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伦理与社会的后现代反思
201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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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伦理与社会的后现代反思
时间:2010-06-23 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作者:张海洋、王媛
人类是进化机制千锤百炼出来的道德动物。如果仅仅为了像现在这样为食色和工作奔忙，人类大可停留在能造工具的南猿或能用火的直立人阶段就能当稳万物灵长。此后的人脑进化都集中在应对自身和社会，特别是辨析象征符号含意和人心真伪的能力上。人类因而是对真伪和公平与否最为敏感的动物，研究自然世界的能力衍生于此。
智人产生特别是文字发明之后的人文道德领域，除了制裁欺骗和奖励诚信的博弈之外，没有再出现新事物，只有对博弈机制的不同解读。在此机制作用下，包括学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要有生活的道德律令，所有的学科专业和行业也都要有伦理准则。我们目前看到最早最完整伦理准则是以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约前460—前377)名义制订的医德誓词(Hippocratic Oath)：
“我以阿波罗及诸神的名义宣誓：我要恪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和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术。我要竭尽全力，采用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给病人增加痛苦和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我要清白地行医生活。无论进入谁家，都只为治病，不纵私欲，不受贿赂，不勾引异性。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密决不泄露。如果违反上述誓言，请神给我应得处罚。”这个誓言后来被古罗马名医盖伦（Galen, 129～199）提炼成三字经：“Do no harm”，“不使坏”（或“不害人”）！
按照现代中国学术前辈鲁迅、郭沫若、费孝通等人年轻时的信条梳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大概还有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都接近医学，差别只在施惠、造福或医治的对象是人身还是群体社会。由于人跟社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所以这些学科的伦理法典也有通性，足可供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推荐把美国人类学协会的这部《人类学伦理法典》放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场景里来阅读理解。
中国主流学界对于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积极意义至今不得要领。多半人认为它只是一场长于破坏短于建设的愤青运动，或是无聊学人编练的脑筋急转弯智力体操。但如果能认真回顾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的主张和背景，我们就知道这场始于1960-70年代，至今余波未息的社会潮流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
它首先是西方学界针对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即力量”、规律即正义、“发展即道理”等话语，特别是在这些话语下不择手段也不考虑生态和文化后果，甚至不计人文社会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和知识创新的旧发展观的批判和反思。它从反思学界在知识生产即资料收集、文本制作和信息发布过程中的霸权心态和行为开始，进而反思文明、解放和发展话语下的替天行道的救世主心态和行为。最后反思到知识与权力和发展方式之间的连带关系。结果就是现代社会针对西方知识霸权、话语专制、资源掠夺、生态破坏、文化歧视和排斥主体参与的旧发展观的解放思想和呼唤变革的社会运动。
后现代思想解放的意图是变革知识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发展方式变革的起点是社会倡导：倡导理解和尊重微观场景中的“对方”和“他者”的主体意识、文化价值、能动需求，倡导平等参与、互惠互利、互为主体和公平博弈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倡导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权益。在今日中国，最需要倡导的就是“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或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
今日美国经历过这场变革，所以它的正规大学都设立了“族群性”、“社会性别”和“环境科学”研究机构并开设相关课程，还要按比例额度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它的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按人口比例招收少数民族职工，否则就用税收、拨款或政府定单调节。马戎教授还指出它的所有影视作品里的正面英雄或领导角色里必有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所有反面角色里必有主流社会的白人白领。基于这些反思和变革，美国就能从一个在50年前严重歧视黑人的国家变成今日能够民选出黑人总统的国家。
今日的中国的这场变革还在酝酿中，所以国立名牌大学，包括其中的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在接收推免研究生时都还在搞排他性互惠同盟。中国的政党、国家和立法机构对此也还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整个国家社会因而只能继续猛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以等待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学术精英们良心发现。至于这算不算和平演变，那学人社会又自能有见仁见智的理解和解释。
我们在这种背景下考察美国的这部学科伦理法典，就能提出它既是国家社会后现代变革的成果，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对变革的积极回应。这部伦理法典在公布时间上（2009）显得姗姗来迟。但它的应用人类学学会已在1983年发布《专业和伦理责任》（Professional &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修订版，美国人类学实践全国协会也于1988发布《从业者伦理导则》（Ethical Guidelines for Practitioners）。笔者记得1995年时，美国一位来华在福建做实习调查的人类学博士学位候选人曾因从事违反中国法规的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迅速祭出《从业者伦理导则》取消了该生的学位候选人资格。《人类学伦理法典》在此事件后制订。“知情同意”自此成为从业者的行动宪章。
今日中国学人多能从维持学科和行业声誉或学人道德形象的角度来理解这部伦理法典，特别是其中的知情同意和互利互惠原则。其实它还是学科和行业的道德底线和生命线。民族学人类学要在跨界的场景里做实地调查才有活力，这个需要“跨”的“界”既有国家、民族和地域，也有阶层、宗教、职业、性别、语言和其他实体或结构，还有“对方”和“他者”的隐私活动或心事。跨界活动都有敏感性。唯有互信互惠、公平公开、知情同意、平等待人和把学问放在伦理之下，把人格放在功利之上，乃是消除敏感的不二法门。如果不能消除敏感则应放弃研究等待机缘。机缘尽早会有，唯伦理道德上过失能使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或使学科陷于万劫不复之境。
很多人关心中国何日会有自家的学科伦理法典。笔者对此虽不乐观，但还是以为他山之石足可攻玉，文化相对伦理互通。中国学人只要把《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令牢记于心，再参照AAA伦理法典便宜行事，也能受用此生。如果再能依照这些律令和法典来做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群体权益保护和多样文化公平传承的事业，则可望成贤成圣。至于国家社会何时能制订出学科伦理法典，笔者以为那肯定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的“文化自觉”即后现代思想解放、知识生产范式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之后。只有那时，中国学人才能把实践“修辞立其诚”和“诚者无妄言”的前人古训当成有意义的事儿来做。
（张海洋、王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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