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与探索,人类学读书

当代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与探索

2011-06-16

当代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与探索

阮云星韩敏
本文为阮云星韩敏主编《政治人類学：亚洲田野与书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14）一书的导论。

　　本书是一部亚洲中青年学者基于亚洲田野调查的政治民族志文集，亦即第一部中日学者以政治人类学为题，提倡参与建构人类学的亚洲民族志与文化撰写反思文集。
　　
　　作为学科的政治人类学一般被认为确立于1940年代1，几十年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政治组织·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包括政治与国家起源论）到政治场域的过程、政治人等诸政治要素及其博弈，从政治符号·象征到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各种政治现象（包括现代国家社会中的政治事项，全球化过程中的族性、认同及共生等）以至文化批判和政治民族志撰写本身等等；其对象区域也从非洲、拉美、大洋洲的小型传统社会到亚洲、北美、欧洲以及全球的现代复合社会以至当代网络空间2。几十年来，政治人类学者们不但提供了诸多色彩纷呈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关于政治场域的社会事实，也在政治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3。然而，在“冷战”解构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政治格局再编、民族·民主·文化（宗教）政治重构之当今，被期待的不同视角并置、建构的政治人类学却仍处在散兵游勇之状态。
　　当此困局，我们拟通过编辑刊行《政治人类学：亚洲的田野与书写》一书，尝试回应时代对人类学的政治诠释的渴求。

一、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

　　世纪之交的“冷战”解构、世界经济增长板块飘移、全球化进程加速及其抵抗等等的世界结构变动要因，正推动着当今世界政经格局的再编。亚洲的政治现状在当今的世界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和地域政治社会）地壳变动的进程中举足轻重；“亚太世纪”的预言或许还应该从它的近现代（世界体系进程、全球化背景的）亚洲政治社会激变之射程中来解读和检讨。
　　我们注意到，政治亚洲的一大特征也许在于它的“三重面临”。即面临着所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进程、和这两者间以及这两者与本土文化间相悖以及紧张方面产生的“纠结沉浮”的进程。面对这样的亚洲社会，政治人类学的课题大约可概述为二：其一，提供亚洲急剧变迁的“纠结沉浮”进程中独特的“（政治）社会事实”之课题。即，研究并“深描”在上述“三重面临”过程中，当代亚洲政治场域的鲜活、独特的社会事实；其二，（田野与书写）反思关照下的、基于亚洲经验的生产性的理论建构之课题。即，在对当代亚洲政治场域的社会事实进行“深描”、提供民族志的学术实践中，自觉原有理论和研究框架与方法，并在直面丰富、独特的当代亚洲政治实践和新经验的过程中，提炼新的概念、判断和方法，对话既有理论和方法，进行（政治）人类学的生产性的理论建构。
　　本书的编者正是基于对以上课题的认同，提出了本书的宗旨。
　　下文引自从上述视角的中国问题之关照来诠释文集主题的一则编辑手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中国人类学建设面临学科基础规范建设和反思人类学学术重构的双重重责。本书的编辑与此吻合，略偏重于前者。编者以为，近代人类学建立以来，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和经典民族志文本撰写是人类学学科训练的基本功，也是学科的立足之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总体上看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学科意识、训练和基本建设有所加强，然而，由于此前的学科建设间断致使学科基础薄弱，学科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其问题之一，在于学科基本建设和训练的意识还不甚明确，与此相关，这种导向及园地提供的专业学术期刊也很少。鉴于这种情况，本论集在编辑过程中尤其强调人类学专业学者应身体力行，践行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撰写的学科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经典的学科基本建设和训练，如果缺少反思人类学的关照，也难以回应当代中国人类学建设内含的、承担现代社会质性研究的主力和先锋、以及对话当代世界人类学界的使命。为了增强这种意识和努力，本文集倡导撰写民族志与田野·书写反思的配套论文。”
　　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人类学：亚洲的田野与书写》文集，可以说是编辑初衷的展现。然而，文集在什么程度上体现、践行了参与建构的、回应政治亚洲课题的政治人类学的构想，最终还有赖于读者的明鉴和评判。

