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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年度回顾(2012年)

2013-11-06

美国人类学年度回顾(2012年)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记事》第八期

2013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刊登了五篇对2012年人类学领域相关研究综述的文章,涉及生物人类学(“A Shif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2012”)、考古人类学(“Mobility,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社会文化人类学(“On Precariousness and the Ethical Imagination”)、语言人类学(“Language Matter(s)”)和公共人类学(“Actually, Rick, Florida Could Use a Few More Anthropologists”)。以下是对这五篇文章的简述。


2012年生物人类学领域理论框架的变化

2012年的生物人类学届出现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与以往我们已经熟识的结论和认知出现了明显的相异。这些发现会对现在的学科造成多大的冲击或者影响并不清楚,但是很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人类的起源、生育的进化以及人类祖先的迁移三个方面。而在这个学科中出现的基因技术的运用以及网络开放的趋势也是十分引人注目。
2012年大多数激动人心的研究都是在基因技术的介入下完成的,特别是基因组序列的测定。由James Sun和他的同事们主导的对于人类基线突变率的重新测定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结论数据,1.2 × 10−8核苷酸基数/代,大约仅仅是原先普遍认定的2.4× 10−8核苷酸基数/代这一数值的一般。Sun的研究是基于对超过85,000个冰岛人的样本进行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稍晚些时候,《自然-遗传学》发表了Catarina D. Campbell和其同事的成果,给出了一个相似的估计——1.2 × 10−8。结合起来看,人口基因组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一个重大的低于原先认知的新的突变速率,这个新的突变速率大概只有原先所通用的一般左右。
这一新的基线突变率意味着人类的突变进程比原先预想的要慢很多。Kevin Langergraber和他的同事论证了人类进化的更长的年代表,他们估计人和黑猩猩的分化大概回溯至1300万年——700万年前。基于这一认识,人类进化的“分子钟”会得到另一次重大的修正。
另一项非常颠覆性的发现也是来源于基因组技术和遗传学的研究。早在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公布的时候,现代人类的尼安德特人祖先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可观察到的迹象。Melinda Yang和同事,以及Sriram Sankararaman和他的同事,通过不同的路径,得出了支持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种群混合的模型的结果。Sankararaman和他的同事的结果基于对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连锁不平衡模式的分析。Yang和他的同事则是用对于欧洲人、非洲人以及尼安德特人衍生的等位基因的位置频谱分析。两篇文章都没有采用以单一的古非洲人群的结构为基础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由Anders Eriksson和 Andrea Manica提出的一个解释模型,足以解释在现代人群中观察到的尼安德特人祖先的模式。有一点祖先族群结构的影响是可能的,但是不足以解释尼安德特人祖先在现代人群中重要性和分布。
基因研究技术的突飞猛进并没有降低化石研究的重要性。2012年对南方古猿的化石研究也取得了新的发现。在南非的Malapa新的人类遗骸初步被确定为南方古猿sediba种2012年,对于Malapa遗骸的新研究包括Amanda Henry和他的同事发表的一篇文章,通过结合牙科微痕的技术和稳定同位素的分析,记录了这些样本(人类)可能的饮食习惯。这个结果令人吃惊,表明了sediba种饮食习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在其他所有化石人种之中sediba种的饮食习惯与始祖南猿地栖种最为相似。这个发现可能也印证了对于sediba种的脚和踝的分析结果,即sediba种的后肢形态对于攀爬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David Green和Zeresenay Alemseged发表了对于保存完好的Dikika样本中的肩胛骨进行的新的分析。