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20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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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①
【美】安东尼· 奥利弗-史密斯苏珊娜·M· 霍夫曼/著彭文斌/编译
［摘要］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 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 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 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关键词］灾难人类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地方场景与知识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4—0001—07
作者简介：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美国知名灾难人类学专家，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苏珊娜·M ·霍夫曼（Susanna M.Hoffman）, 美国知名灾难人类学专家，曾任旧金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现为独立学者和作家。二人曾合编美国人类学界最负盛名的两本灾难人类学文集——《愤怒的地球：人类学视野中的灾难》（1999）和 《灾难与文化：灾难的人类学》（2002）; 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一、灾难的定义及其与人类学的结缘
在大多数情况下，灾难并非不期而至，而是通过两种因素：一是人口以及构成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二是有潜在破坏力的因子，两者相结合才产生灾难。这两种成分均嵌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中，并且作为一种进程随时间的推移而展开。正因如此，它们使灾难成为一种过程性的现象，而非孤立的、暂时受严格的时间框架隔离的事件。
一人口群和某一具有潜在破坏力因子的结合并不一定会产生灾难。只有在某一历史产生的“脆弱”模式的环境下，灾难的发生才不可避免，其受制于某一社会的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社会政治组织、生产与分配系统和意识形态。某一社会的脆弱模式为灾难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整个灾难的发生过程中，它决定了个人与团体的行为，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破坏性因子的物质力量。
只有在这种“有条件限制”的某一社区与灾害结合所发生的事件与过程的模式中，我们所称的“灾难”才会发生。虽然由于灾难所涉及的多维度与多主体性使我们很难对灾难下一个正式的定义，但我们可以尝试着将灾难表述为：
自然、变动或构建环境中有潜在破坏性的因子/力量和某一社会处于经济生产脆弱性条件下的人口相结合的过程/事件，且对个体与社会的物质生存、社会秩序、意义需要的传统、相对性满足造成了可视性的损坏。
由于灾难的定义不能完全与灾害 (hazard) 的共同特质分离，我们把灾害描述为：
有潜力对社会、基础设施或环境造成损害的力量、条件或技术。灾害可以是飓风、地震或雪崩；也可以是核设施或某一社会经济实践，如杀虫剂的使用。 灾害的问题进一步牵涉了某一社会在面对危险——环境与技术方面的——的认知观念及其将危险纳入风险评估的方式。
尽管人类及其群体对于灾害和灾难的出现和演化都明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排除了与人的意向有关的这些过程。因为人们蓄意所做的事情，并对其后果知晓和有所期待并不是灾难。因此，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大的发展项目如印度的那码答水库（the Narmada dam）工程所引起的损害和贫困，并不在我们的检视范围之内。不过，这些例子所呈现的相似结果显示了灾难定义的复杂性。
人类学家对灾难的研究始于战后，不过直到最近，灾难才真正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成为一研究领域。二次大战以后，将对大轰炸期间人的行为的研究发展成对自然和技术灾难的社会科学研究，人类学家是最早的一批贡献者。一般说来，这些早期研究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学家在研究别的问题时，其调查点曾遭遇过灾难（Belshaw 1951，Schneider 1957，Firth 1959, Schwimmer 1969）。尽管后来灾难研究领域开始拓展，人类学的参与程度不高，灾难研究可以从哪些方面增加人类学的探索也是领会不多。但仍有一名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华莱士1956a, 1956b,1956c, 1957），真正开展过以人的灾难经历的结构为重心的研究。虽然 W·洛德·华纳曾提出“当所有的地狱被释放”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广泛地了解社会与文化（华纳 1947），但是，以“普通、日常”生活民族志为基础，对文化素材构建特殊性和功能性的强调排斥了灾难研究所关注的断裂和变化的问题。
