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巨匠列维-施特劳斯辞世
200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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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巨匠列维-施特劳斯辞世
2009年11月05日来源：科学时报
列维-施特劳斯在亚马逊河。（图片提供:APIC/Getty Images）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一代巨匠，于10月31日在法国巴黎逝世，这一天距离他的101岁生日只有几周的时间。
列维-施特劳斯在人类学中引入了构造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都遵循着思想与行为的某一普遍模式，就像在他们的神话中所表现的那样。人类学家认为，列维-施特劳斯对人类文明的思考摒弃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野蛮”或“原始”的概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西方文明是唯一先进文明的必然观点。
列维-施特劳斯的再概念化人类学的方式——即他所倡导的地质学、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有效研究手段——最终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与文学理论的基础，并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例如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
列维-施特劳斯生于比利时。上世纪30年代，他曾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并在巴西教授社会学。他的理论大部分基于其对巴西国内部落进行的长达3年的研究工作。作为一名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后，列维-施特劳斯逃到了美国，并一度在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在这里，他与另一位人类学著名学者弗兰兹·博厄斯成为了朋友。1959年，列维-施特劳斯被任命为巴黎市法国大学的人类社会学教授，并一直在此任教直至1982年退休。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几年前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列维-施特劳斯提出了一个有关人类未来的灰暗前景。他说：“现在的植物或动物将面临一次可怕的灭绝。并且很显然，人口的密度变得越来越大……他们将要毒害到自身。而未来的世界也将不再是我所喜爱的那个世界。”
列维-施特劳斯所属的享有声望的法兰西学院计划在11月5日举行对他的纪念活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法兰西学院院士Writer Jean d’Ormesson称列维-施特劳斯是“法兰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法兰西学院终身院长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赞扬了列维-施特劳斯“无比坦率的精神”。她在法国电台中表示：“列维-施特劳斯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我们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经历了3次婚姻的列维-施特劳斯留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位于巴黎市的博物馆和文化事务部门的主任。
（群芳 译自www.science.com，11月4日）
以下是去年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报道集结。
列维-斯特劳斯今天100岁
2008-11-28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核心提示：“虽然已近百岁高龄，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但今年春天，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从那之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他还时常坐在轮椅上参加法兰西科学院的会议。”
列维-斯特劳斯在办公室，从这里可以俯瞰法兰西科学院图书馆。 IC资料
《忧郁的热带》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虽然已近百岁高龄，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年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但今年春天，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从那之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行动不便，但他还时常坐在轮椅上参加法兰西科学院的会议。”与列维-斯特劳斯交往近30年的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今天是这位大学者的百岁生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向列维-斯特劳斯祝寿的长文，“他的工作传达了人类学信息，内容包罗万象，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他对一切文明形式感兴趣，使我们认识了神话的繁复交织与文化的千姿百态，同时也认识到了它们的脆弱性。因为有了他，我们才领悟到，人类财富正是以其多样性与始终彼此包容的能力为依托的。”
“我没想到会享有如此高寿，这是一生中最令我惊讶的一件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90岁生日时说。列维-斯特劳斯，悲观、嗜古，幻想从事艺术或文学，到今天———他已经活了整整100岁。他的人生记录了一个世纪的历史，他是无可奈何的作为历史叙述者，反反复复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有些问题人们反反复复问了他半个多世纪，他也把相同的回答重复了半个多世纪。他同时代的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雷蒙·阿隆走了，他的追随者罗兰·巴特、福柯走了，德里达、鲍德里亚也在前几年上了讣文纪念版。列维-斯特劳斯一直觉得自己属于19世纪，而在我们眼中，这位20世纪“思想琥珀”更是属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思想大师的时代。
