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撰写
200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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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化撰写
徐鲁亚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描述那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文化撰写经历了纪实性的文化表述、阐释意义的“深度描述”到对话/多声道的文化创作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族志发展的历史阶段，探讨人类学理论对于人类学文化撰写的关注和影响。
【关键词】文化撰写 现实主义民族志 阐释意义 后现代主义
Abstract:
An Approach to Writing Culture
Anthropologists do fieldwork and describe the cultures. It is what we call writing culture,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resentation recording actual events, “thick description” with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and cultural invention with dialogue and monophon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culture, which was oriented by the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writing culture realistic ethnography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postmodernism
人类学是一门从田野中获得知识的学问。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之后要写出一个作品，描述那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文化撰写。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要体现在某种形式的文本中，而这个文化撰写的文本形式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民族志是这样一种研究过程：首先，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ork)，他们的方法也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完成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起初，人们认为民族志只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后来，人类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也是一种研究的结果。自从有人类学以来，就有人类学的文化撰写，也就有民族志。
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蔓延，一批批富有“追求”的西方人，走向一片片陌生的土地，要么探险，要么经商，要么传教。他们之中不乏文人墨客，于是，他们撰写了各种游记和随笔，记述他们的所见所闻，记述他们奇异的经历。
19世纪的古典人类学采用商人、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的第二手资料撰写文化。 然而，19世纪之后的现代人类学家认为第二手资料不能体现人类学本身的见解。于是，人类学家开始了人类学探险，神秘的异族文化，吸引着一代代人类学家，去开拓“人类话语的疆域”(格尔兹语)。
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首先在巴芬蘭和英属哥伦比亚领导了一次人类学探险。不久，英国人类学家哈登（Haddon）也在托雷斯海峡展开了一次探险。它们是人类学从学究时代转向田野工作时代的起点。后来，马林诺斯基系统提出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论，他的主要作品都是根据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田野工作写成的。
《文化人类学大百科全书》为“ethnography”所下的定义是：
建立在田野工作中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更一般的说，关于文化的描述。在今日的美国，很多人类学家都同意文化人类学源于三个前提：整体论、比较的视野和民族志描述。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是建立在对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描述上，在人类学家的教育过程中和采集基本信息的过程中，田野工作是不可或缺的。田野工作是观察和参与人们生活方式的过程。人类学家把民族志作为研究结果的报告。关于怎样做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的过程导致什么结果，怎样最好地报告研究的发现，甚至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能够知道什么，也是人们争论的问题。
人类学的文化撰写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早期的纪实作品肇始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有人把早期的纪实作品比作知识传送带式的模式是十分形象的。人类学家到一个田野点上进行调查，把观察到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写实性民族志透过部落社会的细部刻画，如经济交换关系、家族制度、宗教制度、宗教仪式过程来说明社会整体和文化全貌。因为他们“到过那儿”（being there），并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可信的。这种模式的文化撰写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和“文化的科学”是紧密相联的。他的作品被乔治•马尔库斯和迪克•库斯曼称为“现实主义民族志”。马林诺斯基认为，“这些描述清楚地展现了一幅幅社会制度的图画，其宽广和繁复程度往往出人意料；这些描述把生活在宗教和巫术的信仰和实践中的土著人形象带到了我们面前；这些描述史无前例地让我们洞察到土著人的精神世界”（马林诺斯基，2002）。这种描述作为一种文本模式，就是现实主义民族志（也称作传统民族志）的基本写作手法。现实主义民族志(ethnographic realism)是从19世纪小说中借用的一个概念。现实主义民族志是一种写作的形式，主要是表现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的现实。斯登（Stern，1973）在谈到狄根斯小说描写的转变时说到，“这个转变的目的就是要使读者在小说的每一页、每一章节都会感受到确实、丰富和现实。”同样，现实主义民族志是通过分析社会之一部分来体现文化和社会的整体。
马尔库斯和库斯曼在1982年写了一本名为《作为文本的民族志》的小册子，论述了现实主义民族志9个方面的特点：1．民族志的叙述结构是全貌的民族志（total ethnography），逐一考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社会组织，提供关于地理、亲属关系、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详细图表；2．民族志作者不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权威叙述者在叙述客观的事实；3，个人的存在通常被埋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了一个规范的角色模型；4，提供地图、图表和照片作为“真的到过那里”的象征物；5，通过分析时空坐落或发生的事件，从而来表述真实生活的细节；6，教条地提供资料，并忠实地表述当地人的观点；7，写作风格趋于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是对个别事实进行细致的探讨，被研究的个别事项（仪式、婚姻、政治组织等等）很少具有个性，而是具有典型性（典型的仪式，典型的婚姻，典型的乡村委员会等等）；8，使用专业术语；9，对土著的概念加以注释。（George Marcus & Dick Cushman, 1982）
马林诺斯基根据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经历写下了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叙述了新几内亚东部的南马辛区域（Southern Massim）所特有的库拉活动。马林诺斯基的成就并不在于发现了库拉，而在于以开创性的民族志表述了库拉。库拉是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叙述库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讲述整个社区生活。