随着20世纪60年代对社会文化变化、多元进化和文化生态学兴趣的复苏，以及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生态学和话语分析兴趣的形成，灾难的问题在人类学家的关怀中越来越明显。人类学家意识到他们可以对灾难的研究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且灾难对人类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性（Oliver-Smith and Hoffman 1999，Oliver-Smith 1996）。灾难——自然或技术性的——日益频繁，随着社区变得越来越脆弱，灾难也日趋严重。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群产生影响。在人类学家传统研究的区域，社区日益增长的脆弱性以及相伴的灾难效应的烈度，对学术领域提出了挑战，促使学界去把握灾难所产生的实际问题。与此同时，灾难的惊人增长及其后果清楚地表明了灾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人类学研究的内容。
当灾害威胁和灾难发生时，它们都成了物质、生物和社会文化系统复杂交汇的表现。灾害和灾难不仅显示出这三种因素的连结，而且也揭示了它们在物质和文化世界里的实践。 灾难提供了记录下述因素连结的复合性机会，如生产的加速、人口增加、环境恶化和适应性降低，也提供了探讨人文领域和文化的机会。在面临破坏性威胁时，当人们努力去预防、建设、恢复或重建时，他们怎样适应现实的或潜在的灾难极具意义，他们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创造其文化体系。灾难昭示了人们建构或“构架”灾害（也包括对其的否定）的方式——他们如何观察其环境和生业，以及他们怎样创制成因的解释、构建道德观念和怎样将持续性和希望投射到将来。与灾难研究给人类学提供的机会相比， 就一门社会科学来说，很少有这样的场景能够就其形形色色的关怀及其理论综合提供如此多的机会。在灾难研究中，人类学发现了此一研究能够综合过去与现在的文化，关涉生态、政治-经济领域，其中也包括了考古、历史、人口和某些生物和医学的关怀。
在一定的程度上，灾难的研究可以缩小目前人类学界生态、政治-经济和文化视野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距离。灾难与人类学之间有着能动的关系，人类学对灾害和灾难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而灾害和灾难对阐明人类学问题也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事件与过程，灾害与灾难是融合了文化、社会与环境的全方位现象。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在其基本的层面包含了人类生活的物质、生物和社会的因素。也开拓了发展与比较的视野。作为其研究导向的一部分，人类学着眼于具体研究，反对宏大叙事，探索社会变化和进化的问题（William Torry 1979）。人类学以整体观作为学科领域的标记，提供了一个能够覆盖灾难成因与影响范围的理论框架，甚至包括对20世纪后半期人类与环境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的分析。正因为人类学具有其它的社会学科不具备的综合范式，它能够、也完全应该在灾难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对灾难的理解急需综合性分析，其原因在于人的社区与行为并非简单地定位于环境。一个社会的发展也是其环境的发展，其相应的关系形成于二者之间多元与持续交流的过程当中（Ingold 1992），但是我们却不断危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伴随着空间同质性的增加，人类的干预造成了人类社区功能差异的减少，因而也减弱了我们适应和反应的能力（Holling 1994）。在全球变化的框架下，灾难对整个人类学来说都起到了警示作用。灾难知识的整合有助于救助灾民，对处于危险边际的人群也能起到预防作用。
二、灾难研究与人类学理论
在灾害和灾难的语境之内可以讨论的理论问题各式各样，我们在这里也只能涉及一些大的主题。我们从灾难的定义中所隐含的视野来定位这些问题，也即对社会提出了挑战，它代表了社会必须从生态、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之适应的力量。在灾难中，社会的每一因子及其与整个环境的关系也都会受到影响。协调与矛盾、合作与冲突、霸权与抵抗，在物质、生物和社会体系与行为实践的交汇运作中得以彰显。由于牵涉多方面的问题，灾难定义本身是一复杂事项。
19世纪人类学出现以来，其焦点就在于人类的生物和文化进化。作为基点，适应是人类学的中心观念之一。为了生存，确保生计、人口的更替和社会的再生产，人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建构起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实践与自然界互动（Patterson 1994: 223）。这些物质实践包括食品生产和居所的搭建，也包括最基本的自卫手段。所有这些都是以社会分工的形式实现，而且在方式上都是以某种程度上确保社会的延续而对自然与社会施以改变。人类在做生产决定时，前提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直接的环境刺激、社会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的需求。灾难提供一个——也许也是最具有戏剧性和展示性的时段，其间这一适应环境的过程可以以瞬时观察的方式显现和试验出来。
个人和社区与所居住的自然环境的对应关系是基本的特征之一。一般说来，多数灾情都是某些环境的系统成分。干旱为非洲萨赫勒地区千年来的常态，在美国的大西洋海湾，飓风的出现也有相应的预测性；而地震则在美洲的西海岸、地中海全部和亚洲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这些过程在发生地并非是新兴的，而是具有周期的规律性。因此，任何有关人类适应和文化变化与进化的记叙，需将灾情作为具体环境的常态性特征。
