用人类学技巧和知识,在学术环境之外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也是其与关注政策分析和制定的应用人类学,以及知识生产的理论人类学的重要分野(Ervin,2005)。与此相对应,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于世纪之交提出的“公共社会学”,无论在学科分工、 地位还是理论关怀上均与“实践人类学”相似。布洛维意义上的公共社会学(狭义上是有机公共社会学),强调社会学家与一个可见的、稠密的、活跃的、地方性的而且传统上是对立的公众建立紧密联系。社会学家要对公众负有责任,亲身实践、参与和卷入社区和社会公共事务(布洛维,2007b;闻翔,2008)。在笔者看来,服务社会只是公共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更着迷于与其他三个社会学分支缠绕并展开讨论,为其所代表的反思性科学在以实证性科学为主导的社会学话语体系中寻找合法性。这种视角下的研究产出必然回到社会学的母题,即公共社会学不能将自身的参与范围限制于地方公众,而应探索如何从特殊中抽取一般,从微观移至宏观,最终如何保存以及建构社会(布洛维,2007b)。这种后现代的社会观解构了涂尔干意义上的“实体”社会,推翻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的框架,要通过行动重建社会。

然而,谈及个体和社会的连接,实践人类学与公共社会学恰恰是方向相反的两条路径。前者是基于社会抽象和文化脉络的反思,审视可能被社会学化的特殊个体/群体的命运,并给予具体而微的关怀。后者的思路则是以个体/群体经历为起点,社会抽象为终点。实践人类学首要满足的是研究对象的需求,理论应用和建构的前提也是为研究对象的发展而服务,而非满足学院派的好奇心、累积他们的学术资本(Singer,1994;Warry,1992)。在这种关怀视角下,实践人类学发展出了民族志调査、参与式行动、评估和倡导等诸多系统的方法来实现其宗旨,并且对公共社会学的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然,实践人类学在知识——行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处于中间位置(见图1),它有效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研究对象视为平等的合作者,通过人类学整体性调研,将协商的价值、理念、方法转变为策略性干预行动。

从操作层面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实践人类学似乎比布洛维意义上的公共社会学更易开展。针对流动儿童的适应和融入,人类学倾向从历时的成长视角进行研究和应对。这也恰恰契合了志愿行动的要求,即长期、有计划、有准备,在既定时间内承载责任(Snyder &0moto,1992)。流动儿童“城市边缘人”、“农村陌生人”、“家庭孤独人”的三重身份,注定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遭遇更多、更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按照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生命历程的8阶段论,7 -12岁的儿童正是掌握技能,形成勤奋/自卑感的敏感年龄。实践人类学基于对城市第二代移民群体的全面剖析,注重在这一时期培养和锻炼儿童的价值理念、学习适应、社会生活适应、心理调适能力等,这将对成年期的社会角色和行为产生重要引导。

本文围绕本土志愿服务方法论,从实践人类学视角对其予以解答。此外,传统人类学给予公众的刻板印象是,关注经济落后、奇风异俗的“孤岛”文化阐释,这种想象能否通过恰当应对当代主流社会,如志愿服务这样的问题而被打破,也涵摄在本研究的视野中。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在实践人类学的视野中,围绕人这个核心要素,可将知识、技术、价值、资本和行动归纳至基本议题、方法、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四位一体(谢国雄,2007 )。在本研究中,这种“四位一体”的研究思路需要研究者时刻保持全观意识,在深人服务场域的脉络中逐步体会概念和理论之明晰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有触感、可操作的本土志愿服务模式。针对流动儿童志愿服务这个主题下的基本议题有:他们需要什么(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学习中的问题(缺乏兴趣和动力)?生活中的问题(父母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孩子)?社会适应中的问题(礼仪和规范意识不够)?进而追问的核心问题是,流动儿童的个人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面对结构性障碍,个体的行动性在哪里?志愿服务的作用在哪里?在方法层面,人类学历时性的追踪,结合共时性的“客位—主客位结合—主位”的参与观察(图2),可在对流动儿童生活全貌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寻求上述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在认论层面,本研究摒弃标签式的“弱者”观念,将这些流动儿童视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他们具有主动认识自身、社会和世界的行动力。在存在论层面,如果仅仅积累经验数据,保持价值中立地进行理论挖掘和阐释,实则是回到连续统一体的知识生产一端。在研究中创造价值,建立规范的专业化服务模式,给流动儿童带去快乐,这才是研究者为何要进行这项研究的终极情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北京一所知名的专为流动儿童开办的民办小学X校进行。X校成立于1994,