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言中写道，“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务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田野民族志者进行严肃的,冷静的研究，达到了包括部落文化的每一方面现象的程度，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异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马林诺斯基,2002:15)
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阐释学意义上的文化撰写模式。阐释学本原是阐释宗教的经典和文本(text)，试图以历史和逻辑为依据，来解决宗教和哲学文本中的晦涩难解的涵意。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出，阐释应当从对文本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人类文化以及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阐释的任务在于提供人们社会、文化上的互相理解。(Outhwaite, 1975:26) 狄尔泰是说，阐释应当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从而可以提供对于文化和社会的理解。狄尔泰的见解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化人类学，也成了解释人类学思想家格尔兹理论上的渊源。
格尔兹则发挥了狄尔泰的见解，他认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system)，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文本”，并试图真正从相关意义(context)上去研究、阐释文化。于是，格尔兹开创了“深度描述”的方法，即在特定的场景下探求并解释文化的意义。就像是权威的教授对古籍进行点评并阐释其中的意义，权威的人类学家对一个特定的文化进行研究并阐释其文化的意义。
格尔兹对传统民族志进行了批评：“在这种文本中，罗列大量具体文化细节已成为撰写文本的主要方式。” 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家能吸引我们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描述的事实，也不在于他们论证的理论，而在于他们能使我们相信，他们所言正是他们洞悉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结果，正是他们通过某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的结果。并且对我们讲述那幕后发生的奇迹，这就是写作的落笔之处”（Geertz,1988）。
格尔兹所说的写作，就是“深度描述”，就是对社会活动进行具有丰富意义的、全貌的描述。在“深度描述”的过程中，文化撰写的技巧从堆砌事实转换为象征意义的细腻的解释和交流。利奇描述了这种转变，他说：“民族志不再是风俗习惯的罗列，它已经变为深描的艺术；就像小说家的作品一样，精心编织着一个个情节。”（Leech, 1976：1）。格尔兹对巴厘人斗鸡习俗的研究成为解释人类学“深度描述”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这样，人类学的志趣就从理性、科学、实证、结构，转向人文、体验、理解、阐释、解构。把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当作某种“文本”，并不能降低其有用性和真实性，相反倒可以对文本进行更为丰富、更有意义的解释，以到达对其主题更为深刻、更为宽广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对以往的文化撰写模式进行了反思。1986年，由詹姆斯•克里弗德和乔治•马尔库斯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1986)，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主要思想。本论文集指出，在传统民族志中，作者的主观性与文本表述的客观现实是分离的，作者真实的田野经历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陈述的，人类学家在田野经历中发生的感受、困惑、变故和欢快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中都被删除了。然而隐喻、比喻、叙述这样的文学过程会影响文化的表述方式，作家独特的写作风格，生动而令人信服的描述，说明民族志具有文学的特性，一部作品应唤起读者的共鸣，或说具有艺术的结构。他们提出民族志写作新的形式，使人类学家在田野中获得的最重要、最生动、最具情感和情趣的东西得以在民族志中体现(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1986)。
他们认为，民族志从来就是文化的创作（cultural invention），而不是文化的表述(cultural representation)；所有的真实都是被建构的；最简单的文化表述都是有意识的创作。最好的民族志文本（严肃的、真实的虚构）是一系列经过选择的真实组成。而民族志的真实从来就是不完全的、部分的。人类学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非传统上所认为的科学。
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提倡对话和多声道文本。然而，在对话的模式中，所表达的内容仍然取决于人类学家，仍然存在选择的权力问题。斯蒂芬•泰勒认为，民族志就是合作撰写的故事（cooperative story making），其理想的形式莫过于多声道文本(polyphony text)。多声道是体现整体间各个部分相对关系的手段，它最符合社会的形式和田野工作的现实，有助于消解主客位之间存在的权力问题。这种文本没有作者署名，就像神话或者民间故事。(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1986)。在这种文本中，人类学家、合作研究者、田野居民等一系列相关的参与者都被视为作者，“他们的言语直接进入形成文本”。 (James Clifford, 1988)
马尔库斯和他的同仁们创造性地和批评性地扩展了解释人类学的视野。总之，我们应把人类学的文化撰写看作是变化着的并且富有创造性的。“我们不说民族志就是文学，而是说民族志就是写作。” （Clifford, J. and G. E. Marcus 1986 ，ed）在英文的词汇中，“write”一词带有创作之涵义。既然是写作，就是作者带有主观意识的创作。至于如何创作，《写文化》没有提供什么范式，因为创作是不需要什么范式的。这一点，也许正是后现代理论的精神所在。
人类学的文化撰写经历了纪实性的文化表述、阐释意义的“深度描述”到对话/多声道的文化创作的发展过程。民族志就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模式总是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传送带”式的模式，即现实主义民族志是与功能主义紧密相联的；阐释的模式是解释人类学理论所倡导的；对话和多声道的模式是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理论的产物。认识论问题提供了这样的反省：起初我们是学习田野著作的内容，而现在要了解作者是怎样获得知识的。随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随着一代代人类学家求索文化之旅的艰辛历程，人类学的文化撰写不断增添了新的含义，从而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
参考文献：
1.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2. 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桂、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
3. Marcus, George E and Dick Cushman,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s, 1982. pp 31-37
4. Outhwaite W. 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5,p.26-27
5.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Clifford, J. and G. E. Marcus 1986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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