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华先生和陈永龄先生的田野调查的经历
201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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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先生和陈永龄先生的田野调查的经历
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我们选了这篇陈永龄先生1998年5月6日写的《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文章中有一段回忆当年他们在四川做田野调查的经历，可以想象当年做学问的艰苦。“在调查中，关于怎样提问，怎样得到更多的材料，又能避开访谈对象不愿回答的问题，都很费心思。”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田野研究也是有帮助的。可惜现在的国内田野工作不受重视，当然这样的状况因素很多。也许房价暴涨的今天，我们安身无处，有心无力；“林先生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还有四川省政府书面证明”我们有什么呢。
题目是我们新加的，原文如下：---本站www.face21cn.cn
选摘自《林耀华与少数民族研究--为纪念林耀华百年诞辰而作》潘守永、张海洋、石颖川
“1950年，林先生跟陈永龄先生共同主持了"清华北大燕京内蒙古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民族调查"。内蒙古已于1945年解放，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区政府对前来做实地调查的首都高校师生给予特殊的关照，负责全部食宿旅行费用。三校师生25人组成的调查队在当地工作两个半月，形成集体撰写的《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史地、经济、政治、家族、文教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呼纳盟境内少数民族所做的调查，具有真实性和资料价值。这部调查报告于1997年出版。”
“1943年7月，他在中国抗战垦殖社、美国罗氏基金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联合资助下，对凉山腹地做了87天调查。调查途中，他曾数度遇险，最终成就了《凉山彝家》这部实地考察报告。”
“林先生的《凉山彝家》一书就是以家族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凉山彝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内部关系，特别是彝族亲属制度、政治经济、语言宗教等文化特点，是为当时最详尽的实地考察报告。林先生还克服文化障碍，对凉山彝族，尤其是其贵族黑彝做了体质测量，证明彝族实属蒙古人种。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评价《凉山彝家》："实将罗罗社会学上之事实完全网罗无遗，据此书则读者对罗罗之民族社会文化等，宛如身临其境，故余推荐其为近年来之佳著也。"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先缙女士在《美国人类学家》上发表长篇评介文章，引起当时国际学界极大反响。”
原文全文出处 主题学术报告-《林耀华与少数民族研究--为纪念林耀华百年诞辰而作》潘守永、张海洋、石颖川
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
作者：陈永龄
林先生米寿之年发表“学述”，我躬逢其盛，先睹为快之余，也谈点自己知道的事情作为感想。我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不离林先生左右，所以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也年近八十了，不是写得动大块文章的时候了。现在只能凭记忆所及，平铺直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请建民和他的研究生记下。我愿意用这些情况，折射出林先生教学和研究生涯中的一些闪光之处。 我1937年考人燕京大学，较林先生晚了将近十年。开始时我读的是新闻系，那是埃德加·斯诺任教的地方，后来才转到社会学系。当时林先生还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求学。我虽有幸拜读过林先生的一些著作，却没能接触，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但当时大家都还年轻，有此向往，所差的就只是机缘了。
机缘终于俏然而至。1942年夏，成都燕京大学请林先生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他从昆明到成都赴任，要经过重庆。我因前一年刚考上研究生，上了半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逃往重庆。利用暑假到重庆吴文藻先生家中讨教今后的选题和调查选点问题。在七星岗吴先生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先生。那时的他32岁，英姿勃发，在学术界已有名气，还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头衔，正是年轻学子们的“心中偶像。