多年来得到政府和民间的各方关注。
本研究始于2011年10月,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学生为主组成志愿者团队,选取当时的三三班和四一班开展志愿服务实践,至今已历时3年。本研究采用志愿者支教和组织儿童校外活动的方式,采用参与观察、深人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的方法,力求在历时层面——从三四年级到小学毕业的过程中——追踪儿童的成长变化,在共时层面——家庭情况、学校生活、社会网络、社会适应、亲子关系、性格兴趣等——进行整体性调研。在资料收集方面,本研究注重来自志愿者和儿童两方面的观点。其一,通过儿童痕迹材料:儿童后测日记、课堂小短剧、儿童所拍照片、“心里话”信箱,获取儿童对于志愿服务以及日常生活需求的看法。此外,在2011年11月和2012年11月,志愿者在这两个班分别选择8名学生进行入户访谈。其二,在每次志愿服务结束后,志愿者需要撰写此次活动的观察笔记,并在专题小组讨论中,结合儿童自身提供的痕迹材料,对已有的观察笔记进行修正和补充。这种材料收集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撰写者的个人偏见,保证研究信度,确保接续活动设计的效度。

在资料分析方面,研究团队分阶段对观察笔记和访谈笔记进行编码分析。编码分为主题编码和解释编码, 并在此基础上将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个案的数据进行矩阵排列和分析,识别和说明数据的核心意义,最终将抽象出来的核心理念传递给更广阔的受众,希望探索出一套系统的、可推广的针对流动儿童的志愿服务模式。

四、 “主位诉求”概念

“主位诉求”是此次实验性研究提出的核心概念。它来源于人类学认识论的“主位”视角,指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即以他者(研究对象)的观点来理解个人、社会和世界的理念。也就是说,人类学者在他者的世界中,在去除研究者本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尽可能接近和获取他者的真实想法。

(一)“主位诉求”的内涵

1.主位。主位是指志愿者长时间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工作、学习、社会交往和其他活动中去,进而嵌入其社会系统、文化理念和生活逻辑之中获取研究对象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通俗地说,即在日常生活中,志愿者用儿童的目光看待世界,强调平视和平等视角,如蹲下来与儿童互动的细节动作恰恰是内化的主位视角外显于身体语言上的表达。更进一步,儿童是理论建构的合作者。

2.主位需求。主位需求是指基于儿童视角了解他们的需要和要求,而不是志愿者站在伦理制高点上去建构儿童需要什么。在以往的志愿服务实践中,笔者常常见到的是志愿者并未进行缜密的调研,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受助对象需要什么。如“我”认为你们“最”需要文具、食物和衣服。笔者的调研发现,物质往往不是儿童最重要的需求,精神需求才是。志愿者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要走人他们的内心与之交流。基于此剖析他们的整体需求才是志愿服务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主位需求是停留在观察层次的理解。

3.主位诉求。通过“主位”视角的调查,将隐藏着的主位需求“倾诉”(呈现)出来,这有助于研究型志愿者寻求相应的行动策略和干预实践。主位需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主位诉求,这又可分为两个类别。
其一,儿童具有隐藏的主体性。研究发现很多研究对象不善表达,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自身并未意识到的潜在需求。比如,儿童很想与志愿者接近可却拘谨、局促甚至选择逃避;家长和孩子都有潜在的与对方交流的愿望可却不得其法;再如,选举“小志愿者”出现选票多于实际人数,孩子们感觉受骗,集体喊“抗议”等。由此,在视儿童具有隐藏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志愿服务可把上述潜在的需求和引导行动的理念挖掘、倾诉并确立下来,帮助儿童认知和呈现潜在需求,并予以尊重。

其二,采取志愿者引导的“主位诉求”。作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通过研究预见儿童长大成人后,在融入迁入地城市中可能会有的诉求,比如说礼仪、规范和生存技能等。志愿服务实则在儿童预期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志愿者预估并筛选儿童遇到的问题,提前对他们进行知识和理念的传导,帮助他们尽早适应城市社会,从而避免未来可能遭遇的伤害。这时,志愿者的角色主要是对无完全行为能力的儿童进行引导,鼓励儿童认识到社会化诉求的重要性,并慢慢培养他们的兴趣,使儿童成为主体践行。

无论哪种类型的主位诉求,这种“倾诉”和“呈现”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种介入策略,它以行动者的姿态迫不及待地引出下面的行动策略和干预实践。由此可以看到主位诉求概念的发展逻辑,即从主位参与到主位需求的观察,再至主位诉求的介入和关怀,强调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有导向的介入是主位诉求的主旨。这是基于人类学视野的理论收获,并且以其行动姿态对人类学以往只重阐释的主位视角进行了发展。

(二)“主位诉求”的解释框架

“主位诉求”可分为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相应地需结合个体生命历程、社会关系和发展进行分析和解释。

马敏祺和杨乔乔开始分发礼物,第一排的一个女孩子非常不屑地对后排同学说:“我就说嘛,肯定给这样的。”李惠玲去问那个孩子是否有礼物,她不耐烦地说了句:“有,这儿呢。”后面几排的男孩子也对礼物不以为然,一个男孩子还问:“大姐姐,就这一个礼物吗?”还有很多男孩子问礼物的价钱……他们又讨论价格:“这肯定连五块钱都不值!” “这个到底多少钱啊? 70还是80(元)?”这时我就问他们:“价钱真的那么重要吗?”孩子们天真地回答:“嗯,重要。”一个男孩说:“我想要苹果手机。”我对他们说:“我们都没有这个书签,为了你们才订的呢。”那个男孩就直截了当地说:“那这个给你吧,姐姐。” (GC04C351MMQ,五一班,2012)

