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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际分享:“他群”“我群”互动的田野

2014-01-15

主体间际分享:“他群”“我群”互动的田野①
赵晓荣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昆明石龙坝水电站的工厂田野调查过程,深刻反思以往人类学研究中索取式的田野调查范式以研究者为本位而将研究对象当作研究工具。为了打破这种索取的的阈限模式,本文提出主体间际分享的田野调查范式,将研究对象看作是与研究者平等的主体;主体间际的分享是心灵互相沟通和互相指引,是共同发现遮蔽在快速的物化社会下的生活的本真样貌的生命历程。
关键词:主体间际;分享;田野调查;索取;石龙坝水电站

An Intersubjective Share——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of A Factory
   ZHAO Xiaorong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first hydropower station--Yunnan Kunming Shilong-dam hydropower plant field investiga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profoundly reconsiders the request-type-Paradigm which is researcher -oriented and regards the research object as research tools in previous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order to break the request threshold model,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ersubjective-share-type- Paradigm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which the research object is considered on equal subjects with researcher;An intersubjective share is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guide of the mind, and is a life course to jointly reveal the real look of the life which is sheltered by rapidly materialized society.
Key words:intersubjectivity;share;field investigation; request;Shilong-dam hydropower plant

  “何处是田野?”常常会听到人类学家或人类学的研究者这样追问?人类学的传统往往认为那些初民社会、异族社会和乡土社会才是人类学的田野,而常常对城市的工业文化遗产视而不见。甚至故意与城市保持距离,生怕被人粘上“非人类学”的标签。由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人类学家却又往往在寻寻觅觅中发现他们(她们)所钟情的田野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
  费孝通在《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一文中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1]黄剑波在《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的文中主张“作为主要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学科,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异邦和乡野展开研究,也可以在家乡和都市进行田野工作;不仅在地理意义上的田野地点中调查,也可以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的事件、文本、机构中进行分析,从而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提出独特的洞见”。[2]
  本文从“人文世界”的视角,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选择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昆明石龙坝水电站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田野。从2010年8月到2012年3月我先后十几次去石龙坝做田野调查。石龙坝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建于1910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百年的历史使得现在的它的具有了多重身份,除了依然还是云南的发电厂,还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现存的九大近现代工业遗产之一,并且整个电厂被国家命名为“水电博物馆”。石龙坝位于昆明滇池的出海口螳螂川的上游,因为交通不方便,石龙坝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孤岛”,保留了中国工厂的很多特点,同时又因为电厂有农田,很多工人出身农民,所以又具有了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在石龙坝的田野的过程和经验对传统索取式的田野调查范式进行反思,不仅将田野看作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工作,而且将田野视作生活本身,通过主体间际的分享重新发现和思考田野中研究者的位置、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从而为认识他者、认识自我、认识百年工厂变迁中的人性的多元形貌提供一种“路径知识”。

