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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为何一波多折

2014-04-27

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为何一波多折

人类学命运,徐杰舜,人类学学科建设

徐杰舜: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为何一波多折

摘要:综观人类学在世界的发展,由于人类学关注的是人类本身,这门研究人类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学科一直发展得很好。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命运多舛: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虽开局良好,但很快在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院系调整中遭遇厄运。80年代,人类学在经历起死回生后,由于从一开始恢复起就被视为“二等公民”,人类学在中国地处边缘、群龙无首、经费拮据。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人类学著作的大量译介,更由于不少青年学者学成归来,加上乔健的建言和费孝通的挺身而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正有望改变,却因时机并不成熟,再度被搁置。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修订工作的重启开出一线阳光,却以2012年10月12日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再一次用行政手段硬性地把人类学列为社会学之下为二级学科而草率收场。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人类学,人类学在中国必将迎来美好的春天。

关键词:人类学命运;社会学;民族学;三科并立;一级学科

一个人有命运,一个学科也有命运。



人类学在世界上兴起,由于关注的是人类本身,这门研究人类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学科,其命运很好,一直得到健康发展。

先是在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的命运很好,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的工厂主家庭,接受了良好的私人教育。1855年,他在前往拉美疗养期间遇见英国考古学家亨利·克里斯蒂。二人协同前往墨西哥的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此后他多次赴欧美大陆旅行,广泛搜集民族学、考古学资料,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人类学著作。1871年,泰勒出版了《原始文化》,指出人类文化发展是按阶段进化的,文化的进步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阶段;提出了万物有灵论和宗教也是进化的观点;并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比较法,标志着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诞生。同年泰勒入选英国皇家学会,1883年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开始教授人类学,1896年成为牛津大学设立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1912年受封为爵士。

在英国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并非英国籍的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早年在波兰苏皮斯王公立学校和克拉科夫大学就学,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到莱比锡奥斯特瓦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研究,受到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的影响。后在养病期间偶然读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于1910年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改行从事人类学研究。1922年,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发表实地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探险队》,最早把功能主义思想贯彻在民族学著作上。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是文化的功能主义,他从“功能”出发,认为所有的文化特点都有其正面的功能。文化的每一种类型以及风俗、物品、观念、信仰都在履行某些重要的功能,都有某种任务要完成,都代表着一种工作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宣告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立。

正因为英国有良好的学术环境,所以无论哪国人在英国从事人类学研究,都有好的命运。于是英国人类学大师辈出,与法国、德国等欧洲人类学家共执国际人类学牛耳达一个世纪之久。

再看美国。由于博厄斯历史文化论在1910年代的兴起,使20世纪初人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博厄斯出生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明顿的一个犹太血统的商人家庭。他原来是搞自然科学的,先后在海德堡及波恩大学学习物理学与地理学,毕业后进基尔大学进修,1881年获博士学位。1883~1884年,他参加了对大西洋巴芬岛进行的田野考察,第一次接触到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从此开始了他终身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生涯。博厄斯在美国从事人类学教育和研究,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一生写过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初民心理》、《种族、语言和文化》、《原始艺术》、《人类学教程》等著作,建构了统治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历史文化学派。他们批判古典进化论与传播论天马行空般地将人类同质化。一方面试图将各文化视为不可比较的独立单位;另一方面将松散的人类学整合成严谨的学术体系,把人类学重塑成整体观的学科,使参与观察法成为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变成人类学家的成年礼,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从此,文化人类学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主流学派和诸多人类学流派的母体。

在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同时,博厄斯还是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教育学家。他特别注意培养女人类学家,在他的鼓励和培育下,美国出现了不少像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卓有成就的女人类学家。从19世纪末到现在,美国大多数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在这个学术背景下,人类学在美国的命运越来越好,博厄斯学派利用有限的资源将人类学推广到美国各大学、政府机构、企业里,使人类学走出了象牙塔,摆脱了俱乐部式的学术环境,逐渐转型为大众普遍认同的一门学科。笔者曾采访过从美国访学归来的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他说:“美国人类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呼吁通过开设不同课程和学术讲座,在大学和中小学普及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并为此编写了许多不同程度和版本的文化人类学的教材,这对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力提倡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和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进行教育学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与此同时,他们在各大学人类学系里吸收从亚非各殖民地以及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来的学生,将他们培养成学者,然后送回母国从事人类学的教育或进行研究,使得人类学开始摆脱西方文明的区域限制,将影响力深入到世界各国。如人类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就于1923年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默斯学院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学习人类学取得博士学位,荣获了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

现在人类学在美国是显学,有800家人类学系所。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人类学,都是排名靠前的传统优势学科,都开设了人类学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人类学成为大学本科必修课程,也是中小学社会科学中的必修内容。从事人类学的专业人员约1.8万人。美国人类学年会每年举行一次,拥有1.2万名会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学会,每年出席会议的全球人类学家达五六千名之多。[2]这种大好命运,使美国学者继欧洲学者之后执国际人类学之牛耳至今。



人类学传到了中国,其命运如何呢?