这是2012年末志愿者给五一班儿童发放新年礼物时的场景。志愿者为儿童精心订做了带有中国人民大学校徽的书签,却遭到部分儿童认为不值钱、不想要的奚落。我们必须追问,这种想法是主位诉求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志愿者认为十分重要、需要引导的主位诉求。这恰恰体现出志愿者的协助角色,他们引导服务对象挖掘和呈现自身需求,但最终是要通过儿童自身努力来满足诉求。听之任之的随时赠予则反映出当今志愿服务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随着流动儿童接受物质资助越来越多,其中部分儿童开始将爱心进行货币化测量。这种心态如果不及时扭转,很可能导致他们甘愿做弱势群体,主动开口或伸手“要”东西,这一旦成为常规生活状态,表面的志愿服务反而走向负面的服务终端,成为培养社会“乞讨者”的“爱心”温床,这时与其说是志愿活动对研究对象施以帮助,不如说是给他们带去被动的伤害,或者说,这种志愿服务无形中在帮助服务对象形成自己的贫困文化,进行贫困的再生产(萨拉蒙,1995)。诚然,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困境有其社会和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但是个体层次的职业伦理和自力更生的基本价值不应受到破坏。本研究发现这种趋势后,设计了“认识自我价值,通过自身努力去赢得梦想”的课程进行疏导,防止这种个人倾向群体扩散的局面。这种志愿策略回到了“四位一体”中的基本议题,即流动儿童所处的社会位置来讨论,并和存在论(研究者的终极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

相对于纯粹个体层次的诉求,本研究更关注流动儿童在社会化和城市融入过程中显现的群体性主位诉求。主位诉求是嵌入在社会结构视角中,探讨资源较少的弱者呈现的群体性问题及相应权利的维护。一方面,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及其附带的义务教育、拨款、升学体制对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社会生活构成了制度性排斥(徐玲、白文飞,2009;郑友富、俞国良,2009);另一方面,流动儿童所在的家庭与城市居民之间经济差距悬殊,流动儿童很难融人城市,缺乏向上流动的机遇,这又会对其构成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排斥(吴新慧,2004)。目前刚性的社会结构难以突破,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任重道远。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需要怀着主位诉求的理念,培养儿童尚未全面显露的主体性。如果选择不干预,那么这一群体很可能陷人“宿命式”的贫困文化再生产中,甚至出现上述甘于弱势的极端状态。正如前文知识与行动断裂的现状所示,自上而下的宏大理论逻辑似乎有随着社会的扁平化,个体/群体也将走向扁平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仅忽视个体/群体的立体和丰盈,并且也有简化这一阶层,忽略其内部多样性的风险。主位诉求不是杯水车薪的安慰剂,而是自下而上的志愿服务给予服务对象的预防针和提神药,显化并感知弱者受到的结构性限制,教会他们城市规范以适应环境;挖掘个人的主体性,传递自我价值,根据个体情况和能力寻求多元化路径;给与他们前行的信心和充足的心理准备,同时告知的还有在现实发展的基础上不能放弃梦想,并给予他们努力积蓄力量逢时而变的信念。

对于主位诉求的理解是多变的、动态的,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自我意识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今天的我否定昨天的我的情况。这种自我意识的斗争伴随着儿童社会化过程发生,而人类学伴随着他们成长的长时期调研,恰恰是观察、追踪和评估这些“诉求之流”最好的契机。人类学介入的研究,是希望将“主位”发展为“主体”意识,希望儿童藉由志愿服务,认知并倾诉内心的想法和需求,最终成为一个有发展和选择自由的行动者。持续不断的行动性恰恰是突破结构性限制的希望,也是志愿者为之努力的方向。

五、 “主位诉求”的获得和验证

如何获得研究对象的“主位诉求”呢?本研究基于三个维度的材料:即“客位”的志愿者观察笔记、“半结构情境下主位”的儿童后测日记和课堂短剧、“开放情境下主位”的儿童所拍照片和“心里话”小信箱,采用这些材料彼此补充和验证的“三角验证法”来确保“主位诉求”的信度(详见图2)。

(一)“客位”视角材料:志愿者观察笔记

在志愿者开展活动时,有一人专门负责对活动场域进行观察并记录。笔者提出的“客位”,是以主位融人观察,并以客位跳出分析的视角。志愿者观察笔记包括以下部分。
首先是对空间环境的观察:包括对空间区位、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的观察等。

教室看上去很矮,天花板很黑,看出来很久没有打扫了。教室两边的墙上挂了两台电风扇,看上去也很黑了。( GC01A133ZYX,三三班,2011)
地下室房间很小,不到10个平方米,有一张饭桌,紧靠着的是一张床,床边上有几个大盒子,只有一盏灯,十分昏暗。我们坐在床上,感觉被子有点潮湿。(JF02A151CHD,五一班,2012)