一、陌生身份和角色困境
  如何选择田野点和如何进入现场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都至关重要。毫无疑问,选好田野点是成功实施田野调查的第一步。但是田野点的选择在人类学研究中一直没有作为重要问题来论述,兰林友为此指出:“然而,必须意识到,绝大多数民族志研究计划的地点场景选择,在人类学中尚未被承认是一个主要问题。例如,为什么选定这群人而不是另一群人作为研究对象? 为什么人类学者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另一个地方从事田野工作? 这类问题至少尚未被认为与更广泛的研究目的有关联性。相反,选点工作常常是由偶然的机会来决定的。”[3]
  我的博士论文的田野之所以选择石龙坝正如兰林友所言是由偶然的机会而得。2010年夏初的时候我打算做有关“滇越铁路”的研究,因为滇越铁路承载了百年的历史,当我2010年8月19日从北方到云南昆明调查滇越铁路时,遇到一位昆明的老水电人,他说没有滇越铁路就没有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的建成,石龙坝水电站到2010年也有100年了,与滇越铁路不同的是,石龙坝水电站是中国的商人自己集资创办的,滇越铁路是法国投资创办的,但是滇越铁路名气很大,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在云南石龙坝,滇越铁路几乎都停车了,看不到老火车了,石龙坝水电站还在运转,这个老水电人的讲诉激发了我的兴趣,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好石龙坝的地址和坐车路线后,在倒了几趟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后我终于找到了石龙坝,当我走进石龙坝发电厂的时候,我怀疑走错了,“一颗印”式的四合院办公楼挂着“水电博物馆”的牌子,古色古香的天井、镂花门窗、立柱、飞檐、碑刻都已经传承了一百年,,工厂,建筑、车间、机器大都还是百年前的老样子,更神奇的是一百年的机器现在还在良好地运转,石龙坝是典型的中国工厂,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更具有研究的意义。为此我坚定信心将石龙坝水电站作为研究对象。
  选好了田野点,接下来重要的一步就是如何进入现场。正像有的学者所言:“如何进入现场以及能否顺利进人现场,往往不仅仅决定田野调查的成功与否,甚至还会影响该项研究的科学性及最终的研究质量”。[4]进入研究现场,一般来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熟人引荐进入;二是地方行政部门推荐进入;三陌生人身份进入。学者风笑天认为第一种进入和第二种进入通常需要“关键人物”或者“中间人”的帮助。[5](P245)
  我本想找当地熟人介绍或找云南的地方领导将我引荐给石龙坝,按照我以往硕士论文的田野进入经验,就是没中间人介绍而只身前往获得田野材料的,也因为没有中间人我收集到了更真实的田野材料。不同的是我硕士的田野点是我家乡山西的一个村庄,我的身份、语言很容易引起当地人的认同。而石龙坝电厂很多不同于我所熟悉的山西村庄。但我还是按照以往的田野经验以陌生人的身份进入了田野。到了石龙坝我才发现以陌生人的身份进入现场是一种很大的冒险。因为没找中间人,我初去石龙坝,虽然之前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石龙坝没食堂,工人又不熟悉,没吃饭的地方,在百年老楼的后面虽然有招待所,但初遇到的几个工人说那个招待所是100年前的办公室,很少有人敢住那里,而且厂里一般不允许让外面的人住。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常常早上从昆明乘车去石龙坝,中午才到,下午5点以前就必须离开,因为石龙坝没有直通离它最近的安宁市的汽车,我需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甸基村等私人开的中巴,如果过了下午5点半私人中巴也没有了,就没法到安宁乘长途车回昆明了。就这样我每天带着面包和方便面来回地跑,因为一天在石龙坝呆的时间很短,所以参与观察到的是一些零星的事。因为没有中间人引荐,我的陌生人身份一开始让大多数工人对我很警觉,甚至排斥。我刚进入石龙坝的时候,因为昆明很长时间的干旱,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发电了,而在厂里的宣传材料说他们的发电量从2004年后在逐年提升。在我参与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中常常被工人问:“你是哪里来的?”、“你为啥来我们这儿?”尽管我一再拿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的学生证给他们看,但还是很多工人认为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或者北京有来头的干部。有一天中午我刚刚采访了第四车间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工人小朱,[6]因为没有访谈完,她让我第二天下午去车间继续访谈。第二天我到她车间的时候,有一个30多岁的男工人正和她一起值班,我刚进门还没走到她面前,小朱忽然警告说昨天她和我说的话我不许写在文章里,那个30多岁的男工人从操作台下来推着我的背使劲往外推,他一边推一边和我说厂里和车间领导都和他们工人开会了说有北京来的记者到厂里暗访,请他们不要乱说话破坏厂里的形象。我一再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来做电厂研究的,他坚决不看我的学生证,愣将我推到了车间门外,那天我只好在厂里林荫道上的长凳子上访谈几位坐在那儿聊天的四个老工人,他(她)们也将我当作了记者,我根本没时间参与观察他们,他们就一个个向我诉说他们的苦楚,在石龙坝工作了一辈子他们到现在也没享受过国家福利分房和房补,让我帮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情况,我一再和他们说我是来做调查的博士研究生,不是记者,一位老职工说:“你是北京来的,总认识一两个大干部,比我这老奶(当地土话,对老年妇女的称呼)强。”
