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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

2018-05-28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
李文钢
《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摘要:在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实践中存在着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和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本文把基于两种学科传统形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归纳为“在历史中寻找文化”和“在文化中寻找历史”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因为大量成文史料的存在,“在历史中寻找文化”的研究路径较为容易,因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华南学派”。同样是因为大量成文史料的存在,“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研究路径面临着诸多实践上的困难。文章认为,一项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应该是历史和文化两个概念互相嵌入,而不是文化点缀历史或是将历史塞进文化之中。
关键词:历史;文化;互相嵌入;历史性

学术界对何为历史人类学及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史已经存在着诸多的讨论,这些讨论要么是基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要么是基于人类学的学科本位。虽然学术界已经有“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这样的提法来缓解历史人类学是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人类学的争论,但鲜有结合两个学科中“历史”和“文化”两个核心概念的互相嵌入的历史过程来讨论历史人类学。不管是坚持历史人类学的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学者,还是坚持历史人类学的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学者,他们在具体的学术实践活动中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和文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历史和文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态度决定了历史人类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本文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1],要说明的是在处理历史和文化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时,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是“在历史中寻找文化”,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则是“在文化中寻找历史”。并且,本文将进一步说明,由于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在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属性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很难基于人类学学科本位形成,更多的是基于借鉴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学学科本位形成,这样的研究仍然是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一项可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作品,应该是历史和文化两个关键概念的相互嵌入,而不是用文化来点缀历史成为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也不是将历史生硬地塞进文化之中成为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

一、在历史中寻找文化

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而人类学则是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较为晚近才出现的一门新的学科。在18-19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人类学,由于人类学对人类社会观察的自下而上的平民视角和很快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学科研究方法,对其他学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巨大价值在于人类学的出版物能够经常提醒历史学家不仅去关注时间上的他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应该关注到时间上的他者所具有的文化状况,然后理解过去的“异他性(otherness)”。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认为:“关于异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实现陌生化和再熟悉化的相反相成的过程。”[2]304历史学家对异文化的陌生化和再熟悉化的认识过程使得历史学家将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视为存在着问题,然后去寻求一些新的解释。
国内的张小军和王铭铭等人类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是被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抢注了。对于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对研究各个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人类特点具有特别的意义。“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认为,人类学为史学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冲出传统史学提供了新的武器。他们希冀在那些一直被作为政治史、事件史的点缀的风俗、习惯中找到历史发展的更深刻动因。”[3]297年鉴学派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从主位的角度理解当地人的看法,并据此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念。

在年鉴学派提出新史学理论之后,年鉴学派除了关心史料的多元化,挖掘那些曾经被忽视的边缘史料之外,更为关心的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勒高夫就指出,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的表达这一愿望。[4]5当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在打破过去政治史、事件史的藩篱,而更加关注研究一个社会的或地区的习俗史和生活方式史等历史中的“细枝末节”时,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所探讨的对象仍然是历史上的文化习俗之生成过程,所搜寻的材料还是那些被忽视了的成文史料,他们写作的历史民族志毫无疑问也是建立在成文史料的基础上。例如,早在1924年第一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出版了《神灵的国王》一书,这本书从数个世纪以前的宗教礼仪、风俗时尚、以及医疗水平等容易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入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揭示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3]297

在马克•布洛克之后,勒高夫更加推崇历史上的习俗研究,也就是年鉴学派所认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像人类学家注重某个地方的文化研究一样,特别是文化的地域差异或者文化的独特性一样,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家也把视角首先指向历史上人们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生活状况、社会心理、观念形成、风俗习惯等等,它有助于今天的人们更加具体和形象地了解生活在过去的先辈,因此它可以把历史表现得有血有肉,从而加深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应该说,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于重新发掘被忽视的史料和再现被宏大历史观念湮没已久的普通人日常生活,深化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解无疑具有很大的作用。