当灾情出现时，一个社会灾难发生的程度就成为了对环境的适应或非适应的指数。在殖民化、全球化和其它一些势力的干预发生之前，许多社会在其本土实践中，都有应对其物质环境特性的知识与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某些极端的灾难，对这些社会来说都不构成“灾难”，而仅仅是它们的生活方式和经验的一部分（Schneider 1957）。比如，很多世纪以来，萨赫勒的牧民都是通过与定居农民的族际合作关系以及改变迁徙路线来适应该地区的周期性干旱（Lovejoy and Baier 1976）。但在当今的条件下，政府政策、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或者国界，经常阻断这些应对策略，以至于外界的干预，造成了不适应的状态在该地区日益明显。
与适应一样，灾情与灾难在推进文化变迁的作用上仍缺乏广泛的研究。社会学研究，在不久以前，还认为灾难在社会进化中很少有重要的作用（Sjoberg 1962）。然而，人类学的考古和历史视野所提供的时间跨度日益显示出灾难对于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个群体所经历的灾难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变化学到很多。在受灾难影响后，社会不仅采取迅即的调适，而且这些调适也启动了对于每一个社会都会产生长期影响的力量（Hoffman 1999）。 灾情的启动和灾难产生的频率导引出对文化变化中的时间因素的思考。自然过程中所展示的时间框架与人类作决定过程的时间框架差别很大，故而在社会对环境的适应中能容许相当的试验和差错。虽然不少灾情出现的频率稳定，但有的——尽管具有系统的环境特性，也许出现的概率并不很高，所以容许时间上非适应性反馈的可能。不过如果这些欠适应的反馈被机制化，它们会导致社会脆弱性的增加，久而久之，会造成灾害和社会崩溃。所以，灾情和灾难以及在长时段内社会怎样应对它们，不仅是环境适应的潜在指数，也是意识形态调适的风向标，这些文化的适应包括记忆的创新和持续、文化史、世界观、象征、社会结构灵活性、宗教以及警示性的民俗和民间故事。
灾难揭示了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性质，包括亲属制和其他关系的联结和维系。它们既能促进社会单位的团结与和谐，也会挑起宗派之间的冲突。一个社会的权力分布不仅体现在群体的脆弱差异程度上，也体现在重建的资源分配中。灾难对于一个社会在面对中断时的抵御或保持能力可以提供一个独到的视角。某一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和行为准则在受压的情况下得到显示和测试。灾难暴露出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特质的应对能力，即应对因灾难影响和紧急状态而采取的应急性强制措施和长期重建中的可持续性能力，灾难有助于人的社会性的研究。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性别、阶级、等级、年龄、职业群体之间的共识、竞争和冲突、紧张模式都成为焦点，在有关社会和文化差异的问题上，为拓展公共认同的智慧的检视方法提供了机会。
涉及人的需求、资源的获取和分配、财产关系、利他与利己的社会性表述问题，是灾难所引发的实际与理论探讨的另一重要问题。技术性的灾难，如原油泄漏等，对于恢复和可持续性发展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给文化带来的条件变化和损坏是受害者无法预测和提前准备的。在这些情况下，有时研究的结果所揭示的是文化危机或解体。
灾难披露出时空运作的事项。它们透视出地方归属感的力度，显示准则与法规、习俗与实践、创新与墨守成规。因此，灾难经常揭示的是一个群体日常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灾难也展示和透析地方群体和更大的结构关系。平常的社区、区域、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内容与表述被衡量成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在紧急状态下，协同的一方被吁请来组织资源与提供支持。在威胁临近，或灾后影响、救援和复苏的状态下，这些关系的表述形式暴露出平常条件下不明显的实际内容和活力。在某些情况下，灾难过程中国家级组织的运作成为了重新调节地方社区和更大的社会结构之间关系与互动性质的媒介。
灾难提供了一面可以透视意识形态与物质世界关系的镜子。对环境灾害、戏剧性事件和死亡的文化观察大量揭示了人与世俗以及人与超自然关系的意识形态。动荡、危险、安全、幸运和命运的观念怎样构建和理解就构成了世界观的基本特征。这些文化的构建及其运作方式常常被用来与防灾、灾难影响和恢复过程中所经历的现实相对照。不仅心理构建的特点及其运作被显示出来，新的形式和诠释也时常产生。社会及宇宙正义概念和存在的性质也显露出来。
人们对已发生的事情编织出意义，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进程的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来。 通常有关事件的不同诠释会形成对定义与“故事”的控制，溢美或诽谤之辞也会随之而产生。某一灾难的“所有权”，也即，公布灾难的发生、定位灾民是谁、确定事件的“真实性”——包括起因、后果和责任等权力，在灾难的各阶段中经常凸显为争议性很强的话语形式。这样的定义甚至延伸到风险——不管风险是否被意识到， 尤其是在我们的全球化时代，涉及到谁能界定风险的能量与局限问题。在协调这些因素的过程中，灾难在社区内部各成员之间，在社区与外部群体之间，展露出意识形态的整合或冲突。