  因为陌生的外来人角色,我不能融入工人中间,我于是想办法住在石龙坝。因为和石龙坝政工部主任邱主任逐渐熟悉了,他和后勤部门说了后同意我住在办公楼后面的招待所,一天收我20元住宿费,但是因为石龙坝没有食堂,吃饭我自己解决。我所住的招待所就在水电博物馆里,也就是石龙坝百年的办公楼,。办公楼建于1910年,由前天井、中天井、后花园组成,前后联通,前天井的四合院是现在的厂行政办公楼,一边办公,一边保护。中天井的四合院主要是文物展览区,后花园的四合院的五间平房已经被改造成招待所。招待所因为多年来很少有人住,所以屋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被子非常潮湿,下午5点下班后整个办公楼就剩我一人,办公楼也没保安,他们走时将办公大楼的铁门从外面锁上,给我一把钥匙,如果我晚上要出去,就从里面将锁打开。一个人住在一所百年的老楼里,虽然有点害怕,但是我也没多想。在石龙坝呆了几天后,我陷入了田野的困境,吃饭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石龙坝没有食堂,我来时所带的方面面和面包都已经吃光了,好不容易在厂里找到个工人在自家窗户口开的小卖部,买了几包点心,发现过期了,但只好吃掉,因为没地方可吃,饿了两天,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在快吃饭时间一家家敲门,看哪家愿意让我访谈,借着访谈混饭吃,因为实在饿得饥肠辘辘。吃饭困难可以克服,更大的困难是我不能取得工人的信任。混饭吃也并未帮我和工人建立较为亲近的关系,工人们对我似乎还是不愿打开他们的心扉。这种陌生感觉不仅打击我的信心,也折磨我的心灵。学者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一书中对田野中这种陌生人的感觉描述很深刻:“作为陌生人的感觉,时常让我觉得难以真正进人这个村庄的社区生活,其中首先的障碍,是与村里人之间在穿着、相貌、语言、心理和身份上的距离,这可以从他们对你探究、猜测、冷眼的目光中,从与你谈话时的尴尬中感觉到”,[7](P24)我对此感同身受,那天晚上在一个工人那儿访谈遭到拒绝后,我打着雨伞回招待所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哭,沮丧而绝望。
  在不熟悉的田野,中间人的引荐其实很重要。学者风笑天就非常强调田野中“中间人”的角色,他指出“研究者要能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社会生活,还常常需要某些‘关键人物’或‘中间人’的帮助。这些关键人物或中间人就生活在研究对象所生活的社区,或者就工作在研究对象所工作的单位,他们既认识研究者(是研究者的朋友、亲戚更好),同时又认识研究者所希望研究的那些研究对象。总之,他们能够十分便利地将研究者‘带人’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8](P245)正是因为没有中间人的帮助,不能取得工人的信任,不能和工人建立友善的关系。让我在石龙坝的田野陷入了角色困境。

二、夜半铃声和我群接纳
  “在一定意义上,研究者能否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他能否与研究对象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决定着他的实地研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如果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眼里始终是‘外来人’,人们始终对他抱有戒备心甚至充满敌意,那么,研究者要从这些研究对象那里得到真实的资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9](P246)为了转变田野的角色困境,取得研究对象对我的信任和他们建立友善的关系,我开始想办法在石龙坝找到中间人,还好我婆婆是昆明人,她打听了很多亲戚、朋友、老同学等,还好她在老年学画班的一个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刚好在石龙坝工作。在搭上线以后,我先见到常师傅,当他问我在石龙坝有什么困难,我和他说了没地方吃饭的困难,他思考了一会儿,说:“明天你来我家,我让我家那位给你做,但是你少问她问题,因为她脾气不好”。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常师傅家吃饭,他媳妇小罗和我年龄相仿,对我很客气,但似乎对我有点排斥。我回去后,让我婆婆给她婆婆打电话问一下小罗的情况,她婆婆说她这个儿媳和她关系非常遭,他儿子离婚后又娶的,但她已经和她儿子说了必须给我提供帮助。因为这种复杂敏感的关系,我也只是去小罗家吃吃早饭,吃饭的时候她很少谈她自己。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中间人、很重要。那时候我在田野突然有了彷徨的感觉,无所适从,中间人的出现并没有像我预想得那样很快带我进入石龙坝人的生活世界,更别提取得他们的信任和他们建立友善关系了。但是我还没有因为绝望而放弃。我所受过的人类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人类学者不仅要耐得住孤单寂寞,而且面对艰苦条件和研究对象的冷遇、伤害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甚至要有献身的精神,这是人类学学者应有的学术品质。例如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去广西瑶族进行田野调查,在调查途中费孝通受伤,王同惠不幸遇难,但是费孝通并未因此放弃,写成了著名的《花篮瑶社会组织》;[10](P56) 乔健在美国进行拿瓦侯印第安人部落的田野调查时受到当地人的怀疑和敌视,有人对他说:“我不要和你握手,我想杀掉你”,乔健并未退缩,他坚持下来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11](P50) 李亦园认为人类学家之所以能忍受各种艰苦和危险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在鞭策着他,“人类学家只是在追寻他们对人类永恒本质的信念”,[12](P64)他接着说:“人类学家执着于人性普同本质与文化歧义的追寻,就像瑶民的千家峒寻根,或是基督徒的找寻天国复临的运动一样,忍受寂寞与困难,锲而不舍地追求他的理想。”[13](P66)在我看来,这是作为人类学学者所必须经受的意志磨砺;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样的田野境遇中是个人坚韧品性的锤炼和体现,更是深切的心灵体验,一次次的体验成为学术跋涉之路上的资粮。
