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羌族移民异地安置和生计方式转型
201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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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羌族移民异地安置和生计方式转型
——四川省邛崃市木梯村和直台村田野考察报告
王俊鸿
［摘要］一年多来，汶川地震羌族移民异地安置工作已经结束，在邛崃南宝山居住的人们已经逐渐适应了永久定居点的生活。然而，由于定居地与迁出地在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羌族移民文化适应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未能充分利用南宝山当地的资源，借助现有生计方式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本考察报告将从南宝山异地安置政策和产业规划出发，着重考察羌族移民的生计转型及对家庭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并结合南宝山当地农民生计方式的访谈资料，对异地安置点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汶川地震；羌族；异地安置；生计方式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4—0008—1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大学2010年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0SKQ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俊鸿（1974-），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开发与管理研究。四川 成都610064
2009年9月，因“5·12”特大地震破坏而失去土地的汶川、青川两地受灾群众285户、1202人，在经过临时性安置后，永久性安置在邛崃市南宝山A、C、D三个安置点。其中，来自于汶川龙溪乡的羌族移民有145户，674人，包括A区31户、116人和C区29户、125人迁自垮坡村夕格组的移民以及D区85户、433人迁自直台村的移民。①为全面了解羌族移民定居在南宝山一年以来的文化适应情况，笔者于2010年8月至11月四次前往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进行田野调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当地政府引导和帮助下，羌族移民已经从临时安置时期的迷茫中走了出来，开始逐步适应在南宝山永久性定居点的生产生活。但是，由于羌族移民定居地与迁出地在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羌族移民文化适应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未能充分利用南宝山当地的资源，通过现有生计方式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与地震前相比，羌族移民收入普遍降低而日常开支普遍增长。本考察报告将从南宝山异地安置政策和产业规划出发，着重考察羌族移民的生计转型及对家庭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并结合南宝山当地农民生计方式的访谈资料，对异地安置点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本文所用的田野资料是通过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得来的。
一、异地安置政策和产业规划
5·12汶川地震后，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将邛崃市南宝山确定为四川省“5·12”特大地震受灾群众跨市州异地安置点，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落实南宝山因灾失地农民安置帮扶专项资金14亿元，用于南宝山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投入。2009年9月20日，公共配套设施齐全的337套、434000平方米安置房正式移交安置群众搬迁入住。与此同时，邛崃市南宝山农场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完成了对4965亩废弃土地的综合整理和生产配套设施的建设，包括复垦废弃茶园2910亩，整理老茶园1066亩，复耕废弃建设用地472亩；新建水利工程蓄水池119口，引水渠45公里；修筑4条水泥路62公里，26条一米宽硬化生产路96公里，②奠定了因灾失地农民“搬得来、稳得住、经济发展能致富”建设目标顺利实现的物质基础。
四川省农业厅经过实地考察论证，为南宝山安置点确定了以茶叶为主导产业，紫色马铃薯为特色产业的种植业发展方案，以高山生态茶叶生产示范基地、高山猕猴桃生产示范基地和高山生态蔬菜生产示范基地为主的现代农业。在完成《南宝山4500亩标准化茶园新植及复壮改造》项目后，四川省农业发展系统从2010年3月开始开展了包括茶叶生产技术、粮油生产技术及沼气建设等一系列培训活动，使移民初步掌握了茶叶的种植、管理和采摘技术。