二本书的研究探索、编辑宗旨和基本框架
　　
　　本书从2005年初开始规划、编辑到出版经历了六个年头。在本书付梓之际，仅就文集作者和研究探索的背景、特点，编辑要旨、文集构成等问题作简要的交代。

　　本书的作者由中日中青年学者组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研究群体。其一是中国北京大学新近培养的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部分学者；其二是以日本民族学博物馆为据点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日中人类学者（包括参加该馆共同研究的学者）；其三是中国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者。主笔作者的年龄大都在三十岁至五十岁之间，男女比例为二比一；他们均在亚洲内外的著名学府接受过专业训练并都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六人还出版有相关的学术专著；他们来自亚洲（在中国供职者六人－除了上述北大、浙大团队成员外，彝族学者现属云南大学民族学研究团队，在日本供职者三人），也在亚洲各国从事（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分别考察讨论了与中国（汉族、傣族和彝族）、日本（日中学者学术共同体、边缘社群）、泰国（主流基层社会）及马来西亚（马来族、马来华人）的地方政治社会及文化相关的议题。这一作者群的突出特点是，全都具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经历、绝大多数掌握两门外语并有一定的国际学术界网络和全球视野，他们大多年富力强、思想敏锐、具有研究发展潜力，正在或行将在相关领域担当学科建设之中坚。按照编辑宗旨的要求，大部分作者提供了政治人类学民族志和田野书写反思的配套论文；多数论文从开始编辑到论文专辑刊行、直至文集付梓，在编辑和作者间进行了多次编辑、修改的往返，我们对诸位作者执着学术的长期支持和配合表示感谢！我们相信这是一本颇为洗练的当代亚洲政治民族志和田野与书写反思的配套论文的文集。

　　如上所述，编者认为当今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首先是研究并描述近代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变革中亚洲政治场域的社会事实；其二，以前者为依据进行反思性的理论建构和创新（本文集在这方面主要是整理出亚洲人类学者对当代亚洲政治场域研究的特点、尝试提出的有关概念和命题，以及这种学术实践的理论意义）。本书的编辑宗旨体现了以上的课题理解，为了有效梳理和体现文集的研究成果和特色，我们采用了以下3个基本框架，即 ①亚洲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②亚洲社会公共生活原野、③亚洲政治民族志的田野和书写反思。

首先，我们试图通过人类学?民族志的手法分析并描述亚洲近代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宗教、文化、族群、社会集团形态多元的亚洲，在20世纪以及21世纪初经历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政体和理念基础上的民族?国民国家构建、工业化、都市化和全球化的洗礼。中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区发生的近代化给传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带来了巨大冲击。例如在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的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理念变成了现实，被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并通过日常的生活实践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并在近代史上形成了另一个文化传统。”（韓敏,2009:1－15）同时，在国民国家以及国民文化构建的过程中，上述的亚洲国家也产生了民族概念、新的族群认同以及伴随着新的族群认同所产生的族群文化。亚洲的近代化以及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给亚洲社会原有的政治制度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并建立了怎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文化要素在国民国家和国民文化、地域文化、本土文化、族群文化的构建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和政治性？本书的第一部 “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 始终贯穿着上述的理论思考。

　　六位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和诠释了几个亚洲国家政治社会、政治文化及文化政治的晚近事项，并从中阐发有关生产性的理论讨论。其中有政治文化之人类学研究的新作。如，精细描述中国近世地域宗族形成及其政治文化风土，提起比较文明视角的“宗族风土论”假说的政治人类学深层文化结构分析的力作；又如，聚焦当代泰国民主政治的地方进程和张力，具体深入地诠释“本土公共性逻辑”的政治民族志；再如，诠释日本学术共同体（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班），评介日本人类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革命的表象与实践”研究的展开及理论建构的探索之作。此外，这其中还有文化政治分析的人类学研究探新之作。如，挑战解析被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遮蔽的文化政治之意涵，通过对马来西亚马来村落的田野体验素材的透视，精妙地揭示时间设置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政治性关联的作品；又如，两篇分别依据中国傣族孔雀舞、散居在日本本土的冲绳人的“诶咦撒”艺能之田野资料，透视民族国家、社会边缘群体的文艺表象建构，分析这种文化和政治认同及表达建构的曲折进程和复杂关系的探新之作等。