从上述的空间观察可以得出,教室卫生环境差,居住环境狭小,很多儿童利用家用小板発和饭桌学习。根据这种情况,志愿者设计了一次环保课,由志愿者引导儿童认识到环保诉求。在这次活动中,志愿者亲自示范,让儿童比赛寻找班级的脏角落,并带领儿童打扫卫生,告知细菌、粉尘对身体的危害。志愿者还用废纸教儿童制作小储物盒,可在家中收纳杂物,节约空间。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是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必将面临的重要问题。志愿者的及早引导和干预旨在培养儿童从小养成保持环境整洁、低碳节能的生活习惯。
其次,在课堂观察部分,涵盖志愿者表现和儿童反馈等内容。

杨乔乔介绍短剧《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哥哥姐姐排练的短剧都是按照我们给大家的要求排练的,事先认真读了书,之后才分角色演了这出剧。”随后,隋新然上台表演,他扮演的是《威尼斯商人》中辛勤、善良的安东尼奥。而刘上“本色”表演吝啬鬼夏洛克,刚开场的一句:“你谁啊,我认识你吗? ”台下孩子们的笑声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后排有个小女孩站起来观看,并且提醒后面的男同学不要说话。当夏洛克狡黠地说出:“还我3000金币!”孩子们一阵骚动,纷纷谴责夏洛克太过黑心。安东尼奥可怜巴巴地回答道:“我还,我洗厕所赚钱我也还!”孩子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在安东尼奥还不起钱向夏洛克哭诉“您不是说3000金币对于您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嘛”的时候,夏洛克暴露出了吝啬鬼的本色:“我什么时候说了,谁听见了?”孩子们纷纷义愤填膺地说:“我听见了 !”当最后由焦妍芮饰演的鲍西亚出场使得事情出现转机,夏洛克的财产被没收充公的时候,台下顿时掌声雷动。在孩子们的欢呼声和掌声中,演出结束。(GC04C261HZY,六一班,2013)

2012年,在对四一班班主任李老师访谈时,她谈到学生作文水平不高,希望志愿者帮助他们提高写作能力。同时,儿童后测日记中也有“希望有语文书”、“作文书”、“科学书”的诉求,因此志愿者在2012年春和2013年秋设计了两个学期的“读书激励”活动,上述案例是志愿者设计的一个场景。这一场景可视为人类学田野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互惠的情境。情境效应在志愿服务中十分重要,威尔逊(John Wilson)在其著名文章《志愿行动》(Volunteering)中提到,情境因素对于个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是最难理解的田野事项,比如所在的学校、居住地有效地影响志愿服务的动机和方向(Wilson,2000)。但是在具体的志愿服务实践中,情境效应的应用和效果却很少见到。布洛维发展的“拓展个案法”中也提到了情境的重要性。他谈到实证科学试图将情境效应控制到最小的程度,却在实践中一定受到四种“情境效应”(访谈、回应、场所以及情景效应)的限制(布洛维,2007a),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实证研究陷人自欺欺人的境地。

在人类学视野中,田野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情境性存在,通过研究者参与的和多方力量互动的场域透视出具象(当下场景)和抽象(政治、文化、权力等)情境的意义,并给予文化阐释。对于实践人类学来说,研究者会直面拥有各种需求和期望的研究对象,这时十分考验对于情境的把握(不仅仅是阐释)功力,因为其行动和表述将会对研究对象产生直接影响(Ervin,2005)。在具体的志愿服务中,笔者认为微观情境至关重要,因为这种基于互动基础上志愿者的实时观察、评估和引导,可有效激发服务对象的参与热情。在上述“读书激励”的策略中,志愿者基于观察更重参与,将自身融入到活动设计之中,消除“教”、“学”身份的二元对立,摒弃僵化的说教,强调志愿者和儿童是平等的参与者,同样需要遵守活动规则。活动要求参与者读书后,组队排剧和大家分享有趣的故事。志愿者率先示范,通过“互惠”激发儿童读书和表演的热情。从儿童的反馈来看,他们对这次活动内容很感兴趣,甚至连平时最淘气的男生都伸长脖子,屏息观看,而且帮助志愿者改编短剧结局。由于“教”者地位下降的新鲜设计,儿童一改志愿者演剧前被动、消极的参与状态,有几个组踊跃举手要求演剧,与志愿者一较高下。在这种情境下,志愿者辅以读书重要理念的传递,调动起他们主动读书和写作的积极性。在之后的一次志愿服务中,志愿者发现有儿童在我们提供的书中找到《莎士比亚文集》,翻看《威尼斯商人》。这说明题目的设计和方法的表达十分有效,达到读书激励的目的。

第三,在典型个案部分,选取不同类别的儿童进行重点观察,包括他们的行为、性格、兴趣等;记录观察对象自己讲述的故事;同时发现可以参与或主导志愿活动的“小志愿者”。

班里有个弱视女孩,镜片很厚,常低着头摆弄手指,一直游离在活动之外。张钊前去引导:“你好,你怎么不在本子上写呢?”女孩默不作声。张钊帮她翻开本子:“在这个位置写上你名字的汉语拼音就好了。”女孩还是不理,周边同学扭身对张釗说:“哥哥,她眼睛不好,看不见黑板。”他们主动帮助该女生。之后,女孩表现渐好,但还是不参与互动。但当陈玉佩说教英文歌时,她突然抬头,很感兴趣的样子。(GC02D133ZZ,三三班,2011)

