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话语分析解读“板板茶”的组织方式
2008-06-23
|
以话语分析解读“板板茶”的组织方式①
刘谦
[摘要]“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强调从对话出发，细腻分析谈话者就某一问题的主观理解和构建。它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心理学领域得以应用。后来，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本文试以在对中国西南某市低交易价格性产业——“板板茶”进行调查时收集的一段对话为例，对“板板茶”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分析。通过福柯话语分析的方法，直接从“板板茶”老板的谈话出发，剖析了“板板茶”老板对其组织方式的理解和构建，由此显示了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对语言的敏感性。与此同时，也揭示了话语分析的困境：一是单纯从语言出发，缺乏观察数据的介入以及多个访谈对象数据的交相呼应，不足以更全面地揭示研究问题下的权力格局；二是，纯粹从语言出发，将会给跨语言情景下的对话分析和学术交流造成困难。这些困境，也反映出作为定性研究方法之一，所显示的研究者对素材和研究过程的构建。
[关键词]话语分析；福柯主义；“板板茶”；组织方式；跨语言情景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7）11—0017—05
基金项目：本研究接受全球基金第四轮中国艾滋病项目资助（项目编号R093）。
作者简介：刘谦，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人社会研究。北京100872
一、“话语分析”方法回顾以及“板板茶”研究问题的引入
很多方法可以对定性数据进行分析和解读，话语分析是其中的一种方法。20世纪70年代,心理语言学引进了话语分析的方法。随着定性研究方法的发展，话语分析作为定性研究方法的一种，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方法的特点在于对“语言的敏感性”[1]和它面对调查对象“语言的开放性”[2]（P216）。在话语分析的概念之下，研究者对其有着多种理解。Willig将这些理解归结为两个主要分支：一个是心理学话语分析（discursive psychology），主要代表人物有Wetherell M和 Potter J.；另一个是福柯主义话语分析（Foucauldian DA），主要代表人物为Parker,I.。二者共通之处,在于同样关注语言本身在构建社会现实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在分析中，语言不是被动的认知产物，而是活跃在话语场景中积极主动地表达和解释着人们的思想的工具。而这两个分支不尽相同之处在于，心理话语分析更强调讲话者是一个主动的语言媒介，主要研究讲话者如何利用语言和对话资源来达到自己在社会交往中的目的。在分析过程中，它十分倚重语言学方法，比如修辞、术语、象征、比喻等分析[3]；而在福柯话语分析中，研究问题主要关注人们如何被嵌入到他们的主观和经验的对话场景之中。正向福柯所述：“不是重构推理的换届（像人们在科学史或者哲学史上所做的那样），也不是描绘种种差异（像语言学家所做的那样），取而代之的，它应当是描述整个离散的系统”[4]。在福柯话语分析中，话语中的力量构建了社会，包括人们的主观意识。
在学界，对这两个分支是否应当有更明晰的区分有着争论[3]。对此，本文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但是有必要说明，本文中的案例分析是以福柯主义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的。文中案例源自对四川LZ市低交易价格性服务场所——“板板茶”的调查。“板板”在方言中是门板的意思，暗指在类似门板的简陋条件下进行的性交易，它同时以茶馆面貌出现，因此，当地人将有低交易价格性服务的茶馆特称为“板板茶”。这里的小姐主要来自农村，客人主要是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和当地中低收入市民。他们经常到茶馆喝茶，有时会在那里进行性交易。2006年6月起，我们在那里以民族学观察和访谈等方法进行调查。本案例分析中，采取福柯主义话语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采用的数据主要节选自人类学观察中“板板茶”L老板的陈述，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独角戏”，不便于像心理话语分析那样，分析被调查者如何通过语言，实现互动的过程；第二，福柯主义话语分析方法擅长通过话语分析来观察讲话者如何通过语言去构建一个特定的主题。在回答“板板茶”的研究问题之一——“板板茶”的组织形式过程中，恰恰可以利用这一方法，通过对老板陈述时的语言表述的分析，来观察其作为老板对“板板茶”组织的理解和主观构建。
二、以话语分析方法分析“板板茶”组织
