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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与中国—— 林耀华先生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意义

2010-03-29

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早在1950年代,林耀华先生就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教授共撰《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提供研究中国多元文化的范式,于今日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仍有启迪。右为1989年先生在家中宴请老朋友、前苏联民族学家等(前一为先生的早期研究生兼同事、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黄淑娉教授)

2000年11月27日晚,林先生弥留,语声断续,不绝如缕。子女趋前闻辨,竟得至嘱:一曰《凉山彝家》是我亲身考察,仍须继续。二曰时间已至,当去上课!于8时20分溘然而逝,面目慈祥如生时。

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994f0100icxy.html
张海洋blog空间《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

少数民族与中国—— 林耀华先生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意义(2010-03-27 23:19:00)转载标签:教育 分类:情感-追思

少数民族与中国—— 林耀华先生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2010年3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一层会议室

尊敬的郑杭生教授、庄孔韶教授
敬爱的林先生家属、亲友和门人
亲爱的各校各单位前辈、同仁和同学:

我们今天在人大逸夫楼做这个小范围的共同体仪式,纪念民族学界的先师和泰斗林耀华先生诞辰100年。做仪式也要成本,庄孔韶教授和他的团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替我们垫付了各项筹备成本。各位远道而来的老师和朋友垫付了车马劳顿的成本。这些付出使我们的道场有了神气。做仪式也会有收获。我们会收获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和道德文章,从而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更有意义,使我们的学术和事业更有影响、更可传承。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集体良知和不朽感。

庄教授委托我介绍林先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就和意义。我对这个使命诚惶诚恐,因为我对林先生作品学习理解没有在座各位,特别是没有这里的庄孔韶、浙江大学的阮云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潘守永、西昌学院的王烨等师友深切著名。但我也感到责无旁贷,那是因为今日中国的少数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正在经历一个极其严峻、危如累卵、千钧一发,但仍然没有被国人,学人和政界肉食者所察知和承认的重大关头。

我们面对的民族关系危机有多严重?回想100年前的今年,中国就要发生辛亥革命。这次革命跟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模式有两点不同:一是它不是出于大中国内部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是出于西方列强代表的人类物质物欲和野心贪心的挑战。中国从此被拖进了一个更讲唯物、实力和铁血的时代。二是它终结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帝制而推出了现代民国或共和国的格局。这场转型在边疆民族危机中展开又加重了边疆民族危机。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和台湾问题,都跟这场革命和转型密不可分。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界通过政治协商,发表《共同纲领》,确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体制,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跟现实国情、历史传统有了较好对接,这场危机才告一段落。

接着是现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第一个春天,时段应为1949-1959年3月。中国的中央政府先后通过派出少数民族访问团,进行民族识别,清除对少数民族不利的所有歧视性标志和制止行为,初步兑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承诺而完成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整合。联想到当时美国还在严重地歧视有色人种,我们就知道中国这场实践有多大的人权和道德意义。这一阶段后期的,中国的1958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民族关系开始出现不好的苗头。此后,大量的国营林场和国营农场布局到少数民族地区。

但公有制对少数民族也有一定好处。这是因为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由于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讨生活,有一套破解公地悲剧的社会文化机制,所以他们的资源公有意识高于汉族。这正是他们在当前这场以市场经济和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开放中命运坎坷的原因。举例讲,国有的森林和江河就能容许少数民族在里面采集渔猎。那情形跟国营林场工人承包管理,导致土著盲流换位错位的山林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公有制具有不“与民争利”的特点。此外,当时国家还知道不参与拜炎黄始祖和祭孔,不刺激和异化少数民族,不让他们有被祭祖、被祭孔和被过节的感觉。

但意识形态梦幻不能久长。大跃进心态最终导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幸而天道好还,物到极时终必变!1978-1989年3月,中国实行第一个10年的改革开放时,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迎来了第二个10年春天。中国在这10年里推出了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所承诺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扩大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少数民族人口也因为利益导向而有了快速的机械增加。这一趋势显示了当时中国少数民族的自豪感。对于民族学和人类学而言,中国在此期间经林先生、梁先生等人的努力而恢复或创建了几个民族学系和人类学系。今天在座的许多同仁就是那个10年成长起来的学者。