　　本书的第二个框架是亚洲社会公共生活原野。我们关注的是在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个人?家庭?地域的纠纷、调解和政治选举等不同的政治场域下，现代的法律制度、民主选举程序与传统的价值观、公共道德、公共性逻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中有哪些（地方）公共性原理。

　　本书的第三个理论框架是亚洲政治民族志的田野和书写反思，亦即亚洲的家乡人类学与海外民族志的田野和书写反思。执笔者一方面秉承人类学者以丰富生动的田野和书写经历的记录或回顾来补充民族志的传统，另一方面已能较为自觉地在这种回顾和反观中进行知识论、方法论思考。如家乡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团队田野等的概念和研究特点等是第三部的重点。

　　另外，我们在由三个基本框架整合的三部（前两部为政治民族志，第三部是田野与书写反思）以外，还安排了三篇总括性的文论。

　　其一是这篇导论（阮云星韩敏）。它是全书的总括；阐述我们对政治人类学及当代亚洲政治人类学课题的基本理解、编辑经纬、成果概览和本文集贡献、特色及意义的简析。

　　其二是政治人类学回顾和晚近中国政治人类学学术实践评介的论文（刘志军）。它重政治人类学源流的概观。这是作者近年参与一本人类学教材有关章节撰写的成果。作者在宏观地梳理了政治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脉络之后，着重对现代中国的政治人类学作了回顾和点评。他指出了中国的政治人类学从一开始的眼光向内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治与族群政治的自省学科逐步转向对广大农村社会继而包括都市社区等在内的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研究，并开始将眼光转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等地区的政治研究。

　　其三是民族志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的论文（阮云星）。它对田野与书写反思的背景及知识论、认识论意涵进行了考察和讨论。他通过对现代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的三种民族志撰写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相关后设理论的考察，透视社会科学面临的表述危机和反思进程的方法论内涵；提示民族志方法论的探讨裨益于当今人类学田野与书写反思的自觉。

三亚洲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

　　本书的第一部“亚洲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由五篇论文组成，主要关注亚洲有关国家特定社会文化与现代国家及全球化进程间的张力以及互动建构中的“政治”问题；前后两篇论文着力于政治文化的分析，中间的三篇论文则不同程度地尝试了文化政治的分析。

　　阮云星的论文《传统政治文化之风土：宗族的地域与心性》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提出了“宗族风土论”假说。他以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对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则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该文提示了广义的政治人类学理解的重要性，这种理解及其在历史人类学中展开政治人类学分析的实践，也是“深描”文化诠释论以来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作者认为，尤其以像中国政治文化这样的文明悠久繁复的诸亚洲复合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这种理解和实践的自觉尤为重要。

　　康敏作为在海外做田野调查的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类学者，通过马来西亚的马来人村落的田野调查，从日常来解读文化共同体的时间等的政治性。她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设置方式不仅对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还会不易察觉地影响人们的政治抉择。在马来西亚，不同的政党利用不同的时间设置来宣扬或巩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特定的人群中形成牢固的政治认同。因此，时间设置方式并非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遗留物，而是人们可以在其中表达、塑造或创造价值观、信仰及另一种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