身体有残疾的儿童内向少言,参与活动较为被动,自我边缘化倾向明显。志愿者并未按照一般照顾“弱者”的办法过多地呵护他们,而是像对一般儿童一样调动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并给予服神肯定和肢体语言(如轻拍肩膀)的鼓励。在志愿者的鼓励下,弱视女生在同桌的帮助下,折出属于自己的小储物盒,很有成就感。并且,在读书激励活动中,志愿者专门为弱视女生准备了一本黑底白字的、可供视力残障人士阅读的书,确保她可以正常参与活动,发表自己的看法。小女孩十分高兴,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二)“半结构情境下主位”的儿童痕迹材料:儿童后测日记和课堂小短剧

除了志愿者观察笔记外,本研究采用一种“半结构情境下主位”的策略,即由志愿者根据已有活动设计问题框架,由参与的儿童提供答案,从而获得儿童对于诉求的理解。这种志愿者引导下的“主位”视角,可通过两种痕迹材料呈现。

1.儿童后测日记:每次志愿活动之后,志愿者会发放包含3 - 4个简单易懂、围绕课堂内容的小日记,检测儿童对于活动核心内容的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如下述这个案例,小日记诸问题的回答均围绕着课堂内容,说明志愿活动收到成效,寓教于乐。

感恩、分享和规则是什么意思? ——感恩是报答、感谢;分享是最喜欢的玩具给他玩,分享是巧克力分给他一半,分享是和别人一起快乐、爱和悲伤;规则是过马路看红绿灯,规则是放学要排好队,规则是游戏不许破例等。(儿童日记,2011)

除了围绕课堂内容的封闭式问题外,志愿者还设计了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开放式问题,进一步了解儿童的兴趣、需求,打开儿童的内心世界。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特别想见的人?——想见家乡的爷爷、奶奶、姥姥、兄弟姐妹;想玩小游戏等。(儿童日记,2011)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很多儿童回答想念老家亲人,志愿者据此在感恩节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教儿童做感恩贺卡,藉此送给想要感谢的人或者远方的亲友,培养他们的感恩意识。
群体性亲子沟通缺乏/不畅是本研究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儿童虽然跟随父母在不同城市和地点流动,然而亲子之间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多。父母通常工作繁忙,回家很晚,疏于孩子的生活照顾和课业辅导,就连周末也难得带孩子出去游玩,因此打工父母和孩子虽然生活在一起,却是心理上的“陌生人”。

问:叔叔阿姨你们和WR发生过什么矛盾吗?因为些什么?
WR母:发生过啊。像那回数学考了 40几分,真是气死我了,气得我哟(旁边的邻居说,不是WR吧,是他姐姐)。是WR,我记得很清楚,真是把我气得哟,狠狠地把他揍了 一顿。
从问这个问题开始,我就感觉WR情绪不大对,眼珠里好像有泪水在转。果然,在阿姨又一次说道“把我气得哟"时,WR就哇哇大哭起来了。(四三班家访,2012)

同以往亲子沟通缺乏研究不同,笔者发现亲子沟通不畅比沟通缺乏更应引起注意。在孩子一方,志愿者观察到他们有心事宁可与同辈交流,都不愿意对父母说,但又潜藏着和父母交流的愿望。通过家访,志愿者了解到父母有与孩子沟通的诉求,比如说他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他们会怪孩子有心事不和他们说,遇事往往从他人身上找原因。并且,流动儿童的父母会觉得自己没时间、没知识,因此把培养孩子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此外,他们也向志愿者求助,希望志愿者帮扶和培养孩子,传达学习的重要性。综合上述情况,与其说是父母推卸责任,毋宁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多数父母不懂得如何与孩子沟通,武断地使用他们认为正确的教子方式(比如上述案例中的“打”),从而造成与孩子之间的隔膜,陷人亲子沟通不畅——缺乏——不畅的恶性循环。

根据分析发现的亲子感知错位状况,志愿者于2012年秋以“亲子沟通”为主题,专门设计了一个学期的志愿活动。活动采用双向沟通的形式,即从儿童那里通过怀孕志愿者(大学老师)现身讲述孕育生命的辛苦、积极/消极处理亲子冲突的角色扮演、家庭关系的雕塑展演等内容打开切人口,调动起儿童一方潜藏的亲子沟通的主位诉求;同时挖掘父母的主体意识,认清他们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以期找到亲子交流的对接点并加强沟通。

2.课堂小短剧:是由志愿者设定主题、儿童自主编排和在课堂上表演的短剧。课堂小短剧的主题与志愿服务传达的核心理念密切相关,与志愿服务的阶段性策略契合,从而有助于志愿者获得来自儿童“主位”的更为丰富的诉求信息。

