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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财富分配的情感人类学研究

2018-05-22

社会财富分配的情感人类学研究——
评《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
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7年第24辑,CSSCI集刊。
李文钢贵州大学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

摘 要:社会财富分配是古老的社会科学命题,本文分析了一部从情感的角度来探讨快速变迁社会中的社会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方式紧密联系的学术著作。通过对这本学术著作的分析讨论,说明了这本著作的学术贡献和不足之处。由于情感人类学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边缘地位,这本学术著作向学术界展示了开展情感人类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为后来的情感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财富;分配;一夜暴富;情感人类学;研究方法

一、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

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强者与弱者的关系,是任何社会都必须慎重处理的社会关系,因为它既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又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与稳定。 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虽然世界各国早已经是通过成文的法律和政策进行贫富分化的制度性调节,例如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劫富济贫”,尽量减少因财富的多寡不同而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但是地方社会的文化体系仍然对贫富分化的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在人类学成为一门探讨人及其文化的学科早期,就已经关注到了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对于小规模社会的文化延续和结构稳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小规模社会中,为了弥合穷人与富人之间产生的贫富分化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和撕裂,在小规模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方式。关于小规模社会的财富再分配方式的研究,最为人类学者所熟知的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

夸富宴这种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学家对它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夸富宴表达了夸库特尔人“自夸狂”的集体心理特征。 莫斯则是把夸富宴看成是一种“总体呈现”,包含了给予、接受和回赠三阶段的演进图式和礼物交换的互惠关系。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并不赞同本尼迪克特对夸富宴的这种看法,尽管夸富宴是相互竞争的宴会,但“自夸狂”的集体心理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这是一种在统治阶级尚未形成时期人们中间促进生产和分配的普遍机制”,它实际上是“把食物及其他物品从生产水平高的中心村落向欠发达的村落转移的一种方式。 说得更明确一些,正是由于竞争的刺激,这种财富在富人到穷人之间的转移才有保障。

不管夸富宴的性质和扮演了怎样的社会功能存在着多大的争议,但至少证明了在人类学早期就已经关注到了社会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只是并未将这种关系作为专门的研究主题,也没有详细区分财富的获取途径之不同会导致人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有关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的研究,被学术界所熟知的还有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中的相关论述。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中,通过对马来西亚的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在这本书中,斯科特描述了处于弱者的穷人如何通过话语的建构和情感的宣泄来达到谴责富人的“为富不仁”,并要求以适当的方式达到分享富人财富的目的:

当谈到表达剥削的概念时,几乎不存在任何语言上的匮乏。然而,最为持久地受欢迎的动词——日常对话中最经常听到和含义最为丰富的动词——是“吃”。领工钱是“吃工钱”,收取利息是“吃利息”,受贿是吃贿赂”,背叛朋友是“吃朋友”,压榨某人是“吃他们的骨头”,剥削人是吃“吃他们的血汗”。最平常的表达很简单,“他想吃了我们”。这里,农民对食物的历史性关注以及对类似于人吃人现象的控诉结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富于启发性的隐喻。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隐喻不仅被穷人用于描绘有钱有势的人对他们所作所为,而且也被富人用来形容穷人施加于他们的贷款和施舍的要求。

尽管斯科特对穷人如何使用流言蜚语、诽谤这样的情感表达方式作为弱者的武器对抗社区中富人的剥削和压榨给予了大量的描述,但斯科特并没有更加细腻的区分穷人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所能达到的不同社会学效果。人类的情感表达不仅是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还扮演了某种社会功能,不同的文化体系建构了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与此同时,如果人类学对于人类的情感表达研究只停留在“深描”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在面对相类似的事物时具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这样的人类学常识性问题时,那么人类学的情感研究就不会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也不会成为人类学大树上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人类学对人的情感研究应该关注情感表达的跨文化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跨文化差异对理解情感表达对社会纽带和复杂社会结构的建立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以及情感表达如何与其它类型的社会互动规则产生互动。