从1981年开始就开始关注并研究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地区傣族文化的日本人类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成员长谷川清以他深邃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翔实的傣族孔雀舞的民族志。他在本书中的论文《民族表象与文化实践：以云南傣族孔雀舞为例》从文化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原本流行于傣族民间的，具有代表性的孔雀舞被塑造成傣族的民族象征之一，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这一代表傣族民族形象的孔雀舞又被商品化的过程。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寺田吉孝的《像榕树一样扎根：诶咦撒(Eisa)与散居在日本的冲绳人》论文，重点挖掘了居住在日本本岛的冲绳人的文化变迁过程及其通过艺术表演活动来建构离岛散居居民身份这一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聚焦于一种叫做“诶咦撒(Eisa)”的冲绳舞蹈表演形式,笔者探讨了冲绳少数群体在日本本岛的大阪开展这一表演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其如何通过参与诶咦撒表演活动来建构多重族群身份。作者指出了在冲绳人逐渐同化于日本文化﹑冲绳人的惯习和生活方式受歧视的背景下,选择哎咦撒作为其群体及社会表达的主要活动之意义，并通过本文描绘出年轻的冲绳人面对歧视时所做出的努力，及其将遭受污辱的艺术表演形式展现于公众空间的勇气。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韩敏的论文《“革命的实践与表象”的共同研究：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探索》，通过近年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梳理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并从研究的主体、研究对象、选题、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对话的角度，揭示了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特点、近年的变化及其原因。她指出，“革命”是诠释近代中国的最核心概念之一，它包括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949年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更是一个文化系统。革命产生了怎样的新话语和新制度？它们是如何被表象、实践的？新制度和话语与传统之间的变化和连续性是什么；在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现在，革命的记忆、诸制度是如何被重构的。通过使用田野调查、问卷式、文本分析、个人生活史等方法，21个研究个案为中国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三个崭新主题和框架:①宣传、话语、服饰、电影中的革命表象②革命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制度、文化?礼仪的重构③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下的革命记忆与社会转型。她的论文似乎也为过渡到本书的第二部作了一种恰好的衔接。

四亚洲社会公共生活原野

本书的第二部“亚洲社会的公共性逻辑”亦由五篇论文组成。前三篇为“家乡人类学”民族志，考察对象由（汉族、彝族）乡村进而入都市；后两篇为“海外人类学”民族志。我们以这样的逻辑结构来与本书的第三部相呼应。

　　阮云星、张婧的《“空巢村”老人会：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一文，依据当代民间文书资料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精细地复原了一个村庄老人会十多年自治成长的过程，分析了这个内源性自治组织成长的内外契机和实践的学理意义。本文提示，村庄次级自治组织的培育是村民自治、农村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生长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分群理论等新视角有助于老人会等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在场有助于村民等自治实践主体培育乡村自治组织的自觉和学科知识的增长。

　　中国彝族人类学者嘉日姆几在其《诉说、纠纷与价值：兼论法人类学研究中的候守法》的论文中，则通过分析彝族社会中几个“连续”发生的纠纷，对纠纷前后的“诉说”、“纠纷”、“第三者调解”等过程进行了描述，标划出人们处理纠纷的行为落入“价值”阴影的界限。作者认为，在纠纷的发生和解决过程中，从“诉说”到“纠纷”到“纠纷解决”的意义变化对应着从“个人要求”到“社会理想”到“公共道德”的道德诉求，人们引入“第三方”来解决纠纷是功能性需求的结果，人们的息诉行为落入价值判断的阴影也是自然发生的。

　　阮云星、赵照的《都市支持性社会组织奇迹揭秘：上海NPI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是一篇都市政治人类学新作。文章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的中国政府“接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之阶段，都市支持性社会组织“奇迹”的必然性。本文通过对上海“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的个案研究，揭示这一“奇迹”中的社会“需求”、政府“赋权”、都市“介质”等要因以及互动机制，提示对这一新型社会组织进行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刘朝辉的《族群政治的表达与逃遁的华侨民族主义》把人们带进了海外人类学的邻域。作者从社群主义（社群主义观 Communitarianism）的视角，通过分析1948年发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分离运动”，展现华侨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下发生转变的历史实践过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族主义对多元族群国家的解构和重组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文章认为，槟城华人的社群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948年的分离事件说明，民族国家以“公民权资格”作为工具来调整社群关系，如果携裹本土民族主义的意志，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群边界的强化。作为少数民族的族群常常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释放出地方性社群主义的认同意识，尽管其目的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体的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无疑会削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分离。

　　同为海外民族志的龚浩群的论文《给予与禁忌——一个泰国村庄选举实践的民族志》，则以一个泰国村庄的选举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公民代表如何与选民建立密切联系，以及地方头人如何在政党、政府部门与村庄之间、或者说国家与地方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从而造就发达的公共交往空间。国家试图通过法律约束候选人与选民的交往方式，这必然导致民间社会的抵制。本土的公共性逻辑的可贵之处在于，公民总是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来定义自己的公民身份；如作者所言，“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或虚构的场景，而是通过公民之间的交往投射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当中的具体存在”。此外，作者还提示了亚洲社会地方公共性逻辑的理论建构中知识分子的研究取向，她指出，“在将关于民主的普遍理解融入到本土实践方式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由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多样化的民主实践方式”。本文讨论的民主化的本土逻辑问题时亚洲政治人类学的共同课题。

