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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评《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

2018-05-22

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评《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李文钢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通过对《伊隆戈人的猎头》的解读,旨在介绍罗萨尔多在无文字社会中开展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把代际分析这种研究方法放在人类学的学科史中进行评价,指出其成功与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结构;事件;书写;田野工作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society without literacy——review the Ilongot Heading,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Li Wengang
(Research Center of Southwes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China,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The interpretation of Ilongot Heading is to introduce the research method that how to conduct study in a society without literacy. Put cohort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 into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to review, then point out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is kind of method so as to supply an impetus for the future study.
Keywords:structure;event;writing;fieldwork

一、引言
罗纳托•罗萨尔多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1971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经纬等人翻译的美国人类学家罗纳托•罗萨尔多的代表作《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一书,该书基于作者1970年代在菲律宾吕宋岛伊隆戈山地的田野调查而写成的一部历史民族志。

全书以伊隆戈人“猎头”习俗的盛衰为核心,透过细致入微的田野观察和访谈叙事,并结合教会及官方档案等文献,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一个世纪以来伊隆戈人所经历的世仇、联姻、结盟、骚乱、生计变迁、周边异族以及殖民者、侵略者和外来宗教进入等等因素斑驳糅杂的“历史”,为读者呈现出一幅伊隆戈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交织而成、变动不居的画面。在民族志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把口述史、生命史、田野观察与历史文献资料融为一体,彰显了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该书因为理论与方法上的独到之处,堪称为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此外,在书中作者也探讨了田野工作的时长问题,试图引入“代际分析”的概念在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书写所研究对象的历史。

二、伊隆戈人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机制

从人类学家关于努尔人(Nuer)、阿散蒂人(Ashanti)、克钦山地(Kachin Hills)民族以及其他地方群体的经典民族志专著中,可以把社会结构理解为一种各部分之间的稳定秩序,历经岁月相对固定。罗萨尔多批评了经典民族志对社会结构的定义,他指出:“虽然定义假定了一系列持久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典型分析实际上来自共时性框架;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相对短时的经验观察中推论出社会结构的长时段特征。”[1]p11人类学中占主导的共时性研究取向已经影响了许多理论方向,但也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在书的导论部分,罗萨尔多批评了前辈学者威廉•琼斯把伊隆戈社会看成是一个简单得近乎野蛮的社会,并因缺乏明晰的社会结构而让人难以捉摸。威廉•琼斯以传统时限的民族志模型来观察伊隆戈人,从威廉•琼斯对伊隆戈人的理解中可以追溯出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罗萨尔多认为缺乏历史观点的社会结构相关研究是不充分的,应从历史观点去理解这些社会。罗萨尔多认为,伊隆戈社会中并非缺乏社会结构,而是缺乏标准的制度——裂变性世系、年龄组等级、男性居所、双边组织、母系交表亲规则等那些民族志通常具备的典型内容。[2]P11同时,罗萨尔多用了大量笔墨论阐述了伊隆戈人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机制。
伊隆戈人社会结构的“原子”是家庭,多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聚居构成家户,多个在共同地域聚居的家户构成了地方聚落,几个地方聚落通过婚姻结盟发展到“伯坦”。 每一个“伯坦”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遵循从最初的聚居,之后的分散,逐渐消失这一轨迹,然后又会形成新的“伯坦”。居住在同一区域的地方聚落之间常常因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相互仇杀,婚姻交换促成了几个地方聚落联盟形成“伯坦”,两个或多个“伯坦”之间继续相互仇杀猎取敌对“伯坦”成员的人头。“伯坦”成员为了躲避猎头,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开始作远距离的迁移,原有的“伯坦”因此解体。因为各个家庭对目的地生存资源的丰裕程度存在不同的判断,所以每个家庭的迁移方向各异,于是经过忍饥挨饿的长途迁移之后,敌对“伯坦”的家庭成员会聚居在同一个地域。迁移之后的这些家庭会摈弃前仇,相安无事地居住在一起,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又会形成新的“伯坦”。