在亲子沟通主题的志愿活动中,志愿者鼓励儿童将生活中发生的亲子故事以短剧的形式展示出来。与前述日记和家访内容一致,在儿童编演的短剧中出现了“考不好受责骂”的场景。志愿者根据“亲子感知错位”的解释编码,在2012年末亲子联欢会上,设计了穿插下述场景、由志愿者合唱的《相亲相爱》,很多父母和孩子看后紧紧相拥在一起。2013年9月,志愿者进行回访时,六一班的ZPP同学告诉志愿者,她爸爸以前和她没什么交流。参加联欢会后,爸爸开始主动与她沟通,关心她平日的兴趣,父女俩关系越来越好。

1人扮演孩子:其实我考不好,非常害怕和您说,我怕看到您失望的神情。其实我想告诉爸爸妈妈,我一直在努力,请给我点时间。如果这次我考了 30分,下次考了 40分,还是请您给我点鼓励,因为我进步了,哪怕这个进步只有一丁点。
1人扮演博士 :很多孩子因为做错事挨打,对父母心生怨恨,不愿意和父母交流。听听父母心中的真心话。
1人扮演父母:爸爸其实非常爱你,只是爸爸没有找到和你交流的有效方式,以为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当发现打不起作用的时候,爸爸也毫无办法,认为自己很失败。爸爸会努力寻找和你交流的最好方式
……
博士 :我们也听老师说过,家长对于他们的期望很高,认为把孩子交到老师手里就万事大吉,可是千万不要忽略父母在培养孩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父母:我们能有啥作用啊?我们没什么文化,老师学问高,教书育人,交给学校不放心还交给哪里放心啊?
博士:千万不要这样说,父母是贯穿孩子一生的老师。您的作用可是学校里的老师代替不了的。您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请好好地看待自己,认清责任,鼓励自己!父母是孩子的最好表率!(JTO2C2FXX,2012)

(三)“开放情境下主位”的儿童痕迹材料:儿童所拍照片和“心里话”信箱

与“半结构情境下主位”的视角相比,“开放情境下主位”则是在志愿者未干预的情况下,将主动权完全交到儿童手中,请他们自由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情感。本研究发展出两种体现“开放情境下主位”视角的儿童痕迹材料。

1.“我眼中的世界”拍摄活动:每个儿童都有一天时间做相机的小主人,拍摄他们想拍的东西。这个活动的设计来源于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提出的“分享人类学”视角。20世纪60、70年代,鲁什在摄制民族志电影的过程中,将已拍素材提供给研究对象进行评判,并拍摄他们的回馈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融入电影中。他强调“集体作者”身份,最为珍视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关系,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表达自己对于电影的真实想法(鲁什,2007;Colleyn,2005)。这种民族志电影中的分享视角和后现代人类学提倡的“多声道”一致,超越研究者认定“真实”的单向把握,修正“主位—客位”二元对立的简单沟通,以期获得“真实”的多元理解和意义建构。志愿者将其理念进行转化,融入儿童主导的活动中。通过开展照片分享会,让每个儿童讲述拍摄背后的故事,志愿者作为倾听者,与儿童共同关注他们对于生活和社会的理解;从而在诉求获取上得到“互为主体”的经验验证,并在干预层面上予以修正和启发。

2.“心里话”信箱:是在班级中设立留言信箱,儿童可将他们想对志愿者说的心里话写在纸上投人信箱,并由志愿者对儿童提出的问题给予及时的“一对一”回复。由于保护个人隐私,又不设主题、不讲格式,信箱留言常会呈现出与儿童在课堂上表现差异较大的内容和状态。在基于互相信任的状态下,流动儿童愿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志愿者,希望得到志愿者的理解、释疑和关爱。

大哥哥、大姐姐:今天我抽中了去天桥玩的机会,可是你们说必须要有身份证才能去。我没有身份证不敢在班上说,但是我特别想跟你们去。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心里话”信箱,2013)

2013年末,志愿者筹划带领流动儿童及其父母到天桥社区,与退休老人组成临时家庭开展新年联欢。志愿者采用抽签形式在两个班中各邀请13个流动儿童家庭参与活动。考虑到要为儿童和家长购买保险,少数没有身份证的儿童便失去了参与活动的机会。在抽签过程中,这位女生抽中了活动门票,但因害怕其他同学歧视自己没有户口,同时又非常希望参与活动,她没有当场弃权,而是在“心里话”信箱中给志愿者留言。主位诉求的直白表达,促使志愿者反思在制定规则时缺乏全面思考和灵活变通,使得户籍问题可能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给流动儿童带来“二次伤害”。因此,志愿者调整了行动策略,放宽了身份证的限制,给一部分没有户口的儿童参与这次活动的机会。并且,这种完全开放式的主位诉求的反馈形式,不仅拉近志愿者和儿童的心理距离,同时做到在考量群体性主位诉求的基础上兼顾个体层次上的合理诉求。

综合以上三种研究材料,我们看到在共时层面上,志愿者观察笔记(主位观察、客位分析)得到的诉求,在儿童后测日记和课堂小短剧(半结构情境下主位)或儿童所拍照片和“心里话”信箱(开放情境下主位)中也得以呈现;志愿者在后两者中得到的数据,也可以拓展主位诉求的思路,并通过志愿服务中的进一步观察进行验证。总之,这三者以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的态度确保“主位诉求”的效度和信度。