典礼与仪式——旧的、全新的或者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出现。神话与传说诞生，其灵异得到显示。在文化变迁的同时，研究者们也观察到了文化的保护及其机制。在灾害的场景中，怀旧、文化的固守，乃至僵化形成。深入普及的风俗与易变的表面细节显现。背井离乡的人口流动到新的环境或者部分人口迁至边缘和危险地区，可以说明最后人们怎样移居或分离。语言和语言用法以传统和新颖的形式出现——叙述事件、给有关的人和团体命名、调和认同与竞争。在所有这些之上，灾难也因此展示出社会语言的运用和发明。
简言之，灾难糅合了人类学的分析平台，其研究回到学科的四个方面。灾难联结了人类的体质——环境中人类的生存需要和行为能力交汇，并与人类创造的社会文化秩序和语境相连；灾难也联结社会文化秩序进程的深度，并体现在考古、历史学以及人类生活的诸多文本，包括精神、象征和社会语言方面。
三、灾难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问题
尽管灾难的长期发展和多维层次使人类学与其研究特别有关联，不过也正是这些方面给人类学带来了专门的难题。 无论起初的快与慢，灾难及导致灾难的脆弱性随时间而展开，而且牵涉的是大量的时间。 同样，对灾难的社会文化反馈也从关联和历史的角度产生。灾难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是源于人们所认为的突然的事件如地震，或者是干旱和毒品泄漏，它们长时段内不易被察觉，只有在爆发的初期才被认识到。灾难明显具有社会性，其应对是在复杂的互动与话语中进行的，其间众多有关的个人、团体和机构的需要和利益经常在整个现象的长时段里交汇和商榷。
虽然有关灾难的很多重要资料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的共时部分来收集，不过人们和社区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的真实过程最好是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民族志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在重建过程中特别明显——人们需跨越恢复与变化的艰难途径。失去的和重构之间的互动通常牵涉到各种利益群团和价值之间的冲突。相比于共时性的研究，偏重叙述和观察的方法，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与参与者交流，在探讨调适和复苏的过程中更为适合。
无论多大的灾难都是首先在地方的层面感受到的，即便是影响到广泛的地区和群体的大灾大难，也许只是源于某一气候、地质或技术现象，最终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灾难。并非所有的群体在感受某一灾难时的方式和程度都是一样的，每一群体都是在自身的脆弱框架中经历灾难。一样的灾难机制在损毁的模式以及因果与责任的阐释上都会有极大的差别。这样的差异对于更全球化和宏观的模式是一种挑战。 由于同样的原因，有必要从物质与社会两个方面来理解整个现象。因此，灾难促使我们将多点民族志的方法与能够处理更广层面聚合体的量化方法结合起来。
正如一些灾难的空间维度对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一样，时间范畴同样是问题重重。 灾难极少与个人、学术或者基金会的日程表重叠。人类学的研究大多是在真正进入田野之前就已经大体计划完毕。提纲准备和评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通常被截止期限锁定，因而对灾难这样的应急状态缺乏反应。一些支持研究的基金组织也有一些资助抢救资料的研究项目，不过，一般说来，它们所资助的都是短期的、以事件为主的研究，而非需要长期民族志方法、更为重要的灾难过程方面的研究。
研究者们很难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将确定的个人或专业理念置换成相应的时间，以便能对突发性的灾难进行长时段的研究，而且更不容易做到的是预见性研究，即作必要的灾前弱点评估，以便获得对灾后影响与复苏的全方位理解。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社区和区域均知晓某些灾难的发生有相应的规律，在其预防和减灾措施中，不少也开展了漏洞形式的研究。 在这些情况下，人类学家可以用对地方脆弱点的深度分析，尤其是周期性或系统性危险的研究补充社区的防灾措施。而且，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对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的地点进行周期性回访，这对于理解灾难的长时段进程，用灾难的长时段叙事来解读和命题也是一大便利。
四、从理论到实践以及责任
灾难救助与重建的实践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而且由于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的紧迫需要而更加复杂。从事灾难研究的人类学者，担负着学界的第五个——通常也是不被接受的领域——应用人类学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也是所研究的社会中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有责任尽我们所能减轻他人的痛苦。我们也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有保护的责任。鉴于我们的研究特点，人类学者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文化信息与视野，提高减灾、管理和重建的效率。而且，由于灾难的受害者往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也有责任担任那些往往无法传递自己声音的群体与地方的代言人。