二、变迁社会中的情感表达

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社会调适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物质条件变迁时,适应文化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学家奥格本指出,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文化迅速变迁,且各个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致时,就要产生问题。 物质条件和非物质适应文化之间的调适,有时候调适得很好,有时候又调适得很差,但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某些文化形式使自己与快速变化的物质条件相适应。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调适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就有可能表现在心理和情感表达对快速变迁的物质条件做出适应。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最为普通人和学者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学的诸多研究早已指出,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穷人“怨气”的积累导致了诸多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在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探讨社会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张慧新近出版的由其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人类学博士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受到各方瞩目的一本学术著作。

在这本情感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作者的讨论对象是快速变迁社会中的穷人和富人如何看待突然出现的财富,辨析了不同类型的中国富裕群体和致富手段,将那些所谓“一夜暴富”者和普通民众对暴发户的态度作为此书分析的重点。在此书的第二章中,作者引用了大量中国权威媒体的报道,以此说明在改革开放之后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红眼病”、“仇富心态”这些情感表达方式何以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公共话语。作者认为:“‘红眼病’、‘仇富心态’都是由嫉妒引发,并针对嫉妒的公共话语,而且两者的心理基础都是‘他人的好运’——并且这种好运主要和财富有关——而引发的痛苦、仇恨以及由此相关联的破坏性行为,严重的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两个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变迁带来的重大问题:一是部分普通人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身价百千万的富翁?二是对于那些未能成为富翁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如何看待身边的人经济状况的突然改变?在这两个问题之间,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刻画普通人如何看待身边的少数人“一夜暴富”。

在人类社会中,嫉妒这种心理活动和情感表达只会存在于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接触、但又分属于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我们不会去羡慕嫉妒在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上与我们十分遥远的某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羡慕嫉妒这样的情感表达只会发生在熟悉的人身上。因此,作者对暴富与嫉妒的研究是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上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所收集到的资料,具体研究了华北某地的三个村庄在2006年开始铁矿石被发现,此时国家对钢铁的需求旺盛,铁矿石与铁粉的价格不断上涨,在这三个村子中上演的与矿产资源开发相关的“暴富浪潮”。少数当地人得以短期暴富的手段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当铁矿石价格较低时就承包了小铁矿,才开始看似无利可图,但大矿被发现后,小铁矿被入住的大型采矿公司收购,因为可以卖出几百万的好价钱而突然暴富;二是私人合作开采矿石,在矿产公司进驻之前开采山上裸露的矿石,卖给矿石加工厂,在铁矿石价格快速上涨的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三是征地赔款获得数额不菲的补助,有些农户通过利用自己乡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与矿业公司谈判,因此有机会谈下几百万元的补偿款。 由此可见,矿业开采带来的财富快速增长的机遇并非均等分布,否则也就不会有“一夜暴富”可言,也不会产生普遍性的嫉妒情绪。

在人类学早期研究对嫉妒原因的解释中,普遍认为嫉妒与不平等状况紧密相连。但是,什么样的不平等,如何引发嫉妒以及相关的破坏性行为和社会策略还没有定论。至于不平等是否必然会引发嫉妒,我们可以从哲学家诺齐克的讨论中推出结论。诺齐克认为:“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如果那里的人们普遍同意某些方面是很重要的方面,他们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差距,某些制度公开地根据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得分来组织他们,这样,那些得分较低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劣于那些得分较高的人们,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作为人是低劣的”。 如果是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只是以一些非常有限的要素来评价某人的成功失败与社会地位的高低,那么这些要素就是引发人们产生嫉妒的原因。在一个极不宽容的社会中(即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可比较项较少而且社会评价明确而僵化),每个人的评价图表的调节空间会大大减少,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便更倾向于引发人们的嫉妒,甚至是带有敌意的嫉妒。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以财富的多少作为评价个体成功与否和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因此,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就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暴富无疑改变了中国的财富地图,暴富现象的出现是否引发了嫉妒的话语和行动,对财富不平等的理解和感知又如何通过对嫉妒的讨论展现出来,嫉妒又是如何被官方话语、道德准则、文化设置约束和限制”。