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异地安置点地方政府积极引导羌族移民发展羌族风情旅游。在四川省旅游局帮助编制的《南宝山乡村旅游总体规划》中，邛崃南宝山被定位为“邛崃南宝山新貌新羌寨观光体验及国际山地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1](P21)根据规划要求，南宝乡和油榨乡政府帮助移民安置点成立旅游协会，整理和发掘羌族文化遗产，开办家庭旅馆。截止2010年10月，安置点已有羌妹山庄、青川人家、勤铭客栈等18家农家乐开业，可一次性接待游客200余人。
地方政府在完成产业规划后，迅速落实了土地分配工作。南宝山安置点按人均2亩茶地（包括16亩新茶，04亩老茶）、05亩农菜地的标准将土地承包到户，并于2010年初向移民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确保移民顺利度过生计转型期，地方政府把1202名安置点群众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在2009年平均每人每月发放45元生活补助的基础上，2010年将生活补助增加到每人每月60元，并按照每人每天1斤大米、2两清油的标准向移民发放实物补贴，保障移民的基本生活。
二、羌族移民的生计方式转型
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前，生活在汶川龙溪沟的直台村村民和垮坡村夕格组村民的生计模式主要是一种“山民模式”，由养殖、种植、采集构成。搬到南宝山之后，在政府异地安置政策的引导下，移民开始种植茶叶和特色蔬菜，其生计模式转变为典型的“农民模式”；有的则外出务工或者开设农家乐，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这就体现为一种“非农模式”。因为南宝山的气候和土质与汶川龙溪沟有很大的差别，在新的环境中移民必须学习种植新品种农作物需要的新技术，因此，异地安置过程也是羌民对新生存空间和新种植技术的适应过程。
（一）羌族移民生存环境的变化
从生存空间的转变来看，南宝山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其地貌特征以中低山，山脉为主，海拔高度在700米至2025米之间，③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特点。这里年平均气温为163℃，年平均降雨量为11173毫米，年相对湿度平均为827%，年可照时数为11079小时。[1](P12)而移民的迁出地汶川县龙溪乡位于四川西北部高山高原地区，海拔在15002800米，④属暖湿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具有热量充足，阳光充沛，雨量少而集中的特点，年平均气温11度，年平均降水量为5188毫米，年平均日照为16933小时。[2](P6)用移民们自己的话说，“汶川老家有80%的时间是出太阳，南宝山有80%的时间是在下雨。”
就一个具体的民族来说,其生存环境的自然条件既是具体生计方式构建的依托,又是制约该生计方式的因素,同时还是该种生计方式的加工对象。[3](P47)潮湿多雨的南宝山不仅使移民们家里的粮食衣物受潮发霉，而且使得他们祖祖辈辈积累出来的生产生活经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只有转变传统的生计方式，与时代同步，其民族才能有所进步，否则只有面临着被淘汰的厄运。[4](P.88)
（二）异地安置点高山茶叶种植现状
将茶叶种植规划为南宝山安置点的主导产业后，异地安置项目部承担了南宝山老川茶的整理工作以及新川茶的栽种和前期管理。目前，茶地的管理工作全部移交给了移民，由移民自行承担茶叶管理的一切费用并享有茶叶收获的所有收益。就茶叶的种植管理和收益问题，木梯村村民有这样的看法：“到茶园劳动来回2小时，茶园里除草的活很多，干也干不完。因为，雨水多，茶苗都没长，三年不一定见成效。看你这个产出就不一定，有些是按照这儿这个邛崃附近种茶的人那个算，你管得好一年有些是六七千一亩，有些是两三千，有些是一千，这个也不一定。而且是卖这个茶的时候季节嘛，看这个市场，比如说贵的茶，你把它抓得好、管理得好，那就是肯定收入就高。你本来该卖得到高价钱，没管理好或者人手不够，他就冲苔了，比如说芽子茶是好多，一芽又是好多，它有个标准，那你把这个季节错过了就卖不到钱了。我们对这个是陌生的，连茶树都认不到。我们栽茶的时候都请的是邛崃蒲江的人，他们来指导，我们在交流嘛，一亩地好多钱如何，就是蒲江的老板来承包的。”
目前，分到移民手里的老川茶已经给移民带来了大约80万元的收入，⑤是最早取得收益的产业，但这是在异地安置项目部承担了全部管理成本的前提下取得的。当移民自行管理茶园后，他们还会面临很多问题：首先，种植和管理经验的缺乏可能使得移民很难防范和治理茶树生长过程中的病虫害问题。其次，因为新茶树投产周期长，持续投入的管理成本给移民带来了压力。按照邛崃农发局制定的标准，新茶地每年每亩至少要投入800元的肥料和农药费用，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来说，一年在新茶地上面投入的资金就达到5600元。据南宝山茶叶合作社负责人的推测，按照现在茶苗的生长情况，新茶的投产时间应当是在4到5年以后，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在这五年之中投入的资金就达到28000元。除此以外，移民们还需承担因为无法外出打工产生的机会成本。第三，茶叶收益不稳定。根据对邻近安置点D区双童村村民的调查，在过去双童村茶叶种植面积达到了三四千亩规模的情况下，每户村民的茶叶收入最多为两千多元钱，而在气温较高的平坝地区，相同的种植面积可以给每户村民带来上万元的收入。主要原因是南宝山降雨量大、气温偏低，导致茶叶的生长速度缓慢、产量较低。当平坝地区的茶叶开始长出价值五六十块钱一斤的芽孢时，南宝山的茶叶还没有发芽，当平坝地区的茶叶已经采摘了三四批芽孢，南宝山的茶叶才开始采摘第一批芽孢，虽然第一批芽孢品质较高却只能按照较低品质茶叶的市场价格进行销售，因此大大降低了茶农的收入。目前，双童村村民已经将茶树全部清除转而种植其他经济林木。