值得一提的是,“三角验证法”并非局限在一个特定时点,而是随调研时段的延长不断调整和发展,这点可在下面的“递进”行动模式中有所体现。在志愿服务的不同阶段,实践的成功或失败预示着理论的纵深发展,同时也会随着未来的实践情境发展而再次得到验证。

六、 递进的行动模式

讨论过核心概念“主位诉求”后,围绕他的具体行动策略是什么?以往看到的针对流动儿童或其他弱势儿童群体的志愿服务,多是那种事先设计好行程的并列式的行动策略,本研究试图转换这种模式,转而探索一种在行动发展过程中递进式的、灵活的、因应变化的行动策略。

根据本研究的经验,专题小组讨论是实施递进策略的一种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它通过引导具有共同特质的群体进行集体讨论,可很快就某一议题收集到大量信息,记录并分析群体成员对观点和对彼此的回应。这样可做到事半功倍地发现核心问题,为下次志愿服务设计做准备。以下内容是本研究第一个年度周期(2011年9月-2012年6月)实践的递进志愿服务策略。

与陌生人打招呼。通过参与观察,志愿者发现向儿童做自我介绍时,孩子们的眼神里透着好奇和渴望,但是又很拘谨,不知道如何大方破冰、交到新朋友。而在儿童日记中,他们很想知道志愿者的名字,对于志愿者的兴趣、穿着、生活等充满好奇。因此,我们的首次活动设计为与陌生人打招呼,加强人际沟通。
说“谢谢和对不起”。通过参与观察、家访和儿童日记,我们发现儿童和父母之间交流甚少,朋辈之间缺乏帮助和分享意识。因此,我们设计了对父母和朋友说谢谢的活动,希望消除彼此的隔阂,进而延伸至对帮助过你的人说谢谢。

制作感恩贺卡。前文提及儿童日记中提到想念留在家乡的祖辈和兄弟姐妹,同时结合参与观察和儿童日记,志愿者发现学生特别喜欢做游戏,因此在感恩节那天教学生制作贺卡。

制作环保储物盒。通过观察,志愿者发现学生对动手的事情很感兴趣。结合学校内外卫生环境较差,以及家访中发现的家庭空间狭小拥挤,因此设计此课增强环保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递进的行动模式是一个整合系统,其中的各个元素并不孤立,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每个活动中相互呼应和夯实,从而营造新的情境,有助于发现新问题。这种实验性的递进模式在2012年6月,X校30名学生参观中国人民大学的活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志愿者将一年以来传输的知识和理念自然地融合在一次集体活动之中,比如在学校探险途中要到周末书市和图书馆——呼应读书、爱惜书;桃花岛捡拾垃圾——保护环境;明德广场任我闯——呼应走出去,世界很精彩;请路人帮助小队拍合影,不同小队碰到击掌——与陌生人打招呼,友好、礼貌;严格遵守活动时间,不离开“一对一”的志愿者视线——呼应遵守规则理念,从而起到巩固知识和行为规范的作用。

由此可以看到,递进的服务模式要求服务的知识和理念内化于心,遇到合适的活动情境就要激活,并要适时传递给服务对象且时常温故知新。这里的逢时,不单单意味着在一个月、半年的活动中要激活知识,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是一年后、两年后还要设计相关场景进行温习和巩固,比如2013年末我们再次邀请流动儿童的父母参与联欢会加强亲子沟通;2014年春设计“认识自我价值”活动来温习2012年春的类似主题。与前述共时层面的“三角验证法”有效结合,可不断丰富递进服务模式的发展,为其提供资料和策略。此外,递进志愿服务的开展为“三角验证法”中各部分内容营造新情境,为其提供深入发展和验证的可能性。这无疑对志愿者提出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进行专业训练,才能具有这种理念和实践瞬时和历时对接的能力。

七、总结性讨论

由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造就了中西方志愿服务的不同发展路径与现状,令人深省。在西方国家,公众有参与公共福利的传统,这与传统宗教的价值情怀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建构与成熟息息相关。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知识与行动的对接、伦理规范等因素得以保证(Grimm &DietZ,2006;孙宝云、孙广厦,2007)。国内大部分志愿服务呈现高度组织化、政治化,这一以权力为导向的志愿服务必然呼应其“仪式性”情结,即偏重重大公共事件中的集体性参与及引发的时效性国际反响。这种展演及其带来的巨大声望对于志愿者的社会动员十分重要,群体性的志愿激情和行动很容易被激发。然而,这种更重效果的短期行动往往忽略了志愿服务的长效运行机制(理念、方法、管理、评估等),或者说政府主导的志愿服务并未以专业化、系统化,最重要的是制度化的实践植根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并且前述志愿服务领域的问题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诸多怪现状的一种,需要结合民族性、教育、政治等更广层面的要素进行梳理和讨论。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仪式性”运动的喧嚣中,“受助”个体的声音和需要往往被淹没。