事实上,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所具有的亲和性,不仅是历史学受到了人类学首先详尽地描述和呈现异文化,再在理论上解释异文化的研究路径的影响,也来自于历史学内部对何为历史研究之观念的反思。历史学家何兆武指出,历史学之历史研究,不仅是重现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更在于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2]57当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主流的政治史和事件史,而是将触角伸向过去处于历史学学科边缘的风俗习惯、区域文化等文化样貌形成历程的呈现和解释时,以研究边缘人群的文化状况作为学科使命的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被历史学家引入历史研究之中,用于解释过去被忽视的边缘史料便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比传统的历史学家更加重视时间、空间和社会的差异性等一些充满了人类学意味的概念,但由于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专注于本国历史的研究,他们不需要像人类学家一样去研究那些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也不会像人类学家一样遭遇到如何阐述无文字社会历史的苦恼,自然就不会对何为“历史”的历史观做出反思。因此,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只是扩宽了历史学之历史研究的研究领域,对何为“历史”的理解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书写历史才是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之上。总的来看,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引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读已有史料,并在人类学的影响下进一步挖掘那些过去被忽视了的成文史料来展示法国历史上整体的文化样貌。

年鉴学派“在历史中寻找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对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多年以来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批具有史学训练背景的学者的系列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过程中而被学术界所熟知,已经形成了被称之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华南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与年鉴学派“在历史中寻找文化”的研究路径对史料的强调和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取向一样,“华南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刘志伟和郑振满两位历史学者就曾公开表态,刻意与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做出区分和保持适当的学科距离,始终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历史学学科本位 。

在2003年时,刘志伟在一篇论文中认为:“无论历史学如何与人类学对话,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历史学本位的,无论是问题的意识,资料的选择与解读,分析的方法,基本上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史的取向。我并不懂、也没有能力从事人类学的研究。”[5]也是在2003年,郑振满指出:“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已经有几篇文章在介绍历史人类学。如,人类学家庄孔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历史人类学的原则》,王铭铭也曾在《逝去的繁荣》等书中讲述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谈历史人类学,他们的学术追求与历史学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的研究取向不一定适合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应该认清并坚守我们的学科本位。”[6]322-323

“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既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引入了历史研究之中,也和年鉴学派的研究路径有着一些不同之处。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由于研究的是更为遥远的过去,不太可能像人类学家一样真正走入田野去收集口述资料来补足成文史料的不足,所以注重的是对过去被忽视的已经成文的边缘史料的挖掘,展现法国历史上整体的文化样貌。“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象和年鉴学派的研究对象相比,是更为晚近的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中的文化现象,除了像年鉴学派一样重视和挖掘过去被忽视的边缘史料“在历史中寻找文化”之外,还非常重视走入田野中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史资料。[7]历史学者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人们生活的细节有所把握,而这些细节恰恰是造成过去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不够精致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在历史学家所开展的一些课题研究中,为了化解文献资料的不足,也自觉不自觉地走入田野中去发现史料,通过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族谱、碑刻、契约、善书和对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完成史料的收集工作。[8]在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尽管历史学家像人类学家一样走入田野去收集资料,但历史学家收集田野资料的根本目的是到当地去发现“史料”,并不会像人类学家一样关心当地此时的文化样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虽然“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比年鉴学派更加倚重从人类学引入的田野工作,但“华南学派”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读文献,和年鉴学派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重视史料的多元化所蕴含的意义是一样的。

不管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关心地域文化在国家体系中的形成过程[9],还是更具抱负地想“走出华南”去研究更为广阔的中国区域[10],“华南学派”和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样,都是试图“在历史中寻找文化”。由于“华南学派”和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同样倚重对成文史料的挖掘和解读,也和年鉴学派一样没有对何为“历史”的历史观进行反思,只是从人类学家那里借用了一些具有人类学意味的概念来解读历史文献和拓宽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在他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没有提出具有人类学理论脉络的概念来理解历史,这样的研究应该被归入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二、在文化中寻找历史

人类学家在为人类学研究从未曾忽视对历史的研究做辩解时,认为诸如考古人类学研究中对历史的重视,以及在人类学的理论流派中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和以博厄斯为首的历史学派都非常重视对研究对象历史的探讨。[11]20世纪60年代以后,马歇尔•萨林斯等人提出的新进化论也反映出了人类学家对历史的持久关注。特别是在反驳结构-功能主义并非根深蒂固具有反历史性时,人们常常引用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继任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牛津大学教职后发表的《社会人类学:过去与现在》的演说中专门提到的“历史人类学”[12],以此来证明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视。人类学家似乎认为自己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对研究对象历史的探讨。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说只要是人类学家开展的一项研究涉及到了历史,就可以把这项研究算作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呢?