不久，林先生到成都赴任。我则衔吴先生之命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学院，目的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新疆少数民族资料，以便将来致力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学的中国化、新疆军阀盛世才搞政治投机，表面招揽人才，暗地严加防范。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受到限制，难以开展。1944年8月，我更被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投进监狱，备受煎熬达数月之久，直到1944年12月才得出狱。
盛世才抓我全无理由，所以我出狱后不愿再待在新疆，于是就罢教离职而去。我罢教后回到成都燕大。从此，我就半时做林先生的助教，半时读研究生。1945年暑假，我与林先生一起去四川嘉戎（藏族）地区做调查。1943年～1945年期间，林先生与李安宅先生合作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并建起一个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凉山彝家》的考察工作即在这个时期完成。1944年夏天，林先生调查康北藏民。1945年夏天，他又调查四土嘉戎，我以助教兼研究生的身份参加调查。这是我首次接触四川藏民调查。在与林先生朝夕相共处的两个半月里，我对林先生的为人和为学都有了更多的了解。
林先生学术功底深厚，敬业精神强烈。当时他们夫妇俩都在教书，第一个孩子宗锦刚出世，而且在生病，饶先生（林先生夫人）希望他暑假能留在成都，但林先生认为暑假时间长）有两个多月，可以从事田野工作，坚持出行。嘉戎地区山很多，成天跋山涉水，但是林先生工作起来非常投入，在山区里也走得很快。记得当时还有一个挑东西的工人和我们同行。我们带着米面，一点日用品和一个脸盆。洗脸、洗衣服、煮面条、盛面、甚至夜里当便盆，都用这个盆。
艰苦之外，还有风险。当时嘉戎地区种鸦片很多。为防止川甘的袍哥组织向那里运进武器，向外输出鸦片，所以人员出入嘉戎都要受军队检查。林先生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还有四川省政府书面证明他是做研究的教授，所以路上还算顺利。嘉戎土司自己是袍哥的人，结交的外人也多为袍哥。为了调查方便，林先生每到一地都得先去拜访袍哥。在杂谷脑，我们拜访了那里的“舵把子”王某，他将我们介绍给土司索观流。索土司其人交游很广，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林先生在人事疏通方面也有些办法。记得当地有一位汉族土郎中，我们和他交情很好，临离开时把剩下的药送他很多，他很高兴。
危险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例如在进入山区后，我们要进入没有道路的山林，请了一位当地农民做向导，向导和工人在前面走得很快。下午时，我犯病昏倒，林先生回转头来照顾我。我喝了点儿水之后，感觉稍微好些，就继续前进。到一个悬崖附近，我一脚踩在松软的地方，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暂时停住。林先生想办法把我拽了上来。我们*在大树底下等向导，好久未见。天渐渐黑了，树林中没有路，当天又刚下过雨，衣服都湿了。林先生凭田野工作的经验，要生火防御野兽。可兜里只有半盒火柴，我们把笔记本、手帕等身上之物都拿来点火，还是因为潮湿点不着。只剩下两根火柴时，我们不敢再用，就干等在那里。夜半时分，我困得瞌睡过去。林先生唤我起来，说不能睡，否则会得大病。我被唤醒数次，又怕兽蛇的侵扰，这样勉强度至天亮，向导和工人下山来找我们。上山后，我们睡了一天才缓过劲来。从嘉戎地区返回时，我们雇了两匹马。因为林木稠密，所以人在树林里必须时常低头才能过去。有一回，林先生给树枝卡住，他骑的马因为受惊而向前疯跑。林先生从马上掉下来，可脚还卡在马蹬里。就这样被拖出几十米，几乎昏迷，穿的风雨衣全挂破了。当天不能前进，就在老乡家住下休息。
在调查中，关于怎样提问，怎样得到更多的材料，又能避开访谈对象不愿回答的问题，都很费心思。林先生在这一点上很有技巧。做调查要访问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人。如藏文说不清楚的问题，就得找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的汉民访谈。在调查嘉戎土司与四周交往的关系时，黑水的头人苏永和与索观流是亲家，我们曾与他在索家交谈。索的大儿子是个活佛，由此可以了解嘉戎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林先生写的四土嘉戎的槁子是后来送到商务印书馆，因为战乱，竟然丢失了。
从成都回到北京后，我仍做林先生的助教。毕业后留在系里独立开课。其间我经常征求林先生的意见。林先生是我独立走上民族学教学。科研岗位的领路人。林先生的学术观点是功能学派的。虽然接受了其他学派的影响，但可以看得出，他主要还是功能学派的观点。他教书很用功，博闻强记，口才不像燕京大学的某些教授那样引人人胜，但材料很丰富，传授的知识很扎实。 林先生在政治上也追求进步。大概都是接触现实的学科吧，燕大的社会系和新闻系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学生多，二是参加学生运动多。师生都关心社会，倾向进步。在成都时，燕大学生运动中，社会系学生很积极，林先生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到北京后，饶先生的弟弟饶疏菩是地下党员，是燕大医预科学生，往在林先生家，许多会议都是在林家进行的。林先生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作了很好的表率。对我而言，他确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人。
