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田野“蒙太奇”：复数对象的结构与机制
2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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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田野“蒙太奇”：复数对象的结构与机制
阮云星 褚雯莉 相丽均
摘要：本文对实践需求增大而研讨薄弱的团队田野展开反思性讨论。本文通过团队成员田野追记的展示和分析，提示团队田野的“人类学工作室”性质和复数对象是反思性田野的一般结构。这一结构的核心是结构性的“互主性”建构，而建构的基本二维度相，一为不依赖田野自存续的事实（田野介入时成为对象内容），一为在场的田野工作者的智识；后者的“互主性”关怀和知识的增长至关重要。
关键词：团队田野 “互主性”结构 知识的增长 反思人类学
Team Fieldwork: The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the Plural Objects
Ruan Yunxing，Chu Wenli，Xiang Liju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Abstract：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eam fieldwork reflectively. While there is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practicing team fieldwork, it has not been entered into yet. We prompt that the nature of team fieldwork is “anthropological atelier” and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reflective fieldwork is plural objects through displaying and analyzing reflection of fieldwork of team members. The core of this structure is constructing structural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construct have two basic dimensional forms. One is the reality which doesn’t depend on the field and is sustainable by itself (it becomes object when fieldworkers intervene in it). The other is the intelligence of fieldworkers who are presenting. It is most important both the concern about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of the latter.
Key words：team fieldwork, the structure of inter-subjectivity, knowledge growth , reflective anthropology
也许团队田野主要是隐喻，她凸显了某一“本质”：经验的实在世界中“互主性”之观念建构的结构与机制。沟通的“互主性”，也许这个讨论业已成为新时代田野的刻骨的座右铭。——题记
电影的发明为人类构筑经验世界和文明想象提供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电影以及对蒙太奇的迷醉制作的隐喻，对包括民族志（田野及其书写）创作在内的人类知识的生产也具有辐射力。
射程之一，指涉了田野作业的构建性，一如彩色影片的拍摄制作，她是在蒙太奇的诸种镜头的切换、声与色的交叠剪接中构建的。
对于团体田野言，射程之二点击了其“‘工作室’性质”，这使人想起“吉卜力”（Ghibli）之于宫崎骏动画、欧罗巴电影公司(Europa Corp)之于吕克?贝松的巨作影片，她似夜行列车上小千一族（无面人、小老鼠）对于《第五元素》的黎明想象。
拉比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977），展示了西北非一隅百年《象征支配》（1973）历史大片延展线上的逆向性切入的田野构建过程；20年后的《PCR传奇》（1996）则是一个“向上研究”(study up)的新型科研实验室的民族志构建，说的是西特斯公司——试验基地的氛围里，穆利斯(Kary Mullis)等一伙新型科学工作者发明“基因扩增（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包括概念和实验系统）的故事，隐喻的一粒蛹，或许如耳顺之年的作者在别处的公共人类学实验的破茧道白：当代人类学倡导团队合作精神和建立“新型人类学实验室”（学科实验室机制）颇为重要，舍此，人类学难以在现代社会担当人权（人道、人伦和人格）卫士之重责1。
中国的语境中，田野、团队作业及反思人类学都有自己的多意变奏。本文的视角为复数“互主性”讨论尝试，从中国学界相关田野实践的现实出发，进而言及些许学科学术的普遍性议题。
一、团队田野之舞：复数对象与碎片时空的光影
学科人类学田野实践风雨百年，反思对象的田野却闺内羞答姗姗来迟；然而，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反思讨论则时机未晚，且巨变时代之现实需求颇为迫切。在此重重课题中，笔者的契机在于授业与科研实施实践，在于好想和难说的复数“互主性”。
京大留学期间独往独行，“独行”的田野不但符合人类学“成年礼(rite of passage)”规则，别辟蹊径也契合导师之“独帜”，实然京大之学术自由、融汇图新之精神。归国执教，科研也多了一重的“授业”构建。国内高校导师招生机制“改革”、教师业绩评价指标及课题经费的“行政”垄断，都指使“捆绑式”授业作业，也造成非人类学系所的田野授业之困境与契机。
国内人类学各层次学历学位教育齐全的大学屈指可数，授业育才的实践探索时间也短，以此为对象的探讨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近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所的授业育才摸索总结出一些经验。以田野为例，大学本科有三、四年级的假期和教育实习期间的田野实践（数周），硕士生的田野要求为三个月，博士生的田野要求不少于十个月；田野作业形式有教师指导的团队田野（本科生为主）、教师课题“捆绑”的小团队田野（研究生为主）和个人选题独立进行的“成年礼”田野（博士生）等；人类学系所有一定数量的教师指导田野，经费除了常规高教经费外，学生们还可申请《中国田野调查基金》（基金办公机构设在中大人类学系内）等资助基金。这种制度和机制较好地保证了学生的田野作业训练，其成效可从师生的科研成果中窥知一斑（可参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田野调查实习》）。然而，我国在学的人文社科院系的绝大多数学生的经验研究（包括定性的实地研究，如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训练的制度和机制问题重重、不容乐观。仅以笔者从教的两所大学为例（其对象，一为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另一为政治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及硕士研究生），田野作业（经验研究）训练无论从教学制度、经费提供和教师指导方面都缺少基本保障，更遑论系统的田野实践与教研（包括田野反思）的展开。