伊隆戈人的仇杀通常从“伯坦”成员遭受羞辱或冒犯开始,然后是互相猎取对方的人头;结盟通常是在猎头仇杀很久之后才能实现,中间的时间间隔经常超过十年,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冷却敌意,修订盟约。结盟通常由两个群体成员缔结婚约穿针引线,结盟本身而言就是为了清除旧账,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伊隆戈人的社会结构处于相对的稳定,绝对的变迁之中。在伊隆戈人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变迁机制中,猎头和婚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仇杀和婚姻都经常涉及伊隆戈人称为“伯坦”的群体,在仇杀的过程中“伯坦”作为一个群体,给予成员保护和支持,因此加强了人们的集体认同。在伊隆戈人的世界里,猎头并不是男性的成年礼,也不是一生之中必须完成的任务。男性初次猎头成功后,就可以戴上红色犀鸟耳环,完成从新手到“疾速者”的身份转变,相互间不需要攀比猎头数量。但这种身份转变是每一个男性心中不可遏制的热望,“戴上这样的耳环是为了赢得年轻女人的青睐,也能回应其他男人的嘲讽,而且能嘲笑别人”。伊隆戈人猎头是为了结婚时感到非常荣耀,猎头时也产生了“伯坦”之间的相互仇杀。两个仇杀的“伯坦”会希望通过迁移住处,让距离减少彼此猎头劫猎的可能,或是成功说服一系列联姻,作为盟誓的最终践行,婚姻可以保持两个“伯坦”之间较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伊隆戈人可能会在结盟的时候说“让孩子们结婚吧”,通过婚姻消除两个“伯坦”之间的仇恨。

1884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版,这本书集前人婚姻研究之大成,揭示了婚姻的经济基础,强调了婚姻与社会的关联性,并由此阐释了婚姻的历史性质。[3]罗萨尔多在这本书中再次论及了婚姻与社会结构再生产及其变迁之间的深刻联系。婚姻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伯坦”的形成、分裂与再形成的进程,这种进程并非只是结构性延续进程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个分裂与扩张的进程,更是一个涉及结构变迁的进程。猎头与婚姻正是促进这种结构变迁的机制。

三、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书写

在人类学理论流派中,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影响最为深远,也是遭受批评最多的人类学理论。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最主要集中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学界通常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忽视了所研究社会的历史,把这些社会看成是一个结构均衡、无历时变迁的实体,仿佛这些社会从来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埃德蒙•利奇就批评道:

“社会人类学家通常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研究一个特定地区的人群,他们并不关心以后什么时候其他人类学家是否会再次研究此地。结果是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特罗布里恩德社会、蒂科皮亚社会、努尔社会的研究,而非有关‘1914年的特罗布里恩德社会’、‘1929年的蒂科皮亚社会’、‘1935年的努尔社会’的研究。当人类学家笔下的社会以这种方式从时空中抽离出来,对经验材料的诠释也就必然是一种均衡分析。在作者笔下,好像特罗布里恩德社会、蒂科皮亚社会、努尔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永远如此。[4]P21~22
结构—功能主义忽视所研究对象历史的原因,除了受到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两位导师对学科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决定之外,还在于田野工作场域对理论建构的巨大影响。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诞生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和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两部作品的田野工作地点都是岛屿,岛屿文化规模小、界限清、便于观察,且是相对隔绝的无文字社会,限于当时的研究手段也就难于顾及当地人的历史。但,凭心而论,结构—功能主义也并非就完全忽视了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而是在努力以另一种方式探究当地人的历史。马林诺斯基1929年出版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就关注了特罗布里恩德人的个人生命史,描述了当地人的婚前性行为、结婚、生育、离婚的过程及其伴生的事件,利用传记方法将生命周期以图示结构展现出来。[5]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

在《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中,罗萨尔多宣称要对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伊隆戈社会没有文字,同样是一个人口很少的边缘性群体,罗萨尔多会如何走出前辈学者的困境,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8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

伊隆戈社会并没有文字记录其历史,也就缺乏社会制度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使有也是他者带有偏见的记录。故罗萨尔多认为以往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多半出自臆测,形成所谓“伪历史的推测”。罗萨尔多提醒人类学家,历史是可以通过历史学所注重的文字书写以外的方式再现,并赋予不同年代不同的意义。[6]P16~17也就是说不同民族会因为自身文化影响而对事件有不同的解释,研究者要注意传说故事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相关性,而用当地人独特历史意识来解读,这种想法在萨林斯的《历史之岛》中也再度得到发挥。
在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时,罗萨尔多除了利用教会及官方档案等他者记录的文献之外,更多的应用了伊隆戈人的口述史、生命史、田野观察方法进行研究。其中又以对伊隆戈男人的生命史研究为重点,并引入了人口学的代际分析(cohort analysis)概念。这一概念在人口学中指对同一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所做的长期定量研究。

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7]P103

通过代际分析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罗萨尔多在书中写道:

“首先,这群人通过某一历史运动,获得了集体认同;其次,他们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这群一同成长的人们,随后也一同慢慢变老。

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8]P104~106
代际分析把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运用代际分析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群拥有自我认同意识,在面对生活转变时与上一辈和下一辈都截然不同的个体有所了解。