鉴于灾难的性质和研究中涉及到的问题，相当一部分的灾难研究实际上都是在救援的场景展开的。这一情况，以及脆弱性和灾害所包括的非常实际的死亡与破坏方面，在人类学的研究中进一步凸显为两个问题： 第一，人类学能为灾害管理和研究，尤其是救援的道德问题做些什么；第二，使人类学更具学术性的那个无时不在的“幽灵”，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虽然并非经常能意识到，但这两个问题在灾难的研究和用灾难作为研究场景时非常重要。
就后者而言，理论与实践在理想的情况下是应该紧密相连的。政策与实践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普遍的人类行为和具体的文化行为了解的坚实基础上，二者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受局限。反过来说，政策及其实施可以作为理论的相关性和预测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试验场。假如政策与实践不协调，未能取得成就，那就是项目及其实施有错，不是人的问题，不过吃苦头的则是人。
政策与实践缺陷的一个常见的源头是其对文化封闭之假设的建构。在灾难的场景下，救援的发送通常以不合适的形式和原则进行。人类学则能提供细致入微的了解，更敏锐地辨别适用的救济方式。凭借其主要的方法和研究，人类学者可以获取和提供一个社会的更加整体的视角，因此从一个明显更有利的位置来通报救援的结构，标明整个社会系统中灾害影响的可能分布带。在预防灾难后的主要问题上，对某一社会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不仅包括浪费和援助不当，而且也涉及严重的社会冲突、混乱、物资滥用以及灾后另外一些经常困扰群体的社会性困难。而且，如果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中间人能够参与社区和机构的工作，许多常见的灾后影响所形成的团结的利益和潜能，以及灾害以后形成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就不会失去。遗憾的是，深度性的社会文化资料很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欣赏。这种情况对于致力于提高救灾和重建效率的人类学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过去三十年来，在地球的各大洲因自然和技术性灾难而形成的防灾、救灾和重建的记录有失衡的状况，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缺乏对感受灾害的地方场景的理解。很少有人理解灾害管理的形式与结果是受到地方社会结构及其与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的先期制约的（Maskrey 1996）。当某一预设的、统一的、且不考虑地方的脆弱性和能力的模式被投入灾后运作，救助与重建中的不能因地制宜的现象就会产生，对于受灾的人口就会造成真正的破坏性影响。其结果是，当地的民众和团体得耗费精力去影响外来机构的运作，或者最终选择官方不认可的重建项目来自救。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不可避免会造成灾害管理中各种机构，从国家、地方政府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其后果是，救援与重建——好一点讲，是缺乏效率，最糟糕的情形则是造成侮辱与损害。
因此，人类学者从事灾难研究时，就涉及到一个道德问题。人类学者具有必要的训练和视野，可以为有效的救灾工作提供相关的数据，也可以为策划和实施这样的实地救援做出重要的贡献。如同灾害自身一样，灾害援助中最棘手的一方面就是救援工作涉及到多维的观点，灾民对救援的理解与援助机构不尽相同。救灾工作中，需要与损失、相对性剥夺、内部竞争、变化与持续的问题都涌现出来，在幸存者和救援者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在受灾场景的两边，对意向的误会与误解横陈，很难用一种简单便捷的方法来处理救援机构和受灾社区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在分析机构行为的价值和结构方面有很长的历史。通过这方面的了解以及探讨如何在个人与群体之间产生互动，人类学者可以从适宜的目标、方法和结果的筹划上寻找到机构与社区之间的合理“搭配”。 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人员可以参与对主导性的灾害管理模式进行调整，使其更趋于分散化、更能整合地方机构、物资和技术方面的资源，更好地应对灾害中的多重现实与合理性问题。
注释：
①本文原文Why Anthropologists Should Study Disasters, 载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苏珊娜·M·霍夫曼主编的《文化与灾难：灾难的人类学》 （Catastrophe &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2002), pp.3-22，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圣达菲：美国研究院出版社)， 翻译和出版获美国研究院出版社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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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刊》2011/04总第6期JOURNAL OF ETHNOLOGY 收稿日期：2011-05-30责任编辑彭文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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