刘村的田野是幸运的，她有赖于场所“田野”建立的基本条件的“齐备”（谅也是“互主性”构建的一个层级），她是笔者携学生（非人类学专业）同行的定性实地研究实践。
预备调查与笔者指导本科高年级学生的社会调查、提倡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的结果有关，刘村是一位学生的家乡（参见下文有关部分）；课题前期研究（2007）同行的小张是本科校内保送读研的学生，也来自该方言区域。随着研究的扩展，先前校外保送到南大读研的小褚也加盟调研，小相则是2008年校内保送读研由笔者担任导师的学生，她们俩也来自浙东，初通方言。刘村（中门）田野，师生数年来来往往，可谓一种团队田野。
图1 阮雲星和房东合影（200701摄于刘村，梅杰）
笔者近年在福建义序等地的田野，也带领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过团队实习，但对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主要还是要求、指导他们分别独自做“狭义”的“家乡人类学”式的研究。“家乡人类学”反思要探讨的主要谅是策对“文化‘迟钝’”和执持研究者立场（克服“‘局内人’利害、感情偏好”等）的问题，类似的研讨本辑已有专论（韩敏）。本文的田野反思主要结合关于刘村（中门）的两篇田野追记，来讨论团队田野尤其突出的复数对象（诸多的“互主性”及其反思）的一些问题。
第一篇田野追记是选定刘村来做硕士论文的政治学专业研究生第一次田野后的追记，如其标题“置于村庄角力中的‘刘老会’”所示，田野的观察和访谈扎进了问题的核心；第二篇田野追记“回眸两度走中门”则出自“探路”心情的研究生之手，讲述的是尝试着与备选的研究对象构建“互主性”的青涩心路旅程。
反思人类学自觉“在场”，每一个研究者都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复数对象”，诸如客位的、主位的对象、（自觉的）“互主性”对象及其对它们的反思2；团队田野的复数研究者构成，无疑倍增了问题的复杂性；加之当下非专业体制等条件制约下的短期往返式田野，使得田野与对象更加斑驳纷繁起来。这样的团队田野，像似复数对象与碎片时空的光影之舞。
光影之舞的朦胧与升华。感悟，兴许在于同行与共舞，舞乐已奏起，让我们接受两位舞者的邀请吧。
二、置于村庄角力中的“刘老会”
2008年清明节，相比已经轻车熟路的阮老师和张师妹，我第一次敲开了刘村的大门。在来的车上，想起未来三天将在一个不知道是何模样的村庄调研，我心中紧张得忐忑不安。但当车子一转，一座山清水秀的村庄在眼前铺展开来，这股紧张开始幻化成为兴奋。三天的时间，在老人们的口中，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庄，向我敞开了它具有雄伟古意的怀抱，用它哀伤的前世今生，时时冲击着我的思想。
调研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作为村庄的“他者”，我无法在如此短时间中，迅速构建出村庄全貌；但作为一个研究者，身处“现场”的参与认同感与感染力却爆发出一股强烈的力量，在脑海中不成体系地激荡奔走。藉由这篇调研报告，我试图还原出一个作为初涉村庄的研究者，脑海中有关村庄图景的吉光片羽。
（一）村庄：宗族力量的“老化”
刘村是个平凡的浙东村庄，格局保存良好，分为上各、下各和早田洋三部分；新式的家庭建筑多为三层独立小楼，集中分布于早田洋，而其他地方则大多呈现完整的旧式房屋建筑群状态。
旧式村庄建筑造型富有特色，以大块石料作为基座垒成整体构架，处处显示出村庄传统技艺——采石以及石料粗加工的手工艺痕迹。房屋布局均为围天井而居的四合院，家户之间相互衔接，构成独立院落，呼应着村庄浓重的家族主义气息。梅长者祠和刘氏宗祠的存在，更为这个山清水秀的村庄增添了几笔古老神秘的气息；正是这浓墨重彩的家族主义笔触，使村庄在“现代”想象的浙东地区，显得那么不平凡。
引领我们参观祠堂的是“刘老会”的骨干LCB和LZC。他们一边介绍“刘老会”的基本情况，一边带领我们漫步在重焕光彩的刘氏宗祠中。“刘老会”成员言语之间透露出的那股深深骄傲，与其说是为自己倾注努力而一手经营的“刘老会”感到自豪（刘氏宗祠是“刘老会”的旧时办公场所，里面还保存有当时工作的办公室以及设施），倒不如说是源于他们排除资金以及政策环境等各种阻碍，最终达成祠堂修缮目的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这种支撑“刘老会”成员一路孜孜寻求机会重振家族族产的情结3，便是潜意识深处，无愧于祖宗与家族的传统责任感。这一点，在他们对于灾难时期奋力保留宗祠匾额的绘声描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宗族的延续精神在“刘老会”成员中依旧富有号召力，但其凝聚力在国家行政力量的伸入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却逐渐衰弱，这也导致了年轻一辈对于姓氏祠堂的认同感以及从古到今血脉链条观念的严重淡化。从张师妹问及梅师弟为什么不随辈份取名字，梅师弟的无从回答4，到梅师弟对村庄梅姓和刘姓孩童之间势不两立，将祠堂作为斗殴场所的儿时场景描述，都让人感受到曾几何时十分强大的宗族姓氏之间的张力正在渐渐失去力量。
村庄现时的布局5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遥远的村庄记忆6，其中的主导力量便是姓氏房支关系。在物资统配年代，姓氏房支因素可视作是决定村庄权力分配和公共产品分配的关键。当“家族”这股力量占据村庄权力争斗主力位置的时候，利益分配程序便复杂到无法以单个家庭作为视线基点，而必须将其放置到房支甚至是姓氏中去：在刘村，根据对政策的变通，人们根据自身的亲疏差序格局组成四个生产队；村庄分配资源时，只需划为四块分发给各具利益诉求的生产队，再任其通过博弈协调，自由分配落实至每个家庭细胞——这点自发而成的智慧倒和唐军所研究的恽姓村庄有几分相似（唐军，2001）。
可以想象，无论在利益共同体内部还是外部，尤其在不同姓氏的生产队之间，这种分配过程中，利益的交接总是剑拔弩张。因而如梅师弟所言的“记忆中小时候的械斗相当频繁，田地分配时候更是闹到不可开交”的现象倒也十分正常。那些处于家族“荫庇”中的孩童，虽然意识中并没有利益冲突的魅影，但影射于大人世界，对于异姓同伴的“假想”敌意，依旧支配着他们的思维——你姓刘，我姓梅，所以你就不是我们的朋友。简单的逻辑中，却也投射着家族间斗争的现实，以及孩童对持有自身姓氏的小小神圣感。梅师弟现时忆起梅、刘小孩之间的打斗，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毕竟如今的梅、刘已经“和睦”相处于村庄之中，“家族争斗”的概念也已经在孩童思维中日渐结构性地消失——同伴姓什么，丝毫不会引起任何的不快。
诚然，姓氏之间以及家族内部的冲突依然存在，在某些不为人知的地方依旧散发着力量，并驱使着一些事情的发展态势，但就访谈给人的印象而言，这股力量的影响力已远不如村庄公权力掌握者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分野来得大。因此，宗族力量是一股已经逐渐“老化”的力量，在现实冲击下已然发生了“结构性”的衰退。这“老化”，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宗族力量已经从显性的状态转到隐性的状态发挥作用，其力量的强度和范围也逐渐衰退；从支撑乡村公共事务运作渐渐转为仅在传统领域中发挥作用，将公共权力领域让位于现代公共规则和管理7。另一方面，对姓氏房支等传统宗族力量依旧保有强烈记忆的人群，也仅是那些在传统村庄中上了年纪的人，也就是说宗族力量逐渐的“老年人化”。