他们的分析揭示了少年南方古猿阿法种和一些巨猿(特别是大猩猩)之间形态和发展上的密切关联,表明在南方古猿所有的运动行为中,攀爬行为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人类的生物进化领域的重要突破来自于能量学理论和生物人类学的结合。Holly Dunsworth和同事们回顾了分娩困境的概念,从能量学而非形态学的观点来解决关于生育时间轴的问题。他们认为完成雏的人类新生儿不是盆骨重构而是母亲的新陈代谢的容量所造成的形态上的限制的结果。怀孕和生长能量学(EGG)的假设是从Peter Ellison早期的作品中发展而来。EGG假说和更多典型的分娩困境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于人类生育进化的观点。因为人类的婴儿相对晚成雏(尽管同时也很大),人类的生育总是在恰当的时间,这一观点与人类生产困难的观察都能与同一个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然而,EGG假说的确需要重新评价在我们进化的长河中,进化是如何与人类的生育、身体的大小和生态学之间发生互动的。在这个情境下,Dunsworth和他的同事们的想法很有希望为以后的对于人类化石遗骸的分析提供一个视角。
Karina Fonseca-Azevedo和SuzanaHerculano-Houzel研究了身体尺寸、大脑中的神经元的数量以及现存的和消亡的灵长类的摄食时间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工作是在先前的研究上开展的。那项研究认为大脑组织新陈代谢的消耗与组织中神经元的数目呈线性函数的关系。在他们现在的研究中,作者指出摄食时间,特别是在食品原料资源有限的时候,是重要的限制新陈代谢的手段。
2012年生物人类学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的理论模型相异的新的假设,然而当代关于人类进化的研究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需要新的更高水平的跨学科对话的同时结合了一种持续的朝着专业化的重要性的驱力。2012年的生物人类学并不只是对老的理论的抛弃,更多的是朝着推进人类进化历史和变异的认识前进。
(胡梦茵 整理)


2012年考古人类学:流动性、经济和交换

2012年,美国考古人类学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多样化的方法论和理论方法正在蓬勃发展,考古学家继续致力于一些关于过程和结构如何塑造人类本性的大问题。现将主题分类总结如下。
一、人、观念和事物的跨界流动
人口、 技术、 物质文化和观念跨越陆地的方式及其速度对文化行为,包括社会和政治组织、生计和技术组织都有影响。
第一,流动性。学者认为流动性在社会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流动性使得本土转型和促进政治扩张和创新,建立帝国组织成为可能。而对流动性作用的概念重建包括对流动性在身份建构和国家集权所发挥功能的考虑。此外,方法论方面,应用地理空间技术、地球化学数据进行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二是迁移,移民,和共生模型。考古学家对大规模的人类运动一直十分感兴趣。当前研究转向分析大规模迁移的具体时间、方式、原因和(持续性)影响。而共生模式则侧重于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的变化情况,学者利用从考古样品中得到的DNA,为人类迁移、殖民和土地应用描绘轮廓模型。此外,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有助于考古学家对殖民环境中社会迁移的背景进行了解。
三是流动和移居(Sedentism)的制约因素。人类迁徙和流动之后稳定下来的社会中,领土权等是怎样和其他社会政治变化相关联?研究表明,在向食品生产过渡的社会中,移居和领土防御具有相关性,并具有可持续流动性。例如南阿拉伯社区高地通过牛的祭祀仪式和举办宴会扩大社会关系,从而促进他人合作。
二、经济作用
如今考古研究证明,生产和消费规模、首领对过程的控制程度可用于表示社会复杂性。首领、家族和组织控制土地、体力劳动、原材料、特殊商品生产和贸易的能力被视为扩大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关键。
一是生产和消费。无论特定生活津贴项目或物质产品的生产是否集中或分散,许多案例研究强调本地和区域经济多样性的程度,以及生产输出建模的重要性,以及剩余传播的可能性。
二是物质文化和身份建构。有些研究较为关注个人和文化如何塑造事物意义,进而构建社会世界的。Sunday Eiselt和J. Andrew Darling对奥格兰德北部的妇女的工作和及陶器交换贸易进行分析,认为陶器生产和交换中的性别经济促进了社会网络和跨文化互动的建设。
三是市场经济体和分布。古代物品分配的方式在最近的考古文献中关注较少,大多倾向于追踪人类的分布路线。一些学者认为朝圣在过去为商品的分布提供了一个备用路径,可促进人类跨界运动,并对当地和区域经济发挥作用。
三、转型社会的复杂性
当前,社会复杂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过程的变革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规模,以及地方偶发事件和历史过程的本质的广泛认可。在一项脱离酋长制的国家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学者为成功的新兴国家是伴随着行政专家和权力下放战略的出现,政体内部竞争是引起社会进化的原因,领土扩张和内部行政管理结构是产生国家的必要条件。