写作是一种折磨，笔耕不辍只是害怕无所事事。
1980年代，萨特成为了历史，拉康、福柯、阿隆和其他人相继作古，阿尔杜塞进了疯人院。法国知识界成了孤儿，经过一番清点，巨人只剩下一个：列维-斯特劳斯。
几十年来，无数记者问过列维-斯特劳斯，他与萨特、波伏瓦和存在主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不厌其烦的回答说，他们没有或几乎没有打过交道，他偶然见过萨特两三次。至于波伏瓦，波伏瓦曾在《现代》杂志上把列维-斯特劳斯捧上了天，但此后有些迷恋《第二性》的女读者对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不满，因为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断言男人互相交换女人。列维-斯特劳斯俏皮地回应，“如果我说是女人相互交换男人，女权主义者就能满意的话，那么丝毫不会改变理论，只需用负号代替正号就行了，一切如故。”还有一次，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来到巴黎，列维-斯特劳斯做东让知识界的两位杰出女性见个面，他专门为她俩组织了招待会，“她们彼此一言不发，各占据房间一角，身旁围绕着崇拜者。”
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写作是一种折磨，笔耕不辍只是出于害怕无所事事。1991年，83岁的列维-斯特劳斯还完成了《猞猁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精神抖擞重返舞台”一些评论说，几周内这部学术作品居然成为畅销书。
晚年列维-斯特劳斯不愿多说，他认为，面对这个日益庞大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大师的时代已经结束。“与其想象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自我欺骗，不如知道自己失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这岂不是更好吗？”关于自己，他重申自己只是一个手工匠，他推动了自身流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别人会继续下去，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更令人满意的诠释办法。这才是永不终结的。”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发明了一种全职的人类学家的职业，其精神寄托如同创造性艺术家、冒险家或心理分析家的精神寄托。”桑塔格当年这样赞誉列维－施特劳斯。
“我本想当个作曲家、乐队指挥、小说家、画家……我只是个蹩脚的语言学家。”
1908年11月2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犹太画家。20世纪初出生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幼年的记忆中一家人仍然过着19世纪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是属于19世纪的，只有回到19世纪他才感到回家了。巴黎的公寓中四壁皆书，当小列维-斯特劳斯感到无聊时就抓起一本躲在角落中。“从童年起，我就对各种知识怀有强烈的求知欲，一种几乎是见异思迁的好奇心，这使得我的整个童年以至后来都对某些艺术形式和科学门类充满真正的热情。”“我的精力过于分散。”7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本想当个作曲家、乐队指挥、小说家、画家……我只是个蹩脚的语言学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取决于挡住你向别处发展的障碍。”
1924年，列维-斯特劳斯16岁，“我进了哲学班，全然不知哲学是做什么的。”但几个月后危机消除，他接受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无论老师教授的课程让他多么失望，使他感到多么沮丧甚至焦虑，哲学是最能满足他期待的一门学科，马克思、黑格尔、康德，这些神奇人物名字令他“眼前豁然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
1926年春天，列维-斯特劳斯先往先贤祠广场注册了法学，在索邦大学注册了哲学，不过进入大学的他反倒被政治活动支配了。没有进入巴黎高师的列维-斯特劳斯加入了高师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每周四下午4点，这个小组就在圣-日耳曼大街184号开会。大学时代，列维-斯特劳斯拼命读书，从1926年秋到1929年，三年内他完成了两个学士学位。1928年10月，列维-斯特劳斯马上就要庆祝他20岁生日了，他已经发表了最初的几篇文章，道出了那个字眼———结构。“他的声望终有一天将围绕它建立起来。不过他还尚不清楚该迁往何处，却坚定不移的前行。”德尼·贝多莱在《列维-斯特劳斯传》中这样写道。
“我的民族学生涯开始于1934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钟，一个电话便决定了。”
为参加教师资格会考，他进入职业生涯第一站，进入让松·德·萨伊中学实习，那是1929年。和他一起在该校实习的同学还有高师学生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梅洛-庞蒂，巧合的是三人都出生于1908年。波伏瓦后来回忆这段实习经历说，“他（列维-斯特劳斯）冷静得让我害怕，当他表情漠然、语气平淡地作关于激情的疯狂表现的报告时，我觉得很有趣。”对于波伏瓦，列维-斯特劳斯的印象是，“还是个黄毛丫头，脸庞像乡下姑娘那样红润，有那么点红皮苹果的意思。”而梅洛-庞蒂成了他的挚友，直到梅洛-庞蒂于1961年早逝。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兰西学院办公室内至今还挂着这位好友的肖像。
1929年冬天，这位大学生为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全力以赴撰写毕业论文《主要出自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定理》，“在伟大的哲学传统和马克思所体现的政治思想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个想法十分诱人。”他自视能成为社会党的哲学家。