  我在坚持中等待着契机的出现,一次突如其来的夜半铃声成了拉近了我和石龙坝人距离的契机,让我开始走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夜半铃声是发生在我住在百年老楼里的招待所后的一个晚上,那晚我从工人家访谈回来回到招待所的屋里整理完当天的田野笔记后,在大约快12点的时候我躺下睡觉,刚睡着没多久,我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的招待所没有电话,电话是前面四合院的办公楼里传来的,电话响了一阵,我刚开始没害怕,以为是有谁打电话找人了,但是后来电话响一阵停了,我的心刚放下几十秒,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又响起,反反复复响到了半夜1点半,我忽然想起前几天访谈时厂里的王师傅得知我住在百年老楼里,问我害怕不害怕?王师傅说文革时有一个留美回来的工程师就是因为忍受不了批斗,从我住的招待所前院的办公楼上跳下来自杀了,让我回家准备一把匕首或刀放在枕头旁边以防鬼上门。想到王师傅说的我不禁害怕起来,毛骨悚然,恐惧充满了我的心,我吓得不敢下床出去看,电话还在不断响起、停顿、响起,我战战兢兢地给我爱人打电话,一开口就哭得稀里哗啦,爱人离我很远,他只能让我冒昧地给常师傅打电话求助,我鼓足勇气给常师傅打了电话,他说没鬼,估计是有人打错了电话,他让我给中国电信10086打电话,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盼望他能过来看看,毕竟他住的家属区离我住的办公楼院只有10几分钟的路,但是他没说,我也不好麻烦他,所以我只好给10086打电话,打通电话10086后接线员说这种事也不是机器出了故障,他们没法管。办公楼的电话还在响起、停顿、响起,我爱人打来电话,让我别挂电话,他一直陪着我说话,减少我的恐惧,就这样一直到3点多钟恐怖的铃声总算停了,我一夜无眠,被恐惧包围着。
  第二天上午我睡了一上午才去做调查,但是一天我的心都被恐惧所笼罩。快到晚上的时候我很害怕回招待所,但是我想换个住处的可能性非常小。石龙坝人除了一位离休干部,其他职工都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几代人挤在30到60平方米的楼房里,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我不能和哪个工人提出住他们家里的要求。石龙坝的厂区除了办公楼前面有几盏灯、还有远处的家属区有灯,整个厂区漆黑一片。晚上9点多钟我才拿着手电筒往招待所走,当时天黑又冷,厂区里人很少,当我经过从厂家属区到招待所的一所小桥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背着包和一位老年妇女正借着家属楼的灯光聊着什么,突然看见我,问我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当知道我是来做研究的博士生,她问我住哪里,当得知我住招待所的时候,她竟然说我胆子真大,我只好和她说了我昨晚的遭遇,她忽然从背着的包里拿出四个带红绳的东西,她说这是核桃核,是避邪和驱鬼的,我听了不敢接,她说她以前是这厂里的,今天回石龙坝是回来看看朋友,她丈夫以前就是办公楼看门的,办公楼以前死过人,她丈夫好几次在办公楼里见到鬼影,吓得将她和家里的狗叫过去守门,她也半夜在传达室窗前见到人影闪过,但出去看了啥也没有,她说那就是鬼影,连她家的狗都一直狂吠,后来她丈夫再也不敢守办公楼了,所以辞职了。她说没人敢守办公楼,所以现在的办公楼只能按了摄像头保安全,但是摄像头拦不住鬼。一旁的老奶奶也说确实办公楼常有鬼出现。我和她们说她不应该将这些鬼故事告诉我,她说她们是好心,看我是个姑娘家不容易,所以才舍得将她一直带在身的核桃核给我,她说:“你不信我的话,拿手电筒看看是不是桃核已经被我摸得光亮”,听了她的话我只好收下核桃核。她还特意给我留了手机号让我害怕时给她打电话。和她告别后恐惧又充满了我的心间。
  我不敢往办公楼院里的招待所走了,我鼓足了勇气给常师傅的媳妇小罗打了电话问她在哪里?她说她正在一车间值夜班。我就打着手电筒到一车间找到她,她问我怎么还没回招待所,在车间里几台老水轮机正在轰鸣着运转中,我说了我昨晚的遭遇和今晚的遭遇后,告诉她我不敢回去,问她能不能我和她一起值夜班,她同意了。她很同情我,问我:“为啥要遭这罪啊?不受苦不行吗?”她还很好奇我的一切,借着车间里昏黄的灯光和机器的轰鸣声,我把我的求学、家庭都和她讲了。她听了后也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告诉我她的命不好,她家是附近200号(石龙坝附近一家军工厂的名字)的,她高中一直学习很好,因为他爸爸有病,200号又效益不行,上面的哥哥、姐姐都下岗,在这种情况下她没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招工去石龙坝的小水电工作,小水电是石龙坝职工集资入股办的,属于合同工,工资很低,常师傅那时是她的师傅很关心她,虽然他离过婚还带着小孩,并且比她大十几岁,她不顾厂里的流言蜚语和家庭的阻挠毅然嫁给了他,将他儿子从小学抚养一直上了大学,为此,她一直没要自己的孩子,后来考上了昆明理工大学的成人大本班她也因为继子放弃了,但是因为她的严格要求,继子对她并不好,上了大学很少打电话给她,婆婆、大姑姐(丈夫的姐姐)都对她不好,嫌弃她是合同工(常师傅是正式工)。父亲最关心她,可惜去世了,去世前给她留了一间30多平米的平房,可是已经离婚的母亲带着哥哥和姐姐来和她争,父亲病重住院的时候她(他)们都舍不得掏钱,等父亲去世,姐姐和哥哥过来霸占住房子,她告了法院才将房子要回来,但是在法庭上母亲宣布和她断绝关系,姐姐和哥哥上她家闹,将她的脸上、脖子上都挖破了,她手指着还没好的伤痕给我看,然后就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也不禁跟着她一起哭了。