一是权力之路: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在对夏威夷酋长政治实践的研究中, 有学者认为,政治婚姻和竞争行为是夏威夷群岛政治领袖成功的策略。其他一些研究显示出公共仪式在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变革性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集中式政治领导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二是长途贸易和交换。控制贸易和进口产品交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社会复杂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Mark Golitko及其同事关于玛雅人的黑曜石贸易研究说明了长途交换、宝贵的外来种与社会经济权力和地位的关系。
三基于物质财富的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一些学者认为财富积累的能力可能已经成为不平等发展的必要条件,还有学者对新石器时代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多样化进行分析……这些研究是基于家庭的权力研究,并主张社会变革的来源可以被有效地研究。
四是仪式、纪念碑、景观和环境建设机构。一些项目侧重于仪式和意识形态新兴的性质——尤其是,他们的创新如何驱动社会复杂性的研究,如对美洲球类游戏的研究。其他研究集中于政治空间,包括建筑空间布局及被用作权力的象征和仪式用途的形式标准化。纪念性建筑研究的另一个主题确定了一些结构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种结构是这些社会创新的催化剂。
四、人类环境交互模型,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在古代社会灭亡的原因和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除了气候和环境变化,内部冲突和战争都会导致社会崩溃。其他学者侧重于利用各种理论方法,包括风险管理和社会缓冲策略,来研究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后来的研究主题呼应了其他可持续性和适应性社会研究,研究环境变化、影响以及跨区域的当地条件的约束作用。
此外,一些美国考古人类学家对遗产管理广泛关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是学科极端理论间的友好关系,案例研究包括从进化和解释的角度分析暴力和战争、种族以及身体。
(马子媚 整理)


不稳定性和伦理想象——2012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摘 要:这篇论文旨在于提高人类学与不稳定性相协调的能力,同时也是于去年去世的Michel Rolph所呼吁我们要做到的对学科的“道德乐观”。人类学的“道德乐观”弥漫在很多的调查论文当中,大致有以下几个主题:《资本论》以及人类学怎么认识它、伦理遭遇、政治和抗议、宗教伦理、躯体的关联性。

文化人类学的反思性文本《写文化》出版以来,克利福德所提倡的“历史的感受”被人类学家广泛分享,一个对未来的承诺的破灭让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感到无依无靠。然而这种不稳定性是我们记录我们正在承受的噩梦般的剥夺与伤害的一个缩影,而刺激这个噩梦的是我们“不知道,不参与,不尝试”——一个愚蠢的时代。现在民族志的任务又回到了“正在瓦解的事物”上了,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由于对阐释的过度追求,这个学科建筑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在进行转变,或者说已经转变了。经济的低迷产生的恶果不仅仅影响了专业的人类学家,更重要的是增长的学费和生活费,同时毕业不能够在相关领域获得教学资格,甚至没有给人印象深刻的简历,博学的公共形象以及教学经验等残酷的现实,对学生以及最近毕业的学生是沉重的打击。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试图加强人类学对于不稳定性的协调能力,同时也是为我们“更好的调查”注入活力,因为还有许多愿意去了解,愿意从事以及愿意去尝试的人,他们人走出不稳定的困境并且决心从事特殊的人类学伦理。
善意的道德与伦理的乐观弥漫在人类学中。通过2012年人类学家的文本,我们发现,世界以一种高度伦理的形式在与我们对话,通过社会企业的责任,全球人道主义,发展的新形式,超凡魅力宗教的扩散以及许多政治抵抗。受到今年产出的文章的鼓舞,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些文章可能意味着今后人类学秩序的建立,我通过回到之前提到的危险性和道德乐观及其反映来结束我的回顾。
关于资本论以及我们如何认识它
