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博士班觉
200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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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博士班觉
班觉：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班觉、副研究员，出身于比如县一个普通藏民家庭，一九八二年班觉以西藏文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联系电话：0891—6323917。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藏族（包括西藏境内门巴、珞巴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以及《格萨尔》史诗的抢救和研究工作，是西藏社科院传统学科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the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讲述真实的西藏2009-03-27 中国青年网
新华网拉萨3月27日电（记者胡星）班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藏族留学生，也是第一个藏族归国博士，这名旧西藏农奴的后代用亲身经历，向海内外讲述一个真实的西藏。
如今在西藏研究方面已硕果累累的班觉博士，出生于藏北草原上比如县一个昔日的农奴家庭。1959年民主改革前，班觉的父亲在当地一个寺院里当佣人，干厨房里的杂活。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母亲在地主的土地里干活维持家里的生计。
民主改革之后，班觉的父亲到比如县邮电局工作，母亲在公社生产队里务农。班觉说：“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读过书，他们特别希望4个子女能读书，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
1982年班觉以西藏文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藏语文和西藏历史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藏自治区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1991年前往美国卡斯西方储备大学深造，师从人类学家戈尔斯坦。1993年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班觉说，在国外学习的10年时间里，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一些人对真实的西藏了解太少，他们往往道听途说，片面理解，有时甚至捏造谎言，以“人权”为幌子攻击祖国，攻击西藏。
“在国外，祖国和民族的分量在我心里更加重了。我想我有责任来澄清一些事实，让西方人了解真实的西藏。”班觉说。
2000年以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实行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来控制人口”。西方一些人只要提到“西藏人权”，就要抛出这种论调。
针对这一问题，班觉利用寒暑假回到西藏进行实地调研。他在3个县走访了800多户农村家庭，细致客观地采集了素材，倾听了农民对生育政策的真实看法。2001年，班觉根据研究材料，写出论文《西藏农村的生育与计划生育》，发表在国外一家知名学术刊物上。
班觉说：“这个论文影响很大，2000年以前一些人经常用生育为把柄攻击西藏人权。2001年我的论文发表后，这样的声音开始少了。再有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多会引用我的论文。”
对于国家创办内地西藏班，达赖集团称“这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对下一代进行洗脑”。班觉和香港大学一名教授共同进行了内地西藏班的调研，调查了从西藏班毕业的数百名学生，最后写出了相关的论文。
研究认为，内地西藏班不仅没有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还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西藏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班觉的论文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告诉别人的，都是我所知道的真实的西藏。没有民主改革，我也会是一个农奴；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我也没有机会到美国去读书。”班觉说。
他感慨地说：“我妈妈经常对我说，你的父母以前都是穷人，哪里会想到自己的小孩能成为博士。你上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国家给的钱，这在旧西藏是不可能发生的。”留美归来的藏族博士班觉班觉出生于半农半牧的藏北草原，他10年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后在美国凯斯西方储备大学人类学系取得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班觉放弃许多美国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到西藏，把研究定位在“当代中国西藏”，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留学期间，班觉经常与国内外藏学家共同研究西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与他的导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共同出版了多部人类学专著。班觉：中国第一位留美归国的藏学博士2001年07月28日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七日电题：班觉：中国第一位留美归国的藏学博士
中新社记者邢利宇张雷
“这是我的家。我刚出去就想回来，而且在外面呆的时间越久就越想回来。这里有我的事业。”中国第一位留美归国的藏学博士，现就职于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班觉今日在此间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说。
班觉，出身于一个普通藏民家庭。一九八二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四年后，回到拉萨进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一九九一年远渡重洋，成为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戈尔斯坦的弟子。一九九三年获硕士学位后续读博士，今年五月学业期满回国。
戈尔斯坦说过，“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由于受导师这种重视个案研究与实地调查的学风的影响，又无法斩断对家乡的牵挂，班觉说，留学十年中，他每个寒暑假都要回西藏，去最基层的农村、牧区调研考察。
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就是他与导师在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零年间所作西藏农村生活调查项目的一个学术成果。班觉说，自从中国实施土地承包制后，西藏农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后，藏区农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大的发展。
对此，班觉介绍说，他与导师所作的这次实地调查项目就是旨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公社制度结束后实施经济、社会政策对于地方的影响，即对于以农业为主的西藏自治区各村庄的影响。论文中出现的数据都是基于此次历时三年的调查，都是他们在项目涵盖的十三个村庄，共七百八十个家庭中，通过深入访问，入户观察、访问重点个别对象和群体以及搜索未经出版的村、乡、县志而得来的。
通过使用这种人类学的新研究方法可以得出结论：藏区的农村及农民的生活状况无论看上去还是它们本身，都有很大的发展。班觉说，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人口逐年增长，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这使得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副业。
对此，班觉认为改革开放后，要想让农民尽快富足起来，从事副业是较好的选择。那么西藏的副业应该怎么走？班觉认为，除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以外，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农民真正参与到政策中来，从而真正从中受益。
谈及此次藏学讨论会，班觉说，近年来藏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在不断增长，研究方法也有明显改进。跟以往比较，此次会议有很大飞跃，学术气氛浓，学者们的交流积极性都很高。而且从课题选择上看，藏学研究越来越注重藏区的经济问题，能够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可行性方案，同时新方法、新观念层出不穷，其中许多都令他和导师感到新奇。
但遗憾的是，在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没有注意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因而导致他们的学术成果生命力不强，不能及时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对于西藏自然环境的发展前景，班觉希望，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实施时能够更多地考虑到环境问题，协调好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哪怕有些政策实施的慢一些，也不要因求快而造成损此补彼的后果。班觉最后真切地希望，人们能共同努力使西藏永远保持圣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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