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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人性与文化》:全球13位人类学家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

2015-08-24

《腐败:人性与文化》:全球13位人类学家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
2015-08-24 14:16:45 中华网文化
《腐败:人性与文化》:全球13位人类学家解读腐败的人性与文化基因

书名:《腐败:人性与文化》

作者:【新西兰】克里斯·肖尔【美】迪特尔·哈勒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7月

内容简介

《腐败:人性与文化》是全球13位人类学家历时几年,对全球6大国家包括美国、葡萄牙、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披阅资料,从人类学角度做出的对全球腐败现象的深刻解读。作者们指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全球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当前,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人类学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解读腐败,是想指出:虽然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与制度却可以控制腐败的程度及其危害性。总之,反腐已经是全球范围的大事,任重而道远。

前言

欺诈性交易:人类学与腐败研究

本书的背景源自数个偶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垮台所带出的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这些丑闻撼动了整个美国企业界。本书的部分作者当时就预言,在未来几年内,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地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更深层次的教训?安然大厦的倒塌是因为其复杂的财务操作过程被公之于众。而当初设计这种操作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公司债务,隐藏存在于安然资产负债表外的海外合伙企业。安然这么做既是为了制造公司盈利的假象,又可以帮助公司的高管们摇身变成百万富翁。它成功实现了这两个目的。无人能出其右——至少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然而,安然公司却在2001年12月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申请。2002年6月,负责安然审计等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也被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在知晓的情况下,故意使用贿赂的手段”诱导其员工销毁与安然公司相关的文件。这些会计丑闻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以前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安然事件过去仅仅三个月之后,一桩更大的舞弊丑闻就让轰动一时的安然事件黯然失色了——2002年1月全球电信业巨头世界通信公司被发现虚报了38亿美元的利润,后来这一数字被修正到70亿美元,着实令人惊愕。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就在于警醒我们,欧美人对腐败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层腐败并不只发生在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异类”国家,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当我们发现腐败(既包括大规模腐败也包括系统性腐败在内)也存在于规章严苛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时并不应该觉得惊讶。2002年8月,参加第7届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会议的各国学者们齐聚哥本哈根就“腐败”问题展开讨论。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公司舞弊事件也为此次集会提供了极为应景的背景。值得注目的是,根据透明目标公布的清廉指数,丹麦这个单一民族国家高居“世界最清廉国家”榜单的第二位。借用莎翁的一句话,在丹麦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不过,像“最清廉国家第二名”或是“最腐败的国家”这种指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阐释这种衡量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道德要求?腐败是否能够量化,并用如此抽象空洞的方式来评判?腐败的实践或体验过程是复杂的,凭人的“感知”进行的测量够不够准确?又是否能够反映它的“现实性”及复杂性?正如这些问题所指出的,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质疑那种把腐败当成是一种思想范畴和组织原则的想法,并对其政治和文化影响进行审视。我们进行分析时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学在理解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过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正如文集的作者们在各自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必定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腐败的意义与表现这些问题,而不是更常见的制度分析与理论建模。后者似乎已经成为腐败研究的陈词滥调。然而,开始着手进行这样的项目之前,必须首先解决如下问题:到底什么才是腐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个术语的用途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条件会促使腐败行径滋生蔓延?在不同环境下,这些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如何对它们做出解释?

之所以要着手研究如此棘手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想抵制一种在致力于反腐运动的政府及决策者间流行的趋势。近来他们打算草草结束如何将“腐败”定义成一种分析性类别这个问题。世界银行宣布,整个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它自信地断言,“腐败”是“政府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许多关于透明化、自由化和“善治”的政策。但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个人行为或是“烂苹果”的问题。它也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因此,如果沿用苹果这一比喻,重点就落在单个苹果,而不是装苹果的篮子身上。但如果腐败是制度性并且系统化的呢?天主教会腐败吗?人们曾向波士顿大主教劳举报过神职人员的娈童癖行径。他自己也承认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算腐败吗?在安然、默克、施乐以及安德鲁森这一系列丑闻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又是谁?是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官员?是下达指令的部门经理?抑或是那些玩弄市场于股掌间的公司执行总监们?如何衡量“政府公职人员”是否“滥用了权力”?什么算是“个人私利”?法国的检察官发现,有消息表明自戴高乐将军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密特朗总统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选活动。他是密特朗所在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友。这些活动与世界银行对腐败的定义相符吗?显然“不符”,这又说明了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将腐败理论化

总的来说,社会学从两大角度研究腐败:结构化与交互式。结构化研究带有道德和改良的意味,更常用于发展研究及大众媒体表现。这使“腐败”与发展滞后、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妇女压迫、原教旨主义、狂热盲信以及不合理性一道,登上了通常用来评价“异类”国家负面特征的榜单。这些“异类”国家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文明、现代并且处于西式民主管理下的国家之外。他们在本质上被“他们”自身的文化绑住了手脚。这里,腐败被视为某些社会(即“非西方”或者说欧美以外的,处于“转型期”或“发展中”的社会)的通病。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社会中(或者出现概率较低)。

这种成见难免让人想起有关“蛮夷社会”“原始性”的殖民话语。但同样地,它也反映了像爱德华·班菲尔德这类学者的最新看法。他们将落后和发达滞后视作是某些特定社会“道德”基石的产物。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也普遍认为,腐败是因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并且缺乏“社会纪律”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病理学症状。不过,那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腐败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填补了”因部分官僚化与政府不完全渗透而留下的“空隙”。根据这一逻辑,腐败使现代化转型变得更为容易。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它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有关。他们还假设,随着政府渗透程度的加深以及更“理性”的正式组织的发展,腐败会逐渐消亡。正如史蒂文·桑普森在批评讽刺贝利、斯科特以及其他此类言论的支持者时说到的:“想必腐败促进了资本形成,鼓励了创业,简化了繁文缛节,缓解了移民间的种族或阶级冲突,使贱民群体融入社会,并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系统中。”