人类学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的关注持续加深。这两个倾向似乎是共同发生的:一个是探索“人类经济”,这个承诺对于人类学来说绝对不陌生,但是其重要性却被放大了。另一个倾向则是关注为何市场对于贫穷的关心引起了一个关于仁慈的全球化伦理。有两本重要的书出版了,第一本是是Chris Hann 和 Keith Hart的《经济人类学》,这本书是对人类学重新定向的一种尝试,尝试着由转向一种“更加具有实践意义”,并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去看待经济,更加注重“活在世界中的人”。第二本书,由Keith Hart,Jean-Louis Laville和 Antonio David Cattini主编,叫做《人类经济》,其内容涵盖从非政府组织到货币互补,同时还有一系列简单易消化的从国际组织到社会企业的的引论。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味的”,在他们的识别系统里,存在着一系列人类的需求,不仅仅是个人利益,公共的排列,不仅仅是私人的,物质的。
剥削和道德遭遇
剥削产生的暴力是随着它尝试管理和减轻它的影响而来的,人类学家已经有一段时间在阐明北半球由于其“同情经济”正在遭受极端的贫穷,这些文章深化了人类学关于人道主义制度的重要探索。
政治和抗议
人类学家参与到近两年来全球起义的研究中,David Nugent连载在《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人类学》上的占领运动的系列论文是一个重要的例子。然而更为重要的影响是热点以及理论面向公众的形式,将人类学的文本从狭窄的学术局限中解脱出来。这也表示人类学由“隐藏其的位置和这些研究的相关性,避免公共角色”转变了,我们看到人类学出现在了有立场的政治形式中,从它传统的民族志调查中极力地对目前的谈论进行涉足。同时,人类学也在反思“热点事件”的“即时性”的特点,探求更有效的研究形式。
宗教伦理
人类学家对增值的有魅力的基督宗教形式感兴趣。一系列的文章聚焦从伊斯兰教本地化到本土化的天主教,到西伯利亚佛教,流行的印度教,最大的集群关注远近的福音派基督教等宗教实践。
躯体的关联性
人类学家通过亲属制度和流动的研究,在2012年建立了所谓的“规则的力量”,种族间关系和友谊。人类学家也对快乐的主题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但不像经济学家发现快乐是通过去衡量和量化它。
我们的道德乐观
Trouillot呼吁人类学应该认识到它的公共义务在被关注,我们经常不参与的政治竞技场要求我们“需要我们就关系着我们研究的人的进行权威的发言”,人类学要敢于超越制度化的人类学舒适的领域,在重要议题上采取立场,一些学者呼吁我们是“有干预的调查”。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生在学术领域之外作为实践人类学家谋得了全职的位置,这个趋势将会持续增长。而我们面对的主要挑战是研究生教育与人类学劳动市场的严重脱节,研究生教学和指导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持续的民族志形式的反思、由于我们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在作为中介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方面要进行改进、在面对增长的公共性方面,人类学要变得既是公共的,又是权威的、“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不能而人类学家却可以做得更好的吸引人的描述方式”,这正是Trouillot所呼吁的“一个拥有认识论和符号学的人类学所做的和能做的”的时代。
(袁栩 整理)

2012年语言人类学:语言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2012年学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及其所引发的问题。他回顾了对现有研究主题作出扩展与改进的语言问题,包括语言的相对论,语言社会化,社会语言学的变异和语言意识形态。接着,他关注了一个以具体化、实体性和感觉为主题的研究趋势,在物理的意义上讨论语言问题。然后,用参与这一术语对一些研究成果作出评论,这些研究涉及语言濒危、语言循环与转变、语言与健康、语言与教育及语言与社会公平。
史蒂文认为,语言问题(language matter(s))至少可以用三种方式加以解释。首先,是对于涉及语言的问题的关注。这是对语言问题最宽泛的解释。其次,语言问题(language matter)指的是,语言是物质性的,有形的,并且可以被感觉到的这种观念。最后,语言人类学家坚持认为,语言是起作用的,语言很重要,语言、谈话与话语有其自身截然不同的属性,而这种付符号属性的人类意义不能完全被那些不把语言考虑在内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承认或看重。史蒂芬认为,许多人类学家都应该致力于“语言很重要”的这种解释方式。不过他提出,第二、三个主题仍然是先前发展出的概念的扩展。在对既定主题的扩展与改进这一问题上,对既定的研究框架的重估和修订有助于当前的研究。这就表明,任何的理论都并非理所当然,要打破理论迷信。
语言人类学还有跨学科的性质,它跨越了语言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并且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接着,史蒂芬引述一些人的观点,即这些理论的多样化线程的基础是一些核心概念,包括语言表现度(performance)、索引性(indexicality)和媒介(agency)。