本研究提出的“主位诉求”概念模型,正是希望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从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的声音入手,探究他们的“求”与志愿者的“供”的有效对接。具体的研究理念是,从研究对象的“主位”视角出发,到探究“主位需求”,再至帮助研究对象挖掘呈现或是介入引导“主位诉求”,这不仅是“供”寻求的方向,更是将“供方”姿态拉低“求方”姿态上升,“供”、“求”双方从两条平行线到细致磨合划等号的过程。具体的研究产出是,通过志愿者观察笔记(主位观察、客位分析)、儿童后测日记和课堂小短剧(半结构情境下主位)、儿童所拍照片和“心里话”信箱(开放情境下主位)等“多声道”材料收获和验证主位诉求,并基于此发展与儿童预期社会化息息相关的具体服务内容。具体的研究策略是,针对“主位诉求”的干预策略是递进式的。也就是说,每次活动内容的设计都紧紧依靠经验材料,逐步深入;不同次活动中出现的元素可在不同的情境中彼此呼应,夯实知新,这不啻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主位诉求”模式最终希望,将主位上升为主体意识,使儿童以一种快乐、自信和开放的心态面对变化的社会和世界。

本研究通过历时—共时结合的策略来确保主位诉求完整和准确的呈现。共时层面上的客位、半结构情境下主位以及开放情境下主位视域,使主位诉求的“三角验证法”自身也成为一个连续统一体,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涵盖了场域脉络中的声音和观点。历时层面上的长时段调研,一是可在行为之流营造的不同情境中追索主位诉求,并对某些不可复制片段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观察,从而获取主位诉求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二是将“三角验证法”置于历时坐标中考量,并基于这种动态的研究实践发展出递进的服务策略,从而构成另一个历时层面上主位诉求的连续统一体。这种随情境调整的、兼顾深入和持续的策略,以及对于理论和实践(尤其是细节)敏锐的体察、分析和相关勾连,构成对于主位诉求的精准理解。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志愿服务因其资料的丰富和复杂难以量化,所以补充人类学数据并辅以人类学理解,这对于新时期志愿工作十分重要。

在实践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人”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这一视角下,认识论与存在论相互形塑,即志愿者通过调研的不断深人,不断厘清对于流动儿童的看法再反观自身(认识论),从而调整自身坚持志愿服务的理念和情怀(存在论),最终走向二者的统一。至于志愿服务给志愿者带来的改变,以及深人分析志愿者和服务对象的关系建构,这显然是另一层面的问题,笔者会另外撰文详述。罗红光提出“自我的他性”概念,指涉志愿者在行动中观察他者,反观自我(这时的自我为客体),二者的公共性即志愿者以前未挖掘出的“他性”(罗红光,2013)。相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将志愿者和服务对象视为一个“利益”和“情感”的共同体,也就是置于志愿服务的情境中考察二者的关系建构。在基于主位诉求和递进策略的志愿行动中,在逐步推进的“镜中我”效应下,在识别出“自我的他性”后,志愿者和服务对象如何彼此理性地“互为中心”。

这种理性不仅是“主位诉求”倡导的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以平等的主体地位进行沟通,更要将其放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背景下进行思考。笔者重申的是,在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的今天,结构与行动的“矛盾”关系似乎更加难解,但是结构性障碍并不代表个体没有因为志愿模式影响而改变的可能,研究者不可武断地使用理论逻辑去限制个体性的现实发展。尤值一提的是,诸多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父辈——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李培林、田丰,2011),那么通过志愿服务唤起、联结并建构未来公民社会就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也是公共社会学、实践人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殊途同归的目标。

面对如此宏大视野和未解难题,同时基于知识—行动连续统一体的断裂现状,学院派的行动策略十分重要,并且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发挥人类学的学科优势,扎根在X校这个田野,嵌入其社会系统、文化理念和生活逻辑之中进行深描。最重要的是,知识转化为适切的实践活动。基于志愿服务的整体效果评估,“主位诉求”的操作化框架对大学生志愿者提出了最优方案,比如至少提供一年服务,以主题为单位(如亲子沟通、读书激励)开展整学期的服务效果更佳等。这实则也是实践对于知识的“反哺”,从志愿服务角度对人类学理论进行拓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惠发展,彼此尊重。当然,今后的研究应继续结合学术策略,发动多方力量进行政策倡导,才是解决服务对象最终问题的关键。

人类学这种个案式的研究最受诟病的是其推广意义何在,本研究以紧紧贯穿的“四位一体”研究思路给予解答。人类学提供的不是一个标准化模型,更多是“认识论”上的反思,启发其他知识背景的受众使用尊重和理解的视角对“基本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利用持有的知识和资源进行“方法”上的适应性转变,最终回到各种生命情感相互激荡的“存在论”甚至是本体论上的反思,我究竟是谁?我行动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其他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利用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对象对话,很可能激发出更为丰富的主位诉求,从而拓展相应的志愿策略和实践,最终基于人的“全观”使志愿服务提高效度。这不仅是人类学视野中“地方性”、“个案性”对于“一般性”、“普遍性”的回应,同时也为擅于研究“部落社会”、“少数族群”的人类学是否可以进行现代社会、主流人群研究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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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96 - 219页
富晓星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刘上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陈玉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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