在使用话语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的领军人物Antaki et al曾经严肃地指出“分析意味着切实从被调查者语言文本出发”[5]，应当避免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在分析之间就将原始语言进行概括，或者只截取其中的片段。至于进行话语分析的具体步骤，有关学者确有很多建议，比如Parker推荐了20个步骤[3]，Michler在他的医学话语分析实践中，总结了话语分析的三个步骤：记录、归类和解读。[6]福柯则提出三个分析的阶段，即描述、分析和解释。Willig在《心理学中引入定性研究方法：理论与方法中的探究》（2001年）一书中，对话语分析提出了较为清晰实用的六步分析法，这也是本文分析时主要依循的步骤。这六步分析法，一方面确保被调查者的语言成为话语分析的唯一素材，另一方面，引导着分析指向被调查者的主观世界与特定研究问题之间的生动互动。
以下对话记录来自一段民族学观察中获取的“自然”的对话，也就是说，不是正式访谈中的问题与回答，按照Silverman的说法，是“没有调查者干预”[7]的对话。那是调查者采用民族学观察方法时，和“板板茶”老板在河边散步时闲聊的记录。整个对话持续了7分钟，这里主要摘录了老板的回答作分析。其中，R代表研究者，B代表老板。
1． R:忙了一天，很累了吧。
2． B：是呀。做生意嘛，唉……养家噻。
3．B：你咋个能不管哩？
4．B：当个老板，就得有老板的样儿。
5．B：看Z（另一个按摩店的老板），她自己收套子。②
6．B：老板为啥要那个样子？
7．B：做老板，就得有个老板的格式！
8．B：你做得越多，你就做嘛，你做得完啊？
9．B：我们茶馆里的妹妹，不可能！我才不会给她们收套子呢！我让她们放哪儿，她们就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地放哪儿。
10．B：我让她们做啥子，没得商量的，她们必须做。
11．B：我那儿的妹妹，我对她们也好，有时候像自家妹妹。她们有哪儿不舒服哇，她们都愿意跟我讲。但是就像个家，家有家规。
12．B：我得给每个妹妹定价。
13．B：年轻点，漂亮点的30-40一次。
14．B：要是客人想压价，不得行！
15．B：要是年轻点的那个便宜就做了，那老点儿的还有生意哇？
16．B：一个茶园里，就你一个妹妹，再年轻再漂亮，生意做得完呀？大家咋个挣钱嘛？
第一步：话语构成分析
按照 Willig 建议，第一步分析话语构成，主要任务是从对话中识别出和研究问题相关的话语要素，而且，这种识别不仅仅要突出研究问题，而且要拾捡于研究主题相关一切表述。[3]在这一例子中，尽管我们的研究问题是“板板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但以上谈话记录中并没有出现“组织”这一鲜明体现主题的表述。而在话语中，却有“生意”（第2、17行）“家”（第12行）“规矩”（第13行）“价格”（第13、14行）“赚钱”（第17行）等与组织形态、组织目的、组织设置相关的词汇。同时，有一些组织行为也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比如“管”（第3行）“定价”（第12行）“我让她们做啥子”（第10行）“愿意跟我讲”（第11行）“压价”（第14行）。而组织中的人物和物质属性也直接地可以在话语中找到痕迹，比如“老板”（第4、7行）“妹妹”（第9、11行）“客人”（第14行）“茶园”（第17行）“套子”（第5、9行）。通过对话语构成的分解，我们首先获得了老板勾勒的“板板茶”组织的要素。
第二步：话语模式分析
话语模式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第二步，主要目的在于将以上扫描出的有关研究问题的要素归纳出几个话语模式，也就是说，展示人们在宽泛的话语环境下，如何对同一事件从不同角度给以构建。在以上案例中，“板板茶”老板至少将“板板茶”构建出两种话语模式：一个是商业组织，一个是家庭组织。在商业组织的话语场景下，贯穿的是经济核算，处处衡量着投入和产出，要考虑到“赚钱”（第16行）、效率和“做得完”（第8行）等问题。而在家庭组织的版本中，“板板茶”组织被老板构建成以情感为导向的人物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家庭特有的长幼秩序体系，“我对她们也好,有时候像自家妹妹。”（第11行）因此，在老板眼中，“板板茶”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追求经济利益，一种是人情之间的互动。
第三步：行动导向分析
在话语分析的第三步里，行动导向分析指向不同的话语模式所引发的话语者的行动以及对该话语模式功能的剖析[3]。在以上案例中，商业组织话语模式下，引发了一系列商业行为和协议行为。它要求话语者将人视为商品，正像做生意一样，老板给自己的商品标价，并在交易市场上进行讨价还价，比如给人的性行为“定价”（第12行），“要是客人想压价，不得行！”（第14行）相反，在家庭话语的版本中，要求老板将人视为人，并且维系像家庭成员一样和谐亲密的关系，“我那儿的妹妹，我对她们也好，有时候像自家妹妹。她们有哪儿不舒服哇，她们都愿意跟我讲。”(第11行)
第四步：位置分析
第四步，位置分析是讨论话语者在不同的话语模式下，处在怎样的位置，也就是说，这样的话语构建了话语者怎样的主观方位。以上商业版本话语中，显示了老板、小姐、客人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他们必须在某点上达到共识，比如“年轻点，漂亮点的30-40一次。”（第13行）他们有时会讨价还价，“客人想压价”（第14行），而在协商和取得平衡的过程中，老板是这一过程的核心主持者，是她通过定价等方式，将这一协商过程暴露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比如，“给每个妹妹定价”（第12行）并调节和决断争端，“要是客人想压价，不得行！”（第14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映射到老板主观位置的概念也是主动和掌控的地位，所以她才发出“你咋个能不管哩？”（第3行）的反问。而家庭版本的话语中，老板相对于小姐，也处于由上至下的家长地位。老板是“长”，小姐是“幼”，老板要有“老板的格式”（第7行），以示与小姐的区别，并体现出施令与执行的格局，比如“我让她们做啥子，没得商量的，她们必须做。”（第10行）