新茶园持续的投入和不可预计的产出已经成为安置点移民无法回避的现实风险。因此，安置点C区的做法是把250亩茶地整体流转给江南雪公司，由该公司负责茶地的管理，并按每亩每年300元的标准向村民支付流转费用，流转合同的期限是17年。就整个C区而言，茶地流转出去的直接效益是村民在每年减少200000元的投入的同时，获得了75000元的流转收入。此外，村民可以通过在茶园除草施肥获得每人每天50元的劳务收入，合作社成员和在茶厂务工的移民可以获得每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
（三）异地安置点紫色马铃薯种植现状
紫色马铃薯是四川省农业厅为异地安置点规划的另一项大规模种植项目。因为紫色马铃薯富含对致癌物质有抑制作用的花青素和高抗氧化剂，对人体增强抵抗力，保护视力等具有积极作用，被誉为“黑美人”，市场的零售价已经达到每斤七八元。虽然在2010年6月安置点移民已经收获了第一批480多亩紫色马铃薯，但是邛崃市农发局和老百姓对该项目推广存在顾虑。因为紫色马铃薯种子的购买价格和转运费加在一起要达到每斤七元的水平，每亩投入80斤种子需要560元，加上肥料、地膜、农药的投入，每亩种植成本为1300元左右，比一般土豆的种植成本高出很多。2010年南宝山安置点紫色马铃薯的产量一般维持在每亩500～600斤的水平，达到1000斤的很少。以每亩500斤的产出水平和每斤3块钱的批发价格计算，每亩紫色马铃薯的毛收入仅有200元。因此，移民认为种植紫色马铃薯的收入和在汶川种植一般土豆差不多，汶川的土豆批发价虽然只有几毛钱1斤，但是产量可以达到每亩7000～8000斤的水平，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突破1万斤。按照邛崃市农发局制定的标准，紫色土豆的亩产应该达到1000～2000斤，按照这个标准，仅紫色土豆种植业一项应该给移民带来每亩1700～4700元的毛收入。导致紫色马铃薯产量不理想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气候因素。据南宝山当地种植户介绍：“在80年代以前，我们山上种洋芋的一户人挖个两三万斤没得问题，产量相当高。这两年受气候条件影响，苗子这么深过后，杆杆上就变得半截黑的，你随便咋个用药，把它控制不到。”移民们也反映农药对马铃薯杆茎变黑的问题没有任何效果。由此可见，未来南宝山地区的气候变化趋势是影响马铃薯种植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如果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南宝山地区的气候仍然持续多雨，即使移民成功掌握了种植技术，也很难将紫色马铃薯的产量提升到理想的水平。
（四）异地安置点高山猕猴桃种植现状
在海拔较低的直台村，异地安置项目部还按人均三分地的标准配套种植了高山猕猴桃，按照南宝山当地人的经验，新栽种下去的猕猴桃一般三年可以挂果。三年间种苗购置和管理投入大约为每亩2000元，投产后的收益可以达到每亩15万元，持续收益时间长达二十年。由于猕猴桃具有投入少、收益高的优点，因而成为最受南宝山当地村民欢迎的种植品种。在临近直台村的双童村，猕猴桃种植面积已接近5000亩，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在种植，其中有一半村民的猕猴桃已经投产见效益。双童村村民高光敬家里的6亩土地已经全部种上了猕猴桃，最早的一批植株已经种植了12年。如果按照往年的气候条件，6亩猕猴桃可以带来10万块钱的纯收入。但是因为2010年异常气候的影响，高光敬家的猕猴桃得了根腐病，最终只实现了1万块钱的纯收入。谈及猕猴桃的种植和管理，高光敬的看法是：“猕猴桃虽然种植简单，用不到好多劳力，但是有事无事还是要到地里转耍，主要是防病防虫，如果不在地里转，就不知道哪根树子长了虫。”猕猴桃的种植同样重在管理，不习惯于精耕细作的羌族移民目前需要的就是尽快掌握猕猴桃的管理经验并且在猕猴桃管理方面持续的投入人力和时间，才能确保三年以后猕猴桃的产出达到正常水平。但是，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方面，受制于成本问题，作为单家散户的每一户农民很难真正接受科技服务。双童村的经验是以高光敬等加入邛崃市三甲科技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三户农户为龙头，就猕猴桃种植技术对他们进行考核和培训，并通过他们对双童村所有猕猴桃种植户提供科技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农户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投入，即使是加入合作社的三户农户，每年在开会交流和科技资料方面的支出仅仅是百十来块钱左右。合作社对农户的唯一约束是在猕猴桃收获季节按照市场价优先将猕猴桃销售给三甲公司。借鉴双童村的做法，直台村的猕猴桃种植户可望在三至五年内取得理想的收益水平。
（五）异地安置点高山生态蔬菜种植现状
种植和销售高山生态蔬菜是羌族移民最熟悉的生计方式。在汶川老家，每年的七、八、九月都是羌族移民种蔬菜卖蔬菜的季节，在好的年景，运到成都蔬菜批发市场大白菜和莲花白可以给移民换来三到四万元钱的收入。汶川气候干燥、日照多，高山蔬菜很少受到病虫害的威胁而且生长速度快、产量较高，不需要精细管理。用移民的话说就是“那个菜蔬乱栽都是要成活”。安置到南宝山一年来“一窝菜都没成功，栽一批、死一批。”羌族移民们认为气候和土质是影响蔬菜的主要原因。南宝山潮湿多雨的气候造成蔬菜病虫害非常严重，而羌族移民除了会用“敌杀死”以外并不了解其他农药的用法和性能，同时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敌杀死”并不能有效防治蔬菜病虫害。另外，土地整理时，挖掘机将地表深处的生土挖出覆盖在富含有机质的熟土上的操作方法大大降低了地表土壤的肥力。