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哭诉她的苦命,因为石龙坝很封闭,一天到晚说闲话的人太多,当时她和常师傅结婚就听了很多难听的闲话,所以她从不和同事讲她自己。她请我原谅刚来时她对我的不热情,说当她婆婆要介绍我来她家时,因为讨厌她婆婆,所以连着我一起讨厌了,我在她家吃饭的这几天她感觉我很好。她忽然说:“你也不容易,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了,有啥困难和我说。”那个半夜,她在废旧的1米长的机器箱上铺了两张废纸箱让我困了躺一会儿,我穿着衣服躺在上面,她说车间里机器轰鸣又闷热,估计我睡不着,她就在旁边守着我一边值班,因为前一天晚上一夜没睡,我很快就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都没听到早晨来换班的工人进车间的声音,小罗叫醒了我,我赶紧从废纸箱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消息传得很快,当我再访问工人的时候,他们都表达了对我的同情,有的老工人师傅说:“你这娃娃哪里是暗访的记者或者北京来的干部,她(他)们公款消费哪会受这种罪啊,没地儿吃饭还遇到鬼,学生搞调查真是不容易啊!以后没地方吃来我家吧!”我没想到夜半铃声成了工人们接纳我的契机,而且他们开始热诚地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饭,每逢到中午、晚上快开饭时间,我能接到好几个邀请我吃饭的地方,有时正在这家吃,那几家就打电话过来叫我过去,很多时候我为了推辞又不让工人生气还需要讲说话策略。住的问题还没法解决,我还是哆哆嗦嗦住在招待所里,因为工人们大都是几代人挤在30-60平米的小房子里,所以他们不会开口叫我去家里住,秋玲听说了我的事,她说她一个人让我和她住。她丈夫去世女儿在外上中专,秋玲很热情地让我住到她女儿屋。因为住在职工家属楼里,我和工人们更亲近起来,工人们叫着我上车间和他们一起上班,看他们如何操作机器和维护机器,在车间里给我讲解机器的性能,也将他们几代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情感故事;下班后他们带着我在厂里的荒地上开垦的农田里种菜、浇水、摘玉米,然后回家一起做饭吃,还带着走亲戚。更有意思的是张妈妈带着我到石龙坝附近的她娘家村的寺庙拜佛,让我更好地了解她们老一辈工人心底里的信仰,她自豪地和娘家村的人介绍我是她的干女儿,逐渐我获得石龙坝人的信任,和他们建立了友善的关系,我从石龙坝人的“他群”进入了到他们的“我群”。
从“他群”到“我群”的艰难转折过程让我对田野工作进行反思。在来石龙坝调查之前我做了充足的田野准备,认真储备了有关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和技巧知识,但是在石龙坝的田野调查让我感到按照这些书本中的方法和技巧知识去做很困难。我一厢情愿地想和石龙坝人发展平等、亲密的关系,但是一开始阶段大多数人对我抛出的橄榄枝的缄默、推脱或回避的态度,使得我重新审视那些传统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范式和重新思考田野中研究者的角色位置、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互动。田野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像所有社会场域的互动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出身、社会阶层、教育背景、故乡、权力、民族等等的影响。除了陌生身份进入的因素带来的距离,作为人类学学者,我的多重社会身份也阻隔了我与石龙坝人的亲近,例如我是山西人、城市教师家庭出身、无工厂经历、来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生等因素很容易在田野中造成研究对象的好奇、误解、不信任甚至不平等感,从而他们从情感上不愿向我敞开他们自己。我来田野之前设想的“坦诚交流”似乎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没有后来的坚持和耐心地等待契机的出现,我的田野也许就可能半路夭折了。
所以,进入田野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建立信任关系需要时间和过程,“这在实地研究中可能是最为困难而又最费时间的任务了。的确,这可能是会引起损伤的一步,但要获得有效的资料,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14](P347)然而,田野工作者也不必为之过急,在田野遇到困境时不要散失信心,要不屈不挠地坚持和等待,努力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当地人慢慢习惯你,慢慢了解你,“而在这种参与生活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自然的契机,这些契机将成为一种转折点,使得研究者逐渐从当地人的‘他群体’中,进人到他们的‘我群体’里。”[15](P246)

三、田野凝视和分享生活
  从“他群”到“我群”的艰难过程也让我凝视田野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我受传统田野调查范式的影响,在田野调查中急于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理所当然地将对象当作资料的来源。在刚到石龙坝田野的初期,为了使得研究对象很好配合和完成研究任务,我刻意与研究对象拉近距离,以获得更真实的田野材料。这种将研究对象当作研究工具的“研究者本位”的思想,使得研究者变成了想方设法获得调查材料的“索取者”,这样让研究对象感觉到我急于从他们那里获取对我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他们常常会用缄默或者拒斥面对我的索取。