（二）“刘老会”：置于权力斗争中的自治智慧与实践
虽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访，但通过“刘老会”例行会议的“现场”参与以及对其成员的访谈，令我对“刘老会”有了些初步的认识，并让人着实吃惊：空巢村的老人们何以能自发自主将一个“草根”协会组织化到这个程度呢？
“刘老会”不同于其他研究中所呈现的那种软弱无力的“文娱组织”，而是一种借由协会的组织化力量，切实实现村庄老人谋求福利的组织形态；同时它毅然承担起村庄的一些公共事务，填补了村庄公共运作中的空白。除此，“刘老会”在组织结构和建立文本档案等方面，拥有一整套现代组织所应该具备的现代性规则和运作章程——具有自己的会员章程、会议流程、财务管理手续，以及经济经营方面的各种细则。更难能可贵的是，目前村民自治中最难实现的财务公开工作，“刘老会”却做得尤为出色。在非制度性建设方面，“刘老会”的核心价值观——“为老人谋福利”也深深为骨干会员所认同：在对象访谈中，被老人们高频率地提及，仿佛这句话已经成为他们笃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令人怀疑，如此彰显现代化气息的组织，真的是由一群我们印象中传统、守旧、文化程度低的农村老人所一手创办、实施和经营的吗？
事实上，无论是组织村庄老人自娱自乐，让会员享受特别服务，还是生病时候对会员的慰问以及各种红白喜事的办理，“刘老会”都用组织的力量提供了村庄单个老人所无法动用和攫取的资源，这是最实在的“为老人谋福利”。联想到许多村庄的老年人连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村庄舆论的支持都得不到，更别提福利的提升，刘村的老人实在是幸运之至。
村庄老人福利实现的基础是“刘老会”本身的组织运作逻辑，这便是，将作为弱势的老人个体重新组织成为一个网络，使得身处其中的老人可以通过动用网络中的资源，来完成单靠自身所无法企及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网络的运作由传统家族力量作为其支撑骨架。因此，相比于那些没有任何村庄和家族记忆的村落，“刘老会”的组织效果因然具有便利性和稳固度。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家族力量虽然在衰退，但家族势力内部还拥有天然的凝聚力，老人们本身仍还处于各自的家族网络中；假使需要重组网络来达成组织的建设，则只需将四组分支网络相协调和衔接即可。而那些“缺失记忆”的村庄，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向心力可言，要将村内散落的老人组织起来，其中的组建和维持成本就显得十分昂贵。这大概也是有些村庄虽有老人会组织形态，但其职能却仅限于打麻将而已的原因所在。
对公共组织的研究者而言，“刘老会”承担村庄公共服务项目的显性组织功能十分抢眼，但于我而言，更感兴趣的是“刘老会”的生存生态，而非它表面化的操作。对于这方面的思考如鲠在喉般地贯穿了整个调研过程，在调研前它仅是碎片化的存在，而随着访谈的日渐深入，使我的疑问逐渐明朗和系统化起来：在传统力量与现代村庄权力经纪的冲突中、旧式精英和新式精英的张力下，“刘老会”这个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是如何生存和发展起来的？
“刘老会”的组织架构对应村庄村民小组的划分，将成员分为四个大组，每组均设一个组长负责全组事务。大胆作下猜想，村民小组由原先带有房支派别痕迹的生产队发展而来，那么，“刘老会”的四个组长应该就是村内主要四支家族力量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力的家长式人物。而梅师弟则证实了我的猜想。他提到：“刘老会”其实是最讲究力量均衡的地方，每个家族都会安插一个能够在协会内部有影响力的人作为本组利益的代表，而这个人也必定是家族中说话有分量的人。
“刘老会”的经济来源很有限，在组织一些需要花费成本较大的活动，如刘氏宗祠的修缮之时，就必须调用各个派别中的这些负责人，由他们来组织动员其所处的网络中的各方资源。在这种情境下，四个带有家族“烙印”的网络必然具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其乐融融”主要是台面上的“冠冕堂皇”，其他不为人所道的利益博弈总在看不见的地方探头探脑。那么，家族力量在“刘老会”中是否也会引发较大的利益冲突？如果有，会出现在怎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股产生冲突的力量又是如何消解掉的？而各小组间的利益冲突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协调的？
在问及现任“刘老会”成员当初加入“刘老会”的原因时，我发现每个人的“脱口而出”均为“因为它为老人谋福利”，而后在访问者的引导下，才会有“退休在家也无聊，到‘刘老会’还有事做”的言论。由此，老人们并非无私的奉献者，加入“刘老会”确实是有福利可享。饶有趣味的问题便紧接而来，最初这些老人的福利从何而来？最初状态的“刘老会”是在怎样的契机下组建的，又是如何组建起来的？刚组建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当时村民，尤其是村庄老人们对这个新组织的态度如何？组建之初的“刘老会”内部是如何接纳和消解宗族力量的？村两委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组织的？
更为重要的是，村两委凭什么要将宗祠和市场、食堂、餐具租赁等的经营交给“刘老会”？老实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反正这些项目也没多大利润，因而交由老人会经营是减轻组织管理负担”的想法实在是过于武断了。市场经营、红白喜事场地租用、餐具租赁等项目，以及如同祠堂修缮等大型工程经营，对于村两委而言，无论是作为政绩汇报，还是树立村庄内的垄断权力和权威话语权，都是一笔不小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如此看来，“刘老会”组建之初，村庄权力掌握者为何大方地将这部分“油水”放给“刘老会”？
另一方面，组建一个牵扯到村庄内部各方利益神经的协会并不可能是一呼百应且顺畅无比的，其中需要足够多的动力和契机。对于这样一个刚起步的组织，站都站不稳，村两委有没有扶持过？如果有，是通过何种手段；如果没有，那村两委又如何可能将公共事务项目交由一个看起来并不值得信任的“刘老会”的？这其中，便有两个猜想需要明确：到底是村两委有目的地将资源交由“刘老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扶植它，使它生存发展下去，进而让其自动担起村庄公共服务的职能，从而减轻自己的职能负担；还是“刘老会”在不断的自我发展中，使得村两委看到它具有实施公共服务的能力，从而自愿将资源交给它，作为维持它运作的经费保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刘老会”的起步阶段和各个家族以及村两委的关系都是令人无限遐想的。但可惜的是，现任“刘老会”骨干在问及他们当初没入会前对“刘老会”的感觉时都是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令人十分纳闷，这其中到底还有怎样的玄机存在呢？