第二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则普遍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更常用来分析正式的规则及制度体系。其目的在于确定某些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如何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行事,并且为何选择这么做。国际关系学者们研究了各种因素,例如,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是如何构成的,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竞争,各自又承担何种责任。波斯塔洛将结论概括为“某些特定因素与腐败之间的一组相关性。这是治愈腐败的基础”。透明国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它试图通过“指数”将每年各国的腐败状况量化。测量结果被用来推广有关善政、高效、问责制以及透明化的“现代”观念。这些观念是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尽管该方法的倡导者声称,“善治”的概念是建立在中立、客观、不受文化影响的价值观之上,但批评者们认为,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定义“超越”了任何单一政治及文化领域,反而把西方的霸权价值观强制变成了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其他学者也注意到,这是一种为人熟识的规范权力的策略,也是现代自由党政府执政艺术的一部分。

与结构化研究相比,“交互性”研究关注的是特定公职领域内行为人的行为。在这里,腐败被定义成获取私利而背离公职人员正常职责的行为。或者说,腐败行为是“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若是一个公务员买卖自己的职权,那就是腐败。要是有人成立“黑市”来为官员牟利或“收取租金”,那也是腐败。例如,有人在收取酬劳后帮人绕过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和执照。

虽然这些迥异的研究方法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但大多立足点都值得推敲,而且它们无一能充分理解牵涉其中的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滥用公职”的提法就回避了如何定义“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甚至是“滥用”这些概念的问题。当像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样的政客们修改法律,以便使原先“不合法”的簿记方式变为合法时,会发生什么状况?此外,众所周知,法律模棱两可,并能公开讨论。正因为如此,律师这个行业才能得以生存。“公共利益”该如何定义?谁才能为公众代言?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模糊且有争议的。它们恰好也是民主政治为之争论的领域。

结构化与交互式这两种模型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假设这些变量是固定且毫无疑义的,而实际上这些类别根本没有明确的界限。以公/私二元论为例。大多数腐败的定义都将政府或其代理机构与社会其他部分割裂开来。因为人们期望,领着国家俸禄的公务员、政客、官僚以及法官们能够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所监管的公共资源间划出明确界限。从传统的政治科学角度来说,腐败行为的根基正是由于个人跨越了公/私的分界才得以形成,这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透明国际的方案所指一致。因此,腐败丑闻被视作是衡量一个社会对公共和私有领域区分程度的手段。然而,人类学家早就意识到这种公/私二元论通常是很武断的,它生来就是一个模糊的文化范畴。正如古普塔对印度北部公务员的分析所示,西方国家对官员合理行为的设想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印度人身上。公务员既是人民公仆,又是城市公民。不论在工作场所,还是从运作方式上,两者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古普塔说,“人们在路边的茶水摊或是他们(公务员)家里找到这些人的可能性比在办公室大得多”。一位印度当代学者解释道,“印度政治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写进宪法的价值体系从未被印度人内化。它游离于印度民族精神之外”。

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国家。例如,被韦德尔称为“灵活组织”(这种模棱两可的组织可以在公共机构与私立非政府组织间转换)的机构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大量发展,挑战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间泾渭分明的传统分界。但同样,对安然事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后会发现,这种官官相护、强取豪夺、看轻普通社会的文化及其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安然之流的企业行为。安然的高级执行官们与华尔街及华盛顿的官员们互施恩惠、串通共谋的行径比比皆是。施耐恩夫妇在比较了企业丑闻与有组织犯罪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有组织犯罪、敲诈勒索与毒品交易是否并不能算作是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中的成熟因素”。

尽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通过立法将公共和私有领域写入了法典,这两者间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灰色区域”。官员们总有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操控的空间,否则就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自由裁量权就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对待当事人,特事特办,从而为徇私偏袒提供了可能,并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界限。例如,2001年德国财长汉斯·艾歇尔被指控动用财政部的飞机参加其选区内政党的一个“私人”政治集会。他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身为24小时待命的部长,不可能完全把公职与私人生活割裂开的。同样,2000年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披露,他挪用了秘密基金,以支持处于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基督教民主党,并坚称这不是“腐败”(利用了国际货币组织给出的腐败定义,因为它对科尔的策略极为有益),因为他个人并没有从中获利。这是否意味着只能从金钱上来定义“个人获利”?像权力、威望、权威以及象征资本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在外吗?

为什么要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腐败?

鲜有人类学家为了研究腐败而进入该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调查对象来说很重要,而且在我们进行实地考察的地方充斥着“对腐败的谈论”。就像在当代印度工作的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腐败故事的讲述方式比任何其他民间文学形式都要多。在小店的每日谈资排行榜中,腐败甚至击败了农作物的收成。西恩·拉扎尔提到,她在玻利维亚做实地调研时发现,“人们不停地谈论腐败:这是他们理解政府与政治的方式”。欧洲的部分地区也与拉丁美洲的情况类似,这一点在乔恩·米切尔对马耳他进行的人种志研究中得到证明。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人类学家应对腐败展开进一步研究。因为谁也解释不清它为何无处不在,并且总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地球上似乎没有人没听过几个腐败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腐败既是人种志上的一道谜题,也是经典涂尔干社学会理论中的一种“社会事实”。或许腐败之所以能成为如此有趣的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的确在“现实”中存在,而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它的存在,并且涌现出很多围绕腐败进行的复杂叙事,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兴关系与研究对象。维斯瓦纳坦和赛西在对印度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以及迅速扩散的贿赂逻辑(这一逻辑已渗入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行为中)进行分析时,给出了生动例证。甚至在缴水费或是申请恢复供电这种日常行为中,人们都必须与无数的票贩子、中间商,以及官员进行各种非法交易,这“比动物的交配仪式还要复杂,并与某些仪式类似而被程式化”。维斯瓦纳坦和赛西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不能仅仅狭义地从这个英语单词的词义上来理解腐败——它具有很多限制性、地方性以及清教徒式的内涵——而应该把它看成一种更微妙、层级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就像是“一场对话或一种仪式”。在这方面,腐败是一种交易形式:一种多义多头的关系,并且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联系方式的一部分。多萝西·津恩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她认为“建议”系统是构成现代意大利腐败的基石,而“官官相护的诗学”是理解这一系统的关键之一。我们必须领会腐败政治学,这样才能衡量腐败的文化复杂性。由此看来,贿赂与“建议”远比单纯地滥用公职要复杂得多,内涵也要丰富得多。维斯瓦纳坦与赛西指出,人们可能认为贿赂是获得公民身份后的第一个行为,是维系政治主体与政府的纽带,同时使市民能够意识到政府的存在。然而,承认贿赂的复杂性并不代表可以宽恕这种行为或是能将其后果最小化。在某些领域,有人可能会为腐败辩护,称其为“弱者的武器”。但通常情况下,贿赂会造成合同金额虚长、发展重点扭曲、剥削加剧、不平等现象滋生以及不确定性增高。腐败尤其会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根基。但极为自相矛盾的是,腐败观念最早就产生于法制与法理型机构内。

