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方法新境界：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20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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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方法新境界：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刘谦
摘要：田野工作作为实现人类学学科使命的重要方法，彰显了实证主义的知识追求与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之间的张力与犹豫。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在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中，达到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境界。
关键词：人类学；田野工作；实证主义；人文精神
田野工作方法被称为人类学的看家本事，甚至成为人类学学科认同的标识。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科学主义范式民族志，一度被推崇为学科正宗典范。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类学中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的鲜明主张，凸现作者与对象各自的权力和互构的过程。人类学者在田野实践中往往游移并焦虑于田野工作时间“长”与“短”的选择,田野调查地点“生”与“熟”的定位,作为观察“入”与“出”的分寸,以及作为撰写者，对于“陈述”与“阐释”的把握。在本质上，田野工作方法面临的诸多矛盾可以归结到人类学学科使命的困境：实证主义的知识追求与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之间的张力与犹豫。
一、田野工作方法中实证主义的科学追求
受启蒙运动影响，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深深地熏染着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与思维习惯，实证主义成为其精神核心。Mark.J.Smith在其对社会科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综论中谈到，实证主义蕴含着一系列认识论上的深层假设，包括：认为只有通过被观察的经验获得的知识才值得被认真考虑；构成事物的基础是不能再切分的原子；研究者对事物的观察要追求客观性；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普适的规律.
在回顾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产生背景及其精神实质后，可以发现，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从四个方面力图遵循着实证主义原则下的科学精神。首先，信奉观察和体验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石，促成了人类学者强调必须亲身参与并诉诸于感官的田野工作实践。第二，追求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成为人类学者田野工作实践中不舍的情愫。其实现路径有二：一是通过选取更具文化反差意义的田野工作点，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文化处境分离，实现对遥远的 “他者”的关注；二是在田野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避免偏见和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尽量获取全面、真实的信息。第三，对细节的关注，成为评估田野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甚至是田野工作安身立命的本钱，相信基于诸多文化要素的细腻观察和把握才可能形成对特定社区文化的综观认识。第四，提取理论框架，寻求更宽广的理论解释力，是田野工作最终的理论使命，其中可以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作为典型代表。综上可见，在看似浪漫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田野工作方法作为谋求人类学知识的手段，体现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秉承实证主义核心精神。
二、田野工作方法中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
在明确田野工作方法所具有的实证主义精神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其间蕴含的人文精神的内在诉求。所谓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对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它与科学精神，在关怀的着眼点、意义与功能、表达方式等方面有着重大区别。
就田野工作方法而言，检视其间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田野工作在选题时，通常注意突出个体化、个别化，有意积攒独特的文化现象。田野工作对于各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关注，基于对多元文化构成缤纷世界的诚纳，以及对个性价值的认同。第二，人类学田野工作中，不是将文化作为既定的事实给以陈述，而是把人及其文化当作始终未完成的存在物来研究。田野工作一般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着人文精神的求索：一是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研究问题引导田野工作，以使对文化现象的研究能指向“对于人性能有更深刻的了解”；二是强调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要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文化互动与意义互构的内省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大论争便是明证。第三，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无论和自然科学，还是具有较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经济学相比，更少地强调价值中立，几乎很少用复杂地数学模型表达纯粹理性的推演。
三、寻求田野工作方法的新境界
不难发现，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双面影响。问题在于，以研究文化现象及其规律为己任的人类学，既不能放弃从客观观察出发，以科学的态度总结普适规律的追求，又困苦于纯粹理性无法表达先验性经验的人文求索。然而，狭义的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广义的科学中对人文世界的探索并非不可调和。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所肩负的双重取向，可以带着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文化自觉性”，通纳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以“文化的直觉主义”为灵感，在中国文化特有的宇宙观与哲学观中，实现田野工作中知行合一的自觉境界。
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的操作层面上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第一，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挖掘和阐释，使之与定性分析相得益彰。这可以从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可以通过更细致的调查，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结合特定主题下的数据收集；另一方面，关注相同研究问题下，以定量方法开展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定位田野工作在某种问题类型背景下的典型性意义。第二，在民族志撰写中，从写作手法上力求将原始素材与作者的解读厘清，以实证主义精神呈现素材，而在分析部分尽情表达人文思考。第三，形成规范的田野工作标准和程序，为田野工作者提供参考。尽管田野工作从研究问题到田野现场再到研究者个体修养，面临着巨大的差异与个性，但是如果能传承《人类学问询录》的范式，对诸多研究领域，更新各自细分的田野工作流程和核心问题，将对新时期人类学者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第四，促进多学科合作，在合作中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相信从提高学者素养、到全面收集与利用数据、到深刻理解研究发现都会丰富和完善田野工作中的实证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色彩。人类学的研究在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中，需要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
刘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讲师。原文详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VOL.32 NO.2， 转载于《新华文摘》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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