解放后到“文革”之前，林先生算是一帆风顺。他很快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学说，并能够结合专业，用马列主义进行研究。燕京大学解放后聘请了一些左派进步教授。林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系也请翦伯赞来开“中国社会史”课程。林先生时常与之接触，并在此期间写出《从猿到人的研究》一书，由耕耘出版社1刃0年出版。
林先生主动用马列主义观点来改进自己的学问，对当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也有许多帮助。1951年他随解放军进西藏之后，燕大民族学、劳动学两系分开。林先生的职务由我代理。沈家驹、施联珠等人也参与了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时，全国从事民族学工作的人大部分都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多半在研究部工作。林先生从西藏回来后，也进了研究部，在此后的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林先生都承担重任。
这样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师，到了“文革”时也不能幸免。“文革”是接着“四清”开始的。运动开始时，林先生还在广西搞四清。奉召返京时，他在南宁还受到表扬。但到北京一下车，就被戴上高帽子，泼了一头墨汁。他在运动中受的冲击较大，精神上负担很重。“文革”确是对中国人，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浩劫。很多人死了，例如潘光旦先生。有些人健康受到很大伤害，林先生在很长时间里不吃安眠药就很难睡觉。
运动之前，意识形态已经左倾。学术界很多人反对民族学，认为研究民族问题可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不需要民族学这样的资产阶级学科。由于林先生一直强调民族学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学科被否定，对他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林先生所在的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后来为了避讳，改叫民族志教研室。但林先生对民族学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久，他就写信给杨静仁同志，要求恢复民族学，并论证可行性和必要性。终于在1983年建立了民族学系，并招收民族学专业的本科学生。现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在全国有些声望，林先生有很大功劳。希望全系同仁精诚团结，把这个系越办越好。
林先生为人循规蹈矩，为学踏踏实实，为师诚恳敬业，对周围的人际关系考虑不多，基本上是一副“书呆子”形象。他晚年对原始社会史的钻研比较深，如原始社会分期中的三分法等。这是他在经历多年政治运动后，产生出的兴趣，其中不无自我保护性质。但他对现实问题也很关注。例如，他对当前政治任务的课题，参与也很积极。我提出和参与过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协调，宋蜀华提出民族学与现代化等课题，林先生都积极参与。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凡是强调应用，结合现实社会发展的，总是令他格外高兴。做过学生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林耀华先生。
随着林先生这部学述的出版，将有更多人认识林先生其人、其学、以及其所处环境对他的影响。作为他最老的学生，我为此感到高兴之余，也要提醒读者：这部书稿只是一部急就章，而不是对林先生全部生活的刻画。作为急就章，书稿只能按他的治学线索理出一些片段。若要展示林先生的全部人生，则需要更多时间和更细的笔墨。这也算是“整理国故”的一部分吧。整理国故的口号几十年前就有人喊，但因内外环境始终不能配合，所以实际工作至今有欠扎实。何况，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国故”要随时整理，各种知识经过不断总结，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国民认同。现在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方向和路数都基本明确，也该是拿出些精力做这方面事的时候了。我乐于看到年轻学人在这些方面投入些时间研究，以此认识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精神世界和各个学科的遗产。在这方面，我愿继续追随林先生，给大家铺路搭桥。让我借此机会恭祝林先生健康长寿。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永龄
1998年5月6日
《少数民族与中国—— 林耀华先生做少数民族研究的意义》作者：-张海洋《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作者：陈永龄。林耀华先生主要著作，林耀华先生主要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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