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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的人类学情怀与国家之思

2005-06-05

jadeitexy

一般站友
威望:0 操作 发表于 2004-12-16.23: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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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老的人类学情怀与国家之思
—读《江村经济》之所思

  《江村经济》是费老学术生涯的一个浓缩,用人类学的观点看,它作为本土人类学家对本民族社会的研究,与库尔伯对潮汕凤凰村的研究以及林耀华的《金翼》等被共同视为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的一条分界线,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也为费老赢得了国际学术声誉。

  《江村经济》产生的年代于本世纪的30年代,正是英国功能学派大行其道的时候,作为当时国际人类学界的主流理论之一,功能学派对整个人类学的范式更新以及人类学基本实践方法论的确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类学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拉德克利夫-布朗1935年秋应燕京大学吴文藻教授的邀请访华以及费老远赴英伦求学。3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的北派深受英国功能主义的影响,主张将社会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微型社区研究。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就派遣了一大批学生到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汉族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江村经济》就是这一个时期的产物。
由于当时国内学术界与国外的交流频繁,也由于费老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评价,《江村经济》自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这本书的褒贬不一,不过总的来说,国际人类学界肯定了这本书的开创性作用,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所述“《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的内容包含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纵观费老在《江村经济》,其书中16章共贯穿了两个主题: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阐明了江村这一经济体系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其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从《江村经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费老一生中的学术脉络,虽然他师承马林诺夫斯基,但对马氏的功能主义观点却传承不多,而更多的接受了另外一位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从社会结构方面对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强调社会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社会整体的延持。这点在其著作《生育制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也因此受到潘光旦的一些批评,在费老晚年的文章《个人-群体-社会》,他反思了学术生涯中过分强调社会结构的不足,又部分回到了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注重个人心理需要的观点上。不过纵观费老的学术生涯,其有关人类学的观点一直没有超越功能主义学派两位大师的范围外,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建国后,中国人类学与国际学界交流的中断,即使70年代后期重新开放后,费老的注意力也开始转向了人类学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能性应用方面。

  《江村经济》可以算作是一部关于汉族农村地方经济的民族志,它所反映的是当时正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的中国农村的境况,其中仍然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作者敏锐的觉察到了中国农村经历深刻变革的根源,尤其是手工业衰落的直接原因—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并具体分析了国际市场对江村蚕丝业的影响,作者已经具有一种将地方民族志置入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派”的视角。在对农村的近距离观察中,费老发现了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收入过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村土地不足的根本途径,而恢复乡村工业是根本措施。他提出“通过引进先进科学生产技术和组织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江村经济”,或者称之为“技术下乡”,这一思想也可以被看成费老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提倡“发展小城镇”的历史渊源。