正如笔者在前文中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历史学家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来解读历史文献就把历史学家的研究归为是一项人类学研究,这样做历史学家既不会同意也缺乏来自人类学学科的学理性支持,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人类学家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有所提及便可将其称之为是一项人类学的历史研究。那么,什么才是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呢?人类学者张小军指出:“用若干大规律、大理论建构历史法则并不等于真正建立了历史的人类学,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意味能建立生物学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应该首先来自扎实的历史研究,从中得出理论,而不是反过来,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去套历史。”[13]

导致人类学研究常常缺乏历史的深度,既与文化而不是历史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有关,也与早期人类学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有很大的关系。在早期人类学的理论流派中,进化论学派关注人类文化演进的高低之别,传播学派忙着寻找人类社会文化起源的单一中心,博厄斯的历史特殊派认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其独特之处,必须在每个民族的特点中来研究每个民族,在这些学派的研究中对历史的提及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已。与进化论和传播论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对历史的提及相比,结构-功能主义把进化论和传播论中的历时因果关系转化成共时的功能关系,采取共时性的研究路径也就直接忽视了对研究对象历史的探讨。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的科学民族志在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中占据霸主地位,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也持久地将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排除在外。

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岛人》这本著名的民族志中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类学研究中应当放弃对研究对象历史的探讨:“安达曼人今天的信仰和习俗体系,是长期演进的结果。在此我们提到‘由来’一词,而探寻这些习俗的由来,就是要设法了解这些习俗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形成。由于毫无历史记录可循,我们能做的,顶多不过是对过去历史尽量进行假设性重构。但从民族学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方法是否有用很值得怀疑。”[14]173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看来,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与其根据不可靠的历史研究方法去构拟历史,不如放弃对研究对象历史的研究。只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去世之后,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才逐渐被历史研究者所接受。人类学家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学对历史研究时,就算是在目前也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指出:“大多数的口述历史是个人的记忆,个人是一个不可靠的保存记忆的媒介。记忆与其说是一个录音带,不如说是一个筛选机制,而且这种筛选在其限定范围内是经常改变的。”[2]262

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关注社会结构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功能性需求的满足,研究对象被假定为是生活于单一均质的社会之中,社会结构并不会轻易发生变迁,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存在着时间的流逝,并不存在可观察到的历史的变迁,仿佛这些研究对象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人类学家试图去探寻研究对象的历史,又不能借助成文史料的时候,对研究对象历史的探寻就转化为对研究对象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通过社会结构变化的描述来说明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1]将历史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意味着只有社会结构的变化才能导致历史的出现。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盛行时期,也是殖民主义在全球扩张时期,显而易见的是西方殖民力量的全球扩张打破了非西方社会的封闭和平静,因为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土著人才具有了历史。

在当时的人类学家看来,他们所说的结构当然是非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导致非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是西方社会的殖民势力与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偶发事件。故此,在人类学家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是从库克船长在西方与非西方发生文化接触时被杀事件中讨论土著人的历史及其历史观,使得历史是由事件造就的社会结构变迁构成。[1]萨林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接触过程中讨论事件、结构与历史的关系,所发生的事件是否能够激发社会结构的变迁形成历史,又依赖于土著人如何根据自己的文化体系来理解所发生的事件。因此,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引发了文化建构历史的讨论,如果我们承认被研究对象的历史是由文化所建构,那么具有不同文化的社会就应该具有不同的历史,历史不再是充满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成文史。