再加上南宝山上黄泥土质的透水性较差，丰富的降水带走了施加在地表的化肥，致使蔬菜根部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在这样的状况下，移民希望专家来帮助考察指导，告诉他们“（土里）究竟是缺个啥子？缺肥吗还是缺碱吗？（因为）我们喃凭眼睛又看不出来。”而南宝山当地农户则建议移民采取多用农家肥和回填杂草的方法恢复土壤的肥力。同时，在南宝山特殊的气候和土壤环境下，需要合理挑选蔬菜种植品种才能保证蔬菜的成活。根据南宝乡丘园村蔬菜种植大户杨宗贵的经验，在几十个品种的莲花白中，只有几个品种能够在南宝山上存活，并且产量较高。南宝山当地农户积累的这些地方性知识对移民而言是陌生的，因此，为了规避蔬菜种植风险，安置点A区金花村的做法是将菜地流转给农民自愿合股成立的蔬菜合作社。合作社承担品种筛选、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和产品销售的全部职责，村民则获得每年每亩350元的流转费收入，流转期限为十年。因为人均只有三分菜地，因此对于一户五口之家而言，每年能够得到的流转收入大概是500元。此外，村民可以通过栽种和收获季节的务工获得每天30～50块钱的收入，出资加入合作社的村民还可以获得股份分红收益。截止2010年9月，A区加入蔬菜合作社的羌族移民有两户，因为“老百姓都害怕，怕风险，心里是虚的”。目前，大多数羌族移民目前获得收入的途径非常有限，家庭财产中有限的流动资金均需要用于日常生活、教育和医疗开支，因此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差，这成为他们出资加入合作社的最大障碍。
（六）安置点农家乐发展现状
南宝山境内山岳、峡谷、溶洞、温泉、悬瀑等地貌景观类型丰富，古代火井、寺庙、民居等人文景点荟萃。每年除了有大批的户外爱好者带着帐篷到南宝山来徒步和露营外，当地村民开办的农家乐在每年夏季也会迎来很多避暑的游客。地震移民搬迁到南宝山安置点后，地方政府积极地引导移民利用家中闲置的住房开办农家乐，目前整个移民点（包括A、C、D三个区）已经有18家农家乐开业，可一次性接待游客200余人。因安置点C区直台村和D区木梯村的移民全是来自于汶川龙溪乡的羌族移民，因此，在2010年出台的《南宝山旅游区总体规划》中，将安置点C区规划为“羌族文化体验园”，功能定位为“游客接待、欢乐羌族文化展示”；安置点D区被规划为“新羌寨区”，功能定位为“游客接待、原生态羌族风情体验”。[1](P27)为了增加上述两个区域的羌族文化元素，定居一年来，地方政府分别通过异地安置配套资金、社会募捐资金、成都市村级公共财政资金等途径筹措资金在两个安置点修建了碉楼、祭祀塔等景观，游客接待中心、羌族文化博物馆等设施也在规划建设之中。在政府的引导之下，目前安置点C区已经开办了羌妹山庄等三家餐饮接待点，羌妹山庄、夕格人家等八家住宿接待点，接待床位达60个，预计在2011年发展到80个接待床位。安置点D区开办了羊角花羌庄一家餐饮接待点和两家住宿接待点，接待床位达到16个。
安置点C区的羌妹山庄包括一个住宿接待点和一家餐饮接待点。餐饮接待点是2009年农历腊月26开张的，购买桌椅板凳、家用电器和食品原料的启动资金大约4万元；住宿接待点在2010年6月开张，装修费用和设施费用大约48万元。截止2010年10月，餐饮和住宿的利润共1万元。经营者杨永术认为，“没有（赚钱），和打工差不多”。C区的住宿接待点均在2010年6月以后开张营业，在8月份暴雨到来之前正常经营的1个多月时间里，8家住宿点一共接待了300多游客，以每人每晚20元的收入计算，C区一共取得了6000元的收入。
安置点D区的羊角花羌庄是10年6月开张的，装修费用以及家具和电器购置费用一共4万左右，刚开张的时候生意好，因为8月中旬的暴雨冲坏了毛岗到直台村山路，到山庄消费的客人少了很多。截止2010年10月，羊角花羌庄的纯利润只有1000多元。11月6号羌历年之后，羊角花羌庄就没有开门做过生意。原因之一是南宝山的旅游旺季已经结束，到山上来的游客很少；二是蔬菜和猪肉等食品原料价格上涨，在山庄生意清淡的情况下很难上调菜品价格，因此没有利润空间。山庄的经营者陈康目前处于两难之中，如果暂时结束生意外出打工，一些到直台村的老客人可能会因为没有地方吃饭影响山庄第二年的生意；如果继续维持下去，微薄的利润很难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与陈康同村的村民陈学兵利用空房开办了一家家庭旅馆，装修和设备投入花了2万元，10年8月开张营业。开张后的一个月里接待了两批共12个客人，每人每晚收费30元，收入为360元。
安置点D区和C区的海拔高度分别为1200米和1600米，因而对夏天上山避暑的游客而言，处于邛崃至大川县道旁交通方便气候凉爽宜人的C区更有吸引力，所以两个区域在10年夏季的旅游接待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按照C区村干部的说法，“C区旁边的冷浸沟山庄已经开了七八年，成都、邛崃的客人都知道。他们来了后看到羌族人好客、热情，就过来看，我们的床位便宜，已经挤垮了好几家。”在未来的发展规划方面，C区始终把旅游接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动员村民腾出空房开设家庭旅馆，一方面组织年轻人跳锅庄练羊皮鼓舞，计划两年以后接待收入要达到10万元，并希望通过旅游接待带动羌绣等羌族手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而D区村民认为未来的希望取决于茶叶产业和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情况。“农业产业发展起来，猕猴桃、茶叶可以观光，年轻人不出去打工了，游客来多了，年轻人才有精力搞文化活动。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村民才可以天天跳舞。”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南宝山的主要客源市场为成都市的暑期避暑度假市场，其出游高峰为每年的六月至十月，并且集中在周末。依照两个区目前的接待能力，会出现旺季时供不应求、淡季时门可罗雀的状况。