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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的途径: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和方法的应用

2014-01-15

田野工作的途径: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和方法的应用
李飞
[摘 要] 在以艾滋病为例的疾病控制领域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因经常涉及隐秘性强的主题而增加了田野工作难度。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和方法的应用,成为人类学家克服上述田野工作困境的一种途径。在厘清学术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和方法为疾病控制产生的积极作用,是田野工作发现地方性逻辑和文化差异的渠道,是实现健康福祉的学术关怀。
[关键词] 田野工作;社会网络;大人物;艾滋病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Approaches to Field Work:
Application of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ocial Network and Big Man
LI Fei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Frequently encountering privacy in such disease control as AIDS, anthropologists could apply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ocial network and big man to the field work to overcome this dilemma. This article explores positive impacts of these ideas on disease control as well a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se concepts and methods can not only help anthropologists to find out local log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ut also embody academic concerns for health welfare.
Key words: Field Work; Social Network; Big Man; AIDS

1.艾滋病防治应用中田野工作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根据。 人类学者离不开田野工作,而这种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在一些研究领域尤其是艾滋病防治中的应用性实践,获得了新的机遇,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调查者经常涉及隐秘性强的内容,其获取“真实”信息的难度勿宁说是对复杂人性的理解之难:第一,调查涉及性行为、性关系等问题,是人类最为隐私的话题之一;第二,面对的调查对象是社会边缘人群,同时,“性交易”的不合法属性使得供求双方都成为隐秘人群;第三,研究者通常身处复杂的文化场景,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需考量不同的情境和意义。
近年来,笔者曾在多个国际国内艾滋病防治研究项目中承担人类学工作。实地调查中发现并遭遇如下多种情形:虽不乏合作的调查对象,仍有颇多受访者有所顾忌不讲真话,表现出对研究者的怀疑、不安、排斥甚至威胁,报告的信息前后矛盾;也遇到经多次接触的调查对象,向研究者逐渐敞开心扉层层揭开“私生活”真相;“良好”的研究初衷和健康计划有时一厢情愿甚至导致“文化阻力”,人类学家们(及合作者)仍然矢志不渝,同时为调查中意外的发现而欣喜;离开田野回到书斋艰难的思索田野发现与理论的升华“痛并快乐”着。
我们知道,健康问题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却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紧密相连。例如,男女两性间的复杂关系、对待健康或疾病的不同观念、研究对象间的社会网络与运作及其作为文化的组织特征 、方言土语及区域文化特征等对疾病防治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我只能说,自己面对的是真实的田野。

2.社会网络与“大人物”(big man)概念是高质量田野工作的新契机
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中,完成高质量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具有难度。笔者认为,有两个发现值得深入挖掘:发现个体层面之外的网络关系,发现田野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与其密切合作。

2.1发现网络
2009-2010年,笔者在中国南方某小城市(以下简称P市)的田野工作过程中,与一位经营发廊(发廊1)的妇女(指性病艾滋病防治研究中的性服务妇女)X相熟,我们之间有过多次谈话,她提供了颇为丰富的信息。我归纳出X跟我谈及的其与另外几位妇女之间的关系脉络:Y是另一家发廊(发廊2)里的“老板”,也是X的亲妹妹,曾经与X一起经营目前X所在的发廊(发廊1),现在出去自立门户了,两人之间有生意竞争及情感瓜葛;L是一间出租屋里的妇女,X与L最为要好,X会介绍生意给L,在X生病时L不遗余力的照顾X;W跟L同为那间出租屋里的妇女,跟X曾经要好,后来W反过说对X“说三道四”,把X“惹烦”了,L与W是同乡,是L介绍W来到P市,因为各种缘由两人从形影相随变成陌路(7、8年互不讲话);M与L和W同住在一间出租屋里,X曾因L与M的矛盾帮她们撮合并调解;Z曾在X的发廊工作,与X曾是好友,后来追随Y,她跟W最为要好,与W的“死敌”L有亲属关系且保持良好的来往。这六位妇女涉及到三家场所,其中X跟每个人都有关联,是深入刻画这个网络关系的切入点和关键人物。在这个以X为中心的一个妇女之间的网络关系里(见图1),关系的种类可以细分为“家人”、“亲属”、“同乡”、“好友”、“敌对关系”等。我发现,在后来基于场所开展的干预活动中,一方面,妇女之间辅以“好友”的组合接受干预,且互相交流观点;另一方面,妇女之间因“敌对关系”而避开在同一处接受干预。干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在鲜活地验证着她们之间的网络关系属性,反过来,这些关系属性成为干预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在干预活动和行为改变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图1:以X为中心3个场所6位妇女的关系
社会网络概念和方法成为把握P市变动不居的妇女之间、场所之间关系的切入点,为公共卫生实践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进路。这成为课题设计以外的新的发现,也着实激发了我这个人类学者的兴趣,在研究团队的支持下,尝试开展社会网络研究,以适应在P市社区的具体人群和特定的场景。事实证明,这是发掘人与人之间组织特征从而寻找疾病控制策略的可行并有效的途径。