虽然腐败无处不在又尤为重要,但相对而言,人类学家却极少参与到对腐败的争论中。为什么会这样?南希·波斯塔洛提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人类学家不愿批评他们的调查对象。突出这些人的不道德之处或是违法行为就像是辜负了他们给予我们的信赖(腐败的不道德之处也不外乎如此)。其次,调查腐败可能会使整个研究陷入危险,而且研究人员“可不想永远被挡在消息圈外”。最后,人们倾向缄默不语,尤其在外人面前。简言之,在存在腐败的地方当一个观察者——或者,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观察参与者——并不容易甚至并不可能。

考虑到这些道德上与研究方法上的异议,“人类学对腐败的研究”有什么理由存在呢?既然已经有大量相关文献从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腐败,人类学还能为理解腐败做出何种贡献?曾撰写过关于庇护制文章的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我们不妨承认,这个话题吸引了政治窥阴癖者。我们就喜欢观察那些在我们心里认为是非法的政治关系”。毫无疑问,腐败也有类似的吸引力,因为它也是一种非法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但我们相信有更多的实质性理由支持“腐败的人类研究”。以下四个尤为突出。

首先,腐败提出了在观念与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问题。如果人类学关心的是如何理解管理社会行为的规则与规范,那么探索这些准则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调查违反准则的实例,研究人们如何应对这种违规行为以及行为人运用了哪些策略来协调不同的规范与规则。我们也许还能发现,腐败的发生方式有自己的规则(即使是非正式且务实的)与文化准则。这一点从阿拉基对意大利黑手党的研究中就可窥见一斑。对腐败的关注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发生在法律范围“之内”与“之外”的模糊的活动领域,并引发我们反思批判更广泛的道德、伦理与责任问题,思考我们对腐败的道德假设,即它是否是一个统一的跨文化现象。研究腐败及其文化表现也为研究包括公民观念、执政风格与将政府建设成为一个假想实体的过程在内的,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及政治问题提供了一面透镜。腐败研究也可能提供一种探索其他更具哲学性与象征性的领域的方式,如关于“人格”的观念,或是礼尚往来的交易规则(例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一个“好领导”应具备的素质,或是如何区分馈赠与贿赂)。

其次,如何定义一个像“腐败”这样不稳定且千变万化的概念。与世界银行的言论相反,这场争论远未结束。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同意,世行的定义有问题而且过于严格。如何定义研究对象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研究方法,而且会影响我们将提出的或是无法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类型。定义与理论一样,既提供了各种“看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了产生“视觉盲点”的不同途径。人类学可以带给腐败研究的不仅是言语上的关注(人们通过语言阐述对腐败的看法),而且包括发生腐败与腐败话语的更广泛的文化语境。它提供了一种研究腐败的方法,这种方法对腐败政治学极为敏感,但又超越了对政治制度或政治本身的研究。

第三,腐败为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如何才能将如此多义,扩散如此广泛的现象理论化?“腐败”的概念可译吗?翻译之后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吗?毕竟,有些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归为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的做法,但在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地区则很可能被视作是一项帮助自己朋友与家人的道德义务——或者是法国政治阶级(classepolitique)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好好回忆一下20世纪70年代关于庇护制的争论。腐败与庇护制一样,几乎存在于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中:大卫·洛弗尔总结到,凡是“存在非法获利机会的地方,有机构垄断资源的地方以及个人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都存在腐败。老观念认为,腐败主要是由政府监管过度,自由市场匮乏所造成的。但这一想法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后期私有化热潮带来的许多丑闻粉碎。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自由化趋势与全球化进程似乎扩大了腐败产生的范围与发生的机会,因为它们导致欺诈与诈骗的回报增大,公共道德水平下降,政府的合法利益减少,公共利益因人们追求利润、维护私利而遭到稀释。政党越来越依赖私人与企业为其提供核心资助,这也增加了腐败发生的机会。

总之,借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好好思考一下”腐败是件好事:我们也许无法解开围绕着它的悖论,但通过质疑腐败的概念,探索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事实还不限于此。腐败不仅在概念上对人类学有用;我们相信,人类学可以为围绕腐败进行的争论提供很多素材。特别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腐败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含义,以及它是如何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为什么有些地区的人更不能容忍腐败的存在;腐败是如何制度化并且再生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划分美国政治学家A.J.海登海默提出的“白色腐败”、“灰色腐败”与“黑色腐败”这三个概念间的界限——这对解释为什么日常形式的腐败能被接受并且制度化这个问题大有裨益。桑普森与麦乐伦都提到,人类学还能为新兴的“反腐”文献以及“善治”的概念提供批判性意见。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围绕“善治”制定政策。

最后,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是场及时雨,因为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冷战后政治议程中的一个普遍议题。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腐败不仅是所谓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所特有的问题,而且成了在先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中心地带日益蔓延的问题。安然、安达信、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以及麦斯威尔通讯公司纷纷倒闭就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主要国际组织的腐败丑闻备受瞩目,并且数量日益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足联、联合国、国际奥委会以及欧盟委员会都牵涉其中。从意大利足球界的“莫吉(tangentopoli)”丑闻,到西班牙、比利时和法国政治精英间的肮脏交易,政党的非法集资丑闻也层出不穷。腐败可能是除战争之外,民主的最大威胁。腐败丑闻已经拖垮了包括日本、阿根廷、德国、苏丹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以美国政府和透明国际等非政府组织为首所推进的反腐计划和运动的数量也在激增。

不过,腐败现象真的在增加吗?或者说只是我们的看法改变了?有没有可能只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一些国家对先前被无视的那些腐败行为比其他国家更为敏感或是容忍度更低?如果腐败确实增多了,那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反腐话语间的联系是什么?即使有些人可能会辩解说,解释“腐败井喷现象”的任务最好留给其他学科,但对我们而言,掌握人们是如何理解并解释腐败,以及腐败会对我们的研究对象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依旧很重要。因此,对腐败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人类学将社会科学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反思型理解。关注腐败叙事和腐败话语也许能帮助我们探索像“欺诈”、“透明”以及“善治”这些关键概念是如何相互联系并深植入政策话语及实践活动中的。