1989年,中国的民族关系随着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又随着苏联东欧得病中国吃药而急转直下。包括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在内的各项事务陷于实际停顿。与此同时,西部开发和“中国移动”,即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汉人大规模双向流动,既深刻地扰动了中国的文化根基,更使少数民族的生态生计资源权益和社会文化权益深刻受损,从而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看见的少数民族身影越来越少,而在机场安检处被阻滞和在宾馆饭店被拒住的少数民族则越来越多。开发、防范、预警和严打高压成为学界和主流社会研究操作少数民族事务的常规话语和常态方式。民族互惠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甚至“民族”这个名称本身都成为主流社会嫉妒和质疑的对象。今日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局面跟美国主流社会选举出的少数民族总统的事实交叉对比,更让人生出“世态炎凉”和“此一时彼一时”的感叹,足令国人汗颜警省。

中国民族关系出现当前今天这种局面,跟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四少两多”有关。“四少”就是知识少、理解少、尊重少、信任少。“两多”就是要求多和操作多。这种对于重大国情“四少两多”的根源何在?根源在于严重西化又严重落后于时代的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今日中国排名最靠前位的名牌大学都既不讲少数民族知识,也不开设民族文化多样性课程。一些号称研究“社会”的学科甚至在招收“推荐免试”的研究生方面搞名牌大学神圣同盟,不肯接收民族院校推荐免试的学生。中国主流国民教育体系这样安置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发展史”日程表儿上,少数民族只有历史而没有未来,因而是现代社会的“死缓”或“安乐死”对象。这种日程本来不是中国制造而是西方泊来品。它曾经是西方殖民扩张的思想工具,后来被“联共(布)整理成僵化教条。目前,这种牌号的社会发展史在经过后现代思想革命的西方已成无处藏身的过街老鼠,但今日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却让它大行其道,不断地繁衍复制和谬种流传。这套体系出来的毕业生不断地补充进中国社会,特别是政府的公务员和官员序列,从而不仅使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难,而且也使主流出现“心与身为仇”的精神分裂。

今日中国主流社会很有“崛起”的冲动。但只要国民教育体系继续制造这种产品,就会使中国的崛起缺少伦理道德维度。只要中国主社会不能摆平少数民族发展与人的“尊严幸福”和社会的“公正和谐这块事体,中国的民族关系就难以搞好。只要国家的民族关系不和谐,那么不管中国的经济体量多大,它也只能是一个面目可憎且命运可悲的残疾巨人。

那么中国主流社会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少数民族的重要性?首先,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极为重要。中国2万多公里陆疆尽是少数民族家园。中国当今发展所需的几种关键资源,特别石油和淡水水源,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生态敏感区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再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国的文化根基的守望者和再生产者,也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根源。少数民族的处境因而是衡量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量表。民族关系状况是中国社会健康程度的标尺。简言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就是中国的命脉所系。

总之,从文化生态学角度看,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犹如太极图上的两仪。由于少数民族地方占有中国的半壁江山;由于少数民族活动占据着中国半部历史(其中很多内容尚待新史观来挖掘);由于少数民族的家园有着中国最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由于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汉族的多样生计方式(其中的科技史含量有待开发);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创新性多于汉人地区,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学习和研究少数民族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在对少数民族无知的基础上对中国事务下结论或做决策,其表现不是轻薄为文就是孟浪行事,其结果不是贻笑大方就是祸国殃民。去年美国算命大师奈斯比特夫妇那本《中国大趋势》,就因为没有计入少数民族的因素而无可挽回地属入此类。

同理,一个不承认少数民族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除了用金钱和权势开办血汗工厂、圈占公共资源、损毁生态环境和倒腾房地产之外,再无创新能力的社会。它不仅无力创新,而且会丧失人类最基本能力,即人口和文化两方面的再生产能力。这种社会的一个病态表现,就是在城市社区遛狗的老人比带孙子的老人更多的时候,还出现在1分钟之内手刃13名小学生的外科主治医师。这样的国家即使能创造经济奇迹,也无法赢得尊严和声望。创造这种经济奇迹的国家最终会远离传统的文明自性而接近二战前夜的德国。

中国学界面对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的处境和民族关系状况,应该如何施为?我们应该像当年的林先生那样坐言起行,投入毕生精力来理解学习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来提升我们自身的认知能力,推动主流社会尊重历史和现实,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人格,做出符合国情需求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具体讲,就是在纪念辛亥革命100之际,推动主流社会向后现代思维方式演进,倡导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思想转型,开创中国民族关系的第三个春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丰富,但既不复杂和也不敏感,只要正心诚意就不必神秘其事。