在对前任村支书MYQ的访谈中，他一直强调，村里十分支持“刘老会”，“只有村里给‘刘老会’的，没有‘刘老会’给村里的”。举的例子便是“刘老会”修建祠堂，筹了3万多，还剩1万多，全部自己留着。他似乎在说，这个事情应该归村子管，至少剩下的钱应该归村子，或是用到村子中去。而“刘老会”的成员却说，村两委对什么事情都不管，需要“刘老会”来费心做这些事情，而“老人们身体也不好，做这些事情责任太大，承担不了”这句话在很多人口中都出现过。
双方话语中出现的裂变的确很有趣。这一方面能看出村两委将资源交给“刘老会”其实十分不甘愿，而且它也不承认“刘老会”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刘老会”则觉得自己所做的已经太多了。这两者在村庄治理方面到底能达成多大程度上的共识？而“刘老会”能够填补村庄公共服务提供中的空白的区域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它对我们村庄自治所能提供的支撑贡献到底能有多少？这些问题很值得好好思考一番。
在MYQ提及宗祠修建的余款后，LCL的访谈让我们找到了这笔钱的去向。LCL反复强调自己根本不会管账，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可靠负责，因此委以重任。“负责”和“正气”这两个词也较高频率地出现在访谈对象中，这也仿佛构成“刘老会”权力层选举和重大任务分配中的衡量标准。如此看来，“刘老会”在重要事项决策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对现代公共组织中行事方式的不信任。就如同宗祠修缮中的大额剩余款项（相比老人会日常开支）并未交由每月做结算的固定会计和出纳，而是交由大家都信任的人来独立管理。因此，我们要问，修缮款项有没有公开？由于筹款是面向整个村庄，而非仅局限于“刘老会”成员，“刘老会”是如何去动员这部分村庄力量的？是什么原因让“刘老会”乐于专门指定人员来负责款项，而非会计和出纳？由梅姓和刘姓代表共同构成的“刘老会”是如何通过修整刘氏宗祠这一决定的？这些都富有研究发掘意义。
从组织方式方面讲，“刘老会”讲求的是“没事就过去帮帮忙”，这种活动方式有可能导致，活动起来的可能只有“刘老会”骨干以及骨干所亲近的人。因此，“刘老会”在人事组织和活动开展中，是否仅为少数会员精英的小规模互动？当然，这仅是我的猜测，或许通过对各骨干连任情况的调查能看出一些端倪。由此产生的其他相关疑问有：频繁参与活动的精英成员圈子和处于组织最底端最大量的普通会员是否也会产生脱节？这两层之间是否有流动？是如何进行沟通的？下层是否有流向上层的冲动和意愿？上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民主”地吸纳下层的意愿，抑或下层仅处于福利的接受和被动员的地位？
最后一个感兴趣的人是LNY——“刘老会”权力层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听梅师弟提起，刘村依旧是一个传统十分浓厚的村庄，有时候家族举行较大的活动，女性都不准上餐桌，只能在厨房进食。由此，村中老人辈应该更加在意各自性别角色的区分。那么，这个农村老妪怎么能够占据理事会的一个席位呢？很多访谈对象在提及此人时，都说她“热心”、“爱帮忙”，在我印象中出现的是一个干练热情的女性精英形象。但在对其访谈过程中，她端正的坐姿、拘谨以及不多话的态度，完全推翻了这个论断。她呈现出的，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安分守已的、唯唯诺诺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她唯一值得称道的，也仅是年轻时候曾拿过一个“种田能手”的荣誉称号。在一个男人色彩十分浓重的组织中，她在理事会到底是怎么样的角色？她在重大事项决策中是否有足够大的话语权？她的存在是否真的就如同LSF所言“为了同一般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男女比例”保持一致？我们知道，“刘老会”之前有两个副主席，一个管会计，一个管出纳。由于组织结构的改变，会计和出纳独立出来成为外聘，这个“副主席”的位置相当于被架空，而LNY刚好就是这个副主席，这中间的细节也颇令人玩味。
（三）刘村的梅家：从“好惹”到“惹不得”
梅师弟曾经和我说过，前任梅姓村支书MYQ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亏本的生意他从来不做。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也得以多年来都盘踞在村支书这个位子上。但凡提起这个MYQ，村中很多老人都刻意避过或是闭口不谈，可见这个梅姓人在刘姓当道的村庄中的厉害之处。
虽然地域大姓的梅氏宗祠——梅长者祠在刘村，但是刘村的梅氏在村内却是“小姓”；更何况民国时期刘家出了一位有名望的将军，这对于讲求“面子”的乡村社会而言，是一件让刘家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且威权大增的事情，梅家相形之下又矮了一大截。对于MYQ家族而言，其父本是刘村的刘姓人，入赘进了梅家；而梅家四兄弟，本该两个姓梅、两个姓刘，并且入刘氏族谱，但事实上四兄弟都姓了梅。在资源统配年代，由于梅姓势力较小，生存地位也很低，所得利益也屈指可数，因此过得十分拮据。那么，这个原本“软柿子”的梅家又是如何得势，咸鱼翻身似的成为“不好惹”的家族？
从各个访谈来看，老人们似乎都不敢对这个前任村支书有任何的议论，而唯一勇于说些话的LCL也仅闪烁其词地提到“梅家在县里有后台，很横，拳头也很硬，大家都不敢惹他”。梅师弟也曾笑称：“我们梅家可是靠打架打出一片天的……你以为像我爸爸他们梅姓四兄弟能够分到四个地基来造房子的，在村中的还能有几家？”可见，梅家的确是不好惹的。
根据梅师弟的说法，上届村党委选举的时候，村中四个选区推举四个候选人，从中选取三个。MYQ因其在村中自办工厂的经济利益关系,想把LSW这个合作伙伴选上去。于是两人表面上在村中呈现出不合的状态，但暗地里却联手将另一候选人选了下去。MYQ更是通过发动关系，竟将不在候选人之列的另一合伙人也选进了他的班子。而在这届选举中，LSW却和另外一个对手联手，用同样的方式将MYQ选了下去。据说LSW此次不计代价地翻脸，是觉得如果再不将MYQ选下去，他将永远生活在其阴影之下，无法占据村里经济利益的有力地位。
那这个村里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滩涂塘。它每年的承包收益，村里能拿二三十万，而村支书则是其中一个能够决定承包权的人。如此看来，“刘老会”的收益和村两委滩涂塘的经济利益相比，的确是算不得什么了。
村支书这个职位的另一慑人之处便是决定村中工程承包项目款的发放8。由于村两委成员具有固定任期，假使你在这届村委当班的时候没有拿到承包工程款项，等拖到新一届班子上台后，遗留下来的款项问题很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不归我们新班子管，要拿钱找老班子去”的理由给搪塞下去。因此，钱自然是越早拿到手越好。在MYQ任村支书的时候，村中的水泥路工程交由“刘老会”成员同时也是村会计LZC的儿子负责。而与此同时，另一项工程也正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负责人托关系找到MYQ，工程款在项目一结束后便立即结清了，而LZC儿子的钱却迟迟没有音讯。这使得眼看款项从自己手中转出去的LZC心中很是不舒服，自此也结下了梁子。在访谈中，LZC甚至都不愿提及梅家，可见这两个曾经的合作朋友之间的罅隙之深。