2.2发现有影响力的人物
笔者在P市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刚刚进入田野之际,首先要做的是安顿生活,之后考虑的是怎样进入场所开展观察和访谈,并为干预工作提供信息。在现场的生活与工作没有出现预期的诸多困难,这些均得益于当地同事的悉心照顾,尤其是P市疾控中心一位做艾滋病现场工作多年的A同事。她熟知P市一百多位妇女(几乎是“浮出水面”的全部妇女)的基本情况,包括她们的称呼、年龄、家乡、家庭状况以及来P市的时间及先后居住或工作过的场所等基本信息。她的手机号码是妇女们与P市“妇女健康中心”联系的热线电话,她通过电话与很多妇女保持工作上的联系。例如,通知参加妇检,通知开会或是领取检查结果等等。她频繁地上门为妇女提供服务,分阶段分主题地组织和讲解防艾相关知识,推广健康服务。A安排工作很有效率。例如,有一次我们共同在P市的郊区出访,其中一处场所的“老板”接到A打给她的电话后十分钟后就从市区赶来出现在我们面前,迅速安排人员接受我们提供的健康服务工作,这有力地说明了A在社区享有的声望;P市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准备返回家乡时,特意给A打来电话,对她给予的健康服务及关照表示感谢;A帮我约访一位在宾馆工作的妇女,这是个23岁的年轻女孩,A这样告诉我,“让她到办公室来找你吧,你们聊。让她出来走走也好,要不然整天在屋里待着……” 这种关心的语气像是对待自己的晚辈。她的付出得到了社区里妇女们的认可,她对每个人自然而真诚的态度以及她的坚韧、耐心和负责让她在P市社区妇女中间拥有了很高的威望。
得到A同事这个“大人物”的支持,项目的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以及干预工作都得以顺利进行并高效地完成预期目标。由于得到A的引荐,建立信任的周期大为缩减,很快我认识了近百位妇女,我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也渐入佳境。

2.3“大人物”(big man)与社会网络概念
在人类学研究里,“大人物”(big man)是地区政治组织的管理者,是地区性事务的重要管理者。 指部落社会的一种组织规则和角色,例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注的美拉尼西亚社会里“大人物” :他们不是拥有权力但拥有权威、信任、资源及协调能力,在当地人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有形的资本是贝珠串和猪,无形的资本则是声誉。大人物没有清楚的职位,之所以成为领袖,只因为别人追随他;之所以做决策,只因为别人求教于他。他们率先对其他继嗣群提出声明或要求,也率先平息纠纷。大人物没有“官位”,他的权力是靠个人努力得来的。 有学者将大人物的产生与社会结构进行关联:“与萨林斯不同,斯特拉森(Strathren)认为,在造就大人物上面,社会网络比裂变分支群体更为重要,只有通过超越于小的裂变分支群体上的交换,大人物的权力才能够得到增强。” 与部落社会的“大人物”概念非常相近,在艾滋病防治的田野现场,“大人物”同样是不具官方权威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社区的认同和尊敬,从而顺利高效地开展健康服务工作。同时,这些服务工作又在不断强化“大人物”的权威,成为组织参与者的重要规则和资源。
作为社会结构的分析工具,社会网络分析以网络结构影响网络成员行为为理论依据,基本要素包括网络成员及其间的关系,分析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由不同个体通过一定关系构成的结构体。 另有观点认为,社会网络分析不但是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更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新观点。 作为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非行动者的属性。艾滋病的感染或传播,不仅与病毒本身有关,社会网络作为媒介,其提供的支持或压力同样会影响艾滋病的传播。这不仅对应着人们的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也必然对应着风险行为,从而是干预行为的选择。社会网络结构通过影响网络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其健康结局,这使得社会网络研究与艾滋病防治的结合成为必然,也极大启发了田野工作的思路。

2.4“大人物”与社会网络概念付诸应用研究
P市的同事A,在项目工作及人类学研究中充分调动她的资源,发挥她在妇女中的影响力,产生的效果使研究团队不得不重视她这个“大人物”,她的权威在这些工作中也得以再次强化。经营发廊的妇女X,她在P市较长的生活经历,及其在妇女圈中的影响力,使我发现了以“网络”为单位开展田野工作,可以说,X是以其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的“大人物”。“大人物”与社会网络发生了结合。这样的思路对于人类学、公共卫生贡献何在?
在之前的理论准备及现场尝试的基础上,2010年,我和研究团队里的师友共同把社会网络概念和方法付诸为成功的实践。我们在P市选择基于低档暗娼的性关系网络,从这些妇女出发,探寻她和性伴之间结成的“网”的状况,对这些“网”中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性伴进行整体性研究。旨在探究这些性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发现影响性行为、性关系及艾滋病风险的关键因素,回答性关系网络与艾滋病易感性之间的关联问题,并提出策略支持建议。性的社会网络概念和方法是应对艾滋病问题有价值的新思路,经由性途径从而“组织”起来的人及其关系成为研究的切入点和途径。网络不是研究者“心生之物”,其结构可以被描述,其功能可以被影响。社会网络分析与文化人类学互相补充,强调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网络结构的形成和发挥功能产生的影响,与人类学倡导的“整体性”原则相一致。 同时,该项尝试性研究较好地运用并发挥了妇女中“大人物”角色的功能,比如,一位“大人物”利用她的广泛影响力,组织所在场所里的全部9位妇女及自己的10位男性性伴参加调查,她的努力奠定了研究成功基础的“半壁江山”。
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有国外的人类学家将“大人物”与社会网络两者的概念结合起来。例如,针对干细胞研究,在西方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医生—科学家,回国从事高科技医学和医学研究,被人类学家称为“大人物”。他们凭借自己在语言、科学知识、政治文化和科学规范等方面的优势,从不同的共同体/群体/社区引荐学术权威,来建立起有成效的网络。这样的生物研究网络(bionetworks)中,大人物是中介节点,在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机构之间协调医学的供给和需求:他们娴熟的操纵并运作他们的网络。