实事求是地讲,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可以说开局良好,命运甚佳。正如周大鸣在给教育部的《“人类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中所说:“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等新知识的介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李济主持之下,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20年代到30年代初,全国许多院校,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纷纷设立人类学机构,或者在社会学系中开设与人类学相关的课程。北京大学等校虽然没有设置系科,但也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批准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建立人类学系。”[3]

就是在这个好命的背景下,经吴文藻的推荐,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林耀华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两人终成中国人类学的大师。尤其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站在国际人类学从异文化研究向本土文化研究,即从原始文化研究向现代文化研究转向的拐点上。所以国际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4]。为此,1980年国际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先生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奖;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人类学领域的至高荣誉——赫胥黎奖。完全可以这样认为:费孝通是中国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人类学争得国际荣誉的代表。

对这一段“美好”的记忆,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册、胡鸿保在《中国人类学史》都有详细的记述,在此不赘。

中国俗话说得很经典: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高潮之后是低潮,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正当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春风得意之时,在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院系调整中,人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被视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学科”,特别是人类学“被认为是带有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色彩的伪科学”[5]而惨遭扼杀。据说当时费孝通曾向一些权威人士请求为人类学留下种子,但遭到拒绝;从此人类学在中国命运一蹶不振,而且这一折就消失了20多年。

在历史的转折点,虽然“四人帮”的土崩瓦解使乾坤扭转,改革开放的阳光普照中国之时,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如何呢?依笔者之见,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在经历起死回生后又走向边缘。

人类学在中国的起死回生起于上海。1978年4月,上海人类学工作者——复旦大学刘咸、王桂伦教授,上海自然博物馆林加煌、陈翁良研究员等人建议恢复人类学研究,并积极发起筹建人类学会和人类学研究所的活动。他们曾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等同志,建议恢复中国人类学研究,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座谈会上他们又提出了恢复人类学研究的建议,上海和厦门等地从事人类学工作的同志也积极响应,从而掀起恢复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波。

我们可以简单勾勒一下中国人类学会成立的路线图:1979年4月,在昆明举办的全国民族规划会议的部分代表写了“倡议书”,要求和建议全国恢复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80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会筹备委员会。1981年5月,经过9个月的筹备,在全国学术界相关学者的支持下,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

令笔者不解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筹备成立的中国人类学会,为什么一开始就命运不好,成立大会不放在北京开而放在东南边城——厦门,由一个大学去承办?会议以“人类学的地位与作用”为主题,出席会议的91名人类学者,提交了100篇论文。在这个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选举了理事会,12名学者组成了主席团,52名学者被选为理事。[6]更匪夷所思的是,堂堂的中国人类学会竟然选不出一名学者当会长,而推出了一个主席团!

而中国社会学会的成立情况则完全不同,1979年3月15~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邀请北京和部分省市过去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以及教育、民政、公安、共青团中央等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工作者和有关人士60余人,召开社会学座谈会。在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通过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选举了由50人组成的理事会,推选费孝通为会长。1982年5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年会,会上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正式易名为中国社会学会,并增补了新的理事,费孝通继续当选为会长。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堂皇、大气、规范,所以社会学在中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显学。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却冷清、小气、失范,局促边缘,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逐渐连开会的经费都难以筹措。1987年底,以笔谈的方式,举办了“第四次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接着6年没有什么活动。直到1993年3月,为了同年7月底在墨西哥召开的第13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将举行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它的方向、成就与问题”专题讨论会,不得不再次以笔谈的方式,举办了“第五届全国人类学会学术讨论会”。