而且开设在移民新居的家庭旅馆由于规划设计的限制，做不到每间房间配备一个卫生间，因此客人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同时，目前开设家庭旅馆的羌族移民在汶川龙溪乡均没有从事旅游接待的经验，因此，在家庭旅馆的管理和服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综上所述，汶川地震异地安置点的种植产业规划正在实施当中，旅游产业也开始起步。但是由于茶叶和猕猴桃产业种植产业自身存在较长投资时滞，⑥因此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安置点移民只能承担持续的管理成本而无法获得收益，用移民的话说是“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同时，三五年后茶叶和猕猴桃的实际产出效益也会因为气候条件和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出现波动，这不仅实质上可能会降低移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会对移民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从而降低他们从事产业管理的积极性。投资时滞较短的种植项目——高山生态蔬菜和紫色马铃薯的种植因为安置移民对气候、土壤、病虫害和精细种植技术的不适应也未能取得理想的效益。移民为了避免种植成本的投入和不确定的收益风险而选择了将土地流转承包的替代生计方式。这种替代生计方式虽然可以获得少量的流转收入和务工收入，但是移民们却可能丧失投资时滞结束时种植业产生的投资效应。同时，随着移民将种植管理事项全权委托于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移民也失去了学习和掌握种植管理技术的机会，而土地管理技能的退化和缺失将持续的影响移民安置点移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最终可能使得移民逐渐脱离土地，使得务工和服务业等非农生计方式将会成为未来的主导生计方式。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依托整个南宝山旅游规划项目的实施，需要依托南宝山旅游产品面对目标市场的整体拓展，由于避暑度假旅游产品固有的短期性和集中性特点，致使这种产品的经营和开发只能成为一部分移民生计方式的补充而很难成为移民安置点全体移民的主导生计方式。
三、羌族移民的生计方式状况
生计方式是为获得食物的集团、活动、技术等的总称，也往往是人口结构、社会组织、文化体系的结节点。[5](P74)汶川地震异地安置羌族移民的生计困境也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子女教育、文化发展方面面临很多难题。
（一）移民家庭的收支状况
由于种植产业还没有获得产出效益，旅游产业的规模较小，因此，大多数移民家庭的收入是依靠地方政府的低保补助。按照每人每月60元人民币、每人每天1斤大米、2两清油的标准，一个5口之家一个月可以得到政府补助为300元人民币、150斤大米和30斤清油。个别家庭因为家里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可以得到每月800到1000块钱的务工收入，但是这部分收入在扣除务工者的食宿和交通费用后所剩无几。为了弥补家庭收入的不足，很多羌族移民选择在出产虫草和天麻的季节回汶川挖草药贩卖，继续他们最熟悉也是收效最快的生计方式。2010年安置点C区和D区分别有20人和60人返回汶川山上挖虫草。在两个月的挖掘季节里，每人每月可以挣到3000～4000元，多的可以达到5000～6000元。挖虫草和天麻的收入算得上是大多数羌族移民家庭的最大宗收入，是日常开支和教育费用的主要来源。
和汶川龙溪乡自产自销的自循环小农经济模式不同，住进南宝山移民安置点电气化小区的羌族移民除了感受到便捷的城镇化生活以外，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啥子都要出钱，上厕所都要出钱”。在汶川龙溪乡，烧柴、用水、洗衣都不需要花钱，而且因为小水电发达，电费也相对便宜，羌民们自己养猪、种菜，因此花在买肉和买菜方面的开支也很少，最多是因为要换换口味买点自己地里不出产的稀奇品种。到了南宝山异地安置小区，一个五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气费用大约200元，购买新鲜猪肉和蔬菜的费用大约为120元，差不多会用掉政府发放给这个家庭的全部低保，因为米和油不需要花钱购买，所以，在目前的异地安置政策下，羌族移民的日常生活基本可以维持。
（二）移民家庭的教育开支
对羌族移民而言，最大的生活压力是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费用。虽然国家已经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和部分书本费，但是因为南宝山异地安置点移民子女均需要在油榨乡小学和火井中学住校学习，移民家庭需要负担子女住校期间的生活费和周末返家的交通费。目前，在学校给住校移民学生提供每学期250元⑦生活补贴之外，移民家庭的每位住校学生需要支出生活费为每学期600～700元，交通费为200～300元。⑧因此，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住校学生每年需要的生活费和交通费达到1600～2000元。因为受羌族移民在民族地区享受的特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⑨很多移民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在接受入户问卷调查的119户羌族移民家庭里，这一比例达到了受访家庭的639%，而家里有3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占受访家庭的252%。