在对之前理论的扩展与改进中,史蒂文主要从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的意识形态及相关概念两方面入手作讨论分析。对于语言多样性的早期理解导向了语言相对性的概念。语言形塑、强化或者决定人的思考方式的基本概念直观而具吸引力,但是很难被验证。此外,史蒂文认为,语言的社会化仍然是调查语言多样性如何与社会文化的差异相交叉的另一种关键方法。这一方法普遍认为,新手在获取语言的同时学习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习得”和“文化濡化”是不可分的。接着,史蒂文探讨了语言社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即本身也为调查对象的扮演(play)。这类研究探索的是扮演和表演框架是如何被用于意义的社会生产的。史提芬还谈到了扮演和表演的跨学科的流行,表明表演中语言的复杂性和社会影响力。
在语言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关概念这部分,史蒂芬提出,有关意识形态的主题仍形塑研究者对于语言如何与权力、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交叉的理解。基于对讲话的不同方式的隐式体验的估值,作为连接语言结构和用于差别化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过程中的语言之间的理论桥梁。最后,史蒂芬提出,一些目前的研究与上述的学术有理论上的重叠,但也并非总是直接引用某一语言意识形态的框架。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内容围绕具体化(Embodiment),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和感觉开展。主要讨论当代语言人类学的主题趋势以及第二个解释意义上的语言问题。语言既是象征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又是物理性的和生理性的。
首先,史蒂芬在这一类调查中一个调查对象是调节性沟通,包括新型的媒体研究。这一主题的一个方法就是探究文本和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由各种媒体来移动的方式,关注客体化的交流怎样融入社会生活。史蒂文举了三个例子表明,对象是如何被赋予象征性意义的,即事物是如何客体化的。
其次,史蒂芬提出,在当代对语言和感觉的探索中,符号学的探究方法越来越多地向“接触,景象以及声音是怎样被感觉及体验到”调整。此外,史蒂芬认为,当代学术界确实向更深层次的多学科对话转变。具体化、物质性、符号语言学以及感官是这些重叠的学术演讲的枢轴点。语言的另一个学术的轨迹是,身体以及感觉是语言、音乐和声音的交叉点。对此,史蒂芬认为,加强与学术界在音乐和声音上联系,不仅可以加强音乐语言人类学,也拓宽对语言是物质的和生理的方式的理解。
总而言之,史蒂文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表明,对于发言和示意的生理和物理性质的认知,可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主体间性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新颖的方法。这种学术延续了关于指号过程(符号化过程)如何刻在人类身体、空间和人工产品上的探索。
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主要讨论了参与性语言(engaging language),从而转向语言问题的第三个意义。即人们谈话的方式以及我们所说的语言有广阔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是通过对语言和交流的仔细分析而揭露的。史蒂芬认为,在参与人类学的框架中概念化其研究有助于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在人种学研究的认识论和道德基础方面的对话。他对参与式研究作出评价,认为许多学者局限于“参与式的”狭隘意义上,与边缘化社区结成联盟。而一些研究者恰恰是在公众领域做直接干预的激进份子。
这部分的第一个主题为语言转变、意识形态和教育,史蒂芬提出,参与常现于语言转变和语言濒危的研究中,往往会以田野工作的形式出现,这种工作的研究参与者本身就在努力遏制语言损失的浪潮。田野调查还展示了当代学术中的语言传播和语言意识形态。而语言与教育的话题同样长期地向公共话语和边缘性问题调整。
参与式语言的另一个主题是健康、疾病与不平等,参与式调查在近期联系语言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呈扩大化趋势。一些研究合并了语言人类学中的方法与理论,用来探究与医学人类学密切相关的论题。在史蒂芬看来,当前对语言学和医学人类学交叉点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倾向于支持非此即彼的子区域,而这种倾向是被迎合非此即彼的学术期刊出版物的实用性所塑造的。