由于萨林斯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讨论事件、社会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所以萨林斯更多的是借助从理论到理论的方法推导出发生于被研究对象文化体系中的事件对社会结构的改变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研究和理论的建立对田野工作的严重依赖,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要想同时被作为同行的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所接受,不仅仅是像萨林斯一样在逻辑上进行推导说服别人就行,还必须是基于田野工作基础上的历史民族志写作,这样才能让读者相信人类学也能探讨研究对象的历史。结构-功能主义的科学民族志写作对人类学研究具有持久和深刻的影响,许多人类学家希望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发展出一套研究无文字社会历史的方法。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开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写作出了一本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也反驳了学术界对结构-功能主义反历史研究的批评。

罗萨尔多在《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一书中的历史研究仍然像萨林斯一样关注的是事件、社会结构与历史形成之间的关系,将三者放入了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讨论。[15]罗萨尔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毫无疑问是“在文化中寻找历史”,同样提醒人们注意到历史再现的方式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没有文字的民族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就隐含在当地人如何理解历史的历史意识之中。无论是萨林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通过逻辑推导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还是罗萨尔多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田野工作基础上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最终都表明了研究对象的文化决定了研究对象的历史,只有深入研究对象的文化中才能讨论研究对象的历史。

特别是当人类学在经历“写文化”的研究范式变迁后,学术主流从对社会文化结构构成法则的追求转向对研究对象行动意义的探索,事件的发生与结构的改变之间不再一一对应,而是依赖于研究对象将发生的事件放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去做出的思考和解释。“写文化”的范式变迁再一次表明了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应当在文化中寻找,最终是文化界定了历史。文化界定历史意味着人们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历史的多元性,也意味着文化有其自身的连贯性,即使是社会结构因为偶发事件的发生而改变,本土文化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韧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从上述意义上讲,历史学只能抢注“历史人类学”这个名称,并不能取代人类学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由于无法应用成文史料开展历史研究而不得不开辟了一条“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研究路径,对充满西方中心主义的书写历史才是历史的历史观做出了反思和批评,发展出了具有人类学理论脉络的历史观。“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似乎正在于此:把世界史重写成一种非驯化的多元历史。”[16]3与此同时,“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研究路径对无文字记录的社会开展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为无法通过成文史料的印证和辨伪,幸运地逃脱了历史学者的诘难和批评,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也因此可以自圆其说。当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传入像中国这种具有长久书写历史传统的国家后,即使是那些历史上的边缘族群也存在着丰富的文献史料记载,“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研究路径得出的有关历史的结论就很难避免历史学者的批评。

同时,在面对已经浩如烟海的成文史料时,中国的人类学者对研究对象历史的探讨是否还有必要费尽心思地另辟蹊径“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努力也让人怀疑。在面对这样的质疑时,中国本土的人类学者辩解道:历史学和人类学具有不同的历史观念,因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历史研究不能等同视之。[17]在此意义上,从另一个视角看人类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和历史学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无高低之别,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恰当。尽管这样,人类学者“在文化中寻找历史”得出有关研究对象历史的结论仍然难免被拿来和历史学家基于成文史料研究得出的结论做比较。历史学家对人类学家的批评指出,即使人类学坚持文化界定历史的历史观,也不意味着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就可以不尊重基本的史实,可以借此回避文献分析与史实考证上的诸多问题。[18]

在中国从事“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始终面临着被置于和历史学的历史研究做比较的命运,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人类学者如何考证、辨别成文史料的价值,并将这些成文史料和被文化界定了的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历史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中阐述也是一件令人类学者头痛的事情。如果一项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过多的使用成文史料,那么如何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相区分?如果是人类学者反过来过多的依靠田野调查中的口述资料,对已经成文的史料视而不见或是利用不足,又如何回应来自历史学家的批评和质疑?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研究面临着是“史料真实”还是“口述历史真实”的矛盾冲突[19]24,或者说是在一项研究中如何平衡“史料真实”和“口述历史真实”两者之间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在谈到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时也指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是不对称的,人类学并没有开展多少研究工作,更多的是给历史学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的洞见和理论影响,使得历史学家不得不重视口述资料的史料价值。[20]人类学者张小军没有像一些人类学者一样刻意强调历史人类学的人类学学科本位和两种研究路径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之不同,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认为历史人类学并不是一门分支学科,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已,历史学和人类学都可以采用。[1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仅在理论和研究视角上讨论什么是历史人类学[21],更有大量的历史民族志作品在实践着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因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华南学派”。