一个五口之家里如果有两个住校读书的学生，则每年需要支出的生活费和交通费可高达4000元，这里还不包括学生们的零用钱、寒暑假的生活费和衣物学习用品的购置费用。在汶川龙溪乡，尽管大多数学生每天需要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学校，但实际的好处是为自己的家庭节约了住校费用和交通费用。即使是需要住校的初中生，生活费用的开支也比在邛崃市要低一些，根据对马水香家正在读初中的小女儿的访谈，在汶川时生活费一星期大约为25～30元，在火井中学则需要70～80元。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物价水平的不同以及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特殊优惠政策的影响。在汶川老家，如果一个家庭不能负担子女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那么可以选择让孩子辍学放羊或者上山挖药，按照移民的说法，“不读书照样可以跟着大人到山上放羊、到山上挖虫草，填饱肚子不成问题，稍微勤快一点就可以略有积蓄”。异地安置到邛崃以后，羌族移民因为文化水平低而难以找到合适工作机会的经历使得他们比以前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所以，尽管移民普遍收入微薄甚至是没有收入，也没有一家人中断未成年子女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包括家中的女孩子。由此可见，羌族移民生计方式转型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生计方式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保障这个族群下一代人的受教育机会，可以支撑这个族群未来的发展。
（三）羌族移民的文化生活
移民迁出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是一个典型的原生态羌民族聚居乡，有“羌人谷”的美誉。在汶川县拥有的25个阿坝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龙溪乡为主要分布地区的有5个，包括婚礼十二歌、莫邪（祭祀舞）、释比医药、成人冠礼和羌族苏布士（祭山转山会）。汶川地震后整体搬迁的直台村和垮坡村夕格组应当是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羌族村寨，因此两个村寨文化生活的变迁状况受到南宝山异地安置点地方政府、文化研究者以及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笔者在对129户村民进行入户访谈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详细访谈的方式和村民详细交流了他们搬到安置点一年以来在居住、饮食、宗教文化活动、婚礼葬礼仪式、文娱活动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在问卷调查中，笔者采用克特五级量表分析方法，立足于羌族移民的感知、从移民认知角度对搬迁前后移民家庭文化生活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X13X14X15X16X17X18X21X23X24X25N
有
效116119119119119119119119119119
缺
失3000000000
均值412421243290420408270312329313
标准差979929117613249629931252129712781246
变量说明：X13搬到南宝山后烧香祭祖的时候比原来少；X14搬到南宝山以后很少举行祭祀玉皇、牛王、山神、家神的活动；X15搬到南宝山以后说羌话的机会比以前少；X16现在穿羌族服装的时候比在汶川少；X17现在喝咂酒的时候比在汶川少；X18现在吃腊肉（猪膘肉）的时候比在汶川少；X21搬到南宝山后我们的婚礼仪式和以前不同；X23搬到南宝山后我们的葬礼仪式和以前不同；X24搬到南宝山以后我们唱羌歌的机会比以前少了；X25搬到南宝山以后我们跳锅庄的机会比以前少
变量值说明：调查问卷将居民对每一变量的感知态度划分为非常赞同、赞同、中立、不赞同、非常不同意五个量度，将各个量度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
调查结果表明，就有关居住、宗教活动、语言、服装、饮食、婚礼、葬礼、文娱活动等变化状况的10个变量而言，羌族移民认为变化不明显的是语言、服装和婚礼习俗，有一些变化的是葬礼、羌歌和锅庄，变化最明显的是宗教祭祀活动和饮食。与宗教和饮食有关的4个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1，说明移民对该变量的态度感知的差异性较小。这一调查结论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文化空间的变化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当问及一些宗教祭祀活动减少的原因时，移民们往往回答“不是我们不想搞，而是没有地方搞”，以此强调祭祀活动祭祀场地对祭祀活动的重要影响。因为没有宽敞的院落，没有房顶的祭祀塔，没有羌族村寨的玉皇庙，移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祭祀羌族的祖先神灵。虽然羌族移民感觉婚礼和葬礼仪式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在访谈中有部分移民、特别是家中已经操办此类仪式的移民认为因为新房厨房面积的限制使得婚礼葬礼的规模比以前小，程序比以前简单。