从村庄情况看，刘村的村两委成员还是要归入“营利性经纪”这一类，因而担任村干部具有经济资源的接近性和获得性。在滩涂塘的修建过程中，村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曾因为修堤而付出淹死过人的惨重代价。但现如今这个地方的每年盈利收入，村民们却完全无法享受到一点儿好处。除了政务型的公共服务，如得利于省里的“康庄工程”，才能使得村中修建了水泥路之外，村里从来不指望村两委主动承担起村庄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这方面的角色。
在看似琐碎的访谈中，我隐隐觉得，表面无比和谐美丽的刘村其深层次背后，却有着很多的利益漩涡。即使是看似无利可图的“刘老会”，也不可能完全“幸免于难”。在传统家族力量、村两委力量、乡镇的国家政权力量的相互纠葛之下，“刘老会”身处其中，到底是怎样生存、发展的？如果想要搞清楚这个，这个课题的后续发掘还需要很多深入的努力。
三、回眸两度走中门
2008年的重阳节、2009年的清明节，两次中门之行，均是怀着探路的心情。
说是探路，是之于自我角色和调研目的的定位而言。第一次走入中门（20081006—20081008），是跟着阮老师和禇师姐一道考察刘村老人协会的重阳节（10月7日）活动。而第二次中门之行（20090403—20090405），是应一位当地朋友（TP镇安全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清明时节重相聚”（清明节可以说是当地最隆重的节日之一，阮老师曾与刘村老人共度2007、2008年的清明节）之邀。两次中门之行，自己都是“被动”中的“主动”，走马观花中的停留和挖掘。被动，是因为自己是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考察加入师门在该调研点的研究的可行性。和其他研究人员相比较，自己在对该点的熟识程度深入程度上都是被动的，于是难免跟随。但是，也因为是在考察可行性，而且是比较有趋向性地（希望可以将该点作为自己的调研点）考察可行性，所以虽然没有具体和直接的调研内容，我还是有明确的调研目的：该调研点是否有自己感兴趣的并且具有研究价值的切入点？自己在该调研点长期田野是否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在走马观花了解中门概貌的同时，我也有意地在脚步和思绪上有所停留，试图深入挖掘。
第二个调研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在第一次结束后，自己已经可以肯定，田野的客观条件是较为成熟的，也就是说我在该调研点长期田野是可能的。这主要是基于两点：方言和“进入身份”。
第一次听到中门地区的方言，是在三门县（中门是三门县的其中一块区域）县城的一家普通饭馆里。2008年10月6日迟暮，从杭州出发的阮老师和我与从宁波出发的禇师姐在三门汽车站顺利会合后，在当地司机（师门之前几次调研中有过接触，这次调研特意事先联系）的指引下，拐进了人民路的“阿义”餐馆。在点菜过程中，我遇上了操着当地语言的四十来岁的老板娘。中门方言在语音语调上和我家乡（浙江嵊州）的方言还是有些接近的，借助着现场的菜式，我还是基本听明了意思，但是却突然发现失去了回答的能力——用普通话和家乡方言都觉得很别扭。不过，据此基本可以肯定在沟通上至少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进入刘村后和房东阿姨的对话以及第二天刘村老人间的相互交谈，却让我疑惑起先前的判断，真正的中门方言似乎是自己无法听明了的。他们少了份生意人对于顾客的普通话的应对意识，多了份本地人之间交谈的无所顾忌，于是他们口中的方言，也变得更为本色更为生活，最为直观的感觉就是语速的快和语调的自成一家。因方言而产生的疏离感，让我的心有点落寞，似乎只能远远地粗浅地旁观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可是在两天“全天候”驻村调研后的回程路上，或者说是两次调研后的当下，我却突然之间或者说是在潜移默化之间没有了方言的顾虑。前后算来，在中门也才整整呆了五天五夜，在这五天五夜中，不仅有纯正方言的狂轰滥炸，更有与热情的中门人的多方面交流（普通话的，方言的，两者混杂的；与老人的，与村干部的，与其他村民的；民俗的，日常生活的；等等）。正是在这种对中门方言，对中门环境、人物和事件的熟悉过程中，方言，终于又逐渐地恢复成惯常，没了先前的那份疏离甚至是那些许恐惧，地缘优势又再次显现，如果真要做田野蹲点，方言应该不会是障碍，甚至可能学会，成为融入田野的很好助力。
而田野融入的又一个考量是“进入身份”。师门在中门的调研，缘于2005年MJ师兄的暑期调研报告。MJ的家乡，正是中门的核心村落刘村，而其伯父，是刘村当时的书记MYQ。2007年1月份阮老师正是在他的陪同下第一次走进了中门，并进而将其作为刘村老人协会研究课题的调研地。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身份介入，就有两层可能的关系：一层是和MJ、MYQ书记的关系，一层是和老人会的关系。住宿地点的选择可以比较集中地体现这方面的意味。我第一次进入中门，是住在MYQ书记家；而第二次，是住在老人会安排的一位老人家中。刘村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宗族传统的村落，梅家（中门主姓）和刘家（刘村主姓）有着千丝万缕的矛盾和妥协。独立于村庄利益纠葛，取信于梅、刘双方，是田野成功很重要的前提。而这两次的中门行，证明和预示着我们的“中立”参与观察是可能的。尤其是第二次，我们更多的是以综治办主任这一位“超脱”了刘村“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物的朋友身份来到调研点的，同时又保持了和梅家、老人会、村两委一如既往的友善，让村庄各方势力基本相信我们不会介入纷争破坏均衡，从而能够比较坦诚地与我们交流，对我们的田野调查抱着比较积极的支持态度。
在客观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中门是否作为自己长期的调研点，就取决于自己的调研兴趣和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调研切入点。这正是两度走中门过程中，我最为关注的。
对于中门的惊讶和好奇，一直都存在着。
中门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地区，既熟悉又陌生。自己的惊讶和好奇，也正源于这份熟悉和陌生。
说它熟悉，是因为中门的地缘和师门前期的研究。中门，在2001年撤销原中门乡并入TP镇后，在行政区划意义上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之所以依然将其作为一个地域整体来考量，主要是基于“中门”的社会记忆。据当地《梅氏宗谱》记载，晋代，桐庐梅盛，字昌图，人称“长者”，生三子，将其分居的地方取名为上门、中门、下门。中门乡之称呼，系得名于中门；“梅长者祠”，如今仍矗立于刘村金溪西岸。由于该地区往昔的繁荣和中门乡撤销未久，人们对于“中门”依然记忆深刻。无论本研究中的中门区域与曾经的中门乡行政区划是否完全重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门与我的家乡嵊州都地处浙东，两地仅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虽然中门比嵊州更靠海，虽然中门的石头房屋让我惊讶，虽然方言并不完全懂，但是相似的山、相似的田、相似的气候，比起杭州，让我更觉得是回到了家乡。再加上进入中门前，已经看过师门的相关研究报告9，报告中的溪流、祠堂、老人会历历在目，更让我觉着亲切和熟悉。这种熟悉，让我既心安又担心：庆幸会因为熟悉而多些田野调查的方便，但又怕因为熟悉而少了份田野的敏锐，同时还对自己能否在师门研究基础上有所开拓有些顾虑。