研究腐败:存在于观念、方法论与伦理中的问题

综上所述,挑战共识,质疑传统分类成为开启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腐败的第一步。但是,人类学家不会去构建可以对当地话语和实践进行测量的模型,而会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思索腐败现象,探讨人们经历腐败的方式以及腐败对我们研究对象的影响,从而提出理论与实证上的见解。然而,为实现这些研究目的,我们必须首先解决某些概念、方法论和伦理上的问题。人类学家在研究腐败时必然会面对这些问题。

很多针对腐败的学术研究都或明或暗地将腐败视为社会不稳定和衰败的标志。学者们频繁使用“疾病”和“癌症”这样的比喻来评价腐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不过,这遭到了人类学家托马斯·豪西尔德的批评。他以德国为例,探究了赫尔穆特·科尔丑闻背后所显示出的交织在个人信任、庇护制、忠诚、送礼与公众缄默之间的关系网,从而反驳了这种将犯罪及腐败与无权威的政府结构捆绑在一起的传统刻板印象。这桩“金钱与黑鬼”的丑闻使赫尔穆特·科尔及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人陷入了政治献金的漩涡。埃里克·沃尔夫所著的《亲情、友情与庇护——复杂社会中的依随者关系》对后续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豪西尔德认为,腐败并不只在所谓的弱国泛滥。一旦外部控制缺失,腐败也一样会在所有稳定的霸权政治结构中滋生。私底下的个人关系网并非与稳定的层峰式结构相异,事实上,它也许是维护稳定的必要补充。这一点在肖尔对欧委会的人种志研究结果中得到印证。然而,就欧盟而言,在欧盟正规的管理体系内得到发展的私下个人关系网——这种“并行的管理体系”之前被誉为是欧盟充满活力、极具效率的法宝——最后却被发现,它是欧委会中欺诈和任人唯亲现象的根源。

腐败是一种“隐蔽”、“神秘”、“不道德”的现象

人们通常认为,腐败只会暗中发生在隐蔽、神秘的私下场合,只有直接参与其中的人才能知晓。有观点认为,腐败是隐蔽的。这与“透明化”这一概念在本质上是相连的。“对决策者、政客及其他‘现代化’的支持者而言,透明化是21世纪初首次亮相的主要口号——如果不算是唯一一个口号的话。”桑德斯试图从挖掘出隐藏在政治及经济领域背后的东西入手,指出“透明度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它是现代化的道德强制力及其特征,既是现代化的原动力也是其所要传递的信息”。人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现代化让人们有权知道这些。然而它也为政府官员及参与经济交易的公职人员提供了掩饰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权力。但在善治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透明化”所定义的内容在那些不享有特权、被边缘化和被社会排斥的人看来,通常是不可预知并且混乱的。

据韦斯特和桑德斯所言,这催生了大量对权力表示怀疑的流行语——包括像阴谋论与巫术这样的罪名——这些表述试图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索决策过程不透明的意义。人们觉得在全球范围内,腐败正处于上升态势,这也许是他们为理解吉登斯(他附和了埃德蒙·利奇的看法)所谓的现代“失控的世界”而使用的另一种表述。

另一方面,把腐败当成是一种必定隐匿而又神秘的概念,也有可能反映了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种族优越感、清教徒主义和理性主义偏见。人种学研究表明,从局外人(或“客位”)的角度定义的“腐败”,通常与被局内人(或“主位”)所熟知和接受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规范相关联;人们知道恩惠系统如何运作并知晓如何利用它——即便他们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腐败与庇护权及裙带关系类似,它也许不合法,但至少在当地公众眼中,还是有着自己的道德规范。政党筹集的秘密经费、为获得合同和执照而给予的小额贿赂和回扣,以及由小恩小惠带来的非正规经济通常都是“公开的秘密”。戈尔·维达尔曾写道,在美国“公众知道,政府官职已经被有钱人买下,因而不再对他人开放。与对投票地选民的认同感相比,政客对资助自己的企业具有的认同感更为强烈”。

在英属殖民地直布罗陀,民众经常公开讨论腐败。不过在1996年下议院竞选期间,腐败才开始成为热点话题。当时,反对派保守党公开指控社会党首席部长乔·博桑诺任人唯亲、建立裙带关系并且偏袒徇私。保守党甚至在一张竞选宣传单上,用图表展示了博桑诺在新近完成私有化转型的公司中的参与程度——并证实了当地坊间一直在流传的小道消息:博桑诺与他的七名部长是这些私有化企业的主要股东和受益人。在这里关注“公开”与“公共”的意义很重要:并不是说人们只是单纯谈论腐败——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种方式,在何处谈论腐败。选举宣传是个例外。那段时期,原本人尽皆知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无足轻重的问题,都可能会突然变得很重要,并成为爆炸性的消息。

尽管人们觉得腐败无处不在,并且势头正在上升,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腐败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程度(或者各有差异)。例如,南希·里斯在评论俄罗斯西部的雅罗斯拉夫尔市时写道:

大多数人都认为,站得越高往下看,道德的水域越浑浊。一个人越富有(或是他经手的钱越多),就一定越腐败。人们觉得政府官员和新兴商务阶层是最腐败的,因为只要他们自己的口袋是满的,并且他们的别墅处在高大围墙的保护之下,就根本不管“人民”身上发生了什么。

那些人知道如何区分“正确”(即可接受的)和“不正确”的腐败。例如,龙尼茨曾写道,在墨西哥农村,“如果将腐败的部分所得分给全村人的话”,这种腐败就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恩庇者表现得慷慨大方,与当地民众团结一心,并能为当地的节日庆典捐资助款。

方法论上的问题

腐败研究不可避免会对实地调查和参与观察提出主要挑战。一个主要困难可能就是资金不足。研究人员必须首先说服资助单位出资购买“礼品”。就算这项申请被批准,拨下来的钱能买到的礼品数量也很有限。许多国家可能并不允许一项旨在明确探索腐败的研究申请立项。