显然,人类学在中国从一开始恢复,似乎就被视为“二等公民”,人类学在中国地处边缘、群龙无首、经费拮据。在现行学术行政体制的制约下,它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人类学在中国被边缘化后,经过1980年代的缓慢发展进入1990年代,由于西方人类学著作的大量译介,更由于不少青年学者学成归来,加上1994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乔健先生的讲演《中国人类学的因境与前景》,在1995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的发表,引爆了大陆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讨论。乔先生明确指出,人类学与民族学“这种名称上的混乱反映出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名称的界定与涵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共识,对于个别学者这种混乱的现象也许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然而对于一个新学科的发展却产生不少阻碍。譬如,1981年成立的中国人类学会便一直与更早成立的中国民族学会处于对峙的局面,究竟应该由谁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人类与民族科学联合会的大会一直争执不已;另一方面,不论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都未能在国家教委核定的专业名单上获得明确的地位,没有明确的地位,毕业生分配工作便有问题,因此也很难把这个学科顺利发展成一个学系,而这种明确地位的建立,首先要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达到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第一种困境”[7]。

乔健此文一发,好像在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了一块石头,立刻引起了激烈的反响。1995年3月31日在北京的人类学民族学博士、博士候选人,邀请了部分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博士聚集一堂,可以说当下在北京的中国人类学的中青年精英几乎都到了场,对乔健的讲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的指出,乔教授去年十月的香港讲话,无论是讲话的场合,还是要评价如此大的中国的人类学,理应需要在大陆广泛调查和访谈后再下结论,因为这正是一个人类学的题目。然而,初次读就感到这种鸟瞰式的结论根基太弱了,甚至包括关于大陆的知识性问题。至于涉及意识形态和大陆学者“派别”以及新的学术群体关系之理解,恐怕更要坐下来调查才是。有的认为,在中国人类学框架能否统一,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认识上的问题,它与社会政治背景、民族主义情绪、资源分配,乃至人际关系均有复杂的关联。有的回应,对乔健教授的演说,感觉是方向一致,但理解上有差别。对中国人类学困境和前景的阐述作为根据提出的一些事例,显得不够贴切,表明对大陆发生的情况有相当隔膜。有的驳斥,与其说中国人类学有四大困境,倒不如说中国人类学有一大取向,那就是它正在走向世界,在对外交流互动中产生全新的意义。有的坚持,关于中国人类学目前困境与前景的描绘(好像主要指大陆而言),实不敢完全苟同。常识表明那时的大学如燕京、辅仁、清华、北大等是分属不同系统的,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兼容并蓄”,而这种兼容并蓄又带有半殖民地社会的色彩。乔教授所谓的第一困境,主要应与这种大学教育的实际场景相关,而非哪一两个学术领袖所能左右的。

可以说他们大多对乔健先生的讲演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可见当时大家对人类学的边缘地位并没有明显的感受,倒是包智明敏锐地感到:“人类学的名称有其操作上的方便,特别是与国际接轨时不致产生困难,在国内也可消除‘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民族学’的误解。”[8]而张有隽在1994年11月见到乔先生寄给他的讲演辞后,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人类学的拐点出现了,立即向时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的笔者推荐了乔文,随后又提交了自己写的评论文章“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问题”[9]作为响应。张有隽基本上赞成乔批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名称混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在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困惑”,“存在的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还不够明确和稳固上”,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乔健先生所谓的民族学、人类学名称使用上的混乱;二是乔健先生所说的中国大陆学术界目前对民族学、人类学名称的界定和涵盖范围没有一个共识;三是学科分割、互相对立、缺少密切配合;四是国家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的核定不仅不明确,而且存在着矛盾、紊乱。对这场争论,李建东1995年在《西北民族研究》中专门撰写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及其在大陆的回应综述”。此外,必须提及的是李绍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就主张“三科并举”,而不是对人类学保持沉默。[10]

他后来又撰文:“人类学与民族学均可作为一级学科而并行不悖。前几年费孝通先生就提出过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者同时并存和协同发展的主张。惜乎这一理念其时尚未形成学术界的共识。”[11]

实事求是地讲,正如顾定国在《中国人类学逸史》中说:费孝通在1979年还是支持重建人类学的,到了1980年,他又改变了立场。从那时起,他就站到了反对人类学重建的行列中,说中国的人类学摆脱不了其殖民地的影响。[12]到了1990年,如胡鸿保所说,费孝通已经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否决所有他不喜欢的学术活动了。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明确地反对将人类学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观点。譬如,民族学家秋浦和中山大学的梁钊韬都坚持说,发展中国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行得通的,对中国未来的繁荣也是必不可少。[13]