  费老也许没有想到他“无心插柳”的《江村经济》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成为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开山之作,他肯定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引起人类学界有关人类学者研究本民族是否存在“潜在认识论危机”的激烈争论。费老的同窗利奇在对《江村经济》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人类学本土化中无法回避的两个问题,即(1)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费老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对利奇的挑战进行了回应。对于第一个问题,费老强调对异文化的研究存在“进得去”的问题,而对本文化的研究也存在着“出得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调查的对象是谁,而在于能否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对于第二个问题,费老也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一个社区的研究不能说就反映了中国的情况,但可以通过多个社区的研究,逐渐接近事实。费老的第二点回应使我想到了格尔茨提倡通过“ ”比较不可比较的分析”,来达到”经验相近”(near-experience)”的过程。如利奇所言,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诸多认识论难题,中国社会不同于简单社会,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并且存有大量文献资料的文明社会。中国存在着清晰的“中心-边陲”的社会地域与阶层结构,其中大小传统区分明显并不断渗透。在这样一个复杂社会中,研究一个社区就宣称了解了整个中国无异于有些痴人说梦,但如果因此就放弃对中国社会整体规律认识的努力,也肯定有违费老这样致力于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人类学家的初衷。从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将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内部功能结构关系的整体来对其进行研究的整体方法直到功能学派时才确立,但整体观却是至人类学产生之始就已经存在。进化论将“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推动人类不断进化,形成不同进化序列的原因,传播学派认为人类的文化具有地域上的扩散性,人类文化起源于一个或多个中心,一直忽视人类文化共时性联系的历史学派也认为在一定的区域内人类的文化具有连续性,提出了区域连续性分析法,为研究更大范围的人类整体文化提供了可能,此后的新进化论学派学者虽然理论观点各异,但其提出的技术-生态-文化轴构成了人类具有同一性可能的基础,再往后的象征论者则倾向于把人类社会看成由象征符号构成的体系。以整体观来研究中国社会,虽然层次复杂、文化迥异,但其中必然存在着将其联系起来的纽带,也许这是我们能够通过对少数社区的研究来找寻将将各种不同文化形式联系起来的“文化纽带”的现实性基础。我想费老也看到了这一点,然后希望通过对不同社区的田野调查,来逐渐接近对中国社会的真实认识。在这一点上,功能论与象征论并重利奇显然是忽略了其恩师一直提倡的整体论观点。对于第一个问题,不可否认,即使费老没有写《江村经济》这本书,它也会成为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争论焦点。人类学从产生之起,由于受到西方启蒙思潮和科学理性思潮的影响,这个学科身上一直披着“科学”的外衣,从早期的进化论者到功能学派强调归纳法、反对演绎法,提倡通过参与观察法写出“真实客观”的民族志,人类学者一直把“真实客观”当成这一学科的金科玉律加以维护。我想利奇之所以对费老研究本土社会持异议的原因也在于他坚信一个人类学者如果从事本土社会的研究,则必然会受到其“本土价值观”的影响,利奇放不下的还是对“绝对客观”的追求。到了20世纪60年代,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了人类学的反思风潮。在福柯的影响下,人类学者开始不断省问自身话语体系,后现代人类学者开始注重对个人、自我与情感的“人观”研究,提倡将小社区研究与世界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相结合的新的“社区研究法”以及广泛采用民族志诗歌、小说及电影等新的表现手法,这时候也出现了新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人类学更加注重文化批评的理念而不是将其看成绝对真理。可以说,反思人类学产生的基础就是人类学者对本学科“部分真理”的认识。因此,我很赞同王铭铭的观点“人类学者,包括实验民族志人类学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在远方的求索不仅表现了西方文化近代以来对世界格局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途径。”从后现代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学既然无法达到“完全客观”,那么对本文化的研究的真实性未必就逊于对异文化的研究,只是异文化我们需要“进得去”,本民族文化我们需要的是“出得来”。通过认识论的“由熟转生”以及泛文化并置法,人类学家也具有成功研究本民族文化的方法论基础。利奇的评论虽然尖锐地指出了人类学本土化中不可回避的一个认识论障碍,但这有他与他所处时代的理论局限,这些原因使得利奇死守住传统人类学的观念,这从他对林耀华的《金翼》所使用的小说手法的否定中也可以看出来,然而时过境迁,费老对本土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形成了人类学回归本土的试验,用小说的手法撰写民族志也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时代在变,人类学也在变,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加体会到《江村经济》对人类学本土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作为创作于30年代的一部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也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上了中国的东三省,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大量商品的“入侵”对中国农村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而1935年冬,费老偕妻王同惠共赴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遇险,王同惠在援救费老的途中不幸身亡而费老本人也受了重伤。次年,费老出于休养的目的回乡,在家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收集了有关江村的第一手资料,在去伦敦的船上写成了这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王铭铭把费老的《江村经济》看成是对江村民众最普通生活的描述,是“日常江村”之思。从书中来看,《江村经济》反映的是这个村子中民众最平凡的生活,但考虑到作者的心境,我们很难说这仅仅是一种“日常江村”之思,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这样评价费老的写作动机“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费老作为功能学派的学者,在中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在失去至亲处于困境的时候,是很难有平和的心境去展开“日常江村之思”的。国家的需要,学者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使得费老很快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功能学派的理论,并采用了功能学派所倡导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开展社区研究,以期加深对中国的认识,因为“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费老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正是《江村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费老在创作《江村经济》的过程中既不希望形成宏大的理论,因此不愿意与利奇纠缠于抽象的方法论问题,他同样不愿意仅仅停留在对江村的一般描述上。他的努力是希望达成这样的目标“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从《江村经济》的背后,费老阐释了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之所系。

  费老一生著述甚丰,其代表作除了《江村经济》,还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与王同惠合著)等,在我看来,《江村经济》是最能够反映费老一生学术生涯的风雨历程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的背后,有费老对国家民族的深厚责任感,有其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良心,也有其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强烈的人文关怀。费老并不希望通过《江村经济》构建一个宏伟的理论,也没有想过这本书会成为人类学转向本土研究的标志性作品,其所想所思只不过是一个学者的普遍视角,其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仅仅是为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一个可能的解答方案。从人类学专业的角度来看,费老的《江村经济》对本土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是中国人类学为世界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他对利奇的回应说明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但好懂的人类学道理:不论是本文化还是异文化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对各种文化价值存有尊重之心。作为在人类学上有所追求的学人来说,费老的一句名言应该成为我们不断追求的境界,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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