如果作者仅仅是浮于表面讨论贫富两极分化背景下的财富不平等导致了嫉妒的情感表达,那么这样的研究还只是一种常识性的讨论,并没有给学术界对嫉妒与财富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认识增加新的知识。作者所要讨论的是真实的不平等并不必然导致嫉妒,只有人们根据在自己所处文化体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所感知到的不平等才会导致嫉妒的情感表达。这种感知除了与实物分配的具体差别联系在一起,并受“不应得”的强势和弱势影响,也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在一个普遍实现公平,并且期待平等的社会中,感知的不平等会更加强烈,嫉妒以及嫉妒所引发的恶果在维持平等主义的规则上发挥者更大的作用;相反,在那些有着悠久和牢固等级的社会中,嫉妒在某种程度上能成为加强现有不平等的工具。 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对平等的期待,别人的强势以及自己的弱势地位,是否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的东西的希望都是考量感知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社会中,历史以来就具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具有平等色彩的平均主义思想观念存在。当某些少数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暴富,自然会引起其他人期待重新实现平等的嫉妒心理。

从社会性嫉妒与位阶获取的内在关联来看,嫉妒的认知前情包含了两种基本假设:一是“他凭什么这样”;一是“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村庄中的少数人因为财富的快速增长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状况,引发了其他人的情感回应。作者对嫉妒这种情感表达做出分析时认为,从穷人的角度来看,部分村民之所以会产生嫉妒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是因为他们明确感知到了不平等的存在,也明确的感受到模仿少数暴富者获取大量财富的“不可得”而产生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从富人的角度来看,富人对财富的态度存在着一种矛盾心态。在没有发生快速变迁的乡土社会中,每个家庭的贫富状况可以通过彼此长期的日常生活接触和观察而得到确认。当乡土社会经历快速的社会变迁时,财富的多少等同于社会地位的高低,突然暴富者急于在社会地位上得到他人的承认,于是通过一些炫耀性的消费小心谨慎地展示自己的财富状况。 同时,在乡土社会中,公开询问他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又是一种冒犯他人的无礼行为。为了减轻熟人社会中他人对自己拥有财富的嫉妒,暴富者又在想方设法隐藏自己的财富。为此,作者专门批判了一些西方学者认定中国农民的情绪和情感不会产生正式社会影响的错误论断。

三、削减嫉妒情感表达的地方文化策略

当“木已成舟”,物质条件的变迁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人类社会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机制也会随之形成。不管这种相适应的文化机制是属于建设性的,还是属于破坏性的。在面对现实情况时,村民们不仅表达嫉妒的情感,还必须得寻找一些合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接受当前的现实状况。在这种相适应的文化机制形成过程中,暴富者和穷人的财富观受到了地方社会中已有文化体系的制约,村民不仅征用传统的文化资源来看待暴富群体和突然出现的财富,也将对财富的审视纳入到地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体系中思考。于是,嫉妒的情感表达方式与地方的社会文化体系相互结合,产生了四种地方性的文化调适策略。第一种是关于如何看待财富的“可得”和“不可得”时,村民借用了“为富不仁”的话语。第二种是人们将财富的获得和是否有能力对突然产生的财富长久占有时与传统文化中的“福-运”观念相联系。第三种是村子中的穷人和富人都参与到赌博中来,财富的分配并非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固化,而是根据赌运的不同在“风水轮流转”,每个人都有可能体验突然获得大量财富的快感。第四种是父辈因财富的“不可得”将对他人财富的嫉妒,转化为对子女的投入,期待子女能够实现父辈的夙愿。

关于第一种策略,作者指出,在田野调查中没有发现村民用巫术的手段表达嫉妒之心的事例,穷人在富人背后制造流言蜚语则是承载嫉妒心态的主要手段。这点类似于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大量描述的穷人如何通过使用流言蜚语、诽谤等弱者的武器反抗富人的剥削和压迫。在村民的世界观中也承认,大量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人对致富机会的掌握和眼界的不同,暴富群体财富的突然增长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如果暴富群体只是独自占有财富而不与他人分享则是需要被加以道德上的谴责。“如果你是个富人,但能平等地对待其他人,那么仇富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仇富仇的不是财富,而是为富不仁”。 富人为了不被穷人认为“为富不仁”和遭受穷人恶意的嫉妒,培养好人缘,积极完成社会关系中的责任就是一种现实策略。而培养好人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如对他人表现出慷慨大方,急人之所急。