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者并没有像历史学者一样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也没有像历史学者一样坚定不移地声称他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基于人类学学科本位,而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待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造成中国人类学者对待历史人类学的态度不像历史学者对待历史人类学的态度那么坚决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人类学者没有学科中心主义而对其它学科抱持开放的态度,也不是历史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处于强势地位,具有深厚研究传统和讲究门派传承,较为容易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更多的是因为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是文化而不是历史,与研究对象的历史相比人类学较为短暂的田野工作时间并不擅于处理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研究对象的历史问题,在对成文史料的应用方面也面临着来自历史学家的批评,人类学家对历史所“勉强”开展的研究也一直是在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批评之下做出的回应。

三、历史与文化的互嵌

人类学喜欢以空间说明自己的研究对象,自从发明了田野工作以来,空间就以某个地方文化的形式出现。相反,历史学所研究的是时期或时代。丹麦人类学家海斯翠普借用萨林斯的话说道:真正的历史人类学必须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也是因为社会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 [16]7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的历史学脉络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和人类学脉络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都关注到了空间和时间,历史学家去做田野调查寻找历史现场,并借助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解读史料,人类学家也刻意训练自己的史料功底去阅读成文史料体验时间感。但是,笔者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两个学科脉络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却是用文化去点缀历史和将历史塞进文化之中,人类学和历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文化”和“历史”成为彼此的修饰性定语而不是平等的互相嵌入。

基于此,具备了田野历史现场和对时间的多重理解的历史人类学构成“要件”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并非就是一项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格尔兹指出:“它们的会合,不论串通与否,都有其自身的结构。最终,进步也许正在于对‘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个双构件中的‘与’字的更深理解上。照管好连接词,名词会照管好它们自己。”[22]123-124格尔兹的意思是历史学和人类学都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在一项研究中凸显各自的学术传统十分容易,但真正将两种学科传统融会贯通却很难。因此,一项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是简单的在空间中加入时间作为叙事的时代背景,也不是在时间中加入空间考察地域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应该是如张小军所说:“如果史学家学会提出人类学问题,而人类学家能够提出历史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同时又是人类学问题,它们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13]

安东尼•吉登斯在谈到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时认为:“从最低程度而言,可以说,对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分析,不能离开对社会科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分析。但我想比这更进一步:如果合理地进行界定的话,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没有逻辑上的甚至是方法论上的区别。”[23]243在中国这种具有丰富文献史料的场域中开展一项真正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需要考虑如何化解“史料真实”还是“口述历史真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看,既需要具备扎实的传统史学的史料功底,又需要具有深厚的人类学理论素养和出色的田野工作,这样才能将成文史料和被文化界定了的田野调查中的口述历史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中阐述,也需要在利用和尊重成文史料的同时又能凸显当地人被文化界定了的历史观。

在笔者看来,如果应用上文所列出的几条严苛标准来衡量一本民族志是否属于历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中国台湾历史学者王明珂的研究成果属于最为接近历史人类学的民族志作品,这些作品都结合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王明珂在新近出版的带有总结和反思自己过去的历史研究经历的一本书中写道:“反思性史学并不只狭义的‘史学’,它所强调的知识也包括我们对当前人群社会的认知,这如同所有理解、诠释‘当代’之社会科学。不同于后者的是,因其‘田野’移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反思史学研究者对当代社会的贯穿、认知具‘历史’纵深。”[24]300-301王明珂写作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将成文史料、田野工作中收集到的口述资料和人类学的理论阐释溶于一炉,在此基础上借用和发展了诸如“历史心性”(historicity)、“文本与情境”、“表相与本相”、“英雄祖先历史”等几个同时具有人类学意味和历史学意味的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些概念中,最为典型的是王明珂对“历史心性”(historicity)的借用,并通过自己对羌族的研究赋予了这个概念兼具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味道。