3.追溯田野工作并寻求新的理解
“田野工作”的诞生要追溯到19世纪,当时受达尔文在生物学上“进化论”的影响,对人类社会以及文化层面的研究带来巨大影响,人们将进化的观点用于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研究。达尔文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不再满足于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而是试图到真正的大自然里去观察,发展出了“田野调查”早期的概念和术语,最终在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确立下形成为规范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实践中田野调查传统的重构工作早已开始。参与观察依然是决定人类学方法论地位的一个主要部分。但是,人们不再盲目地迷恋它;……民族志正在成为一种灵活的机遇性策略,通过关注来自不同社会政治场域的不同知识形式,以多种方式综合性地去了解不同地点、不同群体和不同困境,而不只是一条通向“另一种社会”的整体知识的捷径。 在当下的情境中,人类学家面临的田野可能不再需要地理边界进行确定,正如格尔茨的经典表述:“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作研究。” 田野工作注重异质性的经验,人类学家通过实例研究来定义他们进行研究的田野。而团队工作、多学科合作及项目方式等研究也在地区性或国家性实践中广为使用。无论是在田野调查点长期的居住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仍是人类学的学科认同,是人类学家不变的追求。
随着艾滋病的传播及在全球的肆虐,人类学家挺身而出走入了这个人类共同的困境,并以文化相对性和整体性等人类学基本原理及深入的田野工作等优势,为疾病防治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个案,以及在区域性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不同的防治策略与建议。一方面,诸多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逐渐为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学者及人类学界接受并认可;而且最近几十年来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能够捕捉住对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健康问题,具备明显的社会相关性,积极推出本土个性的研究成果;将艾滋病防治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在克服很多误解之后与生命科学、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领域的部分专家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健康或疾病有哪些实际用途,至今还是让医学界、公共卫生学界的一些学者深感困惑并质疑的问题。
笔者认为,取得跨界认同的成果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密不可分,因为正是它为其他学科拓展了视野,丰富了自然科学对“数据”的认识,以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方式获取数据,并阐释数据背后的内涵与意义。同时,经过田野工作,人类学者努力进行对某类知识霸权的解构。例如,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疾病与健康概念的不同认知、族群间的文化差异、田野工作的“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行为模式背后的结构因素等人类学擅长的研究领域,突出地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大量产出,从而丰富了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模式,成为对以艾滋病为例的疾病控制领域的显著贡献。正如,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和方法作为人类学解决艾滋病相关田野工作困难可能的途径,着实受益于人类学者与流行病学、行为科学、卫生统计、社区工作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长期合作的契机和相互的启发。当然,取得今天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受到诟病。作为人类学者,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以艾滋病为例,田野工作如何实施才能更有效地对应现实中的疾病控制;怎样找到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共同感兴趣的切入点并建立起深刻的共识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4.思考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获取资料构建学科理论的基石。人类学家走进田野,尤其是疾病控制主题的田野研究,经常涉及敏感问题、隐秘性强的主题,不妨考虑“大人物”与社会网络概念和方法,作为开展田野工作的可行途径,并探讨其对疾病控制产生的积极作用。在田野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去发现并建设“大人物”规则和角色,充分发挥“大人物”的功能;与此同时,重视个人层面以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概念和方法。本文旨在对以往看似模糊的遭遇和理念,进一步在学术框架内厘清起来,以实现人类学家克服田野工作困境的一点突破性理解。
社会网络与“大人物”均为田野中的“真实”存在。在田野工作中发现有影响力的人物并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亦不难;而如何将两者的概念和方法纳入研究设计,则是需要考量的关键所在。这种思路对官方权威并不完全适用的场景下性病艾滋病等健康问题相关的研究领域弥足珍贵。对这两者的应用可以继续深入发掘,比如,不同层次的“大人物”特征、社会网络之间“大人物”的互动关系等。相信,这是田野工作发现地方性逻辑和文化差异的渠道,是实现健康福祉的学术关怀。

[作者简介] 李飞,女,辽宁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社会科学系。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5号院,100005.

刘谦、王剑利对本文提出有益见解,特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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