我们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和阐释林先生研究少数民族的实践和成果。林先生享年90,做了70年学问。70年中又有近60年做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他写出过举世公认的最好民族志:《金翼》、《凉山彝家》,主编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里的学科和民族志部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开创了民族院校系统的第一个民族学系,主编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两部教材:《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通论》。他还带出了当今中国阵形最称严整的学科团队。这支团队的骨干现分布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兰州大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林先生在盛年时期即1950年代,跟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合作梳理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林先生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框架,加上费先生晚年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创新阐释,构成了本学科理解和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成范式。我们概括这个范式的名称是:中国版本的文化生态学。

我们基于林先生生前的研究成果,针对今天中国民族关系的需求,倡导学术范式和社会观念的一场后现代转型。这场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中国的学界和社会经过这样一场转型,将不仅迎来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第三个春天,而且将使中国的文化血脉与文明传统再次相连。这个传统精义的体现包括:《礼记·王制》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史记·货殖列伟》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和《论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最后请允许我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宗旨结束这个发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兴灭继绝元亨利贞。谢谢各位!

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

作者:陈永龄
林先生米寿之年发表“学述”,我躬逢其盛,先睹为快之余,也谈点自己知道的事情作为感想。我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不离林先生左右,所以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也年近八十了,不是写得动大块文章的时候了。现在只能凭记忆所及,平铺直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请建民和他的研究生记下。我愿意用这些情况,折射出林先生教学和研究生涯中的一些闪光之处。 我1937年考人燕京大学,较林先生晚了将近十年。开始时我读的是新闻系,那是埃德加·斯诺任教的地方,后来才转到社会学系。当时林先生还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我虽有幸拜读过林先生的一些著作,却没能接触,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但当时大家都还年轻,有此向往,所差的就只是机缘了。

机缘终于俏然而至。1942年夏,成都燕京大学请林先生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他从昆明到成都赴任,要经过重庆。我因前一年刚考上研究生,上了半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逃往重庆。利用暑假到重庆吴文藻先生家中讨教今后的选题和调查选点问题。在七星岗吴先生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先生。那时的他32岁,英姿勃发,在学术界已有名气,还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头衔,正是年轻学子们的“心中偶像。

不久,林先生到成都赴任。我则衔吴先生之命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学院,目的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新疆少数民族资料,以便将来致力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的中国化、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政治投机,表面招揽人才,暗地严加防范。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受到限制,难以开展。1944年8月,我更被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投进监狱,备受煎熬达数月之久,直到1944年12月才得出狱。

盛世才抓我全无理由,所以我出狱后不愿再待在新疆,于是就罢教离职而去。我罢教后回到成都燕大。从此,我就半时做林先生的助教,半时读研究生。1945年暑假,我与林先生一起去四川嘉戎(藏族)地区做调查。1943年~1945年期间,林先生与李安宅先生合作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并建起一个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凉山彝家》的考察工作即在这个时期完成。1944年夏天,林先生调查康北藏民。1945年夏天,他又调查四土嘉戎,我以助教兼研究生的身份参加调查。这是我首次接触四川藏民调查。在与林先生朝夕相共处的两个半月里,我对林先生的为人和为学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林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敬业精神强烈。当时他们夫妇俩都在教书,第一个孩子宗锦刚出世,而且在生病,饶先生(林先生夫人)希望他暑假能留在成都,但林先生认为暑假时间长)有两个多月,可以从事田野工作,坚持出行。嘉戎地区山很多,成天跋山涉水,但是林先生工作起来非常投入,在山区里也走得很快。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挑东西的工人和我们同行。我们带着米面,一点日用品和一个脸盆。洗脸、洗衣服、煮面条、盛面、甚至夜里当便盆,都用这个盆。

艰苦之外,还有风险。当时嘉戎地区种鸦片很多。为防止川甘的袍哥组织向那里运进武器,向外输出鸦片,所以人员出入嘉戎都要受军队检查。林先生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还有四川省政府书面证明他是做研究的教授,所以路上还算顺利。嘉戎土司自己是袍哥的人,结交的外人也多为袍哥。为了调查方便,林先生每到一地都得先去拜访袍哥。在杂谷脑,我们拜访了那里的“舵把子”王某,他将我们介绍给土司索观流。索土司其人交游很广,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林先生在人事疏通方面也有些办法。记得当地有一位汉族土郎中,我们和他交情很好,临离开时把剩下的药送他很多,他很高兴。