传统的田野调查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索取式的理念,是以主体和客体、主位和客位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为基础和前提的,它无法超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鸿沟而深入到两者共同的本源之处。正像女性主义田野工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想要了解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将她们看作人,她们与我们一起创造对生活的阐释。[16](P668)现象学家舒茨也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出发才能超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二元对立,他认为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主体间际的世界,即人和人是互为主体的,“即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它之所以是主体间际的,是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被他们所理解。”[17](P36-37)主体间际也是一种研究视域,这种研究视域不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看做是主体与客体、局外人和局内人、自我与对象相互对立、相互外在的关系,而是相互生成、相互内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本文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间际的互动是一种心灵分享活动,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分享着生活、信仰、情感、态度、思想和对意义的诠释,分享不在于达到共识或同一,而在于尊重对方、了解对方、求同寸异、相互交融、共同建构有意义的世界。
  经过田野的凝视,我开始改变在石龙坝的田野调查范式,变索取为分享,用心灵分享,这种心灵分享是主体间际的平等分享。石龙坝人对我是女博士生的生活很好奇,有的工人问我:“你们博士是不是整天只知道学习,不会做饭,也不懂生活?”我和他们分享我的博士生活、日常的爱好、还有在家里如何做饭、我的情感、态度和生活理念等,他们也和我分享他们的情感、思想、信仰等,还分享他们的知识。田野中的知识生产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没有特权,恰恰相反,分享也是一种知识的互相生产。不仅研究者具有人类学知识储备,而且研究对象有他们的人类学知识,他们的自我认同有一部分来源于这些知识。我在车间的时候看不懂水轮机和发电机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我没有水电知识的储备,常师傅带着我在车间里观察机器的运转、给我讲解水发电的原理,还带着我到滇池的出海口看水的落差,又带着我到前池给我演示和操作当水草疯长不能发电时他们如何捞草的动作,并找来梯子让我看水轮机上的具体参数,还带者我趴到地下口看发电机的运转;有时候我听不懂时,他就开玩笑地说:“我收的这个博士徒弟有点笨”,我就笑呵呵地叫他常老师让他讲解得再清楚点,他竟然花了一晚上给我画了石龙坝的四个车间的发电图,并注明水的势能是如何转为机械能,机械能又是如何转为电能,发了电又是如何输送出去并入电网的。我老担心耽误他的时间,但是他说很愿意做这些事,因为带着我参观和给我讲解,让他找回了刚到石龙坝学水电的辛苦和快乐。而且他主动约我到家里好几次,从他父亲那一代到他这一代、再到他儿子,他都敞开心扉对我倾诉,一连回忆很几天,有时候他想起来就叫我马上到他家,他让我每次用录音笔录音,怕我笔记记不全,每次去他家我就给他和小罗放上次的谈话录音,他和小罗总是带着认真的表情听,不时还大笑,有时候还对我的提问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有的他觉得说不好的,就问我能不能那几句不在你的论文里出现,他们还要补充,我感谢常师傅时他说了一句颇为哲学意味的话:“你听我讲过去,也是帮我在梳理我的人生记忆。”我还将每次回去后总结的他的回忆笔记给常师傅和小罗看,他和小罗总会认真地提出建议。小罗后来也主动要求向我回忆她的故事。每天我到常师傅家吃饭,他和小罗都关心地问我:“今天有没有收获?说给我们听听。”他说:“你要更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为此,他带着我去石龙坝周围的国有企业的工厂让与石龙坝对比,还找到那些老工人让我访谈,甚至后来带着我到昆明他的姐姐和妈妈那里让我听她们讲石龙坝的故事。
  很多工人师傅都愿意像常师傅那样热情地和我谈他们的水轮机和发电机,有的工人是一家几代人和这些机器打交道。有时机器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当着我的面吵架,责怪看护机器的人没仔细呵护它。王师傅说:“机器不仅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它跟随了我的爷爷、我的爸爸和我三代人,它身上带着祖辈的血汗和情感”;当然很多时候他们不只是对机器的热爱,当谈到现在百年的老厂被人遗忘,很多时候缺水发电、机器闲置的时候他们脸上充满了悲凉;有时他们也会反观自身的命运,干了一辈子没房没钱,几代人挤在几十平米的公租房里,微薄的工资不敢生病。老工人刘师傅对我说:“我们和那台百年老机一样,干不动了,也被历史淘汰了。”郑师傅也说:“机器是我们工人生命的根,离开了机器,工人哪叫工人?”而修了一辈子机器的老李师傅更是说:“有时候机器坏了,我们都非常心疼,就好比是自己身上的哪个零件出了问题。机器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我们对机器的感情就像你们读书人对书的感情。”我听了很惭愧,我感觉虽然我对书很热爱,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将物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惜。