五亚洲政治民族志的田野和书写反思

　　第三部“反思的田野与书写”由七篇论文组成，体现了本书的配套反思论文的特色。执笔者一方面秉承人类学者以丰富生动的田野和书写经历的记录或回顾来补充民族志的传统，另一方面已能较为自觉地在这种回顾和反观中进行知识论、方法论反思，不少作者提出方法论探索的心得和观点，有的作者还对有关方法论课题作出专题论述。

　　该部有三篇论文反思立足于家乡人类学的田野与书写实践（韩敏、寺田吉孝、阮云星等）；四篇论文反思从事海外民族志的田野与书写研究（刘朝辉、康敏、龚浩群、长谷川清）。又考虑到其中两篇的反思与讨论与文化政治学的取向有关（寺田吉孝、长谷川清），另一篇探讨的则是在“团队田野”中特别凸显的“文化互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方法论问题。因而我们采用了以下的相关逻辑关联的篇章排序安排。

　　韓敏的论文《家乡人类学者的实践与思考》是专题论述“家乡人类学”方法论的挑战之作。作者承接1990年代开始的亚洲“家乡人类学”的讨论，结合自己的“距离性”研究经历，以清晰的逻辑和通晓的叙说，雄辩地概论了由日本人类学者末成道男提出的家乡人类学概念的方法论特征和课题。她指出，研究自身社会和文化的家乡人类学与殖民扩张过程产生的古典人类学不同之处是，家乡人类学是在人类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反思中形成的。作为一个在日本接受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家乡人类学者，她以自己在日本的学术环境、生活经历和在中国田野的经验，说明了中日人类学者研究取向的异同。日本人类学注重学术兴趣，通过描述异文化，来建构理论框架；中国的家乡人类学则注重对自身社会的关注，而且国内学者比境外学者更注重研究的现实意义。她同时还以自己的学术经历，分析了一个家乡人类学者如何发现自身文化中的“他者”，并通过海外民族志的比较等过程克服对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洞察力和客观性等方面的问题。最后她强调家乡人类学者虽然面临着洞察力和客观性等问题，但家乡人类学的反省性的、反思的探索，以及它对研究对象社会发展的关注是家乡人类学的“王道”。探讨家乡人类学的以上特点有助于反思人类学的构建；家乡人类学者的困惑和反思，也是每个人类学者都面临的课题。

　　刘朝晖、龚浩群和康敏的田野与书写反思，可以作为一组海外人类学研究的反思文论来读。刘朝晖的《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与文本表述》一文，正面提起和讨论了海外人类学（异文化研究）——自近代人类学以来的欧美日的主流研究方式，但在中国新近才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展开——研究方法的当代反思问题。他以对自己田野和书写经历及探索的回顾性反思，图文并茂，具体、明晰地诠释了当代实验人类学中的“并置”（把田野和民族志文本中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并置”）和“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的主张。展示了中国中青年学者走向海外田野、对话当代国际方法论讨论的意愿和实力。

　　龚浩群的《怎样从田野中得出经验：泰国曲乡的调查经历》一文，侧重于田野反思。这篇人类学者“成年礼”经历的反思文章，以女性敏锐、细腻的感悟和笔触，把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徒，如何体验他人经验的曲折过程、以及在文化接触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和“改变”，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出来。此外，文论中论及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经验方面的内容，还有助于人们思考为何要实现民主化，必须正视本土的社会、道德观念与规范。