第五步：实践能力分析
实践能力分析聚焦在特定的话语模式是怎样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由此引发的行为和实践的，而行为和实践本身又是怎样强化特定的话语模式的。与此同时，按照Silverman的意见，还应当探讨同一事件不同话语版本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和促进的。[7]在商业组织版本话语中，老板定价的行为，促进了她在协商过程中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又维系她的定价；在家庭组织版本话语中，将小姐视为“自家妹妹”，塑造了老板的家长地位，而这种家长地位又有力地支持了她像家长一样规范小姐的行为。在两个组织版本的话语关系上，经济话语上的强势支持了老板的家长作风，而家长的权威强化了老板在协调经济关系时主导地位。因此，老板在通过商业话语和家庭话语构建“板板茶”组织时，受益于两种话语的共生与促进。
第六步：主观感受分析
考察了话语模式与实践联系及其若干话语模式之间的互动之后，话语分析的最后一步是对话语者面对以上话语模式主观感受的分析。在以上案例中，一方面，从对话中不断出现的第一人称、主动语态和主导性的语气，比如从“我让她们放哪儿，她们就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地放哪儿。”（第9行）我得给每个妹妹定价”（第12行），以及“我才不会给她们收套子呢！”（第9行）“不得行”（第15行），可以看到话语者对整个事件的占有和归属。另一方面，她对“很累”（第1行）的肯定和“唉”（第1行）的叹息声，也传达了这一系列话语模式对她产生的压力。也就是说，老板面对“板板茶”组织在一系列的话语模式下，既是主动的推进者，也是被动的承受者。
以上通过借用Willig的福柯主义话语分析六步法，我们以一段和“板板茶”老板“自然”发生的对话为素材，对“板板茶”老板如何构建“板板茶”这一组织进行了剖析。在老板那里，在所经营的茶园，既有商业组织的经济利益的追逐，又有家庭组织的人际互动。在两种话语模式下，老板都设置在主导和主动地位，同时，在经济话语上的协调与周旋主张了她的家长作风，而家长的权威也相应赋予她经济协商中的便利。穿梭在两个版本的对话中，“板板茶”一方面在主动经营，另一方面也感受着话语模式的压力。
三、讨论
以上案例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被调查对象的语言，对特定研究问题的捕捉能力。面对一段不长的对话，环环相扣，完全从原始谈话素材出发，通过话语分析方法，可以从被调查者对事件要素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话语者与对话模式的关系，以及多个对话模式之间的关系等角度进行层层深入的解析，生动地展现了被调查对象对特定事件或主题的构建角度，从而体现了话语分析方法的优势与特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一方法在分析问题和进行学术交流时的局限性。
（一）仅仅从语言出发进行分析的局限性
与心理话语分析相比，福柯主义话语分析宣布了更加雄心勃勃的使命，那就是解释符号系统（包括语言）与人类主观世界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3][8]。但是，在应用福柯主义话语分析方法的过程中，为了坚持话语分析方法的特色，就要强调分析必须从对话和语言出发。问题就在于，主观世界衡度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活动，不仅仅存在于对话和语言中。行动和与其相关联的物质世界、经济活动、政治格局等一起影响着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塑造着人们的对话。单从语言入手进行分析，就显得乏力和不足。
就“板板茶”的组织问题看，我们可以从话语分析中得到老板在这一组织中处于领导者地位的认识，但是，单纯的对话或者言语，并不能更深入地揭示老板主导地位的原因。这一问题需要从组织的属性，即老板如何利用物质条件实现组织目的，从而获得领导者地位的角度进行多维度分析。正如As Silverman所强调的“观察人们怎样做事情和看待事情，和听人们怎样说，一样重要。”[9]通过对老板和茶园的观察发现，老板把茶园二层的几个单元房租下来用于性交易场所，而她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在茶园一层门口招呼客人，观察小区动向，以免遭公安人员“扫黄”。按照施恩（Schein）理论“一个组织被能够引领该组织实现组织任务，帮助组织内部成员实现良好关系的人所领导。”[10]老板的这些活动恰恰为小姐挣钱和客人安全地释放性欲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引领“板板茶”实现其作为组织的目的。因此，老板在这一组织中占据了领导者地位。所有这些信息都是被调查者不曾用语言表达过的，这需要将观察者与老板的对话整合到一起进行分析，才能对“板板茶”组织进行更为全面的描述。