第二，生计方式变化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在汶川龙溪乡，羌族移民的生计方式是由养殖、种植、采集构成“山民模式”。羌民们养殖的猪、牛、羊、鸡等家禽家畜和种植的青稞、玉米、麦子等杂粮不仅为羌民们的生活提供食物来源，创造猪膘肉和咂酒等特色食品，而且还成为沟通人间和天地、村民和祖先的重要媒介。羌族人节庆祭祀活动的第一个程序是释比出场开坛咂酒，敬天敬地、敬党和政府、敬全村民父老乡亲，只有敬过天地神灵的咂酒，村民才能饮用。羌族人节庆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程序是杀羊杀鸡向神灵和祖先献祭。因为南宝山不出产酿造咂酒的杂粮，没有条件饲养家禽家畜，一方面使得村民们饮用咂酒和使用猪膘肉的机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也使得羌民必须筹集资金外出采买节庆祭祀活动所需要的家禽家畜，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节庆祭祀活动的成本，成为节庆祭祀活动减少的重要原因。⑩大山上放羊采药的生计方式不仅给羌民带来了稳定的家庭收入，也是羌族文化艺术生存的土壤和创作的源泉。谈及唱山歌机会减少的原因，移民们们的解释是：“以前上山的时候多嘛，挖药要上山、耕作要上山，一个人走在人烟稀少的上路上时，边走边唱，在原始森林里挖虫草时边挖边唱，拾掇庄稼时边种边唱，砍柴时唱，放羊时唱，唱从老人那儿学来的歌，也常自己编的歌。现在如果唱起来，闹凶了，人家会说这是疯子吗？”这说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生计方式的转型，羌族移民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第三，异地安置政策对文化生活的影响。虽然异地安置政策客观上造成了羌族移民文化生活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促进了民族认同从潜意识向意识的发展，促使文化生活中语言、服装、节庆活动等民族性表征强烈的符号被强化和放大。羌族移民从汶川龙溪乡异地安置到邛崃南宝山的过程即从自己的母体文化中转移到另一种全新的文化背景的过程。在南宝山汉民族聚居区，羌族移民和当地汉族以及青川汉族移民比邻而居，客观上增加了民族间互动的机会，在民族互动过程中不仅使得民族间语言、饮食、服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性凸显，而且在心理层面强化了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趋同和对“他族”的区分。这种趋同和区分在安置过程因各级政府、新闻媒体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而进一步强化和放大，因此，羌族移民具有强烈的保护和展演民族文化的愿望。羌族干部的态度是：“我们不管任何一户，羌汉结合结婚嘛，现在我们这儿有一对了嘛，现在耍了朋友的都有几对，不管羌汉怎么结合，任何一个家庭带的小娃娃，都喊他（她）学会汉话，学会羌话。如果不那么注重下去的话，我担心会同化。如果我们把这儿的旅游红红火火带动起来的话，不怕被同化了，因为为啥子呢？他形成一个循环性了，他的流传性就增强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代把旅游打造以后，把羌文化发扬得广大，下代人肯定一上来就把这个摸到了，这样传代就下去了。如果我们这代人移过来没有把羌文化红红火火带动起来的话，将来有可能就只有（消失了）。”因此，在饮食、祭祀等文化活动逐渐减少的同时，羌族移民不仅坚持说羌语、穿羌服，而且还分别在集中居住的C区和D区举办了一场在移民记忆中最盛大的羌历年庆祝活动。在这场庆祝活动中，羌族移民力图通过民族差异性的表达，得到他们所处的大的社会系统的认可，所要证明的就是他们的“羌”的族群性。
四、关于生计方式发展的建议
异地安置一年以来，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帮助下，羌族移民已经逐步适应南宝山永久定居点的生活，正在经历生计方式转型带来的“剧烈的阵痛”。基于生计方式要素理论，阵痛期缩短，阵痛强度降低依赖于羌族移民能力、资产和经济活动的协调配合。[6]其中，“能力”是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功能,表现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是个人处理胁迫和冲击的能力,发现和利用机会的能力。[7]在生计的三个要素当中，能力是基础，但是能力的实现依赖个人拥有的物质和社会资产与有形和无形资产，[8]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依赖于这些资产才能得以运转。在南宝山异地安置点产业规划完成之后，微观层次的家庭经济活动便围绕高山茶叶、高山猕猴桃和高山蔬菜种植业以及务工和旅游服务业组织运行，上述产业的共同特点是产品的销售和收益的实现受外部市场运行规律制约，高风险高收益并存。在羌族移民的能力和资产不足以应对风险而被迫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让渡异地安置政策分配的土地使用权时，同时也让渡出了未来的高收益，这是与异地安置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在地震中家园损毁、生产和生活资料损失殆尽的羌族移民搬迁到异地安置点以后的第一要务是通过重建自循环家庭经济活动满足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经济活动的特征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自给自足模式，也是与羌族移民的能力和技能相适应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不能给羌族移民带来扩大的收益，但其具有的优先性和紧要性特征会使得移民向这种模式优先分配包括土地、房屋、人力等在内的各种资产。