说它陌生，是因为中门有着我的成长经历不曾亲验的传奇。
传奇一是关于宗族。两度中门行，族谱、宗祠、辈分等宗族意象迫不及待地向我袭来。以前，宗族总是止于远观，不是在书里就是在影视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是更早时候的故事。但是走入中门，我却身临其境了。
第一次见到“梅长者祠”，是在2008年10月7日的清晨。为了让我对刘村村貌有个直观的较为完整的印象，阮老师安排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巡走村庄。走在金溪宽大的石板桥上，顺着老师指点的方向，我一侧头就看到了红墙飞檐的祠堂。梅长者祠共两层，威严而又安详地临水而立。阮老师告诉我，我们会从它边上的沿溪路走，但会先去桥另一头的刘家祠堂看看。
说到刘家祠堂，我迅速想起了刚刚走过的GH中学旧址悬挂的那块匾额，其上是刘膺古将军亲笔所书的四个大字——“刘氏家祠”。虽然眼前，刘家祠堂的背水相较于梅长者祠的临水，少了一份坦然和高贵，但是作为出过民国将军的又是该村主姓的宗祠，也该有一番风韵吧。我们绕过桥正对着的侧门，从南边的正门进入。站在祠堂中央宽敞的水泥地上环顾四周，南边是一个简陋的戏台，东西厢均是色调简单的平屋，其中东厢有一间房屋新刷得粉白，听说是新的村委会办公场所。转向北面，祠堂的主体部分一览无余：并不太高的几级台阶；台阶上木构质的祭祀堂；祭祀堂中央供奉着一幅画像，想必是刘氏始祖。除此之外，却再无其它了。
没来得及细想，我们已经从侧门走出了刘家祠堂，我心念着那红墙森森的梅长者祠，于是也加紧了脚步。不一会就到了梅长者祠的跟前，只见大门紧闭，猜不出锁在里面的是怎样的空间和时间。即使是已来过中门多次的老师，也只曾在第一次进村时入内考察过一次。于是对它更是好奇了，只是即使是第二次中门行，也无缘一睹其真面目。也许，在两次探路后的下一次长期调研中，我能渐渐撩开它的真实面纱，正如同样神秘的中门！
而简朴的刘家祠堂，也以另一种方式让我不敢小觑，因为就在祠堂主体祭祀堂西邻的那间小屋子里，我见到了颇为“神秘”的刘氏宗谱。刘氏宗谱保存处（者）的变动（从刘氏LSF老人家搬到刘家祠堂）其实并没有举行隆重仪式，我们师徒三人也是碰巧遇上。鞭炮声中，刘氏老人和现任村支书、村长等刘氏子弟，抱着红漆木箱子走进刚刚打扫整洁的小屋。直至看到箱子上“中门刘氏宗谱”的字样，我才确定藏在那箱子里的，正是我们有意录下全部内容的宗谱（在2007年初的第一次调研中，老师曾拍摄下一部分宗谱内容。当时，宗谱尚放在这间小屋上面的二楼阁楼上。打开宗谱需要搬梯上楼，而且需要当时分别保管阁楼和宗谱钥匙的LSF和LKY同时在场）。在我们的恳请下，其中一个箱子被打开了，线装版的沉淀了岁月痕迹的宗谱映入眼帘。轻轻翻开书页，也就遇上了那一个个也许有很多故事也许平凡走过一生的姓名。而在另外一只箱子里，我们看到了古旧的祭祀器皿。不知何时，箱子已经合上，鲜艳的大红缎子重新覆盖在了一箱箱宗谱上，将一室的简陋衬得神圣。
以后的调研日子里，我似乎时时刻刻听闻宗族的只言片语。清明上坟时候的房派和第几代祖先；很多人都会背诵的“起承能敬祖，开创克圣贤”的辈字诗；亲属关系中的大房二房……躺在文字中的影像，迅速地勾连起再真切不过的现实，让我深觉中门的文化底蕴，充溢着一探幽秘的冲动。
中门的另一传奇，是关于刘膺古。刘膺古，中门的男女老少似乎都能对这个名字说上几句，于是几天下来，这位民国的上将也让我如雷贯耳了。中门留有太多他的痕迹。幼年死里逃生、“铁村下马”等趣闻轶事耳熟能详；高高的“上将第”牌坊以及依存的明清建筑，让人不难想象刘膺古府邸当年的风韵；官方的文字记载从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其曾经风华的确实。刘膺古，这位让梅氏地盘上的小小刘氏发迹，让近代中门繁盛一时的人物，在民众的津津乐道中，延续着他的传奇。而这种并不遥远的传奇，又深切地扎根在21世纪的现实中：耕读传家的后人，仍可一窥其貌的GH中学。在纵横捭阖的近代想象中，我又确实身处着现实，有着真实的依托，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感受，仿佛穿越在时间的隧道里，在和平的没有生命之忧的年代里体验着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这种热血沸腾，让人有书写的欲望，期待能有更多的人，借由这些书写，同享这份快意恩仇。
中门带给我的，除了传奇，也有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因为是有意识的田野调查以及有同行师友的有意无意点拨，很多熟悉但在平时也许被我忽视的影像，也在我眼前以全新的意象欢快地闪烁和跳跃。
譬如小店门前的石板凳。小店位于金溪西岸，小店廊下的木凳竹椅，溪岸树影下长长的石板，以及小店和金溪之间的水泥路，正好形成了一块不大不小的区域。每次从那里走过，总是见到或多或少的村民或坐或立，高声闲扯或者低低私语。是的，这里正是乡村的又一个公共空间，话语的集散地。之所以被这一空间吸引，是因为先前“公共性”的理论涉猎以及老师的指点。无论是在中门还是其它地方，在几乎每一个乡村里，总有这样类似的区域，村民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块，谈论着国是民情或者家长里短。关于村庄的公共话语、公共空间和公共性，是否可以从这一细节由浅入深、由小见大？
譬如乡村墙上的时代标语，日常活动中的各类表征。之前有考虑文化研究（阿雷恩·鲍尔德温等，2004）的路径，于是两度走中门，开始尝试着用穿透的眼光，看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长老式的老人们口中冒出的“理事”等现代词汇，是否勾连着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现代和传统？清明时节政府的严禁明火与香烛鞭炮的传统，是否暗含着国家权力和民风民俗的张力？
我就在熟悉和陌生之间，在传奇和日常之中，品味着中门。但是如何在这众多的零星而又相互纠缠的惊讶和好奇中梳理出研究切入点，找准理论生长点，这是个问题，也正是我这两次探路试图解决的问题。
断裂和延续，一路走来，这是中门留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
一方面是同一人群的内部断裂和延续。这一印象主要来自于老人会的老人。我们重点考察的刘村老年人协会，是一个相当有现代感的民间组织，这从老人会的组织架构和老人的普通话水平中不难体味。可是正是这么一个组织，却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宗亲会，操着普通话的老人，也让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族长和长老。当我第一次听到“理事”、“会员”等词汇以普通话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从这群老人口中吐出时，我是如此的诧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被跨越了，被遗漏了，或者是被有意无意地隐饰了，似乎整个时代一下子从明清、民国闪到了21世纪。这群老人的成长年代，应该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时期，从解放前的出生、青少年时期，到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再到现在大力提倡农村转型、新农村建设的时期。可是，几位老人的气质和见解的不同，虽然深深烙印着他们出身和成长经历的不同，但是从表象看来，他们都留存着他们的生存年代之前的关于宗族传统的强烈记忆，同时他们又都直面并且适应着晚年的现代冲击与改革，而唯独是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理应更直接地属于他们自己成长经历的社会主义新传统，却似乎很有默契地被他们的语言表述和言行举止所漠视。然而这种有意无意的漠视，却似乎从另一层面提供了新传统对他们影响之深刻的佐证：也许是那段经历让他们对这段经历的再次讲述变得小心谨慎或者选择遗忘，也许正是那段经历进一步促进他们在晚年依然主动或被动地以老人会的形式实践在那段经历中倡导的诸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理念（韩敏，2007）。