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与信任和研究的道德观有关。如果人类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调查者的非法或不道德行为,那么他如何才能建立起信任感?谁会承认自己行贿或是受贿了?如何证实腐败故事的真实性?研究腐败及其他不道德或非法行为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研究者有可能会辜负调查对象对他的信任。他们也许共同生活过,并且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情感纽带。如何观察腐败行为(而不是记录人们对这些行为的评论)是进一步的问题。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优势就在于其能注意并发现私下的关系网络。通常只有长期参与观察并对该领域行为者极为熟悉才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这种人类学研究特有的实证法不太可能延伸到非法或是不道德的领域。就像性行为研究一样,说到别人时人们可能会侃侃而谈,可一旦涉及自己就会变得守口如瓶或是反应迟钝。因此,与性行为类似,大多数腐败研究处理的是二阶数据,是人们感觉到的腐败的影响以及他们的表述(即叙事和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维尔纳在哈萨克斯坦研究时所采用的一个策略是提假设性的问题,而且只在人们主动提起腐败这个话题时才使用。在哈萨克斯坦,人们能够在道德上接受行贿,而且行贿比受贿罪行更轻,因此她只询问调查对象行贿时的情况。

在这方面,正如本书各章所述,人类学也许更适合研究对腐败的指控及其影响而不是腐败本身。这与人类学对巫术的研究有重要的相通之处。就像对巫术的指控,对腐败的谴责也反映出社会结构分裂、社会局势紧张的情况,政客们经常用这一招在政治声誉管理的竞争中破坏对手的信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观察也是存在问题的。参与观察对理解“城际间”腐败的帮助有限。古普塔认为,与金字塔类似,发生在地方层面及更低行政级别的腐败是腐败与贿赂体系中最明显的部分:

政客们通过高级官僚为选举筹集资金,而高级官僚从下属身上或者直接从他们监管的项目中榨取这笔钱。他们的下属则效仿上级的做法。

因此,数据获取成为方法论上的进一步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腐败往往发生在封闭环境内,而且因为通过忠诚、亲情、友情或利益的网络,地方及国家层面的腐败通常与跨国政治及经济结构相连,这已经超越了当地研究员的能力范围。腐败的发生往往需要依靠遥远的“飞地”来实现,例如设立在开曼群岛、百慕大、马恩岛、直布罗陀及其他地方的离岸公司等。这些地方为合法与非法资金的流动提供了空间。例如,俄罗斯多媒体企业“桥”媒体集团的掌门人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就通过直布罗陀逃税,并向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供巨额的信贷支付。腐败是否正在全球范围内增长这个问题,无疑与由基础设施建设促成的大规模腐败是在扩散、停滞不前,还是逐步减少相挂钩。

马库斯、福·奥尔维格和哈斯特鲁普、韦尔茨及其他人提议,不能再完全局限于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观察,而应该进行多地研究。理论上来说,这当然很合理,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会因为这类项目包含明显的(体制、时间及资金上的)限制而失败。古普塔提出了一种更为实际的建议,主张将实地考察与报纸及其他媒体的分析结合起来——因为要理解政府行为,只聚焦在地方层面是不够的,必须要依靠地方与更广泛的社会间的联系。正如古普塔所说,“政府”是一个实体,它既由当地人与政府官员间的互动实践构成,也包括腐败话语在内——就腐败叙事的方式而言,报纸尤为重要。但这在方法论上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在当地层面的“这一点”上再增加“另一点”?(即媒体机构)把重点放在当地媒体对腐败的表述上就够了吗?再加上这种表述对调查对象如何理解“政府”所产生的影响呢?不论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里,古普塔都认为,不能把地方当成是不存在问题、协调一致的空间单位。这点对研究城际交易至关重要。相反,我们应该“重视‘多重介导’”环境,因为政府是经由它才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要考虑有关“首都”、“政府”、“跨国企业”、“银行”等其他地方的叙事,这些当然都是通过媒体介导的。

把腐败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研究

研究的伦理观与为何人类学研究极少公开谈论腐败这个问题紧密相连。原因之一是被研究的对象往往是穷人或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人类学家不想再给“他们的”研究对象增加麻烦。我们对腐败的研究可能会使他们陷入严重危险之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调查对象把腐败作为一种复仇与赋权的颠覆性形式。我们可不想“指责那些也许会领导下一场解放运动的人”。第三,人类学家可能自己就参与了“腐败”行为并从中受益;很多人也许会邀请官员共进晚餐,分发礼品,发誓永远不会将礼品交易的事写进文章或是披露其敏感信息的来源(相反,他们承诺只会将其“记在心里”)。

我们无法撰写有关腐败的文章,不仅因为我们不愿背叛调查对象,或许也因为这可能会给我们自己的行为蒙上阴影;因为同行会认为这种行为令人尴尬、违背道德或是触犯了法律,或者我们自己出于个人或职业道德的考虑,也有这种感觉。最后,更具威胁性的是,研究腐败可能会使研究者自身面临危险。在直布罗陀调查的哈勒尔也许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警告不要深入调查腐败与政治、金融及毒品走私间联系的人类学家。例如,在当地调查对象告诉他有关该地区走私及低层次贿赂(“反正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之后,就明显不能再从他嘴里撬出有关更大规模交易的信息或是具体名字了。“你不会想知道的”,他严肃地说,并给哈勒尔讲了有人在“其他”地中海港口发生的“黑手党”帮派战中被枪杀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暗暗透着一种威胁。“这里”有些人就牵涉其中。与某些同事遇到的威胁相比,这些故事虽然含糊不清、迂回间接、相对温和,但它们有效阻止了哈勒尔在进行直布罗陀小规模腐败研究时,本打算提出的深入性问题。

腐败的人类学研究终点是什么?