关于第二种策略,作者认为,财富的不均衡分配给社会交往、人际关系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同样改变着人们的财富观。当突然出现的财富机遇摆在村庄中所有人面前,最终只有少数人抓住了暴富的机会,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依然如故时,村民们就征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福-运”观来解释这种现象。在几个村庄中,娶了个贤惠的妻子,生了一儿一女都可以是有福气或命运好的表现。“在暴富带来的种种变化里,文化机制,也就是‘福’、‘运’、‘命’的观念暂时成为缓解人们——尤其是那些没能一夜暴富的人们——的眼红、困惑甚至挫败感的工具”。 “福-运”的框架作为中国特有的连接个人与社会,理解现在与未来,解释过去和控制未来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与财富相关的既有道德困境下的临时缓和剂。

关于第三种策略,如前文论述的,富人是通过三种途径暴富。这三种暴富途径除了与依靠劳动或经营取得收入相比时数额巨大之外,还在于暴富的暂时性与不可预期性。村民无法预测整个国家的钢铁需求是否持续,暴富也只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或占有储量丰富的铁矿而暴富。更为重要的是暴富的途径,个人对机遇的把握,改变了人们对财富获取方式的认知,使得财富获取就和犯罪、赌博具有了某种类似的逻辑,老老实实依靠劳动致富的财富观念在悄然发生改变。在村子中与矿业开采的繁荣景象相伴生的现象是赌博规模的扩大和赌资的增长。“暴富以及挣钱的轻易性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赌徒的行为,采矿和赌博似乎都是靠一点技能、很多的运气以及并不能完全解释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 当人们吹嘘在赌博中的不断交替出现的输赢时,就造成了财富总是在不同个人之间流动的幻觉,财富并非被富人所固定占有,穷人也可以通过不可知的赌运实现财富数量的逆转,那些靠赌博突然获得大量财富的村民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人对这些财富的眼红和嫉妒。

关于第四种策略,作者认为,当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运气都无法实现快速暴富时,中国社会中的亲子关系以及父辈对子辈的固有期待就成为了缓解嫉妒情绪的润滑剂。“孝在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对于孝道的期待已经不仅仅是完成父母老年后的照顾和赡养,而是在一个快速变化、阶层不断固话的社会里承担了更多父母的期望、家庭的未来及向上流动的希望”。 如作者所批评的,在以往学术界的亲子关系研究中,除了对赡养关系、亲子互动、交换逻辑的强调外,较少强调子女在延续父母期望、为父母和家庭实现向上流动的目标,尤其是实现父母未能实现的愿望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快速变迁社会中的一夜暴富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构成基础的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产生影响,对于乡村社会中嫉妒的情感表达而言,这种代际之间希望的传递,才是恶意嫉妒、将无法实现的欲望转化为继续努力的文化动力。笔者认为,作者的观点并不新颖,“孩子是父母未来的希望”这样的表述在中国的亲子关系研究中已经是一种常识判断。只不过当普通人在经历了一夜暴富的不可得那种无力感和挫败感后,会更加强烈地希望子女能够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愿望。

四、财富分配与情感表达的多样化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认为:“羡慕、嫉妒、恨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雷电的关系......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水汽一样自然......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 羡慕、嫉妒、恨等形容词作为人的情感表达强度的一种衡量方式,表明了三种情感表达呈现了一种强度逐渐增加的递进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羡慕这种情感表达犹如自然界中存在的水汽一样普遍,通常情况下对他人并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只有羡慕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强度递进转化为嫉妒和恨时才是危险的情感表达方式。如社会学者成伯清指出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视为一个政治激情转化为利益追求的过程,但是利益并未彻底驯服破坏性的激情。从改革初期的嫉妒成风到目前重重郁积的怨恨,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情感基调的演变。嫉妒作为竞争的动力,曾经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和向上流动机会受到钳制,加之社会性伤害的存在,怨恨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情绪氛围”。