1934年春，列维-斯特劳斯梦想成为民族学家，告别往日的朋友和政治。1928年，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弗雷泽曾在索邦做过一次演讲，他那时连去听听的念头都没有。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讲述了自己接触民族学的经过，“事实上，直到1933年或1934年，我才豁然醒悟，当时我偶然读到一本已经不新的书《原始社会》……我的思想竟然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哲学思辨，如同一股清风吹来，令人头脑为之一新。”一边是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地质学，民族学在二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列维-斯特劳斯找到了一门学科，把以往他所有的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民族学开启他曾经期盼的“更宽广、更全面的”哲学之门。
“我的民族学生涯开始于1934年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钟，一个电话便决定了。”一个电话，列维-斯特劳斯一生的命运由此被打开。电话是塞莱斯坦·布格雷打来的，他正在找一名教授去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座教授。
1935年2月初，他从马赛登上了前往巴西的客货船。对于一个从未出过远门，长期幻想去远方冒险的人来说，这次远行不仅仅是空间转移，是一次革命。巴西代表着一个从事民族学的机会。在第一次远行中，他终于见到了原始人，在部落中通过第一个考验Koro，把一种白色幼虫生吞，“它们像奶油一样硬实和润滑，味道像椰奶。”要当一名民族学家，就必须承受那些与根深蒂固的生理和文化反应迥然不同的生活条件，他观察、计算、倾听、提问……
“我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参赞，只做了最基本的事。”
结束在巴西的教职，列维-斯特劳斯又回到了法国。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热情暂时冷静下来，而大战已经席卷而来。1939年9月列维-斯特劳斯31岁，应征入伍，“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对我意味着什么呢？似乎跟巴西衔接起来了，换一种方式继续我的民族学经历而已。也就是说，我已经习惯置身于荒唐、怪诞、特殊的境地。”“我们无所事事，我在乡间旷日持久的游荡。”1980年，他回忆大战经历，“说到参与政治，我年轻时是和平主义者，后来眼见法国军队溃败，如此上当受骗的感觉使我从此不再相信我的政治判断。”1986年他又说，“我没有政治头脑。”他只要做一个严谨的学者。
一天，他沿着马其诺防线散步时观察到一株孤独的蒲公英，他的直觉是，理解它必须把它置于一组关系中，这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世界可能不再是混乱的了。
在蒙彼利埃他要求退役回到课堂，在维希市他向官员要求回到巴黎课堂，那位官员诧异地说：“有这个姓氏，你还敢去巴黎？”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我想可能是习惯吧，对危险视而不见。”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法国已经容不下他，他非离开不可，1940年秋天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一个救助欧洲学者计划的邀请，前往美国避难。1941年2月，他离开了法国，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任职。
列维-斯特劳斯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想远离政治，但从不拒绝政客们抛来的任命橄榄枝。一个插曲是，战争结束后，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急切回到巴黎，他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国文化参赞，上午处理公务，下午写论文。不过他从来不是真正外交家，“我是个很糟糕的文化参赞，只做了最基本的事。”
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原因只是因为它不是小说。
1945年8月，还在美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他阐述了民族学如何能够把语言学的突破性成果为己所用。列维-斯特劳斯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
1955年10月，构思于战前的《忧郁的热带》正式出版，作品立即获得成功，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最热情的褒扬来自龚古尔学院，龚古尔奖的评委们对未能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为它不是小说。
同年，另一部鸿篇巨著《结构人类学》也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2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无法认出自己了，“《结构人类学》的一些阐释，今天读来让我战栗不已，那么大胆的阐释。”《结构人类学》反映的并非一门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梅洛-庞蒂是列维-斯特劳斯长期的密友。1952年梅洛-庞蒂进入法兰西学院，1954年起便一再坚持要列维-斯特劳斯申请进入学院。直到1959年，列维-斯特劳斯才终于进入法兰西学院。
“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本文参考德尼·贝多莱的《列维-斯特劳斯传》和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
印象：越接近自然文化越真实
高宣扬（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是在1978年就认识了列维-斯特劳斯，那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个研讨会上。1990年代我回到台湾之后，曾邀请他去台湾讲学，但后来由于身体原因行程取消。有一年我专程去法国拜访老先生，送给他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买的高仿《清明上河图》，列维-斯特劳斯高兴得不得了，用放大镜仔细欣赏这件仿制品。我最后一次拜访列维-斯特劳斯是1998年，我回法国休假去了他家，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少出来,不过身体依然很好。
列维-斯特劳斯对中国非常有好感，在他家中收藏了许多中国书法作品、瓷器和铜器。他还曾对法国汉学家说过，他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中国传统亲属结构的影响。他一直强调，东方文化并不像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解。