我们试图阐明,人类学观点能够对理解腐败及其不同含义作出重要贡献。在这最后一节中,我们将概述该学科可以进一步调查的领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透明国际都倾向于在他们的反腐话语中提出一个去文化因素的通用腐败定义。这与某些地方的做法及分类相冲突,尤其是那些将礼品与贿赂区分开来的地方。这毫不意外(至少对人类学家是如此)。这是腐败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进一步调查的第一个领域。

马塞尔·毛斯在其关于礼品交易的经典文章中提到,馈赠礼品本身所固有的偿债义务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腐领导阶层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根据礼尚往来发生的那一刻来划分礼品与贿赂的界限:贿赂意味着接受馈赠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而礼品并非如此。在这里,反腐议程与实现当地需求间产生了冲突。因为在许多文化中,礼品和贿赂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纽带,“在经济资源有限、国家福利不足,和/或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网(就像哈萨克族那样)。这里通常存在着几个并行的标准,虽然有时它们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维尔纳就举例说明了区分礼品与贿赂的不同标准,如“交易的内容”(现金/无现金),“收礼人的就业状况”(官员/不相关人士),“交易动机”(回礼/以期快速做成一件事情并避免麻烦),“交易的文化定义”(传统/不道德),“交易的透明度”(透明/保密),以及“交易的法律定义”(法律/非法)。在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中,礼品与贿赂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礼品的概念是舶来物,尽管哈萨克人对不同场合的送礼现象有不同的术语,其中一些与西方人称之为贿赂的场合重叠。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重叠部分是不道德的。因此,人类学研究的一项关键任务——如果要超越虚无缥缈的理论——是探索在我们所研究的文化中,人们是如何划分适当与不当、道德与不道德以及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并按当地标准及做法进行分析。另外还有必要区分开腐败——当地行为人及法律规范分别如何定义腐败——与游说、庇护制、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互赠礼品及人脉等概念。腐败也许与它们有关联。德拉·波尔塔和门尼观察到,尽管裙带关系与政治腐败可能被视为相关的现象(有时甚至难以将两者区分开),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并且在物物交易的媒介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前者是“保护”与恩惠,而后者是金钱)。

不过,如果站在调查对象的角度进行研究,就时常可能面对被美化后的当地交易标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贿赂和腐败交易总发生在阶层化、边缘化与排外的权力关系中。多尔蒂曾提醒我们:

等式的这一边的人有权获取资源,分配合同,减少税收,帮助别人上位,并能够包庇非法活动。等式另一边的人则拥有可用于交易的有价之物。而通常最贫穷的阶层既无钱又无社会财产。他们没有进行协商的资本,因而无法参与到赠礼交易的私下体系中,也无法从中获益。

调查的第二个领域是腐败的生产力,或者说腐败话语和实践到底“生成”了什么。古普塔沿袭了福柯的生产力概念,认为腐败话语与实践有助于塑造不同类型的行为者:而“政府”这一抽象概念本身是通过依随者——官僚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创立并变得有形的。以印度为例,政府几乎总是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贿赂,报纸的媒体话语塑造了享有权利的“公众”与肩负责任的“政客”形象。然而,腐败叙事产生了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现象。在波斯塔洛给出的例子中,这些现象一方面包括了牵涉在腐败指控中的两个行为人因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涵盖了那些无法参与交易的人产生的沉默、无能与无力感。在吉廖利所举的例子里,它包含了“好市民”与“坏政治家”间的强大二分法。

第三,批判反思自己的研究重点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间的联系这一过程中始终能使人类学受益。在这些背景下,研究重点与社会政治背景逐渐相互关联。反思科学认识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突出霸权观点及其带来的盲点。这在如“东方主义”、“男性偏见”、“父权规范”及“帝国怀旧”等其他霸权概念上极为成功。在“腐败”与“反腐”问题上,人类学之前强调的是这些术语与现行的“解除管制”、“私有化”及“善治”间的联系。后者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话语。新自由主义已经为腐败分析模型搭好了框架,尤其是在世界银行对腐败的限制性定义(即滥用“公共”职权)进行的分析中。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认为,因为腐败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病理学,其解决办法在于减少公共支出并缩小政府边界。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缩小公共部门可以减少渎职的公职人员的范围。它还将公职人员置于市场监管规则、成本意识及企业商业道德的监督之下。现在,关注企业犯罪与私营部门的腐败并未出现在美国政府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程上。

人类学很适合接受这个挑战。它可以为非正规、未监管的私营部门间的交易提供思路,能够将其批判性的目光转向那些支撑起私营部门贪污腐败问题中的“盲点”的框架。同时,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动机及行为可能也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人类学关注。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世界银行的领导层只在1998年发起了针对“腐败毒瘤”的讨伐?为什么经合组织颁布的国际商务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仅从1999年开始生效?这项公约旨在将那些为获取业务优势而贿赂外国官员的行为非法化。事实上,“抵消贸易”(有效的法律贿赂或好处)仍是美国军火商为确保获得合同而惯用的手段。为何反腐话语以现在这种形式出现?这的确像洛弗尔暗示的那样,是对冷战结束后——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时期——产生的社会及经济动荡的回应吗?是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后80年代的消费热潮及带走旧道德束缚的自我丰富所产生的延时反应吗?反腐(像“善治”与“问责制”一样)是打击非西方国家政府,迫使其符合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议程,接受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新方式吗?史蒂文·桑普森的态度很明确:反腐议程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回应;它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议程。然而,如本书各章所示,宏观政治体制并不是了解当代各种腐败形式的唯一语境。

本书讨论的范围

本书的目的是为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政治腐败提供一个初步设想。为此我们需要大量包含人种志调查细节(或“深度描述”)的研究,来了解日常生活中腐败的体现与复制方式。本书的例证采集自三大洲:亚洲、美洲——尤其是美国——以及欧洲。虽然有些“常见研究对象”的特征极为显著(尤其是意大利、非洲国家和前苏联),我们也分析了包括纽约、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内的一些较少人研究、腐败现象不那么明显的地方。

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审视了在一些学者称之为“转型社会”中的门路、裙带资本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现象。标题部分的问号表明,我们质疑“转型”这个术语作为分析类别的实用性(所有社会都处在变化的状态下。“过渡”暗示着在如欠发达与发达等固定状态间的进步性发展。而这些状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类别)。尽管提出了这样的警告,该部分文章都关注了在经济快速变化与社会动荡背景下的腐败分析。

简·施耐德与彼得·施奈德在第1章对比了美国的杨斯顿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这两座城市。分析现代黑手党的核心是政治机构与有组织犯罪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意大利语中叫intreccio)。前者为后者的活动提供掩护及保护。本章突显了这两个城市内有组织犯罪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方面。

米歇尔·瑞弗金-菲施在第2章也以圣彼得堡妇产医院中医生与病人间的交易为例,探讨了在快速变化的城市内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及非法行为。她的研究试图解释病人为何在可以使用医院官方付款渠道来选择医疗服务的情况下,仍旧继续向医生提供私人礼品,支付医疗费用。