在社会转型期,探讨中国社会情感表达方式递进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对于国家的社会治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每年大量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流露出的情感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读者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作者也在尝试将一夜暴富这种社会现象放入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去讨论什么样的财富仅仅是导致了人们的羡慕,什么样的财富导致了人们更为强烈地表达嫉妒之情,什么样的财富又会令人们最为严重的表达怨恨,甚至是付诸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行动,而不是泛泛而谈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作者指出,农户财富的多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便是一夜暴富得到的钱财也要纳入地方世界的人际关系、致富手段、以及暴富者人缘的考虑之中,才能区分出他者的反应是羡慕心态,还是嫉妒情感,或是憎恨的立场。 在这三种对暴富者财富获取道德化的判断中,最受村民谴责的是那些为富不仁,没有承担与自己的财富相对应义务的暴富者。

作者认为,羡慕、嫉妒、恨在程度和破坏性上是逐步递进的,这些词除了羡慕是一种非恶意的嫉妒之外,其它几个都是以嫉妒这个更具有恶意以及破坏性的情感为基础,这些行为可以是造谣、诽谤、惹麻烦不合作,甚至针对富人的犯罪。因此,写作此书的目的除了理清楚羡慕、嫉妒、恨在情感层面上的差别和逻辑之外,恶意的更具有社会负面破坏力的嫉妒是这项研究的重点。 确实,如果研究者能够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明确地阐明三种情感表达的强度,判断特定社会场景中的民众情感表达是属于无公共危害的羡慕、嫉妒还是恶意的仇恨,不仅是对情感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贡献,对于政府管理者来说如何在群体性事件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对民众进行“情绪管理”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作者在这方面着墨甚多,但并没有向读者清晰展现羡慕、嫉妒、恨三者的区别。例如,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羡慕、嫉妒、恨三者的情感表达强度:

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面条店的老板娘,才让我意识到嫉妒-场景的重要性,也就是把碎片化的信息拼成一个整体的嫉妒场景的能力。在她的解释下,我明白了去矿上胡大乱闹可能不是源于嫉妒和眼红,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别人从矿上得到了好处,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矿上闹,这就一定是眼红;如果自己原本不做生意,看到邻居开了个饺子馆挣了很多钱,自己也开个饺子馆,那就是眼红。事件都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把一个事件看成是眼睛红相关的环节却各不相同。关键恰恰在于把某一场景看作是眼红场景的所谓“本土理论建构”。而且,在描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对于村民来说,无论判断自己还是他人是不是由于眼红造成的就不再那么困难。[6]23-24

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任何主体意识都不可能孤立形成,而是主体与他人主体交往而形成。笔者认为,从这段个案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羡慕、嫉妒、恨的情感表达强度的分类基本上是属于客位上的认识。站在客位的角度来看,对于某个村民看到别的村民如此,自己在言语上的赞美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羡慕的情感表达;如果自己看到别人如此,自己也付诸相同的行动时被认为是一种嫉妒的情感表达;如果自己不仅看到别人如此,还做出一些破坏别人好事的行为时就被认为是一种憎恨的情感表达。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主位的角度来理解,仅是一些虚情假意的恭维话而没有付诸任何行动时会被判定为羡慕,但是这种虚伪是一种比嫉妒危害更大的情感表达方式;即使是看到别人如此,自己付诸行动时也未必就是源于嫉妒,有可能自己确实需要付诸相同的行动。

所以,在面对相同的事物,由于人们内心活动的复杂性,即使是考虑到对场景的背景性理解,研究者想要对人们情感表达强度做出细致分类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处理情感存在的非持久性和难以界定的特点是情感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所在,如嫉妒就包含了从羡慕到嫉妒再到忌恨的一系列强度演变。事实上,作者也承认,嫉妒的表达往往是很难被直接观察到的,甚至是否属于恶意行为也是很难被证实的。作者指出,嫉妒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往往是由被访者(甚至研究者)在不同的文化资源中有意识地、积极地建构的。 因此,与其研究嫉妒的表达,不如研究嫉妒的归因,深入挖掘导致嫉妒这种情感表达的原因。这种从嫉妒的情感到嫉妒的行为判定以及对其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框架的分析,就是嫉妒的归因,而且这也才是人类学所关心和擅长研究的。