二战后的法国思想界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为起点的。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创立的结构主义，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及基本方法，而且也广泛地渗透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革命。
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扭转了西方人类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回到原始状态社会中去，那里才是人类学的出发点。他认为越接近自然，文化越真实，文化是从自然中演变过来的。
他强调结构的稳定性，把主体性放在第一位，这对当代哲学有重要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诞生，严重动摇了传统西方思想模式中“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统治地位,彻底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打破以建构逻辑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他还强调人类思想模式和社会关系模式的稳定性，以此证明人类文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一样、平等的。
萨科齐上门拜寿 法国设人类学奖项
2008-12-3 康慨
核心提示：人类学大师和结构主义之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00岁了，法国文化界发动的一系列广泛、多彩而隆重的祝寿活动绵延全年，终在11月28日寿辰前后达到高潮。
法国总统萨科齐至列维-斯特劳斯家中拜寿。IC图百岁老人列维-斯特劳斯在书房
七星版的《列维-斯特劳斯全集》
法兰西学院第一位百岁院士
人类学大师和结构主义之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00岁了，法国文化界发动的一系列广泛、多彩而隆重的祝寿活动绵延全年，终在11月28日寿辰前后达到高潮。
法兰西学院为此专门发表声明，宣布列老是该院384年历史上第一位活到百岁的院士。虽然精神头十足，但由于体衰，寿星本人无法前往巴黎布朗利码头博物馆出席当天的寿典，总统萨科齐遂亲往列老家中拜寿。总统低眉俯首，称颂道：“我来向您致敬，感谢您为法国人民所做的贡献。”法国政府亦适时推出一项奖金高达10万欧元的新奖，以列维-斯特劳斯命名，用以表彰杰出的人类学者。
今年5月，伽利玛出版社经两年筹备，以威名赫赫的七星文库封装，推出了列维-斯特劳斯全集。活人被收入七星文库，属天大的荣誉。生死皆算，在漫长的法兰西文化史上，该文库迄今也只收了198位作家，作为他们身后永存的纪念碑。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前，七星活人除了去年离世的于连·格拉克，似难寻他例。而以人类学家而非诗人或小说家的身份入选，列维-斯特劳斯是绝对的孤例。七星版的列维-斯特劳斯全集以圣经纸印刷，软皮封面，装帧尽显高卢式的淡雅与简洁，虽然售价高达71欧元（约合人民币元618元），仍然在半年时间内卖出了2万套。
卢梭以来法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
列维-斯特劳斯被公认为卢梭以来法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求知热情，广涉哲学、人类学、音乐与艺术领域，建树惊人，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但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蔑称亚非拉部落“原始”的文化沙文主义施以重大打击，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看待其他文明的方式。《泰晤士文学增刊》曾于10月29日刊文，大标题直接写作“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纪”。
他之所以成为法国的国宝，始自1955年出版的随笔集《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该书以他20世纪30年代的巴西行程为沉思的蓝本，意义重大之余，亦有出色文笔——“一部为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此书弄得龚古尔委员会挠头不已，连称若非此书不属小说范畴，必赠之以当年的龚古尔大奖。
他在书中这样描写人类学家“长久不愈的无根性”：由于不再有单一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适得其所，置身家乡，他心理上已经成为残废。”
穿耳族老头还记得70年前这个白人
大学者朱丽娅·克日什特娃和明星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等人在巴黎出席了此间举办的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思想讨论会。法国电视台Arte则在11月27日播出长达12小时的列维-斯特劳斯专题，电视五台也播映了一部巴西人类学者马尔塞洛·弗尔塔莱萨·弗洛莱斯拍摄的纪录片，片中有一段是弗尔塔莱萨多年后造访亚马孙丛林深处的“穿耳”部落，打探是否还有人记得70年前有个白人，大老远地跑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穿耳族老头答道：“当然记得，我们处得挺好。他对我们做的任何东西都有兴趣。”
自1987年商务印书馆李幼蒸翻译的《野性的思维》出版，20余年来，包括《忧郁的热带》、《图腾制度》、《神话学》和《结构人类学》等代表性作品，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在中国多有译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于今年出齐了洋洋14卷的《列维-斯特劳斯文集》，显然亦存贺寿之心。
1908年11月2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生于比利时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巴黎长大，1940年逃离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在美国教书，至战后返国。
1992年出版了《看·听·读》一书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停止了写作，专心于爱乐事业，他酷爱拉摩与瓦格纳，此后便以呆在巴黎泡歌剧院欢度晚年。
今天的法国人珍爱他，他却对眼前的世界颇有微辞。三年前，在接受电视二台的采访时，老头子说自己已时日无多，但这个行将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Ce n＇est pas un monde que j＇aime）。
列维-施特劳斯：捍卫文化的多样性