王明珂在解释何为“历史心性”时指出:“历史心性”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例如“弟兄故事”和“英雄圣王历史”似乎出于不同的“历史心性”。[25]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出生的美籍日裔历史人类学家大贯美惠子也将historicity系统化,与文化的观念结合,使其成为历史人类学探讨“文化界定历史”的主要架构。在大贯美惠子看来:“历史性(historicity)指涉历史意识,是一个文化得以经验及了解历史的模式化方式。由于一个文化之中,并不只是有一种方式可以了解历史,因此历史性可以是复数的。”[26]323历史学家王明珂对“历史心性”(historicity)的理解和人类学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样,并且王明珂结合了成文史料和口述资料写作了数本历史民族志,借用和发展了一些同时具有人类学和历史学意味的概念阐释了自己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文化。

事实上,王明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在遭受很多学者的批评。有学者在对《华夏边缘》一书的批评中认为,在王明珂的论述体系中,存在着结论先行,再寻找史料自圆其说的问题。[27]钟焓对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一书的批评指出:“当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被导入到具体史学研究中时,必须走与实证史学紧密结合的道路,否则理论模式再高明,都可能在实践过程中招致滥用而最终改塑掉历史的本来面目。”[28]从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王明珂历史人类学研究批评的焦点在于过多的使用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史料,回避了应有的实证研究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老一辈历史学家周锡瑞对后现代史学著作《怀柔远人》一书的批评中也指出,为了让史料迎合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惜牵强附会,导致对中文文献的一系列误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观点和得出的新结论不能让人信服。[29]

学术界对王明珂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批评也代表了历史人类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在学科林立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各个学科有自己的学科传统和理论体系的情况下,要在一项研究中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传统熔于一炉并非易事。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构建的宏大叙事框架在对成文史料的解读上自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但这样的理论解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却依然取决于基本史实的审查检验,而不论这种具体的史实是否应该被简单地定性为“表相”,而将人类学的理论解释人为拔高为“本相”。当“表相”已经失真时,又何谈追求“本相”。另外,即使是一直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出生的王明珂在史料的选择和解读上仍然存在诸多的错误之处[28],人类学者一旦涉及史料的征引和应用理论对史料进行解读时更有可能经受不起历史学者的批评。于是,在中国社会中,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多是具有历史学学科背景的学者,鲜有人类学者能够写作出既能够得到历史学者又可以获得人类学者赞同的历史人类学民族志。

四、结语

历史人类学研究产生诸多争议,也因此存在很大的知识魅力,吸引了很多的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历史人类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由于历史学和人类学都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和认识论,因而实践中的历史人类学发展出了“在历史中寻找文化”和“在文化中寻找历史”的研究路径,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在两种研究路径中,历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视角解读史料较为容易,因为历史学的学科内部就已经存在着解释的传统。相反,人类学家要在自己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征引和解读史料却经常容易犯错误,也难以平衡成文史料和口述资料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历史学学科本位的“华南学派”,生产了大量的历史民族志作品,而人类学学科本位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多是停留在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上,难以产生作为人类学学科根基的民族志作品。

本文通过对两种研究路径的批评,强调了在像中国这种有书写历史的国家做历史人类学研究,应当是结合两种学科传统,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既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又是一个人类学问题,从中提出的理论和观念既要有人类学的意味也要有历史学的意味。也就是说,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历史和文化两个概念应该互相嵌入,而不是文化点缀历史或是将历史塞进文化之中。但是,这种期望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对于两个学科的不同学术传统,及其各自在本体论、知识论或认识论上的基本假定能够有所掌握和再创造。本文的写作目的,也不是悲观地看待两种研究路径的历史人类学实践,而是指出两种研究路径存在的问题,强调两个学科中核心概念历史和文化的互嵌,也是希望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能够发生更高程度的融合,生产新的知识,深化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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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基金:教育部试点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云南大学子项目“田野调查方法”(C6155502)前期成果;南岭走廊族群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房族•村落•社会:以清水江下游加池苗寨的考察为中心”(2016kf12)。
作者简介:李文钢,民族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策评估与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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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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