回到福柯话语分析方法上，如果从话语分析方法出发，坚持一切从被调查者的话语出发，那么分析不足以对研究问题进行全面的揭示；如果从福柯话语分析特色出发，强调将政治、经济、历史等维度纳入话语分析，那么话语分析作为独特研究方法的切入点又从何体现？这样的疑问体现了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困境，正如 Flick 在其《定性研究方法介绍》一书中，指出话语分析方法的缺陷在于“对‘话语’本身没有确切的概念”。[2]（P217）
（二）跨语言的交流时，话语分析遇到的难题
抛开话语分析方法在定义“话语”问题上的困境，在进行跨语言的学术交流时，话语分析方法也遇到了特定的难题。因为无论怎样，语言的形态是话语分析的重要素材 [5]。 Nunan主张 “对话语的分析，囊括了对应用着的语言进行分析”[11]。尽管“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Saussure）宣称“讲话是多元的，语言是同一的”[12]，是外在于个体的主观的社会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现代语言学家、文化研究者，比如Stuart Hall和 Chiu等更加关注人们面对不同语言的交流互动时，语言之间的差异、场景的局限和转换中的困难等[13]。
就话语分析而言，与使用其他语言的研究者进行交流时，研究者需要面对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原始对话准确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并分析和表达的问题。比如，在翻译中， Kurhila, Thornborrow and Warening指出，需要面对两种语言词汇之间的差异[14]。在“板板茶”案例中，与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者进行交流的时候，就遇到了如何将老板原话中的“格式”翻译成相应的英文词语问题。“格式”（第7行）实际上是四川方言，在这里指的是一种被平民百姓认可领导者的架势或一系列行为举止，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度”，包含着市井社会对“老大”行为风范的描述。而我们在翻译时，很难找到匹配的英文词汇进行转换，只能翻译成“a style of a boss”。英文中可能存在与之相匹配的词，但研究者不知道。实际上，这样的翻译过程，体现了研究者对语言场景的理解、对另一种语言的掌握程度。像Mishler所说的，掺入了研究者自身的“篡改”[6]（P27）。也就说，在翻译原始对话记录的阶段，已融入了研究者的角度和构建。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各种定性研究方法所共享的出发点，即怀疑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强调“所有的知识都被知识拥有者的行动打上烙印……知识承载了认识系统的特点，即主观和行为的认知、行动和操作。”[15]话语分析方法中，按照Willig的说法，研究者不是“发现者”而是“作者”[3]。但是同时，Potter也强调，知识的相对性并不是使研究不严谨的借口。“一个好的原始记录，是能够把各种现实生活中的构建融入对话的活动”[16]。因此，在跨语言的话语分析方法中遇到的难题，一方面显示了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方法时的构建者角色，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面对语言的多样性，在交流话语分析时，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最大程度地克服语言差异以实现交流的问题，它涉及到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持续和推广。
本文应用福柯主义话语分析方法，试着对“板板茶”组织这一研究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看出，话语分析方法能够紧紧围绕被调查对象的叙述，较为敏感和直接地反映其对研究问题的主观方位、置身于其中的话语模式以及模式之间的互动。同时，单纯从语言出发显示出对话语分析的局限性，以及话语分析在跨语言交流时遇到的直接障碍，显示了话语分析在对“话语”定义中的模糊，以及作为定性研究方法之一，如何面对和把握研究者对素材和研究过程的构建问题。
注释：
①感谢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研究的现场支持。
②在调查的那段时间里，恰巧有另一项研究在LZ开展，通过选定茶馆和按摩店老板，统计一段时间内被抛弃在垃圾桶里的安全套数量来了解安全套使用情况。B说Z“自己收套子”，指的是Z亲自将其场所各个房间垃圾桶里的套子收拣到一起。
参考文献：
[1]Parker, I. and BoltonDiscourse network (1999), Critical Text work :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Discourse and Analysis, 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P2.