五、情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景军教授在此书的序言中认为,社会平等与不平等或社会公正与不公正问题属于社会科学界的古老命题,众多学者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讨论,在作者的细腻文笔中,对这一命题的讨论竟然是从有关财富和嫉妒的关系问题展开,使得这一古老的命题获得了新的学术生命力。 笔者也赞同景军教授的判断,对财富分配的情感人类学研究确实属于十分新颖的视角。也正是因为视角新颖,缺乏丰富的类似个案作为参考,再加上作者要探讨的是一种人的心理活动和难以捕捉的情感表达方式,要得出让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就实属不易。笔者认为,这本书的学术贡献不仅是开辟了情绪研究的新视角来探讨社会科学关于平等与公正的老命题,更多的是情感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尝试,在很大程度上这本民族志为以后的中国情感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法。

有研究者倡议,在中国研究中除了关注宏大的社会问题外,也应该适当的关注社会中的情感表达机制,关注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这是对个体生命尊重的基础;其次,还要在容易观察到的情感之外,看到中国社会中隐性的情感类型及它与社会礼仪规范之间的内在张力。 尽管情感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得到人类学者的重视,人类学者也自信能够理解他者,但是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讨论情感这种特殊研究对象时面临着重重困难。 情感人类学当前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可操作性问题,以及对方法论的不断探索,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解决是开展相关调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作者在此书中对财富分配与嫉妒情感表达之间关系的探讨,同样是基于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但是,作者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的创新可以为中国今后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如何捕捉难以直接观察到的情感表达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意义。

一是从“不可见”到研究“不可见的逻辑”。在中国社会中情感表达的非直接性,以及鉴于嫉妒是一种负面的情感表达,所具有的隐蔽性使得难以直接观察到,需要转变研究思路,以一种间接的研究方法探讨嫉妒的情感表达。作者认为,既然嫉妒是需要隐藏的,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中需要隐藏什么、什么时候隐藏来规避嫉妒可能产生的恶果却很不相同。 隐藏作为嫉妒的日常策略之一,恰恰应该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种“不可见”不仅不应该被看作是障碍,研究者还应该有意识的去研究这些“不可见”。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做情感人类学研究时,面对那些难以捕捉的情感表达时,研究者不再是直接研究情感,而是可以将与这些情感表达相联系的特定人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与之相关的实际行为的讨论来呈现情感表达的内涵。
二是从研究事件到场景描述。由于情感表达的隐藏性特征,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要确定所发生的事件与嫉妒具有一种因果关系是十分困难的。同一种社会行动,可能与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产生联系,如一场打架斗殴事件既可能是因为出于嫉妒,也可能是出于更为恶劣的忌恨,很难对事件本身的考察来说明具体的情感表达方式。于是,作者放弃了对事件本身的探究,而是将事件放入到了具体的场景中去理解,通过对事件场景的详细说明达到将事件的发生与具体的情感表达方式相联系。“事件都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把一个事件看成是眼睛红相关的环节却各不相同。关键恰恰在于把某一场景看作是眼红场景的所谓‘本土理论建构’”。 但是,我们也需要引起注意,即使作者对事件的发生与人的情感表达的因果关系理解引入了具体的场景分析,但这种场景分析仍然是一种客位的分析方法,始终逃避不了过度解释的嫌疑。

三是从研究嫉妒到研究嫉妒的归因。由于嫉妒这种情感表达的隐蔽性,以及对嫉妒的情感表达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抗,还有研究者的客位解释面临的过度解释困境,与其对嫉妒这种情感如何表达进行研究,还不如集中精力探讨嫉妒的产生原因。作者认为,通过对嫉妒归因的分析会发现,嫉妒并不是平行地存在所有人之间,而是有自己特殊的轨迹,社会距离、自己与对方的对比,嫉妒场景的相关归因恰恰体现了嫉妒背后的道德结构以及村庄社会关系的重要变迁。 这些提醒研究者注意到,情感本身并不是人类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情感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由情感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才是人类学情感研究的对象。