另一方面是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的断裂和延续。两度走访过程中，接触最多的，主要是两个年龄段的人：一是老人会的老人，多是65—80岁；二是村长、村支书这些人，多在30—45岁之间。第一次走访中门，我有一个强烈的断裂的直觉：前者是生活在浓厚的宗族背景中，但是后者却不然，现代浪潮似乎已经将他们的宗族传统冲击殆尽，最多只是虚浮地停留在逢年过节的仪式上和对远祖断章取义的讲述里。但是第二次走进中门，在和后者进一步的接触中，我却发现了自己判断的错误。虽然在话语体系里，这一代人并不“大房”、“二房”的宗族术语不离口，但是在其背后的行动体系中，却依然留有深刻的宗族烙印:他们依然对宗族谱系充满好奇，甚至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诉；在清明祭祖中，他们是中坚力量，仍然有一大帮人默契地砍去不知道是哪一代远祖坟头的杂草；即使是在日常生活和基层政治中，依然可寻宗族的影子。传统似曾断裂，实则延续（韩敏，2007）。
这种断裂和延续，以何种方式生存着？又是怎样的生存逻辑？现如今的乡村治理，该如何遵循这种逻辑？循着这个方向，问题型的田野作业，将在走马观花的两度探路后，继续。
四、田野“蒙太奇”：复数“互主性”10的结构与过程
舞乐落幕、舞池消灯，点燃的是满天星斗。舞者的心旅弧线似乎还在延伸，也许数着星光延伸到布洛维（Michael Burawoy）那“多重对话”的世界。
布洛维这位学术工人晚年在伯克利倡导“公共人类学”、（团队）实践“拓展个案法”。晚近和他的学生一起编撰的《无疆界民族志》（1991）和《全球民族志》（2000）两本书，基本上是布洛维习敏纳（Samine）学生实践拓展个案法的民族志文集。如果从通常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分野的视角来看（讨论内容的话需要更合适的视角），似乎前者的社会学味道较浓，而后者的全球异文化对象民族志更像人类学式的研究。尤其对于后者，那不也正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一个议题复数对象的团队民族志研究吗？
再说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从本文视角观之，拉比诺逼近摩洛哥文化核心的历程中与诸位资讯人“联手‘闯关’”经历也是一部复数对象“互主性”建构的民族志。
这样看来，田野“蒙太奇”构建中的复数对象还真有其自身的复杂结构和过程。借用晚近实在论所赞同的“分层的实在概念”11或许可以先有个去繁就简的要点把握。“分层的实在概念”的“经验的实在”概念启发我们可以在这个经验世界里聚焦复数“互主性”对象问题。（其实）“现实”和“深层”的“实在”也许（也只）可以在“反思”导入后的“经验的实在”世界中的复数“互主性”对象议题中才能有效地得以讨论。
这样我们似乎也可先对复杂的复数研究者田野的复数对象进行讨论，复杂的结构看穿了“简单”的不就更看得透了吗？
首先，“经验的实在”世界中的复数研究者田野的复数“互主性”对象是一个空灵的“圆魔方”结构，这个结构中有复数运转轴，多向度的此轴内含呈现“互主性”的基本二维度相，纵横交错多向度受力的复数运转轴转运出复数“互主性”对象的“圆魔方”的基本结构和过程。
其次，从基本结构到（整体）结构，还需低次元的单一运转轴的内构成描写（单数研究者的复数“互主性”对象讨论）和高次元的勾连到“现实”和“深层”的“实在”的讨论（如“深描”以及变迁和“本质”思考）。其实，所谓的“过程”大致就是高次元的勾连（所谓低次元的单数研究者的复数“互主性”对象结构也内含这种“勾连”）的观念（历史与哲学）维度的展开；她在形象上或许是“圆魔方”的碟状飞行器式的自如运转升降多维拓扑轨迹的时空描图（跨越经验和观念世界）。
再次，该复杂结构的基本构件（要素）本身具有同构性，内含呈现“互主性”的基本二维度相的单一运转轴（单数研究者）的结构也呈现一种“复合性”。建构和诠释目标的实践和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复合（复数）“互主性”（目标对象的诸面相诸阶段以至诸“版本”——“目标对象”、“田野对象”、“书写对象”和“合成对象”等）的生产过程。这种“同构性”中的同质（要素）性，特别提示的谅为“反思性”、“互主性”和“开放性”（包括“跨界性——跨越经验界和观念界”，实在的“经验”与“现实”和“深层”的互动；等等）。
回到刘村的研究，哪怕是最青涩的文本我们也可窥见这种田野“蒙太奇”构建中的复数对象的复杂结构和过程。小相的“田野”是一种探路性构建。反思的视角，使其无论是“传奇”或是“新传统”的建构都散发着“互主性”焊烟；研究主体的心旅构成了文本展开的逻辑，研究对象的“主位”化如同“咀嚼‘方言’”和“上将第”记忆的驰骋想象，村庄的“断裂”及“延续”描绘与诘问既是“互主性”对话与融合，也是波及“现实”和“深层”实在的挑逗。
这种波及“现实”和“深层”实在的挑逗着实又进一步勾连到了研究主体自身（“镜头”）的结构12。小褚扎进“核心”的扎猛子，水花四溅是“？”号。村庄、宗族、“公务”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拷问中被“客观”建构、展现历程，叙说“互主性”焦虑与“深描”渴望13。
团队田野带着这样多的单一运转轴走向目标对象（互主性）的复数运转轴的空灵的“圆魔方”，宛如田野“蒙太奇”之交响。
“交响乐”的空间更是拓扑的、趋于观念的世界，也许在这里文字是无力的，空灵的“圆魔方”想象和隐喻也许只能闭上眼睛来感受和把握。然而，文字文本的宿命和算作对“旋律”的一种诠释，让落幕的乐声之水的黑屏上敲击上光的白色谢幕辞，用另一种叙述给文字文本的读者一个把能说清楚的说清楚的概要交代：
作为与民族志文本（阮云星、张婧，2009：112—138）相匹配的田野反思录，本文除了用些许“现场”述说以展现、鲜活民族志文本中的“记忆”之外，其主要旨趣是立足反思，讨论田野复数“互主性”对象问题（阮云星，2007：25—34）。
前提：立足反思，注意讨论中的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之区分。
以笛卡尔、培根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确立了认识主体（认识论）开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先河；康德哲学是一种综合（“先天综合判断”）和贯彻（因而被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近代认识论和哲学的重要基础是近代西方科学，又投影现代科学实践和知识生产（如科学哲学的演绎和归纳范式，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当今的知识生产实践仍荫福（“规训”）于这份遗产，但已更多地受当代诠释学等的影响（晚近实在论的或许可谓被削弱基础的“新生”）；晚近反思人类学的兴起亦为一个象征（阮云星，2007：25—34）。反思、在场自觉也是本文的前提。