　　康敏和龚浩群一样，亦为北京大学海外人类学团队（高丙中倡导并领衔）之一员，她的《解魅“习以为常”：不寻常的马来西亚》一文同样精彩。这篇经由“时间的沉淀和经验的磨砺”的反思论文，更加突显了著者擅长抽象思维的特点；文中概括田野和文献研究进而定义“日常”之“常”的讨论、小结，以及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的重大意义，不仅是由于它的整体性视角、关注并参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理解异文化的好奇心，也有欣赏异文化的真诚态度和批判自我的勇气”等等见解，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部有两篇文章出自两位日本学者之手。若按上述“家乡人类学”和“海外人类学”（异文化研究）的分类，寺田吉孝的论文应属前者，长谷川清的论文可归入后者。我们将两者的论文衔接排列，视为一组，是因为他们的探索和反思都涉及到“文化研究”（文化政治学取向、视觉人类学的“心绪”记录与表达等），且持论挑战性颇强、或是方法论探讨颇为精微。

　　长谷川清的《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探索》一文正面论述了文化政治学等问题之前瞻性。他指出建国以来进行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对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八十年代后，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变成了为旅游业服务的文化资源。近年市场经济的扩大和渗透下，这个趋势越发增强着。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多样性对于成功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将根据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社会进行的田野考察，对关于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民族表象与文化政治学进行初步的探索。编者以为，广义的、参与建构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和理论及方法拓展的可能性，谅在于与当代文化研究（尤其如“文化政治”）的互动和融合。长谷川清正面提起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的研讨。

　　寺田吉孝的《如何录制艺能背后的思绪？以日本冲绳民乐团体纪录片为例》一文，通过笔者在大阪的冲绳人社区制作影视节目的经验,挖掘了影视节目在研究以及记录少数群体的艺术表演形式方面的潜力。从影片记录与表达的角度，在更加深层的心绪层面上对其“文化研究”色彩浓厚的民族志做了诠释性的补充。笔者认为,影视片并不是一个由导演﹑制片人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一个可以评论﹑批评，并有可能被改写的开放性的交流平台。该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影视人类学的艺能记录和展示，具体深入地探讨（政治、影视）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的对象建构等方法论问题。

　　末章是阮云星等的《团队田野“蒙太奇”：复数对象的结构与机制》论文。这是师生团队立足于家乡人类学实践的方法论反思之作。作者以在团队田野中更加突显的，多主体多视角（或曰主体·视角变换）的对象建构的经验素材为分析材料，对这其中的一般性的“文化互为主体性”建构的结构和机制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提起了方法论反思中经验层面与观念层面互动研究自觉的课题。

结语

编者相信，本文集将对参与建构的政治人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集编辑伊始就有明确的主题，一如其自始未更变的书名《政治人类学：亚洲的田野与书写》所示；但编者对主题内涵认识的深化和自觉，则是在五年的编辑过程中、在与诸位作者多次往返的文稿编辑、以及与国际学术界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4。从整体上说，以上的三部构成体现了本书的三大特色和它的学术意义。

　　其一，本书通过聚焦政治文化/文化政治（第一部）、亚洲社会的公共性（第二部）及田野与书写反思（第三部），描述了近代亚洲部分地区的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展示了现代亚洲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其二，本书提出或是进一步深入讨论了若干重要概念和研究视角。如，内源性自治资源和民主化的本土逻辑、作为文化体系的近代革命“新传统”、近代国民国家的民族生成与民族文化生成的关系、民族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关系、弱势族群艺术表演与建构多重族群身份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人类学中展开政治人类学分析的“深描”说、政治人类学拓展的文化政治路径，等等。这些重要概念和理论视角，不仅丰富了亚洲政治人类学的民族志，同时也为政治人类学提示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和理论框架。
　　其三，本书的方法论及反思探索。家乡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人文关怀和反思性的探索之“王道”）、（中国的）海外人类学、团队田野（其中凸显的双层面的“文化互为主体性”建构问题）以及人类学“心绪”研究与影视表现等的方法论讨论等，都体现了较强的探索创新的意识和努力。

　　我们相信这本亚洲政治人类学研究论著的问世，将向亚洲人类学以及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田野资料、问题意识和理论纬度。我们期望，这一初步的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反思性建构的亚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之田野和书写学术实践的繁荣，并将对其它地区的人类学的发展和构建产生一定的意义。
　　
2010年10月
谨识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