发布日期：2008-12-12 作者：记者 田建明
列维-施特劳斯被公认为是卢梭以来法国最博学的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无与伦比的求知热情，广涉哲学、人类学、音乐与艺术领域，建树惊人，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但他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蔑称亚非拉部落“原始”的文化沙文主义施以重大打击，从而改变了西方看待其他文明的方式。
人类学大师和结构主义之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00岁了，在11月28日他的百岁寿辰来临之际，法兰西学院发表声明，宣布他是该院384年历史上第一位活到百岁的院士，法国政府亦适时推出一项以列维-施特劳斯命名的奖项，奖金高达10万欧元，用以表彰杰出的人类学者。
克劳德·古斯塔夫·列维-施特劳斯1908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932年毕业于巴黎法学院 （现在属于索尔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和在中学及大学教哲学的证书。1934年，在阅读了罗维英文版的《初民社会》一书后，他开始将兴趣转向人类学研究。
1945年，列维-施特劳斯在雅各布森等创办的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第一次显示出他试图将结构主义方法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意向。1947年，他开始担任法国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1948年和1949年发表的两篇人类学论文——《纳姆比克瓦拉印地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使他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论文中，尤其是最后一篇，已经包含他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引入人类社会的一些主要成果。
自1959年起，列维-施特劳斯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及社会人类学系主任，直到1982年退休。他的研究为世人瞩目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5年他出版了《苦闷的热带》，这是部介于实地考察报告和理论著作之间的自传体人类学作品，使他在西方文化界名声大振。同年，他还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神话的结构研究》。1958年，他的《结构人类学》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成熟，并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列维-施特劳斯被国际人类学界公认为是最有权威和地位的人类学家，人们尊称他为“人类学结构主义之父”，法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赞誉列维-施特劳斯为“一门社会科学第一次赢得了尊敬，实际上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科学”。
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施特劳斯谈到了自己领略到结构主义精髓的那一刻：“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这个结构主义实现的时空并置，也就是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
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真正含义是，人类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从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层次去寻找根源。这个要寻找的层次就是结构。它是一种基本关系，反映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在内涵上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几乎冲突又同时并存的关联。例如，阴和阳、生和熟、内和外等的对立统一。这些深藏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在不同社会中表现出其丰富性，并使我们能够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可见，结构人类学的主张是一种象征体系决定论。它认为通过对人类象征符号的分析和概括，可以认识决定人类行为的东西。换言之，人类行为由文化的深层结构所决定。
多年来，列维－施特劳斯一直将营造一种文化共同体（他称之为“文化同盟”），作为自己纯粹学者身份外的追求。他强调原始文明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相信当人类只有一种文明作参照时，人类的灾难也就开始了。捍卫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共同感，是列维－施特劳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道义所在。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施特劳斯一开始就声明“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从本质上讲，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永远不会是旅游或者探险。它既不愉快也不刺激，反而可能是处在痛楚中。“到处都在发生的前文字民族的最终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人类学成了一种悲哀的讣告。这种“原始”、“野蛮”种族和文化的毁灭，也许不是暴力而是人们认同的文明促使的。在1952年出版的《种族和历史》中，列维－施特劳斯呼吁：“世界受到单调和均一性的威胁，必须保留文化的多样性。”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他又声称“原始社会”对“文明社会”永具启示意义：“那些保存得最好的原始社会告诉我们，这些结构与人性无相悖逆。……这些形式将对应于人的一种永恒可能性，社会人类学负有监督这种可能性的使命，尤其是在人的最黑暗的时代。”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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