因此，异地安置政策规划产业的成功依赖于移民自给自足家庭经济模式的重建。检验自产自足家庭经济运行模式成功重建的标准至少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实质上降低了羌族移民的家庭生活成本，从而积累出规划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二是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因此，以村为单位建设农户自行管理的集中养殖场和沼气设施是值得推广的经验。在建立自循环的家庭经济活动模式的同时，还应发掘和利用南宝山当地农户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提升移民在新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正如杨庭硕在研究西南侗族、苗族、彝族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破坏和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问题时指出:必须将在历史上发生严重扭曲甚至缺失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复原,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才能从中归纳出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9](P64)我们相信，在政府和村民、合作社和农户、羌族移民和当地汉族居民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羌族移民能够在技能提升、资金积累的同时顺利度过艰难的生计方式转型期，走出和谐共荣的一条内涵式发展道路。
注释：
① 户数和人口数据均来自《南宝山安置住房（A区、C区、D区）人员花名册》，户数和人口数均为从汶川迁入南宝山时的数据，入住之后地方政府组织了户口统计工作，有些人口比较多的家庭已经分成两户，油榨乡直台村的现有户数为117户。2009年9月，南宝山异地安置点设立了两个行政村，A区和C区为金花村，归属于邛崃市南宝乡；D区为直台村，归属于邛崃市油榨乡。2010年5月，应羌族移民要求，南宝乡进行了行政村划调整，将金花村分设为木梯村和金花村，其中，木梯村包括安置在A区的31户夕格组村民、3户漩口镇村民和安置在C区的29户夕格组村民，金花村包括A区140户青川移民。
② 异地安置综合整理和生产配套设施的建设均来自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村委会。
③ 根据访谈资料，异地安置点A区、C区和D区的海拔高度为1600米、1500米和1200米。
④ 根据访谈资料，汶川龙溪乡直台村海拔高度为2600米，汶川龙溪乡跨坡村夕格组海拔高度为2500米。
⑤ 据成都日报2010年11月07日的报道，安置点的茶叶收入已达80万元，这里的80万元收入包括2009年和2010年两季老川茶的采摘收入。青川移民是在2009年3月搬入南宝山原监狱农场场部临时安置，因此获得了两季老川茶的采摘收入，羌族移民是在2009年9月搬入新建成南宝山永久性安置点，因此他们只获得了2010年的春茶收入约为20万元。
⑥ 任何投资活动都伴随这两大效应，一是需求效应，二是供给效应。需求效应是指与投资活动同期相伴而生的需求活动，供给效应是指因投资而形成的新的生产能力，从而引起社会总供给能力的上升。需求效应伴随着投资全过程，而供给效应则要等投资项目完成之后才能实现，供给效应总是滞后于需求效应，形成所谓的“供给时滞”。
⑦ 从2010年9月份开始，成都市低保家庭住校生生活补贴调整为每学期375元。
⑧ 以上生活费和车费数据均来自2010年8月的访谈资料，学生车费的具体情况是小学生每学期224元,初中生每学期320元。因为暴雨对山道路基的影响，2010年8月以后交通部门已经停开了邛崃市区前往南宝山的公共汽车，因此，现在移民学生或者徒步到学校，或者搭伙租车到学校，或者坐摩托到学校。
⑨ 汶川县政府《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汶府发（1981）108号》第一条规定：“农村中的少数民族社员，一对夫妇生育孩子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个别人口稀少的高山边远社队中的少数民族社员，一对夫妇生育孩子数最多也不得超过三个（由所在公社上报，经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
⑩ 2010年11月6日，南宝山异地安置点举办羌历年庆祝活动，所需咂酒、柏枝、白石和山羊均购自汶川龙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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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庭硕 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三个少数民族为例[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收稿日期：2011-05-10责任编辑陈恩美《民族学刊》2011/04总第6期JOURNAL OF ET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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