大卫·洛弗尔(第3章)讨论的也是苏联解体后的国家,但他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直接探讨了腐败这种“过渡”现象。洛弗尔认为,当官员们夹在法理性统治与传统义务和忠诚相互冲突的需求间时,最好将地方性腐败解释为他们所采取的一种回应。

这部分的最后一章(菲利波·泽赖里)通过分析要求返还被没收的财产的法律案件,从人种志的角度解释了腐败在罗马尼亚的多重含义。这些故事——加上含有贬义的成见以及罗马尼亚人关于他们民族特性的笑话——为探讨腐败对当今普通罗马尼亚人所产生的象征性关联打开了一扇窗。

第二部分“制度化腐败与反腐机构”研究了理应战斗在反腐运动与善政斗争前沿的行为者、机构及国家。研究焦点向上转移到北半球富裕强大的社会。有观点认为地方性腐败本质上是“发展中”与“不发达”社会的问题。这部分为批评这一看法铺平了道路,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后新自由主义与腐败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关联。史蒂夫·桑普森在第5章对透明国际这个当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清晰地分析了这种关联。桑普森表示,透明国际将反腐斗争转变成完全成熟的“反腐主义”这一全球意识形态与实践。与“全球问责制”这一新话语一道,共同促进了实现道德统一、建成全球共同体这一强有力的愿景(尽管是虚幻的)。

克里斯·肖尔(第6章)也研究了反腐斗争中的主要政治角色之一的意识领域:欧盟及其公务员制度。欧委会经常声称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欧洲”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了欧洲的超国家精神和更高的政治理想。肖尔通过对1999年从(在提交了一份证据确凿的指控舞弊、管理不善和任人唯亲的议会报告后)欧盟桑特委员会辞职不久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研,质疑了这些假设。他还问道:“自1999年以来,欧盟一直在努力进行自身改革。这种改革到底有多成功?”

卡罗尔·麦乐伦(第7章)也调查了另一处腐败已经变得极为普遍并制度化的地方:美国企业。她的研究挑战了一种假设,即企业腐败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变革后出现的新现象。与彼得和简·施耐德一样,她提出腐败比之前人们的想象更具系统性,而且腐败的普遍扩散同市场驱动下的价值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正是后两者维系了当代的资本主义。在评估了C.怀特·米尔斯、威廉·多姆霍夫和劳拉·纳德等人的工作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阶级和亲属关系网依然是理解腐败运作方式的决定性分析因素。

第三部分“日常腐败叙事与实践”回到了本书的第三个主要主题,即腐败在某些地区已经是一种叙事和象征系统。这些章节展示了腐败如何在这些地区传播并固定成某些典型谚语。人们试图通过这些谚语来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世界的意义。在这方面,腐败话语(如对政府丑闻或巫术的指责)不仅仅是功能强大的构建社会事实的工具,也为探索争端、具有争议的意义及社会关系结构打开了一扇窗。

在第8章,阿克希尔·古普塔以印度农村为例,展示了腐败叙事是如何制造关于“适当”与“不适当”道德行为的对立言论,又是如何使农村居民及官僚对政府状态加以想象。确实,在印度,腐败叙事在宪法及其能为并且不能为公民做什么这些问题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古普塔指出,仅仅依靠呼吁“透明化”和体制改革的反腐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实际(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工作才能改变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本身。

在第9章,多尔勒·德拉克通过腐败叙事来审视葡萄牙同欧盟的关系。她的研究探讨了处在欧洲最外围的人们是如何解释地方精英所创建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增大他们获得欧盟资金的机会。在讲述虚拟经济、用欧盟资金购买奢侈品以及因无法偿还欧盟补助款而自杀的农民这些故事中都能看到这种关系。

西恩·拉扎尔在第10章将研究扩展到周边地区。本章关注的是玻利维亚——一个据说腐败成风的国家。拉扎尔重点研究普通玻利维亚人如何看待并界定腐败。她指出腐败及其天生的对应物——市政工程(obras),是两个关键的话语内容,玻利维亚公民借用它们表达自己对领导人的期望。通过腐败感知与市政工程交付之间的相互作用,玻利维亚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集体性实体,一个特定社区的居民,同时也是“玻利维亚人”,因此先发制人地通过谣言和流言蜚语使领导人承担起责任。玻利维亚人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公益感,并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起做好事的义务。

最后是多萝西·路易丝·津恩博学周全的后记。她将腐败的人类学研究与早些时候关于庇护制与裙带关系的人类学争论联系到一起,反思了书中一些统一的主题(包括疏漏及错误之处)。这章最后呼吁我们在未来进行腐败的人类学研究时,要把阶级和性别恢复成关键的分析类别。

书摘

犯罪与腐败:两个模糊的概念

“犯罪”是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术语。一方面,它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或未完成法律规定必须完成的行为——一旦定罪,罪犯会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不公正、无意识或是有害的行为。法律并不能完全禁止这类败坏道德的犯罪行为。众所周知,有很多“犯罪行为”逃脱了法律制裁。同样,站在某些社会阶层的立场来看,有些人的违法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但他们仍然遭到起诉并被因此定罪。

“腐败”的概念也很尴尬地介于规定和道德之间。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强调的是它道德败坏、心术不正和歪曲事实的性质,让人想起见到一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变质腐烂时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根据既定法律法规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公共部门。对很多人而言,出于个人私利侵占公共资源或是背弃公信力是腐败的关键。约翰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构想,即腐败与价值规范子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有关。例如,当亲友关系渗透到公用事业或企业管理中时就容易产生腐败。

人类学家通常对不平等条件和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十分敏感。他们早就意识到,不论在哪个社会,集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人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或是其腐败行为被揭发的几率要小于其他弱势群体成员。这些人不仅可以在触犯法律后支配大量资源来为自己辩护(而且由于他们头顶受人尊敬的光环,在一开始便更有机会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此相反,社会底层人民则更有可能首当其冲被贴上有色标签。在道德和法律运动中,连他们的日常活动都被重新界定为腐败或是有罪的,就更别提是反抗了。然而,即便对边缘群体或烙印群体来说,犯罪与腐败的现实也超越了他们的社会建构(这关乎社会行为与社会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指控都可能存在偏见(有关罪责的话题总会遭到质疑)。但是,赦免那些弱小、被污名化或令人同情的群体成员的罪行和腐败行为,也是低估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