这部分的第三个主题是社会公平,这里的参与往往涉及研究员和边缘化的个人及群体的联盟。这种联盟植根于人类学对不平等的关注。许多研究包括与维权组织或公共机构的合作,这其中的一些学者还在公共话语和公共机构方面组织干预措施来消除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最近的学术研究继续梳理研究人员在维权语言人类学工作中的道德定位的话题,关注于研究者、实践者以及其他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文章的结论部分,史蒂问总结其论点,首先是语言问题的三种解释。其次,说明强调语言的重要性的理论立场:在文化和社会的建立当中,语言的构造、意义的共建以及会话的进行是一个整体。史蒂文认为,关于语言濒危、语言政策和多语言制度的早期研究,大多蕴含其了解那些边缘化群体的观点和语言模式的承诺。这类参与将会继续使人类学,特别是语言人类学,在更大的范畴内具有价值和意义。接着,他认为,本体论多样性是现今的语言人类学的力量所在,它使学者可与不同领域的工作建立联系,从而探索作为文化的语言的广度与深度。最后,他提出,2013年,语言人类学家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继续向其他学者证明语言的这种复杂性,进而表明这一复杂性在构建文化实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
(张文潇 整理)


2012公共人类学回顾:
里克:实际上,佛罗里达可以拥有更多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专业缺乏就业机会还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在发展与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技能方面最典型的失败案例。反智主义给人类学专业施压,迫使他们去证明自身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价值所在,至少就现在而言,这是人类学的新处境。这些批评恰恰证明人类学“太相关”了。人类学家一直是国外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结构性不平等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具有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和行动的倾向。
KONY2012视频的目的在于注解非洲中部的圣主解放军和领导人Kony,关注LRA对童子军和性奴隶的征召。更重要的是,这个视频是征召美国年轻人加入“和平军队”的工具。KONY2012的病毒传播效果非常好,但很快大众评论就转向了。有批评认为视频过度简化了地区矛盾并夸大了Kony和LRA目前的重要性,把矛头指向叙述中的殖民主义的幽灵,它将非洲儿童归为无辜受害者,而鼓吹美国青年为全球英雄。人类学家是最早对该视频展开批判的,批评视频将全球冲突简化为“完全是黑白之间的故事”,也表达了对国际军事干预的忧虑,指出其有可能使地区暴力升级并支持乌干达军队。学者认为中非国际军事干预必须要在这样的情境中理解,即对该地区自然资源控制的不断争夺,包括对手机生产十分重要的石油和矿物。
KONY2012引发了对区域冲突和西方人道主义的广泛关注,人类学家恰当地提供民族志数据和细致分析以施加影响,帮助激起公众间有关人种、殖民历史和全球关系本质的复杂但充满活力的对话。
占领运动最初是以反对不平等加剧和美国工人的惨淡前景的立场来提出抗议,目的是通过直接参与民主制和共同决议提出对政治现状的替代方案。人类学家在不同层面上参与了这次运动,有些是早期组织着和发言人,有些间歇性地给予支持并进行参与观察,另一些鼓励学生加入。人类学家对运动开展批判性的分析,强调成就和局限,在塑造占领运动以及公众对他的理解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占领运动也反过来影响了人类学的实践,包括杂志和网络论坛方面的努力。协作调查实践与那些促进明晰民族志数据收集民主化过程的理论,有可能拓宽人类学知识生产的边界。
人类学家都努力将学生、朋友和社会成员从反移民气氛的恶性影响中缓解出来,给未取得合法移民身份的学生们提供相关奖学金和职业选择并和学校合作发展制度资源。我们参与有关驱逐移民和多变的移民政策的全球机构的讨论,将我们的身份定位为移民问题的专家,努力建立市民和非市民的联盟,倡导对移民权利的支持。
人类学家一项显著的贡献在于扩宽了有关美国非法移民对话的范围、增强了其精确性和人道主义。人类学家超越有关“非法移民”的污蔑性修辞以阐明移民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他们帮忙将人道添加到那些通常被归为讨论法律和边界的交流中去。人类学家们也有助于建立和加强社区中市民和非市民的关联。人类学家尤其适合以专家、教师和发起者的身份去促成有关移民方面的公众交流。
最后一部分主要论述人类学家怎样从学术界内部的定位转为超越传统边界并形成与学术和非学术型社区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也研究人类学家是怎样将他们的视野转向评价和批判自身机构和实施、拓展人类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随着关系的建立,人类学试图在大众间培养一种理解世界的人类学途径。这样一来,人类学家不仅对自身理论缺乏关联性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同时也尝试着拓宽学术界以外的关联性。
许多人类学家也在通过扩展人类学写作的宣传来拓宽受众。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开论坛和博客来宣传工作——不仅使网民能免费阅读文章,也使人类学家可以即时参与讨论。这些例子说明佛罗里达和世界其他地区都需要更多的人类学家。