四是从感知到行动。基于同样的情感表达的非直接性特征,嫉妒等情绪的内心感知是很难判断和研究的,即使对于被研究者本人而言,要想让被研究者从主位的角度阐释清楚不同情感表达方式的细微差别也十分困难。“而眼红这一由嫉妒引发的特殊概念则有更多的行动指向——与‘嫉妒’可能还隐藏在内心相反,‘眼红’好像意味着已经做或打算做破坏性的行动了”。 被研究者主动承认自己的情感表达是很少见的,但是对于被研究者行动的讨论和寻找支配行动的原因却是可以细致描述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在进行情感人类学研究时,与其去揣测被研究者在表达什么样的情感,不如去考察被研究者所付诸的行动,通过对行动的研究反过来推测引起被研究者付诸行动背后隐藏着的情感表达。

五是选取特定事件节点和关注动态发展。诸如羡慕、嫉妒、恨的人类情感表达方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始终存在,但是作为行动策略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一个社区内部是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要对这些情感表达方式开展研究,在特定的文化体系和道德框架内说明人类情感表达所具有的意义,最好是选择特定事件的节点和关注引发人们更为频繁地进行情感表达的社会背景的动态发展。“暴富的突然出现,会使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暴富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时候,所谓的与‘眼红’相关的行为才突然多了起来,给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六、结语

社会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在人类学早期就已经得到了学者的关注。青年学者张慧在《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专门性的探讨了社会财富分配与人的情感表达强度的关联度,为读者提供了从人的情绪表达的新视角来理解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这些宏大而且历史悠久的老命题。在西方学者看来,由于中国人性格的内敛性和保持“中庸”的为人处事态度,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缺乏明确而直接的情感表达,直接而明确的情感表达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的冒犯和不矜持。作者的研究让人信服地驳斥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人情感表达的错误看法,为读者展示了中国人的丰富情感表达如何嵌入在乡土社会的道德框架和人际关系体系之中。虽然作者没有向读者清晰展示羡慕、嫉妒、恨三种情感表达强度差别导致的社会后果,但对中国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探索。特别是作者提出的,应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研究中国人情感表达时所需要采取的具体研究策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不啻为是对中国的情感人类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A Study of Emotional Anthropology of Social Wealth Distribution——Comment on "envy, jealousy, hate -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wealth view"
Liwengang
(University of Guizhou China Western Development Capacity Research Center,Guizhou•Guiyang,550025)
Abstract: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is an ancient social science propos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 academic work that closely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wealth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from the emotional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academic work,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book. Because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anthropology, this academic work show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arrying out emotion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o academia, and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later emotion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s:Wealth;Distribution;Overnight riches;Emotional anthropology;Research methods
资助基金:教育部试点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云南大学子项目“田野调查方法”(C6155502)前期成果。贵州大学文科研究一般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GDYB2016007;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2016)005。
作者简介:李文钢(1986—),男,汉族,云南昭通人,民族学博士,贵州大学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策评估与民族地区农村发展。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大学北校区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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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历史理解”与“从教育理解历史”
她为樱花辩护:评《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
《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中文简体字版序,译后记
家风正,家族兴——浅谈《金翼》中的家风
致敬“古典时代”别识心裁的知识先导林耀华先生
《腐败:人性与文化》:全球13位人类学家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
《作为自我的稻米》中文版序、译后记
《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一个人类学家的成长
读庄孔韶《银翅》
《李维史陀》:人类学大师的真实人生
当代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与探索
《林村的故事》
庄孔韶文集《行旅悟道》介绍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推荐的人类学的入门读物
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
人类学书目和人类学电子书下载
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文化与承诺》
互为他者的西学与汉学—从《另一种西学》谈起
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读《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巫术》
读《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
从《资本论》到《人类学笔记》--马克思晚年思想探源
马林诺斯基与中国人类学—《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
从《金翅》谈林耀华教授
《银翅--金翅的本土研究续篇》
从“金翼”到“银翅”
《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大纲
人类学新知--《人类学通论》评介
《人类学通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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