因此，也更应注意讨论中的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之区分。如以频用的“分层的实在论”言，“经验的实在”为前者，“现实的实在”和“深层的实在”大致为后者；又如，从本文的四个构成部分看，前三个部分，多为经验世界观察思考的讨论，第四部分则更多的在观念世界中反观和构建。
限定：本文经验材料的场景是一种“‘工作室’性质”的限定。
这里的“‘工作室’性质”主要指师生团队的性质。虽然在抽象的讨论中，她因相对的“同质性”使得结构分析更加聚焦(其实这个复数“互主性”结构同构了“单纯”的个人田野以及更为“复杂”的“异质性”团队田野)，但在经验世界里，她只是当下中国经验社会科学实践中遭遇的一种类型(难以涵盖经验世界里各种扩展的讨论)14。
问题提起：复数“互主性”结构谅为在场田野的核心问题之一。
（跨界的以“圆魔方”为基本结构的复数“互主性”整体结构之内涵参见本节上文）。
也许质的经验研究（个案/田野）的真课题是自身特有意义的诠释（经验与观念世界，研究项目、研究者个人等）。
也许在场和复数“互主性”意识，才更有助于当下的我们是站在反思人类学以后人类学立场上讨论真课题（诸如科学人类学手法与个案拓展法的分野及适用场合15等）。
“分号”与辐射：本文毋宁是议题和文本的“分号”，而非“句号”。
议题，自不待言，文本也是实验式（一种多声道和“跨界——人文与社科”尝试）的，“分号”的文本等待阅读和批评的完型。
也许她会有些许有点重要的辐射。诸如对于哈贝马斯沟通理论的“互主性”呼应，等等。也许这个讨论业已形成新时代田野的刻骨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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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晓东.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一种形态学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4]中山大学人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田野调查实习 [EB/OL]．
http://jpkc.sysu.edu.cn/2006/renleixue/rlx/jxcg.ppt.
*作者简介：阮云星，福建福州人，博士（京都大学），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文化遗产学。杭州，邮编：310028；褚雯莉，女，浙江绍兴人，硕士（南京大学）；相丽均，女，浙江嵊州人，硕士（浙江大学）。
1拉比诺(Paul Rabinow)的简介参见http://anthropology.berkeley.edu/rabinow.html.上文提及著述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参见（拉比诺，2008/1977： 20），此中译本内还收有Symbolic Domination: Cultural Form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Morocc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的汉译概要（王玉珏译）和张海洋内容丰富的序言（代译序），本段文字末尾的内容转引自此序言。上文提及的拉比诺另一部著作 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也有汉译本，参见（拉比诺，1998/1996）。
2 联想演员与角色的关系建构及其过程给人以启迪，试想张曼玉之于“阮玲玉”、孙红雷之于“邱如白（齐如山）”等的对话与代言。
3 “刘老会”对于族产的斗争主要目标为原先属于刘氏产业的宗祠以及村庄中的zm中学教学楼等处。
4 不只梅师弟一个人如此，刘村梅家的后辈也越来越多地不受此约束。
5 村庄四个村民小组，分别为上各、下各1、下各2、早田洋，与之前的生产队划分对应。
6 据“刘老会”老人解释，上各为刘氏二房，下各为刘氏大房，早田洋原先为刘氏祖奶奶嫁至梅姓的陪嫁品。
7参见“后制度的宗族”概念（阮云星，2004）。
8 刘村的运作规则为：村长拍板，村支书放款。
9 主要是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浙东“刘老会”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阮云星、张婧，2009)，同时还有师门已经拿到的诸如宗谱、《史记》等部分资料。
10 “互主性” (inter-subjectivity) ，又称“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有其自身的庞大系谱（包括社会学、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等），而本文主要在人类学的“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的语境下进行讨论，内容包括较为具体的田野作业中的“互主性”对象建构以及观念世界中这种建构的抽象结构问题。参阅（阮云星，2004）。
11 “分层的实在概念”表明，存在着三种层面的实在领域：（1）现实的层面，指事件或事态，发生和存在不依赖经验层面；（2）经验的层面，由人们对现实层面的知觉、观察和经验组成；（3）深层的层面，指存在的包括生成这些事件的基本机制或力量，虽然它们不是必然可以观察到的。参见（帕特里克·贝尔特，2005/1998： 216）。
12 正如“客观性”有赖于“知识的增长”的“籖语”所示，其实，研究者每一次聚焦的后面都有知识与思想的操纵之手。小相的寻找、思度的反思也展现主体（主观）构建力及其结构：从师门研究的熟悉，到对传统、宗族、公共性的关注；经文化研究的阅读，进而敏感文化和日常中的权力关系；断裂与延续及新传统的讨论，则延续着《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阅读后的思考；等等。也许这也正是“互主性”建构的机制之秘。
13 经过两年研究生学习的小褚进一步建构了主体透视复合对象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镜头”。品读“追记”，读者不难捕捉到文字后面窥视乡村政治经济之“镜头”的运行逻辑：直击聚焦主体对象的历史与现场；进而解读现场村落的组织与群体，老人会、村委会、妇女，姓氏少数者群体；再作扩展的村外社会阅读：滩涂塘，镇与县的人事背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大背景等。恰好地叙说了复数“互主性”建构与主观性（经验与知识）构造的关系。
14 经验世界中这种类型的问题与应对实践的讨论谅也是读者的期待。本文试图在文中文的并置叙述中间接地回应这种期待。另有一个补充：也许这样的互动式团队实践颇接近于“理想型”（就硕士生团队言）。
15 布洛维论述拓展个案法时明确做了这样的“并置”定位提示（但无更多关于两者各适宜于何场合的具体讨论）；卢晖临等较早在国内专文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个案研究方法论的论题，笔者以为往后的讨论若能吸取布洛维的“并置”定位，并持有反思自觉（在场、“互主性”意识等）谅能更有生产性（麦克·布洛维，2007；卢晖临、李雪，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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