[2]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3]Willig, C.(2001), Introduc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dventure in Theory and Metho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4]Foucault, M. (1969), translated by A. M. Shedridan Smith(1989),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Hall S.(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 London, Sage：P41.
[5]Anakin, C. , Billig M. Edwards D and Potter J.(2003), DA Means Doing Analysis: A Critique of Six Analytic Shortcomings, Vol.1. No.1：P23Availed at : www.shu.ac.uk/dao/articles/v1/n1/a1/antaki2002002-01.html [Accessed 31/07/06]
[6]Mishler E. G.(1984), the Discourse of Medicine,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7]Silverman, D.(2006),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3rd edition, London, Sage
[8] Hall， S.(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 London, Sage. p23.
[9]Silverman, D.(2000),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Methods for Analyzing Talk, Tex and Interaction, in Denzin N. K. Lincoln Y.S.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London, Sage：P833
[10] Schein, E. H. (2004),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Leadership (3rd edi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P16
[11] Nunan， D. (1993), Introducing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Penguin Group:P7.
[12]Saussure, F. D.(1974), edited by Bally, C. and Sechehaye,A.,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Baskin, W.,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Glasgow：Collins:P15
[13] Hall, S.(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 London：Sage;Chiu, C.Yand Hong, Y(2006),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14]Kurhila S. (2006), Second Language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V;Thornborrow, J. and Wareing, S.(1998), Pattern in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5] Breuer F. & Roth M.(2003), Subjectivity and Reflexiv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pistemic Windows and Methodical Consequence.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On-line Journal], accessed on 20/07/06
[16]Potter, J.(1998),Fragments in the Realization of Relativism, Parker I. (E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Discourse and Realism, London: Sage.
本文出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
『人类学论文,人类学学者,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国内外学人介绍』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