其实,这时对人类学的命运有所思考的还是费孝通。他受命于1980年代重建中国社会学之后,十几年下来,他发现要解决社会问题关键还是在人。于是,费孝通把眼光又转向人类学。1992年,费先生将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95年,在社会学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他说:“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五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就在当年,费先生与其他几位教授联名向国家教委报告,阐述了加速发展人类学的重要性,申请举办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讲习班。

当时的国家教委很快做了批复,1995年6月,在费先生的领导下,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和韩国、美国等学者老少咸集,会聚一堂,举办了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此后这个研讨班延续了七年。在研讨班上,他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他说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个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三科是一个集团,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1995年8月30日,费先生又在自己家里召集北京的部分学者商讨,提出三科并立,将人类学也申报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这样就可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争取一个更大的空间。[14]很明显,由于乔健的建言,更由于费孝通的挺身而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正有望改变,但仍因时机并不成熟,费先生的这项主张受到个别人的误解和反对而未能统一意见,而又被搁置下来。[15]

命运总是会捉弄人。这一折,人类学在中国前进的步伐再次放缓了。



于是,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就一直屈居社会学之下为二级学科,缺资源、缺人才、缺经费、缺平台,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忽然,如漫天乌云开眼,天空漏出了一线阳光,2010教育部启动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的修订工作。在人类学界中议论了十几年的人类学升为一级学科的事好像有了希望,以中山大学周大鸣为首的一批人类学教授起草了《“人类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①]。

周大鸣的建议书提出,“人类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并在世界各国大学中普遍设置。人类学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一百年,但是学科的发展一直比较坎坷,至今人类学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确,这也成为阻碍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瓶颈”。然后从国际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发展;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问题;人类学一级学科定位及发展前景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并特别分析了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的要素,这是人类学一级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人类学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类生物性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研究和人类历史研究三大领域;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科区分,明确提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达到了成为一级学科的条件”。[16]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全文发表了这份建议,《新华文摘》2012年第10期很快全文转载,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学者纷纷撰文呼应,如石奕龙的“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应为一级学科”、刘夏蓓的“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海外他者文化研究”、马雪峰的“198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离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陈沛照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省思”、赵旭东的“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中国人类学”,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学应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真是按下了葫芦又浮起瓢。就是在这次学科调整中,没想到又有学者提出将人类学置于民族学下为二级学科[17]。这样一来,社会学也不同意将人类学析出,教育部的相关决策者为息事宁人,顾不得国际学术规范,也顾不得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事实,2012年10月12日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再一次用行政手段硬性地把人类学列为社会学之下为二级学科,又一次阻断了人类学升为一级学科的路,使中国学科之怪现象得以继续。如石奕龙分析得那样,“国内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分类非常古怪,它就像‘拿大顶’一样,是一种颠倒的状况,即头在下,脚在上;有的则是重叠的。难怪国外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来参加会议或交流时一头雾水,指责与见怪声音连连。实际上,国内的学者也被此弄得晕头转向,大家都意见纷纷,觉得现行这样的分类非常不合理,明显是与国际脱轨的。我们以为,以民族学或社会学来归纳人类学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18]

寒冬总会过去,党的十八大给中国指出了新的方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期待,同样也给人类学带来了新的希望: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人类学;中国改革的深化需要人类学;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需要人类学;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人类学;中国的人口转型需要人类学;中国人心的凝聚需要人类学;中国道德的重建需要人类学;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人类学;中国反腐治贪需要人类学。

总之,在所有的学科都面向自己的专业,为专业服务之时,只有人类学面向人类、面向弱势群体,为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服务,这种高于一切学科的人文关怀正是当下中国最缺乏的,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所有这一切,都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以期待,只要我们努力做出好成果,有为必会有位,中国人类学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参考文献

[1]徐杰舜.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2).

[2][3][16]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2(1).

[4]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3.

[5]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7.

[6]徐杰舜.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怀化学院学报,2007(10).

[7]乔健.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1).

[8]面向未来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北京部分博士(博士候选人)关于本学科发展座谈纪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4).

[9]张有隽.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3).

[10]胡鸿保、张晓红.李绍明先生对重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

[11]李绍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中国民族报,2002.5.26.

[12]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

[13]胡鸿保.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为学科性角度谈起.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4][15]杨圣敏.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先见者的智慧.中国民族报,2005.7.8.

[17]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1).

[18]石奕龙.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应为一级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2).

文章刊于《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

[①] 在建议书的形成过程中,周大鸣获得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各位同事的各种支持;初稿完成后又广泛征求国内一些相关机构人类学者的意见,这些人来自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大学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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