  除了机器,厂里的工人们还喜欢和我谈他们的故事,还有很多工人喜欢带着我到田里看他们如何开垦荒地和种菜,后来还让我和他们一起种菜。他们工资很低,有时候甚至厂里拖欠,所以他们都将厂里后山荒芜的土地开垦成菜地贴补生活,还在附近搭了鸡窝养鸡,他们常常一边回忆着自己的过去,一边教我如何手工培植菜地,种菜和养鸡如何不用化肥而实现生态循环等等农田知识,种菜他们从不会用农药杀虫,让虫子和蔬菜、土地一起共生。张师傅说说蔬菜的叶子有孔说明虫子咬过,这才是纯天然和有营养的蔬菜,他们瞧不上附近的农民为了几个钱使劲用化肥。他们用的是生态肥,用鸡粪、狗粪、人粪等给土地施肥。种完地,他们会很自然地对我说:“走,咱们回家做饭去。”我和他们一起抱着刚采摘的玉米、南瓜、新鲜的蔬菜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分享给路过的工人。后来工人们不仅仅和我分享他们的生活,还分享他们的感受,那天在地里我和老王师傅给新种的小白菜浇完水后,站在河堤旁聊天,他指着地旁边的河坝里奔流的水说:“生命就像这河里的水一点一点就流走了,那台百年水轮机也是这样被一点点磨蚀掉了,我跟了它快50多年了,退休后我还常常去看看它,你说能没有感情吗?不知道它的寿命还能延续多久啊?”我不知道老王师傅是在感慨水轮机还是在感慨他自己,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机器和他是一体,分享着生命的意义。
  分享生活的过程,使得我更细致地体察和理解石龙坝工人的文化、情感、思想、信仰、还有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和诠释生活意义的方式;同时田野也是一面文化透镜,让我凝视自我,反思自我、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正如人类学家拉比诺所说的那样:“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18](P20)随着分享的越多,田野的时光让人感觉很快就流逝了,我用相机将这种分享的画面凝固在记忆里。我几乎给石龙坝每个人都照了相,每次回昆明我就洗了再带给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回忆照相时的情境,他们似乎更喜欢自己在车间或田地劳动的画面,而不喜欢居家的照片,他们和我说劳动更让他们感觉自己活得有意义;有时候他们还叫我过去给他们照个全家福,让我多洗几张,我从不收他们的钱让他们过意不去;有的工人还让我上昆明时给他家捎点东西,我非常快乐地为他们做这些;还有的老工人想申请低保,我给他们拍了照片,带着他们的资料到昆明市民政局等地反映情况,有时候去石龙坝所属的昆明西山区政府为老职工争取权力,大多数时候并未帮上他们,因为我只是一介书生。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我为他们做的努力,老工人张妈妈高兴地对厂里的人说:“小赵真是我的干女儿,她为了搞调查本来就不容易,还要为了我的事来回跑。” 张妈妈的丈夫参加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获得过功章退伍后转业去石龙坝,张妈妈作为工人家属当了厂里的临时工,参加了石龙坝的很多建设,但是一直没机会转正,干到65岁厂里就不让她干了,找了年轻的临时工代替她。张妈妈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靠卖菜为省,张妈妈幼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她一身病却没钱买医保,子女都下岗。她的感谢让我很愧疚,因为我向有关部门的反映并没有帮助她。但她为了我更深入地了解她们老工人,主动叫上厂里的老姐妹和我一起到附近工厂和农村调查。在分享的过程中,石龙坝人已将我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员,家里来了客人做了好吃的,他们会打电话叫我赶紧过来吃,有的工人还带着我走亲戚;程师傅的父亲去世了,我当时在昆明,她给我打电话:“爷爷去世了,你赶紧回来吧。”很多时候,工人们也会生我的气,因为我没到他们家吃饭,就说:“我不把你当外人,你怎么将我当外人。”老工人董师傅原来我到他家访谈时对我很冷淡,不愿多谈,当我在地里和其他工人师傅边种菜边聊天时,他一边在自家地里干活,时不时望一望我们这边,后来在田埂上遇到他,他竟然主动拿出五、六个从山坡上野生的仙人果(仙人掌结的果)叫我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听他讲故事,他说以前他在厂里当过科长,结果上面来搞调查的人,那些人不住在石龙坝,都住在安宁市的高级酒店了,不到工人家问工人们怎么想,问问大领导瞎写写回去就发在了报纸上,读了他们的文章工人们直骂。他说:我也不懂你所说的田野调查,我感觉你做学问搞调查就像母鸡地里刨食,如果爪子不刨地三分怎么能找到好东西。你不深入到工人生活中,不钻入工人的心里,怎么知道工人怎活的怎想的?”我没想到董师傅将我的田野调查比喻得这么形象,但是比我认识得深刻,所以我从石龙坝人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对田野调查也有了新的认识。
  经过我多次和工人们分享工田野调查的感受,他们越来越了解我,也越来越喜欢参与研究,“你调查地怎么样了?”成了他们见我时的口头禅,一旦他们又回忆起什么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还在家里努力找以前工厂里的老古董让我拍照,并给我讲老古董的故事,涉及到一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人物,他们积极主动地帮我联系能不能上门做访谈,联系好后我就去,有时候我自己去,有时侯他们带着我去,为此我找到了在云南安宁市、楚雄市、昆明市等地的老工人家里访谈。每次他们会很关心地问我访谈的收获,如果有收获他们会和我一起高兴,没有收获他们会和我一起沮丧。有的工人还跟着我到我昆明的婆婆家里玩和吃饭,然后在昆明一起逛街和买衣服、聊天。通过分享与他们也了解了我的田野,常师傅这样总结说:“你的田野调查并不高深,就和我们养护机器、养护土地那么自然,只是一项工作或者一种乐趣。”