双城毁灭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

二战后,巴勒莫急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城市反而因此被毁。因为黑手党强行参与到房地产炒作与建设中,造成城市发展无人监管,投资不足并进一步脱离正轨,最终令人痛心地扭曲了巴勒莫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现代化转型因此被称之为城市的“浩劫(scempio)”或是“毁灭”。1957年到1963年是私人建设的鼎盛时期,而之后的70年代与80年代,重心逐渐转向市政工程。总的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反映了二战后西西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因为一方面,土地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农村地主——大庄园的所有者——把投资转移到了城市的房地产中。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扩大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因为在那里能找到政府公职。巴勒莫在1946年成为新设立的西西里岛自治区首府,人口从1951年的50.3万增长到1981年的70.9万,增加了41%。尽管1962年地方政府授权开展一项城市开发计划,但这并没能阻止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开始各种不受监管的建筑项目。他们都希望能从随之而来的房地产需求中获益。

一些极度令人不快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战后的建筑热潮。1943年遭盟军轰炸后,巴勒莫的旧市中心就被当时的政府所遗弃。巴勒莫是意大利南部损毁最为严重的城市,市内7万多间房屋被炸毁,近15万人流离失所,栖身拥挤的贫民窟、棚户区,甚至是洞穴中。市内的豪华宫殿受损极为严重。高贵的所有者们在等待土地革命的惶恐不安中也遗弃了它们,任由其屋顶漏水,水管破裂。破坏者从空荡荡的房子中搬走了所有的建筑装饰——雕像、立柱、喷泉,甚至连管道系统都没放过。空袭也影响到了旧市中心周边颇具人气的地方。那里的危险建筑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它们要么被拆除,要么用密集的长木条十字交叉加固。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开发出这些地方的其他用途。非洲和亚洲移民搬进了这些危楼(回廊与院子被改造成了停车场、堆放建筑材料和赃物的仓库,或是工匠们闹哄哄的工作室;各种空旷的地区沦为卖淫与毒品零售交易的场所)。

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于老城北面,即19世纪扩张后的新艺术区以北,然后扩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区。建筑热潮延伸至此,目光转向不规则的小块农田、荒废的果园、别墅以及小村落。贵族地主显然急切地希望能够将果园和大庄园出手。这加速了这一带由绿地变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的进程。与此同时,汽车的数量与郊区人口一同成倍增长,将曾经沉睡的乡村街道变成了拥堵的泥潭。

这还不是“毁灭”或浩劫最糟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历史中心的建筑继续遭受灾祸,被人无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最终它们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为兴建一个向纽约看齐的现代化闹市区腾出地方。政府出资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屋与包括多车道环城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诱使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允诺的燃气和供水管道铺设之前,在供电、交通设施与学校等其他配套服务建立之前就来到市郊进行投资。1968年发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场地震又一次袭击了这个老市区中心。政府随后出台的决定沿袭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更多果园被建成城区,在此基础上兴建大片公共住房,将市中心的居民迁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复他们权宜的居所。1951年这片区域有12.5万居民,而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到了4万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围广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层独立产权公寓和出租房拔地而起,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单调街区。与东欧同等规模城市那些在阳台上种满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出租房在今天看来破旧不堪,表面的水泥层剥落开裂,承重的铁条、护栏与金属装饰经历多年的侵蚀后锈迹斑斑。

回忆起自己经历中那种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场浩劫怪罪到了“时代”身上。鉴于战后巴勒莫的发展模式,购买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农民。他们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励,或靠在北欧的辛勤工作来此购房,梦想着能逃离“落后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想象着能得到进化(evoluto)或变得现代。宽松的信贷加上移居国外者的汇款也使他们能承担得起购房款。对当地政府的雇员来说,低成本的贷款是一项标准福利。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觉得,老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那些泛着铜锈的古董除外。当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唯一一座“摩天大楼”时,这些现代主义者都激动地跑去看它第一次点亮顶端的红灯。他们承认,现在回想起来布拉格式的风格也许会比纽约更适合巴勒莫。

但是指责风尚的力量——想要变得现代——也只能做到这些。建筑热潮的叙事更有可能指向腐败情节(intreccio)或是政治、经济与黑手党间利益的“纠结”。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家们之所以能在地方和区域选举中获胜,都有赖于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扎根在城市扩张区域中的成员,为其拉选票。这些地区的黑手党之前都是农民,现在一窝蜂地涌入与建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运输材料、浇注水泥、进行土地投机、为家人与朋友或是单纯为获利而建造住宅。他们与政客一道,在破坏巴勒莫战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建筑业和建材产业一道占据了巴莫勒经济中极大的一部分——70年代巴勒莫有33%的工业劳动力从事建筑相关行业,而米兰只有10%。从事这一行业的公司数量巨大,员工一般在25至30人左右,有的甚至更少。他们是巴勒莫“主要的财富源泉”。当国家拨款兴建公屋之后,建筑业在巴勒莫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1999年,市政厅为吸引投资而印制的光面宣传册显示,在巴勒莫商会注册的14201家公司中,有48.2%是建筑行业的公司,比所有其他制造业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同样切中主题的是,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有组织犯罪能够“有机渗透”这一行业。建筑业由许多分支行业(商业、公路、工业、管道、住房、纪念碑等)构成(可以分为公共工程和私人工程两部分,雇工鱼龙混杂,既有熟练工也有新手。就此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经济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

在这个领域,资本雄厚的建筑公司——美国、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德国、日本,仅举几例——在全世界进行投标。同样,建筑构件越来越倾向于组合式(能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建筑业是接地气的——为获得利润及当地承建商与分包商的承诺,它依赖当地建材以及地方政府对有关运输、公房、分区规划、合同投标、税收、信贷及金融等方面的法规的管理。除此之外,建筑业还依靠当地或迁入该地区的劳动力。这些形成了一个调解依恃主义关系的广大市场——业界代表及朋友将建筑工人与供应商的选票送给顺从他们的市级及区域政客,反过来,当他们违反了“迷宫般的规定”时,就有门路可找。在很多地方,有关有组织犯罪在近几十年来不断扩张以及最近一次试图对其进行清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市政当局转变建筑环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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