(宿蓉萱 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记事》第八期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记事》第八期出版
人类学前沿讲座举行第二十三讲和第二十四讲
美国人类学年度回顾(2012年)
庄孔韶:"好玩"的人类学家与"不浪费"的人类学
厦门大学民族学全国博士生论坛暨研究生暑期学校成功举办
云南中医学院成功举办首届中医西传暨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国际论坛
中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5月26日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和第一屇座谈会
2013人文社科暑期班信息(人类学暑期夏令营)
“生物人类学”再次引发人类学学者争议
"田野与呈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影视人类学专题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年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小学期重田野讲特色
《来自中国的影视文化视角:方法论、分析与电影呈现》出版
美国人类学2010年度回顾
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一讲会议资料
《人类学研究》汉人社会研究专集出版
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第一讲-庄孔韶2012年4月17日主讲《作为文化的组织与社会网络》
《远逝的天堂》出版
专访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现在我喜欢用虚构的方式来解答人类学问题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出版
复旦大学一项语言人类学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
人类学是干什么的呢
2011-2012年高校研究生教育学科排名-人类学专业排名等
《面向21世纪人类学》电子杂志发布并提供下载
人大人类学所举办“人类学前沿讲座”第一次讲座-海外民族志经验与展望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庄孔韶教授主讲不浪费的人类学之影视实践
纳日碧力戈教授参加“生态智慧:草原文明与山地文明的对话”学术研讨会
《南方都市报》连续登载人类学者张经纬的多篇文章
一组人类学招聘信息
“超越民族和民族超越——走生态之路”纳日碧力戈教授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发表演讲
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
全球化中的亚洲与泰国人类学
人类学人座谈记-就业
发布几个本站早期BBS上几个老网友的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庄孔韶教授应邀赴美参加影视人类学中美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
奥巴马的母亲安·邓纳姆-人类学博士论文出版
人类学家称DNA分析难以断定曹操墓
庄孔韶文集《行旅悟道》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荣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筹办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一个地方学者眼中的国际人类学大会
人大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举办举办第16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电影节隆重举行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落下帷幕
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影视人类学影展规模空前
第16届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发表《昆明宣言》
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主题展览和人类学片展映备受关注
人类学家景军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就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27日在昆明开幕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文化展览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影视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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