  通过主体间际的分享,我发现在石龙坝人的生活世界里有两种时间观,白天是围绕着水轮机和发电机的标准工业时间,下班后是围绕着农历的自然节气和农作物的耕作周期转动,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半工半农。时间和生命对他们来说既是直线的又是循环的。在车间里他们的情感是压缩的,在田地里他们是释放的,他们坦诚地将这两个自我和我分享,他们也分享了学究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石龙坝的工人尽管因为电厂的衰落日子过得艰难,但是他们保持着一种人与机器、人与土地不是索取而是分享的心态。不发电的日子、发不起工资的日子,他们也会细致地维护和擦拭运转了一百多年、几十年的那些水轮发电机,对待宝贝似的对待它,与它共患难共荣辱,面对着机器默默地将自己心里的酸田苦辣说给它听,所以他们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他们的第一台老水轮发电机经过了100多年还在正常运转,连生产它的德国人来看了都为之惊叹。工人们对土地也是持这样分享的态度,不是全部地索取它的果实,收获了甜玉米他们会和土壤里的虫子分享,虫子也会分享,它会为人消灭掉有病虫害的植物,老王师傅是这样说他们的生活态度的:“不能老向土地要食吃,不能老向机器要电发,土地和机器和人差不多,也有情感,也会生病,你对它们好,它们才会对你好哩。要把一些东西留给它们养着,不能人都夺走。”人和土地、人和机器、人和人都不能只索取,要分享,只有养土地,养机器,养周遭的生命,才能养人,人和人分享才能有乐,这就是石龙坝人朴素的分享信念。

四、结语
  如上所述,石龙坝人朴素的分享信念也启示我们在田野中要不时反省自己的角色位置。以往索取式的田野调查范式其实是以研究者为本位,以研究主体/研究客体、主位研究/客位研究、局内人/局外人等传统的二元关系为模式,为田野调查设置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交流的阈限;而本文所提出的分享式的田野调查范式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双方是主体间际的关系即是平等的主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建立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索取关系,也不是“我”和“他们”的关系,而是“我们”之间的主体间际关系,“通过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关系,我们--向我讲话的他和倾听他讲话的我—都生活在我们共同的生动的现在之中,都在这种沟通过程中、并且通过这种沟通过程被引向应当认识的思想,我们是一起变老练的。”[19](P297)在“我们”之间的分享中,彼此将对方看做是与“我”一样有着思想、情感、信仰、意识、行动的平等的主体,“我们”之间敞开心灵,通过分享进入彼此的内心,相互理解和相互丰富。
  我在石龙坝电厂的田野经历了由索取者到分享者的转变,在刚进石龙坝的时候我脑海里也是带着这样的二元结构框架,急于从石龙坝人那里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和信息,在田野中是一个带着研究者本位思想的索取者,由此也陷入了田野调查的困境。在经过深刻反思之后,我开始了主体间际分享的田野历程,石龙坝的车间、田里、工人家里、厂区周围、附近集镇等等空间都变成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分享的场域,我也越来越进入石龙坝人的生活世界,随着分享得越多,我发现主体间际的分享是跨越这些二元阈限的桥梁,“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或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0](P68)只有主体间际的分享才能体察和洞见研究对象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他们自身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建构,“人是人的镜子,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在主体间的这种相互观照中,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同时也确认了他人的自我的存在”,[21]我在石龙坝的田野调查的分享过程,也让我一次次不断地内省和反思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的位置,重新审视和认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认识田野调查本身的性质,我们不是在田野调查中寻找或索取我们要的资料和信息,而是通过心灵分享洞察田野中生活表象后面的意义;田野调查不是发现某种文化表象的存在,而是探寻不同文化背后的人性的共同本质;而主体间际的分享不仅仅是互相了解对方, 通过对方观照自我、发现自我、赋予自我新的意义的心灵历程,更是互相沟通, 互相指引,共同发现遮蔽在快速的物化社会下的生活的本真样貌的生命历程;同时主体间际的分享也是新的社会历程,在同一时空中不同文化带着各自的惯习和特质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建构多棱镜、多向度的共享世界。
           
[参 考 文 献]
①本文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云南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类学研究》(批准号:QN20111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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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晓荣,女,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文化产业研究

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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