1 1940年的三部有关论著的出版（E.E.Evans-Pritchard,The Nuer.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Anuak ; M.Fortes, E.E.Evans-Pritchard,eds.,African Political System），被认为是该学科形成的标准。参见[法]G 巴兰迪尔Georges Balandier著，《政治人类学》，徐正光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1967]：10
2 参见，[英]特德 C.卢埃林(Ted C.Lewellen)，《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983]；[法]马克?阿伯勒(Marc Abeles)，《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黄雨生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98]：190-211。范可，2008，《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2期：56-65。董建辉，《政治人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3如，众所周知的“无国家社会”政治类型（M.Fortes, E.E.Evans-Pritchard 1940）；剧场国家（the theatre state）（Clifford Geertz 1980）等均属于政治人类学对国家类型－政治组织理论的独特贡献。再如，过程论范式（the processual paradigm）／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也来自政治人类学，它区别于社会学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evioralism和政治学的行为取向behavioral approach（以个体及动机为起点，强调抉择，以此推论行为的结构性限制的分析），是将个人置于规范的或存在间隙的社会组织的脉络中，分析政治行为与互动的（Bailey 1969）。前者参见，竹沢尚一郎「政治人類学」，[日]猪口孝ほか编『政治学事典』東京：弘文堂，2000：588-9；后者参见，范可，2008，前揭。
关于亚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也有相当的积累和见识。到了20世纪末，关于亚洲题材的名著也许可以首推里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Leach, Edmund Ronald 1964）和怀特的《新中国的官僚政治与反官僚主义运动》（Whyte, Martin King 1980）等；然而，若跨出学科导论性著述之评介、“政治人类学”用语明确标记之限定、以及英语著述之域界，我们还可枚举出不少重要的论著。仅以有关中日两国政治社会研究的相关著述言，如，早在1920年代就出版的卡尔普《南中国的村落（凤凰村）生活》（KulpⅡ，Daniel Harrison 1925）—该书第五章为“村政”，可以把“村政”放在全书的村落生活中阅读，理解一种“整体观”揭示的乡村政治。—，1940年代林耀华《金翼》（Lin Yueh-hwa 1947）—其中关于福州地区的军政关系、地方领袖以及土匪势力等的复杂生动地方政治的描写深入而精彩。—，1950年代杜尔《日本的都市生活》（Dore, Ronald 1958）—尤其其中的第九章（政治的态度）和第十二章（地域社会和国民社会）等，结合社区宗教生活、町内组织、劳动者意识及教育等日常社会政治生活，直接描述分析了战后日本都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状态。—，1960年代韩丁《翻身》（Hinton，William 1966），1980年代以来，如黄树民《林村的故事》（Huang Shu-min 1989），庄孔韶《银翅》（1995），王铭铭《社区历程》（1997），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Min Han 2002），潘宏立《現代東南中国の漢族社会》（2002），朱晓阳《罪过与惩罚》（2003），赵旭东《公正与正义》（2003），阮云星《中国的宗族与政治文化》（阮雲星 2005），兰林友《庙无寻处》（2007），陶庆《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2007）和龚浩群《禁忌与公民》（2009）—晚近第一部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政治民族志—等。我们的参与建构的政治人类学探索还需不断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话，认识这些成果的贡献和课题。

4本书如下论文《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阮云星）、《傣族孔雀舞：民族表象与文化实践》（长谷川清）《给予与禁忌——一个泰国村庄选举实践的民族志》（龚浩群）《革命的实践与表象”的共同研究：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探索》（韩敏）《艺能之思绪尽可录制吗？以日本冲绳民乐团体纪录片为例》（寺田吉孝）等皆发表过，在编入本论文集时已经征得出版社和作者的同意。

阮云星，男；浙江大学教授，京都大学法学博士。
1991-2004年留学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1998-2005年期间两度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习人类学；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受聘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现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亚洲政経学会、日本比较政治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影视人类学会会员。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
韩敏 (Han Min) hanmin@idc.minpaku.ac.jp 女，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
代表作《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China: A Response to Revolution and Reform》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5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1 (《回应革命与改革――晥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玉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等。
本文为阮云星韩敏主编《政治人類学：亚洲田野与书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14）一书的导论。

当代亚洲政治人类学的课题与探索
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团队田野“蒙太奇”：复数对象的结构与机制
阮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