危险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例如在进入山区后,我们要进入没有道路的山林,请了一位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和工人在前面走得很快。下午时,我犯病昏倒,林先生回转头来照顾我。我喝了点儿水之后,感觉稍微好些,就继续前进。到一个悬崖附近,我一脚踩在松软的地方,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暂时停住。林先生想办法把我拽了上来。我们*在大树底下等向导,好久未见。天渐渐黑了,树林中没有路,当天又刚下过雨,衣服都湿了。林先生凭田野工作的经验,要生火防御野兽。可兜里只有半盒火柴,我们把笔记本、手帕等身上之物都拿来点火,还是因为潮湿点不着。只剩下两根火柴时,我们不敢再用,就干等在那里。夜半时分,我困得瞌睡过去。林先生唤我起来,说不能睡,否则会得大病。我被唤醒数次,又怕兽蛇的侵扰,这样勉强度至天亮,向导和工人下山来找我们。上山后,我们睡了一天才缓过劲来。从嘉戎地区返回时,我们雇了两匹马。因为林木稠密,所以人在树林里必须时常低头才能过去。有一回,林先生给树枝卡住,他骑的马因为受惊而向前疯跑。林先生从马上掉下来,可脚还卡在马蹬里。就这样被拖出几十米,几乎昏迷,穿的风雨衣全挂破了。当天不能前进,就在老乡家住下休息。

在调查中,关于怎样提问,怎样得到更多的材料,又能避开访谈对象不愿回答的问题,都很费心思。林先生在这一点上很有技巧。做调查要访问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人。如藏文说不清楚的问题,就得找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的汉民访谈。在调查嘉戎土司与四周交往的关系时,黑水的头人苏永和与索观流是亲家,我们曾与他在索家交谈。索的大儿子是个活佛,由此可以了解嘉戎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林先生写的四土嘉戎的槁子是后来送到商务印书馆,因为战乱,竟然丢失了。

从成都回到北京后,我仍做林先生的助教。毕业后留在系里独立开课。其间我经常征求林先生的意见。林先生是我独立走上民族学教学。科研岗位的领路人。林先生的学术观点是功能学派的。虽然接受了其他学派的影响,但可以看得出,他主要还是功能学派的观点。他教书很用功,博闻强记,口才不像燕京大学的某些教授那样引人人胜,但材料很丰富,传授的知识很扎实。 林先生在政治上也追求进步。大概都是接触现实的学科吧,燕大的社会系和新闻系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学生多,二是参加学生运动多。师生都关心社会,倾向进步。在成都时,燕大学生运动中,社会系学生很积极,林先生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到北京后,饶先生的弟弟饶疏菩是地下党员,是燕大医预科学生,往在林先生家,许多会议都是在林家进行的。林先生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作了很好的表率。对我而言,他确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人。

解放后到“文革”之前,林先生算是一帆风顺。他很快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学说,并能够结合专业,用马列主义进行研究。燕京大学解放后聘请了一些左派进步教授。林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系也请翦伯赞来开“中国社会史”课程。林先生时常与之接触,并在此期间写出《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由耕耘出版社1刃0年出版。

林先生主动用马列主义观点来改进自己的学问,对当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也有许多帮助。1951年他随解放军进西藏之后,燕大民族学、劳动学两系分开。林先生的职务由我代理。沈家驹、施联珠等人也参与了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时,全国从事民族学工作的人大部分都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多半在研究部工作。林先生从西藏回来后,也进了研究部,在此后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林先生都承担重任。

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师,到了“文革”时也不能幸免。“文革”是接着“四清”开始的。运动开始时,林先生还在广西搞四清。奉召返京时,他在南宁还受到表扬。但到北京一下车,就被戴上高帽子,泼了一头墨汁。他在运动中受的冲击较大,精神上负担很重。“文革”确是对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浩劫。很多人死了,例如潘光旦先生。有些人健康受到很大伤害,林先生在很长时间里不吃安眠药就很难睡觉。

运动之前,意识形态已经左倾。学术界很多人反对民族学,认为研究民族问题可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不需要民族学这样的资产阶级学科。由于林先生一直强调民族学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学科被否定,对他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林先生所在的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后来为了避讳,改叫民族志教研室。但林先生对民族学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久,他就写信给杨静仁同志,要求恢复民族学,并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终于在1983年建立了民族学系,并招收民族学专业的本科学生。现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在全国有些声望,林先生有很大功劳。希望全系同仁精诚团结,把这个系越办越好。