罗萨尔多认为,要把历史成功地引入人类学,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结构与事件之间的积极互动。[9]P24作为一种事件的仇杀大体上表现了伊隆戈人对历史的理解,而且经常促成婚姻和迁居移动。事实上,在伊隆戈人的历史中,仇杀、婚姻与人口迁移是一个闭合的循环,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引发其他两种事件的发生,而这三种事件正构成了伊隆戈人历史的全部。在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记忆会成为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10]不过,个体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模糊不清,个体的记忆也会因为个体自身对事件的理解不同,而具有选择性。 [11]P13因此,为了克服马林诺斯基式的个人史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罗萨尔多选取了20个伊隆戈男人,这些人在1955年—1958之间结婚,通过应用代际分析的方法对这一代人的婚姻过程的口述史研究来理解他们的历史。在罗萨尔多的理论预设中,通过记录一个群体对事件的叙述,在群体之中个体成员各自叙述的互相印证之下,可以有效剔除个体对有利于自己的表述及其虚假之处,以此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正如张亚辉所认为的:“以事件延续结构,找到的是结构与事件之间的横向关联,而时间意指的是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还是被忘记了。这种没有时间的历史还能叫做历史吗?”[12]

此外,我们不禁要问,经过罗萨尔多精心挑选而表述的20个伊隆戈男人的生命史是否就真能代表3500人的伊隆戈社会的历史?正如年鉴学派宣称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社会史)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13]P6样本量的大小及其样本的代表性仍然是个问题,个体—群体—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何通过“量”的累积提高“质”的方面。以研究一个群体的历史来洞察整体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在于“用代表性样本方法来代替全面调查”。[14]对“代表性样本”的选取过程永远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位分类,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洞察”整体的历史。当民族志文本形成之后,读者所看到的仅是作者对“代表性样本”的表述,没有进入样本的其他个体因研究者的“文字暴力”被排挤出对整体的历史呈现过程当中,他们从此销声匿迹。 [15]在全书中,读者看不到罗萨尔多任何关于伊隆戈妇女生命史的完整记录。即使出现对妇女的描述,也只是穿插在对男人的描述之中,成为一种注脚。已经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缺失了妇女的声音,仅此一点就能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攻击的口实。

四、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

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他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是永恒、静止的,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在于短时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过分局限于自己在短暂田野中所获的观察,对他们来说,见到的就可以相信。[16]P11埃德蒙•利奇也认为:“这种爱好‘均衡’诠释的偏见,源于人类学家所获资料的性质和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17]P20经过30个月的共时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后,罗萨尔多摒弃了依靠一段事件的观察构建复杂社会发现模型的做法,而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揭示更为久远的历史、探寻社会过程发展的轨迹。基于此,罗萨尔多认为:“实际田野工作的短暂对民族志研究造成限制这一点并不属实,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这种局限的确存在于某种类型的民族志调查之中。”[18]P19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克服田野工作短暂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并非与人类学同时诞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种不可缺失的研究方法,并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中,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出自于“安乐椅”上的玄想,所采用研究资料依靠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或是殖民者的记录。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对“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学家依靠二手、甚至转手多次的文献与文字所做的研究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走进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故事。在田野工作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林诺斯基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使人们理解了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意义。像马林诺斯基这样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他所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约两年半长,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类学家。[19]P138

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这样整个年度的活动都可以看到。[20]如果调查的时间少于一年,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以一年作为田野调查的理想时间长度,已成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条金科玉律。但是,这种田野工作的时间规定反映的只是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周期,不能推而广之。 中国人类学界熟知的费孝通《江村经济》和林耀华《金翼》两部著作,在写作之前的田野调查时间远远没有达到一年,并没有妨碍这两部著作成为学科经典。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早已超出了农业社会,进入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活动不再受到自然时间的限制,对田野调查时间长度的刻板规定也就显得没有必要。时间是衡量田野调查质量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熟悉程度在时间上的一种体现;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的确定,除了要考虑研究目的、研究性质以及研究所需的各种实际条件之外,调查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状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21]

五、结语

在《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一书中,罗萨尔多意在通过事件的描述,分析结构的延续与变化过程,阐明历史的运作方式。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如何书写一直困扰着人类学家,罗萨尔多超越了马林诺斯基个人史的研究方法,把人口学中的代际分析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之中,试图对代表性群体生命史的研究来书写伊隆戈社会的历史。综合应用当地人的生命史、口述史和历史文献记录等资料,克服由于田野工作时间短暂难以透彻理解当地社会长时段变化的缺陷。罗萨尔多所做的探索,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罗萨尔多仍然无法回避人类学学科深层隐藏的表述困境——文化的现实和真相的困扰之间的张力。[22]在书中,伊隆戈妇女的生命史被罗萨尔多一笔带过,缺失了伊隆戈妇女的声音,也难以让读者信服这就是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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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冯士雍:《抽样调查应用与理论中的若干前沿问题》[J],载《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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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夏建中著:《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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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海涛:《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诸对矛盾与“主客位”研究》[J],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22]何群:《田野工作中的三种考验探析》[J],载《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文钢,男,汉族,1986年,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社会管理。
通讯地址: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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