林先生为人循规蹈矩,为学踏踏实实,为师诚恳敬业,对周围的人际关系考虑不多,基本上是一副“书呆子”形象。他晚年对原始社会史的钻研比较深,如原始社会分期中的三分法等。这是他在经历多年政治运动后,产生出的兴趣,其中不无自我保护性质。但他对现实问题也很关注。例如,他对当前政治任务的课题,参与也很积极。我提出和参与过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宋蜀华提出民族学与现代化等课题,林先生都积极参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凡是强调应用,结合现实社会发展的,总是令他格外高兴。做过学生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林耀华先生。

随着林先生这部学述的出版,将有更多人认识林先生其人、其学、以及其所处环境对他的影响。作为他最老的学生,我为此感到高兴之余,也要提醒读者:这部书稿只是一部急就章,而不是对林先生全部生活的刻画。作为急就章,书稿只能按他的治学线索理出一些片段。若要展示林先生的全部人生,则需要更多时间和更细的笔墨。这也算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吧。整理国故的口号几十年前就有人喊,但因内外环境始终不能配合,所以实际工作至今有欠扎实。何况,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国故”要随时整理,各种知识经过不断总结,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国民认同。现在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方向和路数都基本明确,也该是拿出些精力做这方面事的时候了。我乐于看到年轻学人在这些方面投入些时间研究,以此认识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精神世界和各个学科的遗产。在这方面,我愿继续追随林先生,给大家铺路搭桥。让我借此机会恭祝林先生健康长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永龄
1998年5月6日

林耀华维基百科
林耀华(1910年3月27日-2000年11月27日)中国福建省古田县人,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代宗师。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1935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4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并于1941年-1942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2年一1952年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2年起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他致力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为中国的人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中国汉族的宗族组织及凉山彝家的社会组织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林耀华先生主要学术经历

1910年3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
1932年获北平燕京大学获学士学位。
1935年获北平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
194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哲学博士学位。
1941年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城召开的“应用人类学第一届会议”。
1956年出席在苏联列宁格勒召开的“全苏民族学会议”。
1979年出席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并应墨西哥国立艺术研究院之邀,出席在塔巴斯科州召开的“我们时代的文化和人道主义的前景会议”。
1981年应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赴日访问,被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聘为高级研究员。
1982年赴美出席“美国民族学会140周年年会”,并在哈佛、耶鲁等大学讲学。
1983年参加中印友好代表团访印;出席在日本东京和京都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9届亚洲历史学家国际联合会议”。
1984年参加在曼谷举行的“泰国研究第一届学术会议”,并在朱拉隆功大学讲学。
1985年出席在东京郊区大矶市召开的“东亚前景规划研究会议”。
1986年参加在英国伦敦及南安普敦召开的“世界考古学大会第11届会议”。
2000年11月2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1歲(社會人類學講義,林:2000)。

林耀华先生主要著作

林耀华先生著述浩繁,许多早期著述堪称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开山之作。林耀华先生1930年-1949年的一些早期经典被收入《从书斋到田野:林耀华先生早期学术作品精选》(2000年)。

The Golden W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47.(1944年,该书由庄孔韶和林宗成译成中文,于1989年出版)
《凉山彝家》(商务印书馆,北京,1947年)英文The Lolo of Liangshan (Liang-shan I-chia)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Inc. New Haven, 1960.
《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北京,1951年)
《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56年)
《原始社会史》(主编)(中华书局,北京, 1984年)
《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1984年)
《民族学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年)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2000年再版)
《民族学通论》(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0年,1997年再版)
《凉山彝家的巨变》(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年)
《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
《少数民族与中国—— 林耀华先生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意义》作者:-张海洋《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作者:陈永龄。林耀华先生主要著作,林耀华先生主要学术经历
人类学家林耀华、庄孔韶、费孝通、宋蜀华、李亦园等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
庄孔韶教授代表大会致欢迎辞
郑杭生先生做首席演讲《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贡献再认识——在林耀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主题学术报告-《林耀华与少数民族研究--为纪念林耀华百年诞辰而作》潘守永、张海洋、石颖川
青岛大学社会学系杜靖教授主题学术报告《林耀华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创与传承》
““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发言嘉宾、到会嘉宾、嘉宾贺电名单
“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参会嘉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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